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纯如是如何写作钱学森传的？

点击：作者：王丹红来源：知识分子发布时间:2017-08-13 12:02:49

► 华裔女作家张纯如（1968.03.28—2004.11.09）

撰文 | 王丹红（《知识分子》专栏作者）

我敬重张纯如，以她的才华，写风花雪月、儿女情长一样会成功，可是这个没有受过什么磨难的年轻女子，毅然选择了正义，心怀慈悲地一次次地写下世人的苦难和历史的悲剧，她以殉道者的虔诚，铺就了后人知晓真相的羊肠小路。今天当我们站在那沸沸扬扬的岔路口，看到一条指引人们了解正史的明亮之途，我们从心底感激和敬畏这位烈女。张纯如女士，你——完成了人类的不朽！

——姚蜀平 2017年3月

1993年6月，我在北京见到张纯如时，她还是很漂亮的小姑娘，我怎么都没想到她后来会写出那么好一本书。她的钱学森传记的出版，在中国科学史界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我一直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这样一个小姑娘能写出这么好的书？中国搞科学史的人这么多，怎么就写不出这样一本书呢？

——王德禄 2017年5月30日，波士顿，“近现代中国留学史研讨会”

1995年11月，华裔女作家张纯如（Iris Chang 1968.03.28—2004.11.09）出版了她的第一部作品《蚕丝》——美国航空时代先驱、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传记。这一年，她27岁。

然而，令人扼腕痛惜的是，9年后，2004年11月9日，张纯如在家附近的加州圣塔克拉拉县饮弹自尽，年仅36岁，举世震惊！在她短暂而璀灿的生命岁月里，张纯如为世人留下三部著作：《蚕丝》、《南京暴行》和《华裔美国人》。2011年，母亲张盈盈为女儿书写的传记《不想忘记历史的女人》在美国出版

► 2017年5月30日， “近现代中国留学史研讨会”在波士顿召开，作者应邀参会。王德禄（左）、丘成桐（中）、姚蜀平（右）等与会代表不约而同地怀念起张纯如，摄影：程宏

1993年初，张纯如在钱学森传记的写作过程中，曾请哈佛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协作研究员姚蜀平帮助查询、翻译钱学森的中文资料，咨询有关事宜，但两人只是通过电话和邮件联系，未曾会面。1993年夏天，张纯如到中国采访，姚蜀平将自己1980年代在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所的同事王德禄引荐给她，“我告诉她，1989年我赴美讲学前一两年，王德禄曾经和美国学者杜开昔在北京合作做“20世纪50年代留美归国科学家”课题，应该对她会有帮助。”

我第一次知道张纯如的名字，是1998年在费城。当时，我的先生王鸿飞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做博士后，我们在大学旁的书店买了两本《蚕丝》。先生说：“这是钱学森先生的传记，我要买一本送给我在科大的研究生导师马兴孝教授，他是钱学森先生在中国的最后一名研究生。”读完《蚕丝》，我心中充满敬佩之情，记住了同龄人张纯如。

今天，借助于张盈盈为女儿所写传记和相关史料，我追寻了张纯如写作钱学森传记之旅，从1991年初开始到1995年底出版，从23岁到27岁，她用了整整5年的时间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本书，一本进入史册的不朽的人物传记。

“为钱学森写传记的初衷不是我提出来的”

► 张纯如在《蚕丝》的前言中明确指出，写钱学森传记想法并不是自己提出来的，而是编辑苏珊·拉碧娜（Susan Rabiner）

张纯如第一次听说钱学森的名字，是1991年初春，当时，23岁的她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写作研讨班（Writing Seminars）的研究生，导师巴巴拉·柯立顿（Barbara Bulliton）教授告诉她，自己的朋友、纽约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Harper Collins）的图书编辑苏珊·拉碧娜，正在寻找一位可以写中国火箭科学家钱学森传记的作者。柯立顿向拉碧娜推荐了张纯如。

尽管这一推荐是基于她的华裔背景和科学文章的写作能力，但此时的张纯如对钱学森一无所知，她立即打电话向父母求助：“爸爸，您知道一位名为钱学森的中国科学家吗？”父亲张绍进回答：“当然知道，他在中国非常有名。”张绍进是哈佛大学的物理学博士、伊利诺依大学的理论物理学教授，1980年在北京的一次物理学会议上时，他曾见过钱学森，家里的书架上还有几本关于钱学森的中文书，而且，他告诉女儿，自己认识的很多当代中国科学家都知道钱学森。

这一消息让张纯如非常激动，她立即打电话给苏姗。苏姗很高兴，建议张纯如尽可能多地收集钱学森的资料。

事实上，在尝试写钱学森传记前，张纯如已经有了一个写科学家传记的想法。1990年初，她和母校伊利诺依大学历史系教授Lillian Hoddeson商量，为两次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伊利诺伊大学物理系教授约翰·巴丁（John Bardeen， 1908.05.23—1991.01.30）写传记。巴丁分别在1956年和1972年，因发明晶体管和超导体的BCS理论，成为迄今为止唯一一位在物理学上两度获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

写巴丁的传记，张纯如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巴丁是她父亲在伊利诺依大学物理系的同事，在她本人在伊大上学时，曾在巴丁的办公室采访过他，文章发表在《芝加哥论坛报》上，她告诉Hodeson，自己有很多巴丁资料，如果继续采访，可写成一本书。Hodeson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并建议两人合写一份项目建议书以申请经费。当Hodeson写好巴丁传记的项目建议书时，张纯如已转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研究生了。

在与苏姗最初接触时，张纯如也将自己为巴丁写传记的想法告诉她。但苏姗认为钱学森的人生经历更有趣，可以写成一本很好的传记。

那么，作为纽约一家出版社的图书编辑，苏姗是怎么知道钱学森的呢？

苏姗第一次听说钱学森的名字，是1990在西雅图召开的一个科学史会议上，当时，加州理工学院的档案专家、历史学教授Judith Goodsteint和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科学史教授Lawrence Badash合作，在会上提交了一篇论文“科学在捕风捉影的1950年代”（Science in the Haunted Fifties），论文中提到了钱学森极具讽刺意义的故事，深深打动了苏姗，她开始寻找写钱学森传记的人选。

1991年初，当苏姗向张纯如讲述了钱学森的经历后，她也被深深吸引，她说：“虽然我知道我对钱学森一无所知，但他的经历让我如此着迷，就像苏姗一样，我决定接受这个任务。”

天降大任于斯人

► 张纯如家庭合影

1950年代，钱学森对一位加州理工学院的学生说：“一个人永远不要在生前写传记，因为他不能生活在后悔中。”

从一开始，张纯如就清楚地知道：写钱学森传记是一项高难度的工作。

第一，钱学森是一位航空工程领域的专家，她自己没有这个领域的专业训练；

第二，有关钱学森的生平资料大都是中文，尽管她能说流利的中文，但只有基本的阅读能力；

第三，钱学森的一生涉及无数的政治和机密，在美国和中国要获取他的文件都极为困难；

第四，钱学森本人是一位不可接近的人物，也许，与他有过哪怕一次的谈话，也可能会消除笼罩在他身上的迷雾，但自从回到新中国后，他拒绝任何采访，他只授权秘书在其身后为他写传记。

但是，如柯立顿教授所言，张纯如有坚实的科学背景，父母是她坚强的后盾。

1968年3月28日，张纯如出生在普林斯顿医院，一年前，她父亲张绍进和母亲张盈盈在哈佛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和生物学博士学位，分别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和普林斯顿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她的母亲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形容为理论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的天堂，父母为她赋名：英文名“Iris”、中文名“纯如”。父亲热爱希腊神话，“Iris”是希腊神话故事中彩虹的化身和诸神的使者，在西方文学中，“Iris”有“信使”之誉。她的中文名“纯如”源自《论语》：“乐其可知也；始作；从之，纯如也，绎如也，以成”，意为纯正和谐。

1969年夏天，张绍进获得伊利诺依大学物理系助理教授职位，全家搬到大学所在香槟社区，1970年9月，她的弟弟出生。从此，张纯如在这里成长、读书，直至大学毕业，1990年夏天，她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硕士学位，这是她第一次离开家庭独自生活。

张纯如1985年考入伊利诺依大学，她攻读的是数学和计算机科学双学位，她梦想成为一名纯数学家。在大学里，在学业的努力和挣扎中，她发现了自己的真正所爱：写作和心理学。1987年夏天，她在大学三年级时转入新闻系，在大学里，她创建了伊利诺依文学社，发表自己和同学们的原创文学作品，也因此结识了来自不同系的文学朋友，她申请到美国编辑协会资助的为期十周的暑期实习项目，1988年暑期到纽约《新闻周刊》实习。

大学期间，张纯如认识了她未来的丈夫、伊利诺依大学电子工程系的博士研究生Brett。

1989年大学毕业后，张纯如先是成为美联社芝加哥分社一名实习生，之后又成为《芝加哥论坛报》的实习生，其间，她发表在《芝加哥论坛》报的最好一篇作品是对物理学家约翰·巴丁的长篇报道：“对科学家而言他是爱因斯坦，对公众而言他——约翰是谁？”

但是，在实习期结束后，张纯如未能成为《芝加哥论坛报》正式员工，失望之余，她对自己的未来作了长久的思考，决定重返大学，进一步深造。1990年1月，她在伊利诺依大学历史系，注册成为一名非学位的学生；也是在这个月，她和Brett订婚，两人计划于1991年8月举行婚礼。

在历史系，她和历史学教授Lillian Hoddeson谈到了为巴丁写传记的事。1990年5月，Brett随导师到加州大学圣巴巴分校继续攻读博士。

1990年秋天，张纯如成为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为期一年、授予硕士学位的“写作项目”班学员。在这里，导师柯立顿教授将她推荐纽约的编辑苏姗，23岁的她成为钱学森传记的作者。

张盈盈写道，这是女儿生命中的一个巨大的转折点。

项目申请书 108页

► 张纯如夫妇于希拉里·克林顿的合影。

1991年7月13日，加州旧金山湾区东南部的费利蒙，张纯如采访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人：钱学森的儿子钱永钢。

1991年3月春假，Brett从加州飞到巴尔的摩，看望未婚妻。两人决定到华盛顿特区，张纯如希望看到有关档案馆收集的钱学森文献。

“今天，Brett和我到了联邦调查局博物馆......苏姗和我谈话，希望我写一份钱学森传记的项目申请书......”在1991年3月19日给父母的明信片中，张纯如写道。

在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张纯如发现大约有1英寸厚的钱学森档案，她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将这些资料全部复印；在国家档案馆，她发现这里没有钱学森的资料，因为他仍然在世；为获得联邦调查局有关钱学森的档案，她填写了一张“信息自由法”表，批准大约需要2-5年的时间。几个星期后，张纯如给苏姗写了一份报告，给苏姗留下深刻印象。

1991年5月24日，张纯如结束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一年的学习，获得写作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她飞到加州圣巴巴拉与未婚夫团聚，她迫切在希望在加州收集钱学森资料，准备写传记项目书。因为钱学森毕业于洛杉矶的加州理工学院，并在这里做了6年的教授，她希望能采访到钱学森的同事、学生和朋友。

在此期间，1991年7月13日，在加州旧金山湾区东南部的费利蒙，她采访到钱学森的儿子钱永钢，钱永刚当时在一家计算机公司工作，采访是在钱永刚的车上进行的。苏姗惊叹于张纯如的新闻记者能力和敬业精神。

张纯如一心一意忙着自己的事，Brett还在读博士，婚礼事宜基本上是双方父母在忙碌。1991年8月7日，在婚礼前十天，张纯如回到了伊利诺依，婚礼8月17日下午在一家教堂里举行：美丽的新娘嫁给英俊的新郎，这是一个童话般美好的故事。

新婚夫妇将家安在加州圣巴巴拉，Brett白天可以骑车到学校，张纯如在家里为自己布置了一个工作室。她和苏姗一直讨论传记写作的事，苏姗认为这本书应该会引起“巨大反响”，书的市场取决于几个因素：所能收集到的细节、叙述的质量、主人公的重要性、出版时间和促销情况。她们认为，这本书应该有三个市场：科学界、华裔美国人社区、政府——特别是对1950年代麦卡锡主义感兴趣的人群。

张盈盈写道，她全力以赴，聚精会神，即使在得到合同前她希望自己的第一本书能够成功。在收集钱学森资料的同时，她开始学习图书出版业的程序、规则。

1991年10月10日，张纯如完成了钱学森项目传记建议书，并将之寄给纽约哈珀·柯林斯出版的苏姗。这份申请书长达102项，附加6页的参考资料。她告诉母亲：“我为此投入的最好投资是我的激光打印机。”

在等待项目书被批准的同时，她开始申请为写作计划实施而需要的经费和支持。

研究经费写作

► 张纯如和母亲张盈盈在钱学森传记《蚕丝》签销会上。

考虑到完成这样一本书稿，需要2-3年的努力，3万美元的预订金并不能支付她这段时间的生活和研究所需，纯如处于巨大的压力，她要寻找额外的资助。”

——张盈盈

苏姗非常喜欢张纯如的建议书，称之好的“不可思议”。她告诉张纯耐心等待，因为审批需要时间。

这段时间，她和Brett的生活全靠Brett的博士工资，她写信告诉母亲，不喜欢日复一日在家里做饭和做清洁，等到自己有了足够的钱，一定请人帮忙做这些事。她迫切地需要钱，甚至做比萨外卖工作，出于安全考虑，在父母和丈夫的建议下，她中止了这份工作。

1991年12月，张纯如聘请博达著作权代理公司（Curtis Brown Group Ltd）的劳拉·布莱克（Laura Blake）作为自己的图书代理人。张盈盈记得，在建议书获得哈珀·柯林斯出版社批准后，张纯如获得了3万美元的预订金。

她向多个基金会提出申请：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国家人文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麦克阿瑟基金会（MacArthur Foundation）、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美国和平研究所（United States lnstitute of Peace)等。她请母校教授们为自己写推荐信。

正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申请中，张纯如结缘姚蜀平。姚蜀平写道：“审核中，基金会质疑她不具备足够阅读中文的能力（她自称中文阅读能力相当初级）；基金会看中她的选题，还是想支持这个项目，于是建议她寻找一位懂中文的研究者合作共同申请基金。她得知萨特迈尔教授是研究中国科技政策专家，并去过中国多次，便向其提出询问。萨特迈尔认为我是合适人选，遂推荐了我，并给了她我在波士顿的电话。去年圣诞节前，我在波士顿音乐厅里巧遇萨特迈尔教授，问及当初向张纯如推荐我之往事，他说他始终没有见过Iris Chang，和张纯如都是通过电话联系和交流。”

姚蜀平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958届核物理专业的学生。她记得第一次和张纯如通话，是1993年初在熙来攘往的纽约街头，一个狭小的公用电话亭里。当时她正准备采访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王念祖，在波士顿的儿子打电话告诉她：有位加州女士来电急于找自己，并留下了自己的电话。

1993年6月，张纯如在北京采访时，她获知国家科学基金会批准了她的申请——6万美元。

而在一年前，1992年7月，张纯如获得了麦克阿瑟基金会1.5美元的资助，这笔钱让她可以参加8月在华盛顿特区举办的首届世界空间大会，以及1993年6月在中国为期一个月的调查、采访和资料收集。

在华盛顿特区召开的世界空间大会上，张纯如遇见了许多来自中国的空间科学家（Chinese space scientists from China），她告诉他们：自己正在写钱学森传记。他们给予她热情的帮助，接受她的采访，并为她提供了在中国相关人士的联系方式。

张纯如对钱学森的研究如痴如醉。有一次，在华盛顿特区的国家档案馆，她埋头阅读档案而忘记了闭馆时间，被档案馆的一位夜间值班的保安解救出来。还有一次，在从华盛顿特区开往巴尔的摩的火车上，她专心致志地阅读文献，错过了目的地站台。

1992年10月5日，她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Brett和我估计，我们每周工作时间在50—100小时之间，Brett每天早晨8点起床，骑自行车到学校，傍晚6点或7点回家晚饭，然后再开车到实验室，工作到深夜。与Brett一样在，我每天从睁开眼睛开始工作，直到上床休息......在我建立自己的作为作家的声誉之前，我不想要孩子，Brett也是这样，我们需要自由向前，并愿意为事业上升而承担风险......”

因为有关钱学森的很多资料是中文，父母成为她的义务翻译和评论员。预算有限，她是自己将录音带翻录成文字资料。

1993年5月31日，张纯如飞往杭州，开始了为期一个多月的中国之旅，她跟随钱学森的足迹，访问了杭州、上海、北京三个城市。在《蚕丝》的前言中，张纯如写道：

“1993年夏季，我第一次访问中国大陆，应邀参加北京一个饭局，警觉到这种保密气氛。席间有位钱学森的同学哀求我，千万别写任何会触怒钱学森的东西，以免他们受罚。好在还有一小群中国火箭科学界的精英愿意跟我谈。他们大多在1950年代取得俄国大学的工程学位，钱学森第一次返国时，刚好他们也开始就业。他们比钱学森整整年轻一辈，心智清明，对于中国的太空发展都还记忆犹新。根据这些人的说法，我是第一个千里迢迢到中国，对他们做独家采访的美国人。我最初是在华府与他们晤面，接着到上海，最后在北京。我很感激他们在评估中国空间计划、他们置身于时局以及钱学森本人时，所表现的坦率与诚实。遗憾的是，为尚在人世的人立传，本身就顾忌甚多，他们又极可能遭受某种报复，所以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在本书中必须隐姓埋名。

跟我最初的期待正好相反，我在中国遇到的大部分人都很乐意谈钱学森。他们对这项计划的热心协助令我非常意外。他们请我到家里坐，一块儿吃晚饭，拿旧照片、信件给我看，对我大谈往事。没有一个人反对我用录音机。我的访谈对象包括亲威、朋友、老同学、同事、学生、受聘于钱学森的人......”

这次中国之旅，除了采访到钱学森的第一任秘书张可文、老朋友罗沛霖、表妹钱学敏等，张盈盈在书中提到，钱学森的前任秘书王守云特别安排了一辆车和司机，让儿子和儿媳妇带张纯如游览长城和明十三陵。

1993年7月4日，张纯如返回美国，她对钱学森的人生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概念，也能深刻理解他在中国导弹项目中的重要作用。

1994年3月，张纯如和苏姗在纽约会面，苏姗敦促她在1994年8月之前完成钱学森传记的第一稿。时间如此紧迫，她非常努力，白天睡觉夜晚工作，这时，Brett已在一家公司工作，两人的作息时间截然相反。

1994年9月18日，她完成了钱学森传记的书稿。在稍事休息后，便开始了第二本书《南京暴行》的写作计划。

1995年1月16日，张纯如在纽约与自己的编辑苏姗和图书代理人劳拉会谈。在哈珀·柯林斯出版社，苏珊和张纯如最后确定书名为《蚕丝》，苏珊向她展示了书的封面：背景是红色丝绸缎上刺绣一条龙，中央是一张黑色的中国火箭。张纯如喜欢这个可爱的封面，甚为满意。

1995年6月，哈珀·柯林斯出版社和张纯如签订了第二本书《南京暴行》的合同，这一次，预付金为6万美元，是第一次书稿预付金的2倍；同时，太平洋文化基金会也为她提供2000美元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