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题记：毛泽东这个人有一种独特的魅力，任何人和他接触，都会被这种魅力所吸引，很多外国人就是因为这个而成为毛泽东粉丝。延安时期有一个受美国总统罗斯福派遣的美军观察组，他们在延安住了一段时间，几乎都成了毛泽东粉丝。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包瑞德，重点介绍谢伟思。

毛主席与包瑞德上校（David Dean Barrett，1892年－1977年2月3日），包瑞德是美国军人、外交家、中国通。1944年曾任美军驻延安观察组（迪克西使团，the Dixie Mission）组长。

毛主席与谢伟思

 约翰·Ｓ·谢伟思（John S.Service，1909年8月3日——1999年2月3日）抗战时期亲共外交官。出生于中国成都美国传教士家庭。1933年加利福尼亚大学毕业。同年返华，在美国驻昆明、上海等地领事馆任职。1941 年起历任驻华大使馆三等和二等秘书、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政治顾问等职。1944 年7 月作为美军迪克西使团成员前往延安，曾会见毛泽东、周恩来等。赫尔利使华后受排挤，1945 年6 月因《亚美》杂志案受审，同年9 月被宣告无罪。后任驻日美军司令部政治顾问等职。1950年代受到麦卡锡主义严重迫害。

谢伟思的父亲是浸礼会传教士，1905年携妻来到中国成都创办基督教青年会。谢伟思是家中长子，1909年8月出生于成都，在成都和重庆度过了童年，说得一口流利的中国话。11岁时随父母迁往上海，就读于那里的美国学校。全家返回美国后，谢伟思在国内接受中学和大学教育，毕业于俄亥俄州的奥伯林学院。青年谢伟思立志从事外交，1933年通过国务院的资格考试，1936年被正式任命为外交官，成为活跃在外交舞台上的青年才俊，是美国外交界名副其实的“中国通”。 

1938年，谢伟思被调往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任副领事。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谢伟思又被调往重庆，任大使馆三等秘书。晚年在与有关研究人员的通信中，谢伟思曾透露：在1942年秋，他已经逐渐意识到，大多数美国人通过官方渠道得到的对中国的看法，过多地集中在国民党和蒋介石家庭身上；而被国民党封锁隔离的抗日根据地的中国共产党人，却可能在将来的中国发挥重要的作用。 

美国援华抗战期间，解放区军民积极救助美军飞行员。为了将来更大规模对日作战的需要，谢伟思等人提议与控制着广大敌后地区的中国共产党建立一条联系渠道，以保证被救助的美军飞行员能够迅速回到后方。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人也认识到美国在战后太平洋地区的重要地位，希望美国在延安设立领事馆，以便在战时和战后与美国方面进行合作。但是，由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阻挠，这一计划迟迟得不到实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对抗战再次转向消极。约瑟夫·史迪威 出于尽早击败日本、结束战争、减少美军伤亡的目的，对蒋的表现甚为不满。中共武装对日军的有效抵抗使史迪威有意充分利用这支力量，便提出派人去延安实地考察，但却遭到蒋介石的反对。

1944年夏,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史迪威等吁请华莱士向蒋交涉,蒋被迫同意美方派人去延安。这就是“美国军事观察小组”赴延安的由来。1944年7月,“中缅印战区”司令官史迪威乘美驻华大使高思回国养病之机,将已升为美驻华使馆二秘的谢伟思“抓”到手中,委任他为派往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小组”的“政治顾问”。谢自那时起在延安一住就是近3个月。期间,和多位中共领导人接触交谈。与毛泽东的谈话更由谢伟思及时、详尽地报回给美国当局。然而,这些报告在美国国务院的档案室里被束之高阁,尘封了24年。毛泽东的谈话涉及中美关系的许多方面。

要点是:

1.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怀有十分友好的感情。

2.中共不仅愿意加强和美国在对日作战中的合作,而且期盼在战后重建国家时得到美国的支持。中共无意损害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3.美国应当放弃只支持蒋介石的政策,因为那样只会增强蒋压制民主,以及在战后发动内战的决心。 

4.中美两国人民长期相互同情,将来无论在战略上和经济上均不会有冲突。中共不会反美。相反,却认为美国是当代世界上惟一有条件、有能力帮助中国战后重建并实现工业化的国家。

谢伟思在这段时期的中美关系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戴维斯(史迪威将军的顾问)对他的评价是:“谢伟思通晓中文,在中国问题专家中他是最有才干的政治报道员,而且是精力过人的干才。”早在赴延安之前,他已从重庆就后方(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向美国国务院发回了大量的报告,翔实地反映了那里的情况。他不仅揭露了国民党的消极抗战,抨击了蒋政权的专制腐败,还反映了广大民众的苦难。谢甫抵延安,就对中共的政治清明和抗战热忱产生了深刻印象。他从延安系统而全面地报道了根据地令人鼓舞的形势。

他对中共领导人的印象是:“他们的举止、思考方式和直截了当地处理问题的作风，看来更像美国人，而不像东方人。”

这种结论说明，谢伟思对毛主席和共产党领袖的文化风格有了感性认识，并且上升为理性认识。这种文化上的认同，经过几十年以后，到了尼克松基辛格时期，再一次得以证明。

根据谢发回到美国国务院的报告,1944年8月3日毛泽东与谢在谈到战后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时说:“美国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合作，将会使一切有关方面都有利和满意。……” 

1944年9月26日，毛泽东又与谢伟思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

谢伟思发回美国的报告中引用毛的谈话如下:“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同情、理解和互相关切的纽带。两个国家实质上都是民主的和具有个性的。两国都天生爱好和平，是非侵略性的，非帝国主义的。中国战后最急需的是发展经济。它缺乏独自发展经济所必须的资本主义的基础。它自己的生活水平是如此之低,不能再进一步压低来提供所需的资本。美国和中国经济上彼此互为补充,他们不会竞争。中国不具备大规模重工业所需要的东西。他不可能期待与有高度专业化制造业的美国相竞争。美国的重工业和这些专业化的制造业需要有一个出口市场。它也需要为它的资本寻找出路。美国不仅是援助中国发展经济的最适当的国家,它也是能够充分参加中国发展的仅有的国家。由于这一切理由,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之间不应该也不可能存在任何冲突、疏远和误解。”

我们这里已经明显感觉到谢伟思在精神层面，和我们党的领袖之间，有了很深的交往，这也难怪后来美国的麦卡锡分子会说他是“共产党分子”。

1945年3月底,谢伟思接到要其立即返回华盛顿的命令。命令没有说明召他回国的原因。他本人以及中共领导人都认为有可能美国政府要与他磋商关于中国的事情。4月1日下午4时，谢应邀赴毛主席的住所恳谈。

参加会见的还有周恩来、朱德和董必武(在谈话接近尾声时加入)。谈话持续了很长时间。毛主席在这次谈话中就中共和美国的关系作了如下阐述:“共产党人将继续寻求美国的友谊和了解，因为中国在战后建设时期需要它。自然，美国是否与共产党人合作，只能由美国来决定。但是共产党人认为这只会对美国有好处——尽可能快地赢得战争,帮助中国团结和民主事业，在解决土地问题的基础上通过工业化,促进中国健康的经济发展和赢得压倒多数的中国人民——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永恒的友谊。”

谢伟思在向国务院报告延安情况的同时，建议美国直接向中共提供军事援助。

谢伟思不是共产党人，甚至不是共产党的同情者，他只是一名美国职业外交官。但他对苦难中的中国人民有真挚的同情。他心中充满美国人民所具有的传统良知。1944年，赫尔利接替高思任美驻华大使时，美国对国共两党的政策已从“援蒋但不反共”转向表面“中立”，实际上单方面支持蒋介石。

1945年2月中旬，在谢伟思为即将回国的阿尔伯特·魏德迈将军所写的备忘录中，他首次建议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奉行类似盟国对南斯拉夫的铁托游击队所奉行的政策。即像丘吉尔一样，根据一切党派在和德国人作战中的努力的情况，而不是以他们的意识形态来判断是否提供援助。 

后来，人们在评价谢伟思的这些报告时称赞道：“这些报告和建议暗示，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不一定直接导致中美之间的一场冷战。的确，存在另外一种政策，这种政策可能避免后来发生的打乱了美国同亚洲关系的许多灾难。就算华盛顿的决策者仅仅认识到国民党的致命弱点，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还在成长的力量和她明显希望在战后避免同美国发生冲突，那么，中美敌对的年代就可能避免了。”

然而，谢伟思对美国的忠诚却给自身带来了料想不到的灾祸。1945年年初，中共“七大”召开在即。谢伟思再度“请缨”赴延安就地观察这件大事。在延安，他又数度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再次明确地表示愿意和美国友好和合作。谢将这些情况及时地一一报告重庆和华盛顿。3月30日，谢接到要其立即返回华盛顿报到的命令。中共领导人还以为美国政府在收到他的报告和使馆电报后要进一步听取他的意见。4月1日下午4时，谢应邀前往毛泽东的住所。周恩来和朱德已先行到场。谈话彻夜进行。董必武在谈话即将结束时也来了。这是谢和中共领导人之间的最后一次谈话，涉及国共、中美、中苏关系等许多重要问题，其深度和广度均超过以往的历次谈话。 

谢伟思于4月4日离开延安。他事后回忆说：“给我的命令很不明确。只说要我立即返回华盛顿。当时有各种各样的猜测。中共领导人希望，召我回国是要向我咨询重要问题或要我参加讨论有关对华政策的重要会议。我也这样想。”然而，这只是一厢情愿。由于当时美国政府和苏联已就苏联出兵东北，以及战后分享在华利益以保证苏方和蒋介石合作达成了默契，病入膏肓的富兰克林·罗斯福 总统已不认为有和中共合作的必要。他在对华政策的辩论中倾向了主张支持蒋的帕特里克·杰伊·赫尔利 。此外，亲蒋的“院外援华集团”和极端反苏、反共的共和党右翼开始联手向民主党政府发难。4月12日，谢抵达华盛顿。这一天恰逢罗斯福逝世。气氛急转直下，对谢的归来无人问津。

此时，他偶尔邂逅了一位名叫菲利浦·贾飞的报人。贾飞是《美亚》杂志主编。谢将自己撰写的有关中国问题的一些报告借给贾飞阅读。谁知，这导致了一场飞来横祸。“联邦调查局”一直怀疑贾飞为苏联间谍，将其置于长期监控之下。6月6日，谢受此案牵连与包括贾飞在内的另外5人同时被捕。谢在此案中是完全无辜的，因为外交官和报人之间的这种交往和交换信息在美国是很正常的事，然而却成了当时轰动全国的头条新闻。6月7日，《旧金山新闻报》的头条大标题是《共产党获得了美国机密》。第二天，报纸进一步点名集中攻击谢伟思。头条大标题竟说：《赤色分子制造了史迪威和蒋介石的分裂》。谢伟思一下子变成了“赤色分子”，而且成了史、蒋矛盾的“罪魁祸首”。 

逮捕行动看上去像是“反间谍”，而实际上带有强烈的政治含义。贾飞等虽被指控为苏联间谍，但此事对苏联所造成的震撼还远不及中共所感受到的。在大洋彼岸的边陲小城延安，中共的《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据说为毛泽东亲自执笔撰写的社论，认为这次逮捕“标志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转折点”。随着谢的被捕和受审，美国的对华政策日复一日地将自己和蒋介石集团紧紧捆绑在一起而再也无法回头。谢虽被判无罪，但在结论中留了条“尾巴”，说他“不够检点和谨慎”，无非是说逮捕他不无道理。谢在狱中挨过漫长的一夜，第二天取保候审。 

贾夫案结束后，谢伟思先是被派往美军占领下的日本，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手下工作，后来又被派往新西兰。但国会右翼势力一直对他对亚洲问题的态度耿耿于怀，根据联邦调查局提供的“材料”，国务院又对他进行了4次调查，但一直没有查出任何不当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政府急需寻找“丢失了中国”的替罪羔羊，国务院里的“中国通”们结束外交生涯的时机也就来了。谢伟思被从新西兰调回，国务院内部对他争议很大，参议院的右翼分子强烈反对对他委以重任，对谢伟思的任命先后变动了三次，他的名片也不得不改印了三次。然而即使是最后一次，他的名片也没机会派上用场。在他和家人乘船去新德里大使馆任参赞的路上，刚刚到达日本横滨，就接到了要他即刻乘飞机返回华盛顿的命令。约瑟夫·麦卡锡得知此消息后得意地嚷道：“他们召回了谢伟思。我终于抓到他了。” 

根据“忠诚审查委员会”的要求，谢伟思不得不接受“忠诚安全委员会”的裁决。在那种黑云压城的气氛下，几乎没有谁敢为他的清白作证。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因为说了一句公道话，失去了访问日本的机会。1950年10月19日，“忠诚安全委员会”做出了没有发现任何问题的裁决，国务院遂通知已在新德里等候谢伟思赴任达一年之久的家人回国。但到了1951年秋，谢伟思又被召到了“忠诚审查委员会”，“美亚事件”亦旧事重提，审查结果终于推翻了原先的判决，谢伟思的忠诚“值得怀疑”，国务卿艾奇逊马上决定：开除谢伟思。富有传奇色彩的优秀外交官，就这样被葬送了前程。此后，谢伟思迁居纽约，靠着40岁后学到的手艺，得以养家糊口。谢伟思倒有点我们中国共产党的艰苦奋斗作风。

他们在纽约一住就是五年半。在此期间，他一刻也没有放弃为自己讨回公道的努力。1956年，情况开始有了转机。美国最高法院同意重审他的案子。1957年6月17日，在“谢伟思诉杜勒斯(国务卿)案”中，九名大法官除一名弃权外都裁定谢伟思胜诉。裁定书说，原国务卿艾奇逊作出的有关开除谢伟思的决定有悖于国务院自身的规定，从而无效。1957年7月3日，一家联邦地区法院按照最高法院的裁定，命令国务院恢复谢伟思的外交官身份。然而，此后的道路仍远非坦途。他开始在国务院打杂，后被派往德国波恩，又受到国防部的异议，最后被派到英国利物浦当总领事。眼看政府对他的中国经验毫无兴趣，而且升迁无望，他三年任满后决定提前退休，举家迁往加州伯克利。年过50的谢伟思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了硕士学位后，又攻读博士学位(他没有完成博士学位)。有一次，他参加在密执安大学举办的有关中国问题的学术会议时见到一位年轻的中国问题专家。谢在攻读学位时阅读过对方的著作，于是上前说：“教授先生，我很想和你谈谈，我的名字叫谢伟思。”“我不禁大吃一惊”，这位年轻教授事后说，“因为在干我们这一行人的心目中，谢伟思是一位‘圣人’。而他却是如此含蓄和不自我炫耀。”

即使在退休之后，谢伟思仍然关心着中美友好事业。他曾担任美中人民友好协会旧金山分会名誉会长，积极参加中美人民之间的友好交流活动。谢伟思自1945年离开中国之后，直到1971年秋，才在阔别中国将近30年后重新踏上中国这块被他视为第二故乡的土地。之后，他重访中国4次。

他1971年来访时，正值尼克松总统访华前夕。由于谢伟思在中美交往中曾扮演过的特殊角色，他的这次访问受到了中美两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周总理亲切会见了谢伟思夫妇，回答了他们提出的许多国际和双边问题。美国时任国务卿基辛格在谢伟思访华前后两次单独约见，了解他对中美关系发展的看法以及访华的感受。谢伟思夫妇在这次长达两个月的访问中，走访了中国沿海和内陆的许多城市，参观了工厂、农村、学校等。作为一个对旧中国有所了解的美国人，谢伟思对新中国建立后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产生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1971年访华回国之后，谢伟思著文、演讲，向美国人民介绍中国情况，支持尼克松访华和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1974年9月，他在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作证时，批评美国政府缺乏履行上海公报的诚意，敦促政府将美驻北京联络处和驻台北“大使馆”颠倒过来。1975年谢伟思再次访华3个月，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回国之后，他积极呼吁美国政府不要再干涉中国内政，要改善中美关系。尤其在台湾问题上，他指出美国政府应该面对现实，放弃搞“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幻想，真正履行其在“上海公报”中承担的诺言，从台湾完全撤军并与中国正式建交。1975年他在美中友协年会上发表讲话说，“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为了和平和人类的利益，让我们向前进，实现与中国关系正常化。”

1985年的谢伟思夫妇

1999年2月3日，90岁高龄的谢伟思在家中安然辞世。著有《亚美论集：中美关系史上若干问题》等，其战时电讯文稿被人整理成《在中国失去机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谢伟思文电稿汇编》。

谢伟思自从认识了毛主席和一批中国共产党人，他的人生路就发生了改变，毛泽东的人格魅力让他倾倒，但是他始终都是为他自己的国家服务的，这个到了几十年以后才为一些美国人所认识，所接受。

作为毛泽东的粉丝，我们要说谢伟思具有一般美国人，尤其是那些自命不凡的美国人远远不及的智慧与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