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关心群众疾苦反对用官僚主义态度对待群众来信

1951年4月底，秘书室把当年头三个月各种群众来信的情况汇总，给毛主席打了一个关于处理群众来信的报告。主席很快就对报告做出批示。这个批示现在在党史新闻网和毛主席文稿中都能查到，兹录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市委，地委，县委;各大行政区，各省市区，各专区，各县人民政府的党组，并告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的党组：

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如果人民来信很多，本人处理困难，应设立适当人数的专门机关或专门的人，处理这些信件。如果来信不多，本人或秘书能够处理，则不要另设专人。下面是专门处理人民给我来信的秘书室关于处理今年头三个月信件工作的报告，发给你们参考，我认为这个报告的观点是正确的。

这封批示是1951 年 5 月 16 日作出的，15 年后的 5 月 16 日，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即著名的“五一六通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这份批示和“五一六通知”之间存在着逻辑联系，它与群众路线和党的干部腐败变质问题有关。这是后话。

毛主席对党的干部，无论级别如何，无论远近如何，都总是严格要求的，对他最信任的人也不例外。就在以上批示作出后仅三个多月，田家英就因为处理群众来信不及时，受到主席一次严厉的批评。1951 年 8 月北京石景山发电厂的一个书记，反映工人工资比较低，工资没调整，物价又上涨，所以工人生活很困难。那信开始是我接手处理的，我整理后给了田家英，但不知什么原因，他没交到主席那里，可能是因为当时这样的信太多，他见怪不怪了，所以不大重视。恰巧不久林老去石景山，看到了工人的实际困难，还听工人们说他们给毛主席写过信反映情况。林老回来后就到主席那里说起这信的事来，主席听说工人有信给他就查问，一查果然有。田家英赶紧拿了送去。主席看到有信来却不给他就很生气，批评田家英说，你的工作就是向我反映工人、农民的情况，这么重要的反映工人生活困难的信，你压了那么久不送给我看，这是个对工人的感情问题，是立场的问题。

工人的疾苦，就是党的最大的问题，我们党是干什么的，就是给老百姓解决问题的，怎么能掉以轻心呢?你是不是不想干了，不想干了你就打报告，我再找人……。主席的这个批评应该说是很严厉的，田家英当时就吃不消了。我没有在场，田家英也没跟我们全讲，我听他跟别人讲了几句，知道主席批评得很厉害。彭达彰安慰他说，信是我管，我没尽到责任。

田家英后来喝闷酒发牢骚，抱怨说，我事情这么多，这么忙，主席也不体谅我，这么一件小事，就这么批评我？！那时候，田家英对我很信任，他在酒中不知道自己发过什么牢骚，酒醒后就问我。我安慰他说，干嘛发牢骚呢？主席批评你，那是爱护你，这件事我们也都有责任，你把主席的批评赶紧跟大家传达一下，让大家也警惕不要犯同样的错误。他说，对，对，对!田家英才气过人，酒醒后说出的大道理，比我们都好。后来他也向主席写了检讨，说了“主席的批评是对我们工作很大的推动”之类的一番话。

后来毛主席给那个支部书记写了信，表扬他关心工人，告诉他中央马上想办法解决，而且是整个北京市的工人，全国的工人问题，都要解决。后来彭真他们一起，把石景山钢铁厂工人的工资提高了，我们再下去听反映，无论是支部书记还是工人，都非常满意。

毛主席从群众来信洞悉存在干部腐化变质问题并保持高度警惕

  城市工人失业、对农民征购太重，都是影响全国稳定的大问题，都在毛主席的亲自指示下解决了。但群众来信反映的问题远不止这些，而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有群众来信揭发他们那里有什么干部贪污腐化、大吃大喝、欺压群众，还有群众来信反映说，有干部让群众给他盖房子却不给工钱，还有的干部强占群众的土地。此外，还有军内高级领导干部的家属来信甚至来访，反映她们的遭遇。

有一次，八九个部队高级将领的夫人，也不知道她们是怎样串联到一起的，要求见主席，告她们的丈夫进城后生活腐化变质，看不惯她们了，想找年轻美貌的姑娘另结新欢，变成“陈世美”、“牛金星”、“刘宗敏”了；还有哪个首长离了，娶了新娘子；哪个首长暗中有好几个小老婆；哪个高级干部嫌自己评到的级别低了，不满意，不学习，不求上进，整天喝酒，骂骂咧咧，还摔盆子打碗；还有哪个高级干部怎么样要部下弄钱、享受，占好房子、大房子。诸如此类。甚至也有反映中央常委、政治局委员情况的。总之，很多党和军队的高级首长，早已忘掉了主席的“两个务必”、“进城赶考”、“不当李自成”、“不做刘宗敏”的警告了。

 这些夫人都是老革命、老资格，我叫她们老大姐，其实她们当时的年龄也就四、五十岁，不是真的老了。她们都告到主席这里来了，说明各家情况是相当的厉害了。她们事先拟好了一份名单，我请她们交给我，她们不同意，非要亲自见毛主席!我向杨尚昆报告，请他见见这些老大姐。

 杨尚昆圆滑老练，知道那些老大姐他一个也不敢得罪，得罪了就等于得罪她们的丈夫了。出来就要听，听了就要汇报，不汇报就是欺骗主席。汇报了，主席批评了那些将军、首长，就等于还是得罪了那些将军、首长，也还是得罪这些老大姐。反正里外得罪人，他干脆不见。 

老大姐们原以为我是收发室传达，我细心耐心、苦口婆心跟她们讲清楚，我就是专门负责接访的，有什么事跟我说是可以的，我去汇报。我进进出出好多次，不断进去报告，她们却还是不但见不到中办领导，更不用说指望毛主席知道她们来了。终于她们明白过来了，说我们来了见不到主席，也不能白来一趟，总这样跑来跑去也不是办法。我们也不想为难你，见不到毛主席的话，你拿笔来，好好帮我们记下来。我说，好，好!她们原本不想跟我说的事，这时也都慢慢跟我说了。我就一个字一个字，很认真地记录下来。完了，她们千叮咛万嘱咐：“小同志，这事不能给别人说，信也不能给别人看，我们相信你，你一定要向毛主席汇报啊!我们看你是毛主席的好干部啊。”我说：“好，好，我去整理整理，打成文件，一定及时跟主席汇报。”

我真是认真去整理了。我给主席的报告不能写得太具体，都是概括性的东西，但是人名都写上了。主席很认真地看了我的报告，一个名字划一杠，一个名字划一杠，然后批示了很长一段话，最后说请刘、周几个人阅，请罗荣恒同志处理，处理完了将结果报告给他。罗荣桓怎样处理的，我不知道，因为这个处理不经过我们秘书室，是罗荣桓直接跟主席报告的。但因为是我写的报告，我很关心这事，我注意到，从报纸上面再也看不到一些人的名字了，出席国庆招待会时，也看不到这些人了。

估计罗荣桓处理得很严肃，罗荣桓是个很正派的人。这是进城后不久的事。1954 年高岗事发，后来说高岗怎样腐败，我就联想到这些老大姐告状的事。党内不只一个高岗啊，“高岗”太多了，情况都跟高岗差不多。

这类问题即使有的看上去没有什么大不了，其实都是很严重的，因为它们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活、干部的变质和党的形象。这类问题，凡涉及到高级干部的，我们都不写进综合报告里，要作专题报告。主席则对这类报告特别重视，有的批示叫大区的书记去查，有的就让中央有关部门直接查，像老大姐们反映的军队高级干部的问题，就是叫罗荣桓开专门会议解决的。还有的甚至叫董老(董必武)亲自过问。

 我从主席这些批示中能感到，主席从那时开始就非常重视防范干部特殊化问题了。由于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问题出得很多了，1951 年底，毛主席决定发起一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运动中，主席想要杀掉刘青山、张子善两个人。对毛主席的这个决定很多人当时是意见很大的，我记得华北局里面就有人说，这两个干部功劳很大，不要杀吧，要杀也顶多杀一个；有的说，他们的钱也都没用，还在那儿，拿回来就算了；还有的说，革命革了一辈子，翻雪山过草地，长征都没死，革命成功了，倒让自己人给枪毙了，杀了他们会让老干部心寒；连黄敬和其他一些很大的干部都给这两人说好话了，说毛主席自己在延安整风时说过一个都不杀的，希望毛主席刀下留人。

好像只有刘澜涛、薄一波等少数人是主杀派，支持主席。我听李银桥说，毛主席一晚上都没睡好觉，翻来覆去想，杀还是不杀，最后下决心要杀，毛主席还说过这么一句话：“唉!他们也算是为革命最后做个贡献吧! ” 主席这样做，有点像三国时曹操向监粮官王垕借其项上人头一样，迫不得已。当然，曹操是杀了无辜的王垕，而毛主席杀刘青山、张子善是因为他们贪污腐化证据确凿。二者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凡是当时涉及到高级干部的专题报告文件，现在也应该都没有丢，它们是主席批过的，谁敢丢？除非故意销毁!如果能把这些报告和主席的批语都公开，那是能让人民更多了解建国以后党内干部，尤其高级干部腐化变质的过程和严重程度的，也能使更多的人对后来毛主席为什么要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多一份了解和理解。但是，现在出版的主席建国以来文稿就完全没有主席的有关批示，更不用说原始报告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