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2月1日，印度在联合国大会上反对美国干涉朝鲜问题的决议。这一行动获得了中国的好感。但是就在第二天，即2月2日，印度政府便决定接管位于“麦克马洪线”以南但仍是中国西藏地方政府的一个重要政教中心的达旺。中国政府当时由于讯息不灵和无暇西顾，没有就此事提出抗议，印度便认为这是他们采取上述政策和策略所取得的一项“胜利”。在中印关系恶化之前，尼赫鲁在处理与中国关系上就存在着一种友好的不和谐。尼赫鲁执著地追求他的“大印度联邦”梦想，致使中印自建交之日起，就已埋下了未来冲突的种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饱受帝国主义蹂躏、欺辱的西藏各阶层人民，急切盼望西藏的解放。就在新中国成立的当天,西藏黄教两大教主之一的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声鼓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班禅谨代表全藏人民，向钧座致无尚崇高之敬意，并矢拥护爱戴之忱。”

印度政府企图阻挠解放军入藏

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决定进军西藏、完成祖国大陆统一时，印度仍死抱住要使西藏变成“缓冲国”的战略意图不放，企图唆使西藏独立。印度驻拉萨代表理查森极力怂恿西藏当局加紧军事部署，以抵抗解放军进军西藏。理査森派遣其驻拉萨的英籍报务官员福特等，携带电台赴昌都前线，以便帮助藏军与西藏各地的英国电台建立联系。理査森还煽动西藏噶厦政府“不能坐喊西藏独立，应向联合国致信呼吁'噶厦政府以为有印度政府做后盾，便起草了《西藏独立宣言》，由理查森亲自修改定稿，并译成英文本，决定派刚刚经印度返回拉萨的达赖的二哥嘉洛顿珠和孜本（审计官）夏格巴去联合国呼吁，请求支持。

1950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即要求西藏地方当局派代表到北京商谈西藏和平解放问题。但西藏地方当局对中央的要求不仅置若罔闻，而且还在理査森的怂恿下，于当月组成“亲善使团”，计划分别派往美、英、印、尼泊尔四国活动，谋求国际对其“独立”的支持。使团还携带书信，信中称“共产党已占领内地多数省，业已临近藏界，请求四国指导我们如何作战，并希望派来一批有技术专长的人员，借贷一批美元，对实现西藏独立、加人联合国组织给予支持……”英国和美国的通讯社报道了这一消息。

对中外反动势力的分裂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于1月20日发表谈话，阐明了中国政府维护团结统一的严正立场。谈话指出，西藏地方政府代表来北京进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这样的代表将受到接待，如果拉萨当局背叛祖国，向外国派出“亲善使团”中央人民政府将不能容忍任何接待“亲善便团”的国家，将被认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抱敌意。

1950年3月4日，解放军召开进军西藏誓师大会，正式拉开了解放西藏的序幕。

印度此时又模仿英国殖民者的做法，表示愿意充当“诚实的掮客”，建议中国、西藏、印度举行三方会谈，讨论西藏问题。1950年8月26日，印度照会中国外交部说：“印度政府诚挚地希望，即将举行的协商，将使西蔵关于在中国的主权范围内自治的合法要求得到和谐的调整。印度政府没有为本身或者为它的国民在西藏求得新的特权地位的愿望。印度政府所关心的是，印度的那些从惯例和协定中产生出来的权利，而这些又是在具有密切的文化和商业关系的邻邦之间自然的权利，应当继续下去，同时，印度和西藏之间已经被承认的边界，应当继续不受侵犯。”印度政府的这一照会，清楚地表明了印度在西藏问题上的态度，即印度在西藏不谋求新的特权，但要维持旧有的特权，并暗含着要中国承认英印政府与西藏达成的秘密交易的合法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中国政府当时对英国在西藏享有的特权和英印与西藏地方政府的秘密交易并不清楚，但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绝不上英帝国主义过去曾经搞过的，现在印度重新搬出来的所谓“三方会谈”的賊船。中国政府当即明确表示：西藏地方代表只能来北京商谈，不能在中央以外以国家代表的资格会谈。中国政府还限期要西藏地方代表团于9月20日前抵达北京。

解放军发动昌都战役，印度以联合国席位相要挟

昌都战役于10月6日发动，24日结束，历时18天。经过大小战斗20余次，全歼昌都藏军总部及第三、七、八、十等6个代本全部和第二、四、六代本之大部，并争取第九代本起义，共计歼敌5700余人，占当时藏军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俘虏文武官员18名，英印特务福特等4名，干净利索地完成了毛主席交给的任务。

此时，昌都战役尚未结束，印度政府就给中国政府送交了一份备忘录。备忘录称：中国在西藏的军事行动将会使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因此而削弱，使中国参加联合国更加困难。印度政府企图以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为筹码，要挟中国停止在昌都地区的军事行动。10月26曰，印度外交秘书梅农约见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政务参赞申健时称，中国进入西藏的消息如为事实，印度政府深感遗憾，并向申健递交了印度政府关于西藏问题致中国政府照会的副本。

申健回答得既坚决又得体，他说：在印度报紙上时常看到的中国“侵略”西藏的字样，在印度政府照会上也使用了，这样的用法是不对的。中国军队进人中国的领土西藏是不能叫侵略的，正如印度政府的军队进人孟买不能叫侵略一样。梅农说，印度仍希望中国用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申健表示，中国政府始终愿用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军队不能进人西藏。

10月28日，当毛泽东看到申健的谈话纪要，甚为喜悦。但按毛泽东的一贯作风，似乎还不够干脆，便批示说：“申健答得很正确，态度还应强硬一点，应说中国军队是必须到达西藏一切应到的地方，无论西藏政府愿意谈判与否及谈判结果如何，任何外国对此无置喙的余地。”

中国政府态度如此坚决和强硬，这是印度政府没有估计到的。其再次照会中国政府，并以阻止西藏代表团赴京谈判相要挟。照会中说：“除非中国政府命令他们的部队停止向西藏推进，否则印度政府不会再劝告西藏代表团前往北京了。”与此同时，印度政府研究了以武力干涉人民解放军进藏的可能性。1950年10月至11月间，印度政府专门召开的有外交部、军方和情报局负责人参加的一次会议，讨论了究竟应当给予西藏政府多大支持，使其保持独立。

副总理萨达尔•巴拉瓦巴依·帕特尔赞成对西藏进行军事干涉。他的意见得到一些阁员和外交部的支持。但是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认为，印度出兵阻止中国人的行动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当与会人员向陆军参谋长恰里阿帕将军征求派兵入藏的可能性时，他直言相告：由于巴基斯坦前线的压力和国内教派所造成的麻烦，他根本抽不出军队；如果一定要抽的话，也不过只有一个营的兵力。这无疑向那些主张出兵干涉中国进军西藏的人当头泼了一盆冷水。

此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装备很差的情况下，挫败了麦克阿瑟于1950年11月下旬在朝鲜发动的攻势，杜鲁门狗急跳墙，宣称为了对付中国，不排除使用原子弹。种种情况使尼赫鲁开始意识到，中国这个敢于挑战美国的亚洲大陆强国的出现，使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因此，在西藏问题上采取中间立场对印度来说更为现实和有利。

1951年5月25日，毛泽东发布进军西藏的命令，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根据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分別由西康、云南、新疆、青海四路向西藏挺进。（本文节选自《百年中印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