凯旋门下朗读华工信件，中国人的一战贡献终于被记起

点击：  作者：董少东    来源： 北京日报纪事  发布时间:2018-11-14 12:42:39

 

  

11月11日，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一战结束100周年纪念活动上，一名华裔女生朗读了顾杏卿信件的节选。顾杏卿来自中国上海，是14万名赴欧华工中的一员，他曾著书讲述了中国劳工在一战中为英法军队做出的贡献。

 

可以说，这是迟到了100年的缅怀。巴黎和会上，中国并没有获得战胜国应得的尊重和权利，华工们的牺牲和作用更是被长期无视。一战百年之际，我们打捞出这段历史，还原那个远去的华工军团的面貌。

 

以工代兵

 

 

        在威海卫的劳工营，英国招工局对华工进行了筛选和简单的军事训练。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中国刚刚结束封建帝制三年，登上中华民国大总统之位的袁世凯，又在一步步地谋划着他的“皇帝梦”了。这个时候，如何处理和欧洲列强的关系就更加微妙而复杂起来。

 

袁世凯政府的做法是“谁都不得罪”，8月6日,中国继美国和一些欧洲小国之后宣布中立，准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置身事外了。

 

中国却根本没有置身事外的条件。

 

一战战场远在万里之外的欧洲，看上去和中国不会有什么联系。但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两大集团间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战争，各主要交战国都在中国占有租借地和势力范围，中国注定要被牵扯到一战之中。

 

和一战没有直接关系的日本跳出来趁火打劫。8月8日，日本舰队出现在胶州湾的海面上，他们向德国宣战，要攻打的却是德国在中国的租借地青岛。

 

战火马上烧到家门口，中国该如何应对？袁世凯的幕僚中有人提出，既然无法在战争中脱身，索性就加入战团，或许能减少侵害。

 

梁士诒就是极力主张中国参战的代表人物之一。

 

梁士诒是中华民国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先是投靠袁世凯，后又见信于皖系、奉系，一度控制北洋政府的交通、财政大权，被称为“二总统”，他还是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主要推手，在历史上多以负面角色出现。不过，在推动中国参加一战、从而获得战胜国身份这件事上，梁士诒发挥了积极作用。

 

看到日本兵发青岛，梁士诒向袁世凯建议:“趁今日本未动兵之前，密与英约……即日与德使磋商，刚柔兼施，一面派兵前往围守青岛，强彼交还，迅雷不及掩耳，使日本无所措手。青岛若下，日本又以后何说进兵，此不特防日本之侵略，且以杜将来之后患也。”

 

抢在日本动手前收回青岛，以绝日本之口，听上去似乎很有谋略，但真要实施起来，恐怕只是想当然。且不说德国会不会甘心把青岛交还中国，日本攻占青岛的计划已经箭在弦上，找个借口实在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

 

袁世凯没有听梁士诒的建议，“严守中立”，听任日本从德国手中抢去了青岛。

 

没能借一战爆发之机收回青岛，梁士诒等参战派并不死心。他们反复游说袁世凯正式参战，以战取利。

 

客观地说，一战确实是中国争取国际地位和国际权益的一次机会，但是在信奉“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国际社会，弱国无外交是个赤裸裸、冷冰冰的现实。同样与欧洲战场相隔万里，日本借一战之机趁火打劫，捞足了油水，中国却连最基本的合理要求都不能得。

 

既然想参战，首先要“站队”。一战本就无关正义与否，当时的中国和协约国、同盟国两方列强都称不上友好盟国，反倒是都有一本“血泪债”，选择哪一方，实际上是“押宝”哪一方会取得胜利，以便在战后能够分享一杯胜利果实。从一战的结果看，梁士诒等参战派的预判相当准确：“察看欧洲战争情形,条约国（协约国）必操胜算，不如乘此际加入联盟,一方面借英、俄、法之力以脱日本监视之厄，一方面缓和各方，得收从容布置之效。”

 

袁世凯也有所动，但探问了一下协约国主要国家的态度，马上按下了参战的念头。日本的极力反对是自然而然的，协约国在远东正有赖日本的协助,也不敢邀中国参战而得罪日本。

 

中国参战的想法被协约国拒绝了，但是他们并不拒绝中国提供私下里的支援。英国公使朱尔典就找到了梁士诒。当时香港的英军主力都被调回欧洲参战，防守空虚，朱尔典请中国方面帮助补充枪械。

 

这是一个与协约国拉近关系的机会，梁士诒马上安排人全力协助。不过，他很清楚，这样细微之处的支援并不足以构成协约国的一员：“力劝项城（袁世凯）参战，计已不行，即前者运械助英事，亦渺小，知非建奇功，将来于国际上恐难保持地位。”

 

正在梁士诒苦于“投靠”协约国无门之时，1915年，协约国主要成员法国的驻华公使康悌主动找上门来，与北洋政府秘密谈判中国劳工招募事宜。

 

招募华工赴欧参战的设想正中梁士诒下怀，两人一拍即合。

 

梁士诒认为：“中国财力兵备,不足以遣兵赴欧,如以工代兵,则中国可省海陆运输饷械之巨额费用,而参战工人反得列国所给工资,中国政府不费分文,可获战胜后之种种权利。”

 

1916年，正是欧洲战场打得热火朝天之时，一批批的中国劳工被输送到法国，他们建工事，挖战壕，修铁路，架桥梁……以中国人特有的勤劳坚忍从事着艰苦的战地后勤工作。中国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而北洋政府正式对德国宣战是在1917年8月，此前的两年时间，中国的政局光怪陆离，先是袁世凯称帝、护法运动，后有府院之争、张勋复辟……不过，杂陈的政治乱象并没有影响到以民间层面存在的“以工代兵”，赴欧华工一直没有中断。到中国宣布参战之后，“以工代兵”获得了国家层面的公开鼓励，这也是中国参加一战最主要的形式。

 

英、法招工团

 

法国向中国寻求劳动力的支援，实属情势所迫。

 

一战爆发已经两年，随着大批先进武器的发明和投入战场，这场战争的规模和惨烈程度史无前例。战场近乎屠场，数次大战役被称为“绞肉机”。仅在索姆河战役中，交战双方就死伤了130万人，其中英法两国损失近80万人。法国东北部是一战主战场，此时已近废墟。

 

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长期承受这样巨大的人员伤亡。法国的男性青壮年几乎都被征召入伍，送到前线，后方劳动力奇缺，工厂里大量的岗位不得不由妇女承担。随着战事的扩大，法国国内人口连提供兵源都已经捉襟见肘，繁重而危险的战争后勤工作无以为继。而战争进入胶着状态后，后勤就会成为决定胜负的砝码。

 

法国把寻找劳动力的目光投向了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中国。

 

法国驻华公使康悌同梁士诒几经磋商之后，于1915年6月9日向法国政府报告，中法可以就使用华工问题达成协议。当年年底，法国退役少校陶履德被委任为国防部代表，组织招工团招募中国工人。

 

陶履德招工团的团员都是法国军官及政府雇员，无一来自民间机构，他们招募华工是非常明确的政府行为。而中国北洋政府已经宣布中立，为避免得罪德国，不愿以政府形式出面。

 

梁士诒便与法国驻华公使康悌商定，中方设立民间机构惠民公司，由商人代政府负责，承揽招募华工事宜，法国国防部代表陶履德来华身份是“农学技师”。

 

1916年5月14日，法方由康悌全权担保，“农学技师”陶履德签字，中方则由惠民公司经理梁汝成签字，正式订立招工合同。三个月后，第一批约一千名中国劳工到达法国马赛港，法国当地报纸这样描述：“这些华工是通过仔细挑选而招来法国。他们大部分来自中国的北方。他们比安南人更加能忍受我们国家的气候。另外，医疗体检报告结果认为绝大部分的华工身体健壮，这对我们国家继续在那儿招工是一个好消息。”言语之中对华工的到来充满了期待。

 

相较之下，另一个华工的主要招募方英国，行动比法国要迟了一步，但效率要高得多。总计14万名赴欧华工中，法国招募了4万多名，英国招募达10万名。

 

威海档案馆保存着国内最丰富的一战华工史料，因为当年是英国租借地的威海卫正是最主要的华工赴欧起点。威海档案馆编研科科长董峰告诉记者，梁士诒和法国方面商谈“以工代兵”的时候，也曾找到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推销此计划。不过，这个设想被朱尔典称为“天方夜谭”，拒绝了。

 

英国是列强在华强取不平等权利的开创者，也是最大受益者，他们非常清楚中国“以工代兵”的用意，不会接受中国与之平起平坐。在朱尔典发回英国外交部的报告中这样写道：在我看来，中国新一代政治家致力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平等地位及在战后拥有发言权。如果这一目标不能保证，他们是不会同意其同胞驰援欧洲战场的。

 

不过，一战的惨烈现实很快让英国低下了傲慢的头颅。英国本土虽然不是战场，但作为最主要的参战国之一，英国的人员损失一点儿不比法国少。当战争打到1916年夏季时，英国处境相当危险，尤其索姆河一战，英军伤亡40万人，元气大伤。

 

法国刚刚与中国签订了招工合同，英国就援例为之。

 

法国在中国招募劳工的范围很大，招募点遍布河北、河南、山东、湖北、江苏等省份。英国则把劳工招募地主要集中在了山东。英国人显然比法国人更了解中国。

 

起初，英国准备把招工基地设在香港，但在比较了中国各地人口特点之后，改在了另一个租借地威海卫。以数十年对中国的侵略作为了解途径，英国人认为，中国北方人特别是山东人，身强体壮，吃苦耐劳，便于管理，而且山东的气候条件与欧洲类似，这里的人更容易适应欧洲。

 

英国也依照法国招工合同的条款，与北洋政府签订了类似内容和条件的合同，算是一种平等的用工合同，中国劳工的待遇也与英法两国工人平等——尽管这一点实际并未实现，但参加一战的中国劳工与此前被称为“猪仔”的出国劳工有了根本不同。

 

梁士诒还曾设想让这些华工在法国受教育,学技术,归国后成为有用之人,以振兴中国的实业。这也是当时一部分中国旅法人士的共识，如蔡元培、李石曾等人都对这批华工寄予了厚望。这当然只是一厢情愿，英法招募华工是用来充当战时廉价劳动力的，回国后的华工并未对中国社会产生什么重大影响。

 

在英、法与中国方面签订的招工合同中，都杜绝了“参战”之类的词语出现，甚至还有驻华公使出具保证，“不使华工参加战务”，但这只是双方默契的表面文章。华工赴法后，多被派往兵工厂，制造运输军需物资，还有更多的华工在战场上挖战壕、修工事，从事着工兵的任务。

 

这些自然都被战场对面的同盟国一方看在眼里。实际上，英、法刚开始大规模在华招募劳工，德、奥驻华公使就向北洋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指责其不守中立，暗助协约国。北洋政府一概以“华工不参与战务”作答，德、奥在欧洲战场上已经焦头烂额，对北洋政府这样“装糊涂”倒真是没什么办法。

 

廉价劳动力

 

 

远赴欧洲的大批华工在威海卫登船。

 

1917年的春天，江苏丹阳的青年农民朱桂生在街上看到一则广告：“带着至少5年的合同去法兰西吧！你的年收入将达到2000法郎，回来时你将成为大富翁。”这样充满诱惑力的标语，很轻易地打动了一无所有的朱桂生，他很快去报名点报了名。

 

19世纪初叶的中国尚未普及白话文，这则广告是数十年后朱桂生给后人讲述的回忆，具体原文已不可考，大意应该不会有很大偏差。朱桂生没有回来，他在一战之后留在了法国，娶妻生子。当然，几年辛劳而危险的战地劳工生涯，也并没有让他成为“大富翁”。

 

同样是1917年的春天，山东青岛的崔志卿站在威海卫码头的劳工队伍里，准备登船，远远地和码头外的妻儿挥手告别。

 

现在，崔志卿的孙子崔树新都已年过古稀。数年前，爱好写作的崔树新准备写一写家人的故事，却发现早已还原不出祖父在欧洲的这段经历。

 

14万华工绝大多数属于最底层的劳动者，没有什么文化，英、法对他们的文化水平也没什么要求，需要的仅是大量身体强壮、能够从事最原始的重体力劳动的“工蚁”。他们的一生平凡普通，默默无闻。14万华工作为一战中的一个特殊军团，举世共知，但他们当中的个体，却仿佛历史长河中一粒微尘，难以惹人注意。

 

很多华工，留在历史中的记录仅仅是招工合同上的一个名字，又有很多人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只在合同上按了一个手印。

 

合同的条文细致而复杂，英、法各自的合同虽不尽相同，但条件基本一致。比如法国的合同有28个条款，明确规定了华工的佣工年限、工作时间、工资待遇及死伤疾病医恤之费等等。华工们不一定都能读懂合同条款，他们有着最朴素的理解：到法兰西工作三到五年，包吃包住，每月能挣十多块大洋。

 

对当时的中国普通民众来说，十多块大洋的月收入极具吸引力。董峰告诉记者，按照当时的物价水平，一块大洋能买30斤上等大米，将近10斤猪肉。而当时那些体力劳动者的月收入，能有三四块大洋就已经很不错了。

 

董峰给记者展示了一份《大英威海卫政府招工局薪金表》。记者看到，华工的薪金实际上分为两部分，普通工人“在欧每日工价1佛朗（法郎，因华工主要在法国战线工作，工资统一由法郎结算），在华每月10银元。”在欧的“工价”直接给付华工本人，在华的部分则支付给华工家庭。按照当时的汇率，1银元相当于5法郎。以每周工作六天计算，普通华工每个月的总收入大约15块银元。普通华工之上，还有小工头、副工头、工头、正工头等几档，最高的华工管理者，在欧每日工价能达到5法郎，在华每月60银元。

 

崔树新记得，父辈曾回忆过，他的祖父在欧洲做工时，家里每个月能收到30块大洋，在当时算是相当丰厚的收入，足以保证一家老小衣食无忧。那是因为崔志卿此前一直在青岛的洋行里工作，外语熟练，他是作为翻译被招工的，处于华工收入的第二档——副翻译兼正工头。

 

贫苦的中国劳动者对这样的工资待遇趋之若鹜，报名者众多。他们并不知道，在英法两国眼中，他们不过是极为廉价的劳动力——欧洲战场上最底层的法国士兵，每天的薪金也有10法郎，相当于普通华工的三到四倍。

 

英国在威海卫设立了招工局，一批批从山东和其他省份招募的中国劳工集中到这里。在威海刘公岛对岸的合庆南山上，英国建起了一座可以容纳千人的简易劳工营。劳工们先要到这里进行筛选和培训。

 

筛选的标准非常简单，身体好，没有传染病即可。培训则是准军事化管理和简单的体能训练，包括编队、队列行进等。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英、法和北洋政府对外都宣称华工不涉及任何军务，但华工内部却实行了军队化的编制，合同中的“小工头”、“副工头”、“工头”等职务，在这里变成了班长、排长、连长，每个人管理的人数也和军队的班、排、连相同。更高的营长一般由工程司的外国人担任，中国翻译协助，相当于中方的营长。华工的领导层甚至拥有军衔，当时担任副翻译的崔志卿曾给后人回忆，他的职务是“上尉副通译”。

 

通过了筛选的华工，领到了统一发放的服装、餐具和洗漱用品，此外，每个人还有一个“铜镯子”，套在手腕上，直到三年或五年工期结束之后才能摘下。那是他们每个人的编号。每个中国劳动者的名字，自此之后就变成了一组阿拉伯数字——这是一种近乎于监狱的管理方式。

 

1916年11月15日，来自山东荣成的毕绪忠拿到了华工第00001号登记单，成为一战时期英国招募华工的第一人。1917年初朱桂生到达威海准备出发之时，他的编号已经到了27746。

 

威海卫是最主要的华工输出港口，但绝不仅限于此，天津、青岛乃至上海，都有大批的华工踏上了远赴欧洲的航程。

 

最初，劳工乘坐的轮船都经太平洋取道苏伊士运河，然后穿越地中海到达法国，但这条路线上危机四伏。德国对协约国发动了无限制潜艇战，任何协约国的轮船都可能成为攻击的目标。1917年2月，运送华工的法国轮船Athos号就遭到了德军潜艇的伏击，被一发鱼雷击中，船上的540名中国劳工不幸遇难。

 

随后，为了保证安全，华工运送路线改为绕道非洲好望角，或者横渡太平洋抵达加拿大，再从陆地横穿加拿大，越过大西洋到达法国。尽管躲过了德国潜艇的威胁，但这两条路线都大幅增加了行程，一般要走三个月以上。

 

在运送华工的轮船上，英、法两国并没有兑现合同中规定的饮食和住宿条件，所有的华工都被关在狭窄、封闭的船舱内，船舱毫不透气，湿热无比。漫长的行程加上恶劣的航行条件，很多华工都得了航海病，在缺乏医疗救治的情况下死去，尸体被直接丢到海里。究竟有多少华工葬身大海，永远无法考证。

 

最优秀的劳动者

 

 

清理战场的华工

 

当崔志卿、朱桂生们到达法国马赛港时，他们在海上漂浮了三个月的心终于落了地，这并不是幸福生活的开始，他们甚至来不及舒展疲惫不堪的身体，就立刻被送到了前线，在傲慢的欧洲白人眼里，他们只是一群健壮的廉价“工蚁”而已。

 

先后到达欧洲的14万多华工，其中有9.6万人被分配给英军，3.7万人由法国支配，另外还有1万余人则在美国赴欧远征军中服役。

 

按照最初约定，华工的工作是以工代兵，并不参战，但事实上华工的工作无不与战争相关。在工作安排上，法招华工多被安排到军工企业，受雇于法国的华工由法国军事当局负责。从布雷斯特到马赛，从里昂到敦刻尔克，不管是在国有兵工厂中还是在冶金、化工、建筑行业的私营企业中，都有华工的身影。编号“27746”的朱桂生就被送到拉罗谢尔附近从事战地服务，他最初在面粉厂工作，后来被安排运送粮食弹药。

 

在1917年8月中国向德国宣战以后，法国把中国劳工推向了最前线。他们虽不直接参与战斗，但要负责运送伤员，在战争的间隙去战场上搬运尸体。有的华工还向前线运送弹药，另一些人就留在了战壕中修缮掩体，维护机枪阵地。

 

而英招华工则几乎全部被投放到前线，挖掘战壕、修筑工事、野战救护、掘埋尸体、清扫地雷、筑路架桥、解运粮草、装卸给养……但凡战争所需，几乎无处不往、无所不为。另一些则替代了被派往法国的英国码头工人和运输工人，这样就使得英国工人能够回到英国从事他们的职业。但无论是在前线还是后方，华工从事的都是最艰苦、最繁重的工作。

 

一位叫张邦永的华工后来写过《华工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片断回忆》，文中讲述：有些地方与敌人战壕相距不过50码。我们站在敌人战壕前挖战壕，战壕挖好后，英兵才进来，所以我们实际是在最前线。这也是与威海卫时所订合同中“不作战”的话，是不相符的……

 

在欧洲战场上，华工们超强的适应能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给西方人留下深刻印象。威海档案馆曾几次赴欧收集一战华工史料，董峰告诉记者，他曾经看到一份1918年的英国陆军部报告：“中国劳工是所有外国劳工中最优秀的……大多数劳工都能熟练地工作或者说能很快掌握工作技能，而且他们一直都在铁路、兵工厂和坦克车间高效率地工作。”法国军队总司令福煦也曾在给法国总理的信中写道：“（华工）是非常好的劳工，他们可以成为最好的士兵，在炮弹的狂射之下他们能保持很好的姿态，毫不退缩。”

 

然而，华工的付出和回报是不成比例的，特别是在没有一个强大国家作为后盾的时代，他们只能是任人宰割的角色。比如原本合同中承诺的“包吃包住”，其实是要在华工的薪金中扣除的，于是，伙食费要扣、置装费要扣、医疗费要扣，收入最低、人数最多的普通华工，甚至有将近一半的薪金拿不到手中。1919年的英国议会会议备忘录也不得不承认：“华工比其他有色种族的劳工担当了更大的风险，但是他们甚至连几块小小的军功章也未能得到。”

 

对于中国劳工而言，繁重危险的工作和微薄的工资都可以忍受，难以忍受的是来自英法军队不公正的对待和歧视。

 

在协约国军方的眼里，华工是他们雇佣的苦力，没有什么尊严可言，军方所推崇的华工管理方式是：要凶要狠，不要吝惜暴力。

 

董峰告诉记者，法国人天性自由散漫，对华工的管理也相对宽松一些，但是也很有限，只是允许华工穿平民服装、进入咖啡馆和酒吧等。这些在英军的管理中是被绝对禁止的，理由是“防止华工逃跑”，法国些许的宽松还招致了英国的抗议，认为“加大了英军管理华工的难度”。

 

英军甚至禁止华工使用英国人的厕所。1917年，华工第13营的一名华工因为内急触犯了这项规定，遭到了英军的残酷殴打。这一下触怒了中国劳工。以山东人为主的华工中有不少会几手拳脚的“练家子”，他们冲上去与英军打成一团。这次冲突被英军用枪炮平息，华工的死伤情况没有记录，留下的结果只是英军认为“13”这个数字不吉利，遂把13营拆散，另编成第64营。

 

尽管遭受了各种不公正的待遇，但华工们仍然保持着勤劳朴实的本分，与协约国军队并肩作战。身处前线的华工们，不可避免地被裹挟入战阵。在1917年法国皮卡第的一场战斗中，德军冲入了英法阵地，修缮战壕的华工们不得不用铁锹、镐头与德军展开搏斗。当援军赶到时，大部分华工已经战死。

 

战地浪漫

 

一战的血腥和惨烈是空前的，战场上数以百万计的生命变成了炮灰。在一线搏杀的军队都是由各主要参战国的青壮年男性构成，伤亡人数让人震惊。根据法国政府的统计，一战之中，年龄在15至30岁的法国男子，每3个人便有1个死于战火。即便把法国男子年龄段的上限提高到49岁，死亡率也高达13.3%。对当时只有4000万人口的法国来说，这样的损失极为可怕，整个国家的主要劳动力人口大幅降低，男女比例严重失调。

 

也正是出于这样的现实，英法不得不从万里之外的中国紧急雇佣了14万青壮年男性劳工。如果一战在1918年底没有结束，这个数字还将继续增长。英法两国提出的招工计划超过了20万人，而北洋政府在战后则直接宣称派出了20万华工参战。

 

在男性奇缺的法国，东方男子与西方女性的爱情意外生长，算得上14万华工在欧洲战场上遭遇的惟一一抹浪漫。

 

1918年7月的一天，一位法国姑娘跑进华工服务中心，急切地恳请工作人员按照中国传统习惯为她保媒，她要嫁给华工中的一个“杨先生”。

 

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那时正在巴黎的基督教青年会华工服务中心担任干事。他本来在美国留学，一战爆发后自愿到法国参加战地服务，与为数众多的华工们相遇欧洲。蒋廷黻先后在里昂和勒克列索的兵工厂组织华工服务社，教授中国工人法文和中文，替他们写家信，寄钱回家。蒋廷黻接待了这个主动上门“提亲”的法国姑娘，他并不看好这样的跨国婚姻，就提醒她说，中法两国生活习惯很不一样，结婚后肯定有非常多的不方便，而且华工在合同到期后是要回中国的。

 

可那个法国姑娘非常坚决，表示自己愿意跟着“杨”到中国定居生活。她还说，如果失去这次机会，她可能就没有机会结婚了。即便嫁人，也可能嫁给一个法国人中莫名其妙的家伙，挣一点钱就喝酒，喝醉了回家打老婆。她和“杨”已经接触了一年多了，从没发现他喝酒，而且他身上有很多法国男人不具备的优点。

 

这是蒋廷黻曾经回忆的一段轶闻，“杨”的全称叫什么，现在已经找不到了，这段跨国爱情的结果也不得而知。不过，爱上华工的法国姑娘远远不止一个。

 

在当时的法国，青壮年男性大多被征召入伍，劳动力奇缺，以致很多女性不得不进入工厂，顶替男子的岗位。像司机、建筑工、搬运工这些重体力职业，也出现了大量的女性工人。在华工相对集中的机械厂、坦克厂这样的军工企业里，女工人数更多。她们随时都能与华工接触。

 

绝大多数华工在中国只是底层劳动者，但他们应募时经过了严格筛选，年龄在18到40岁之间，不但身强力壮，而且吃苦耐劳，再加上出色的学习和适应能力，华工很快成了工厂中的“第一流工人”。他们深受法国工厂和军队的欢迎，不论在后方的港口、车站、仓库，还是战地，只要看到起重机，几乎都是由华人操作，法国海军还声明，外国劳工只需要中国工人。不少法国女性也对华工产生了特殊的好感，她们发现，华工会把每月工资中的大部分节省下来，按时寄回家，余下的生活费也不会像法国男人那样去酒吧或咖啡馆里挥霍。中国人身上的质朴、坚毅和自制的东方生活方式，颇受法国女子青睐。

 

越来越多的法国女子希望嫁给中国工人。这一现象，一度成为中法两国政府高度关注的焦点。

 

1917年5月，一份来自勒阿弗尔的治安报告指出：当地部分法国人开始对华工极不友好，甚至聚众抗议当地华工。他们抱怨说：“如果法军继续伤亡的话，法国就没有男人了。因此，我们继续打仗还有什么意义？最终结果只会使中国人、阿拉伯人和西班牙人，娶走我们的妻子和女儿，并且迟早瓜分我们在前线为之献身的法国领土。”

 

法国内务总长鲍慕司甚至在媒体上发布通告说：“华工多数是家境贫寒的苦力……我们法国的妇女，为什么不嫁给那些凯旋的法国士兵，而偏偏打算与黄皮肤的苦力联姻呢？希望广大法国女子迅速觉醒。”

 

依照当时的法国法律：本国女子若嫁与外国男性，则自动失去法国国籍。因而，法国政府没有给一对法国女子和华工办理结婚手续。这时，来法国准备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之一、素有“民国第一外交家”之称的顾维钧发表了声明：中国政府可以代负相关责任。

 

江苏籍的华工张长松和他的法国妻子露易丝，就是在中国驻法大使馆完成了结婚登记手续。

 

张长松到法国后，先是做了8个月的码头工人，然后被派到战场上搬运尸体，后来因为身体素质出众，被一个军工厂招做锻工。张长松心灵手巧，头脑聪明，而且很快学会了一些法语，成了军工厂华工的一个核心人物。一次，他出面帮一位华工讨要漏算了的薪水，工厂的会计敷衍了事，不想理会。张长松一怒之下，揪着会计的领子去找总经理讨说法，吵闹声引来了众多围观者。这个高大、仗义、勇敢甚至有些莽撞的中国人，赢得了一位法国女工的芳心。她就是露易丝。

 

中国大使馆给两人颁发的结婚证书，并不能作为张长松继续留在法国的凭证，好在他很快得到了新的工作合同。1925年，法国的法律条文做出了修改，接受了法国女性和外国人的婚姻。已经育有一儿两女的张长松夫妇，在巴黎市政厅办理了第二次结婚手续。而在信奉天主教的妻子的要求下，第二年两个人又在一座天主教堂举行了第三次结婚仪式。

 

张长松与露易丝的结婚历程可谓一波三折，但终得正果。张长松也由此获得了法国国籍，从此定居在那里。

 

编号“27746”的朱桂生，也娶了一位名叫巴蒂斯特的法国姑娘，定居法国。2002年3月5日，朱桂生与世长辞，享年106岁，是最后一位辞世的一战华工。

 

据战后统计，大约有3000名华工因与法国妇女结婚，或者得到了新的雇佣合同而留在了法国，成为中法关系史上第一批移居法国的中国人。

 

劳工神圣

 

 

1918年11月11日，德国投降，4年零3个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宣告结束。

 

中国北洋政府在1917年8月与德国断交宣战，公开加入了协约国一方，此时也终于成了战胜国的一员。值得一提的是，北洋政府向德国宣战与华工有着直接关系。1917年2月，德国潜艇击沉了运送华工的法国轮船Athos号，540名中国劳工葬身大海。这成了北洋政府公开对德宣战的直接肇因。

 

宣战之后，当时执政的段祺瑞政府曾表示，愿意派出50万中国军队赴欧洲对同盟国作战。这纯粹是做做姿态而已，以当时中国的国力和纷乱的政局，派出大军远征欧洲无异于痴人说梦。英法等国自然心知肚明，并没有接受段祺瑞的提议，派军一事不了了之。

 

中国参与一战的只有14万中国劳工。

 

一战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北大校长蔡元培发表演说，高呼：“劳工神圣！劳工万岁！”英国殖民大臣特别致电威海卫租借地行政长官骆克哈特，表示向威海人民祝贺，并感谢华工军团对战争所做出的贡献。

 

但是，没等大家缓过劲来，时局的发展就把中国这个战胜国的美梦击碎。在1919年1月的巴黎和会上，中国并没有获得战胜国应得的尊重和权利。

 

中国代表团是带着举国上下的热切期望进入巴黎和会的。这个国家已经太久没有品尝过战胜国的滋味了，满以为这次胜利，能够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在国际上扬眉吐气一把。中国代表团提出废弃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等七项条件，后来又提出取消“二十一条”，以及要求收回大战时被日本乘机夺去的德国在山东的权利等要求。与列强争抢分赃不同，中国所求不过是收回本属于自己的领土和权益，但这些要求却被列强否决。列强甚至指责中国没有资格作为战胜国，因为中国“未出一兵，宣而不战”。中国代表最有力的反驳依据只有参战的华工：“欧战时在战线中之华工二十万人，掘战壕，搬炮弹，制枪子，无论后方前线，华工均奋勇当先。中国何负于协约?”

 

巴黎和会上屈辱的一幕幕传回国内，群情激愤的学生走上街头，爆发了改变日后中国命运的“五四运动”。

 

1919年6月27日，《凡尔赛条约》正式签字的前一天，留在巴黎的华工和中国留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一个奇特的包裹邮寄到了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陆徵祥手中，他打开一看，发现里面竟然是一把手枪和一张字条，字条上写着：苟签名承诺日本之要求，请即以此枪自裁，否则吾辈必置尔于死地！寄出手枪与字条的，正是当时尚在法国的中国劳工——山东省莱芜县牛泉镇上裕村村农民，编号97237的毕粹德。

 

中国代表团最终没有出席最后一天的巴黎和会，拒绝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但列强们置若罔闻，中国在他们眼中只是“一个地理名词”，一盘等待重新分割的肉。德国战败了，交出青岛和在华特权，日本是战胜国的一员，将这些尽收囊中。

 

14万华工两年多的血汗和牺牲，并没有换来应得的公正。

 

一战结束之后，华工对英、法两国没有什么使用价值了，开始被陆续遣送回国。到1921年最后一批华工登船，总共有11万多名华工回到了祖国。

 

关于华工在一战中的伤亡数字，直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定论，英法对华工的死亡并不在意，从没有认真统计。一战结束后，法国政府统计留法华工大约为3000余人，数年后又把这个数字扩大到了1万余人。即便照此判断，牺牲或者病亡在欧洲的华工也在万人左右。死难华工中有名有姓者只有1874名，埋葬在法国、比利时的69个公墓中。

 

从1925年开始，旅法华工总会数次呈文法国政府，要求为法国捐躯的华工建立特别墓地、竖立华工纪念碑、抚恤死难者家属、拨款华人子弟教育等，但均未获得回音。直到1988年，在纪念一战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法国政府终于公布有关华工的文献，尘封数十年的华工为法国捐躯的历史方重见天日。

 

在巴黎华工聚居地的街口建筑物墙上，法国政府镶嵌上了纪念华工的铜牌，上面用中文和法文刻着：“公元1916-1918年，14万华工曾在法国参与联军抗战工作，有近万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生命。”

 

在法国索姆省一个名叫博朗古的小村庄，埋葬着14位“献出了宝贵生命”的华工。他们的墓碑是1920年同乡回国前所立，上面刻着“永垂不朽”、“勇往直前”、“鞠躬尽瘁”、“虽死犹生”的中文字样。有的墓碑上刻有名字，有的则只是一串数字——墓主人当华工时的编号。

 

他们的墓碑朝向东方，他们永远回不去的祖国的方向。

 

 

 

2018年9月21日，一战华工雕像在巴黎里昂火车站落成

图片由威海市档案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