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就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当时人才辈出，后人以百家争鸣来形容当时的盛况。孔夫子只是百家之一，他的凸显是被后来的帝王扶上了统治地位而已。在那个时期，社会整体处于大的变动之中，也就是处于乱世之中，才孕育出了中华灿烂的文化。西方的文化也是大乱中孕育而生的也可以印证这一点。

毛泽东盼望着毁灭旧世界和创造新世界，而多数人倾向修修补补，他的笔记中写着“由毁而成”四个字，预示着未来他主持的革命的彻底性。

事实上他最终将中国社会翻了个底朝天。他把那些生活在中国酱缸里和阴冷沼泽里过得舒服的寄生虫，全都暴晒在阳光之下。中国社会的兜底翻覆造成两个结果，一个是他去世后受到了铺天盖地的质疑，一个是中国大地成了世界上最干净的乐土。发达国家要么残存王室贵族的等级，要么新建上流社会资本世家，而中国则成了最彻底的平民社会，物质虽然尚未丰富，但中国人的精神和心灵却不再受任何束缚，得以根本的解放。

毛泽东曾经向往过社会“大同”境界。大同世界是平等的另一种表述，这是年轻人面对父权一类的压迫常常会有的冲动，实际上意识到“差别”这样的概念才是心智成熟的开始，但这种成熟也不一定就是积极的。青年人最易于接受的思想就是平等，跨过平等常常意味着堕落，平等只是思想境界，而非社会现实。

当上进心变成了为自己与众不同而努力的时候，就是年轻人坠入红尘而不能自拔的开始，周而复始，人类就是这样在新旧力量的冲突中蹒跚行进着。万幸的是毛泽东意识到了差别才是人间真相，但他没有去追求个人的生活的改善，对他而言，真相只是他把握力量的开端。世界大同在一些人眼里是假象，是青春期的幻象，但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讲，它却可能是理想，虽然很难，但值得信仰和追求。而追求和实施这一理想就使得毛泽东向着人类最高的巅峰攀登，那至高的峰顶上刻着“平等”两个字。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候中国社会已经处于火山爆发的前夜，时间点就是五四前期。毛泽东已经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了，有了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最迫切的需要是什么呢？他依然在苦苦追求某种东西，那就是他想把握住事物的“本原”或“大本大原”，就是想找到终级真理。另一层意思，是在面对万千事物时，要从大处着眼，首先抓住它的根本，把根本抓住了，其他枝节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本原可能是个道理也可能是个方法，还有一个问题，本原和真理可以是同一个，也可能是不同的两个，因为所谓真理本身就是一个带有个人判断色彩的标准。就如同对错、左右等问题一样是一种判断，其标准是与自身的立场直接相关的。我的左就是你的右，因为你站在了我的对面。这句话是不是觉得耳熟？没错，它就是革命者常说的立场。离开立场讨论世俗领域的一切问题都是可笑的，超越立场的是思想和理论层面。

例如你可以说博爱，可以鼓吹割肉饲鹰，打左脸给人右脸，这可以是你自己的行为准则，但你不能推广，甚至不能推广到你的亲人。和尚不能结婚，就是这种思想的智慧，不仅仅是性问题更主要的是社会责任问题，一旦需要负担责任就无法出世。在世俗的社会中，一切行为是有另外一套规则的，一般来讲与上述极端的理想相反。

例如一个组织的老大会说你可以打我的脸，但不可以打我的小弟；父亲说你可以捅我几刀子，但不能伤害我的孩子；男人会说你可以杀死我，但不可以侮辱我的女人。反之则不成立，做反了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了。对或是错的讨论，臭骂一通的斥责其实都是自己人的内耗，对敌人是用不着的，对敌人是另一种规则在起作用，那就是成吉思汗的战书：你要战，便作战。

在激烈动荡的革命年代，站在对立面上就意味着是死敌。可以说毛泽东一直在寻找大的本原，直到某一天，他说出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样的名言，它意味着毛泽东进入了另外一个境界，它意味着毛泽东进入了世俗领域，他将以人世间的真实的力量推行人类圣贤们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