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党的历史是很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好。——毛泽东

一要了解党史的真相，二要揭示党史发展的内部联系，使得党史叙述证据确凿无误，逐渐走向科学化。——习近平

今年适逢中共四大召开100周年，很想再感受当年党领导的大革命风云。1月8日上午，我走进四川北路的“中共四大纪念馆”，聆听七十岁老志愿者的生动讲解，很受感动，观看了一件件展品，思潮涌起。但对于四大是在党史上首次提出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并评价为最大的贡献，笔者以为，尚未讲清为什么会在四大提出？是否真是“第一次”？为什么没有对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取得领导权作出明确的具体的回答？对此查阅了资料，发现是有叙述不真实、评价不准确之处，现将考证结果阐述如下。

一、四大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决议

1925年1月11日-22日，在上海今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召开中共四大，出席的代表20人，代表994名党员。其中在三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今政治局）委员的毛泽东缺席，因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与右派斗争积劳成疾，经中共中央同意，于1924年12月请假回湘治病休养。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参加。

【复原中共四大旧址的模型】

会议由陈独秀主持。会议除了“四大宣言”、“修正党章”外通过了十一项决议。其中《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指出：“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知道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所以，民主革命“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农民“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①

按常理，党中央作出的决议，会后一定会领导全国工会、农协、学生会、国民党地方组织和部分军队（国共合作时期）内采用不同的方式实施。

比如三大作出《关于国民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后，李大钊第一个以共产党员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其他党员也纷纷加入国民党，成为双重党籍的共产党人。但同时规定了保持中共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8月，青年团召开二大决定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也规定保持团的独立性。

三大会议结束后，各地共产党人应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迫切要求，如李大钊、直隶的韩麟符、于方舟，湖南的毛泽东、何叔衡、夏曦，湖北的刘伯垂、廖乾五，山东的王尽美，浙江的宣中华，山西的王振翼等都逐步地积极地参加国民党中央至地方各级党部的改组工作，增强了国民党的纪律性、革命性和群众基础，推动了国共合作，开创了国民革命新局面。

但是四大结束后，除了为五卅惨案，组织25万多人上海六一总同盟“三罢”、10万省港工人大罢工，把工人阶级作为革命主体力量外，并没有根据党对于争取国民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决定采取任何行动和措施。

二次东征胜利后，新右派蒋介石的声望提高的同时，他开始在国民革命军尤其是第一军中“限共”，或要共产党员退出黄埔军校和国民党，争夺军权。毛泽东与陈延年商讨研究国共两党关系及对策，国民政府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周恩来和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向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庭和委员长陈独秀提出：抛开蒋介石，与国民党左派合作，另组革命军队。但都被拒绝。

【鲍罗廷】

1926年1月1日至19日国民党召开二大，以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兼代理宣传部长的毛泽东出席。当时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各占三分之一，合起来占多数，都希望选举结果依然不低于各三分之一。毛泽东在会上严厉批驳了国民党新右派黄埔军校代表袁同畴提出共产党活动和个人加入国民党等三条“限共”提议，迫使他当众表示“本席可以收回前时的提议”。但总书记陈独秀、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庭却提出“不吓跑中派和不无谓地刺激右派”，只要求进入国民党中央的共产党员有2-7人。结果选出来中央委员共产党员只有7人。后来毛主席在1943年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主张反击。……结果我们自动退却”②

2月苏联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率联共（布）使团来华，鲍罗廷汇报时说：广州国民政府掌握在国民党左派汪精卫、蒋介石手里。国民革命军六个军中可靠的有第一军等四个军。

但3月20日就爆发中山舰事件，代理海军局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就被所谓左派蒋介石借口逮捕，软禁大批共产党员，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工人纠察队武装。

毛泽东和周恩来立即到李富春住处商讨回击蒋介石的办法，主张以我党掌握的叶挺独立团为主联合国民党左派和一切能联合的力量实施反击。但苏共代表团团长布勃诺夫采取了妥协政策；29日总书记陈独秀发出指令：“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我们现在应该全力拯救他，将他从陷入的深渊中拔出来”。③

【陈独秀】

蒋介石“拔出来”后得寸进尺，22日国民党中央通过蒋介石的提案，解除苏联顾问季山嘉等人的一切职务，国民革命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全部撤出。毛泽东、周恩来又提出把撤出的共产党员安排到其他军去，又被陈独秀拒绝。

5月1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借口避免“两党纠纷”，事先与鲍罗廷商定后，抛出《整理党务案》：共产党员不得进入国民党中央任职；在省市高级党部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交出全部共产党员名单。参会的大部分党员和国民党左派表示反对，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等国民党左派反应强烈，甚至声泪俱下。鲍罗廷与指导中共党团的张国焘却一定要大家接受，被迫签字。只有毛泽东拒绝签字，在全会表决时也没有举手。但《整理党务案》还是顺利通过了。毛泽东、谭平山、林祖涵只得辞职离开国民党中央，5月25日，毛泽东干脆连代理宣传部长职务也辞去，专心搞农民运动。

至此，中共四大以来一年内，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越来越激烈时，我党对右派的一再退让，接连失去了国民革命的党权、军权，成为国民党暂时可利用又随时可抛弃的党外力量。

【汪精卫和蒋介石】

所以，到1927年，当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时，中共五大只得仓促应对，不仅是因为我党手中没有成建制的国民革命军可作为反击蒋汪的武装力量，更是因为没有坚决贯彻执行四大《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中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掌握民主革命领导权的必然结果，才会让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和陈独秀等人右倾机会主义统治全党铸成大错，最后导致大革命失败。

难道《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在四大党内没有讨论过？只是某个人写了而单纯通过一下？或仅仅是某个领导或维金斯基的要求不得不表决通过？

四大召开，中共成立才仅仅四年。中共成立正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即无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只能由觉醒的无产阶级及其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政党掌握。

所以，一大制定了中国革命的总纲领，二大肯定了一大的总纲领为最高纲领，并根据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学说、远东大会的精神和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科学地规定了现阶段的最低纲领——新民主主义革命。既然最低纲领是民主革命，那么必然要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就要团结以国民党为主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帝反封建，正确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现阶段革命的性质、任务、策略、前途。

三大为建立民主革命统一战线制定了国共合作的策略、方针、方式。既要合作，那么保持党的独立性是个大问题。三大以双重党籍的方式正确地解决了，既能帮助改组国民党，又能借孙中山的影响壮大自己推进国民革命。

独立性问题解决后，必然地会涉及到领导权问题，即统一阵线中谁领导谁？如果这个问题太尖锐暂时不好解决，为便于建立巩固统一战线，那么共产党在其中应该居于什么地位？这是三大召开前夕，党内就开始讨论或争论已久且较为激烈的关键问题。实际上这种争论正是中共内部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等人已经开始在马列主义指导下，积极探索民主革命领导权由谁掌握，如何取得领导权的方法和道路。

恰好列宁、季诺维耶夫领导的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通过前来帮助建党和支持经费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马林、尼克尔斯基、越飞等反馈的中国情况，于2023年5月向中共发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指示》。7月18日，中央局（今政治局）秘书毛泽东收到。在中共党史上作为共产国际第57个支部，是第一次接到“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的明确指示。④这对全党的影响很大。

【共产国际标志】

【列宁在国际会议上】

【季诺维耶夫】

虽然三大已在6月开过，但“毛泽东接到信后，比吃了西瓜还高兴”。“陈独秀皱着眉头读完共产国际的信”。⑤因为陈独秀与一些同志认为中国革命既然分两步走，那么实现最低纲领——民主革命理应由资产阶级领导；到实现最高纲领——社会主义革命进入共产主义就由无产阶级领导。而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瞿秋白、周恩来等人都认为民主革命必须由工人阶级领导，而农民阶级是最主要的同盟军。这场争论经久不息，因有共产国际的指示，多数人意见还是表示赞同。

1923年11月24日在上海召开三届一中全会，会议通过的由中央局秘书毛泽东起草审定的国民运动、劳动运动、宣传教育等项决议案中指出：“我们须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⑥。这是中共党史上第一次以中央全会决议案的形式明确，在国共合作中，中共应该居于中心地位，即领导权，为维护统一战线指明正确方向。这是三届一中全会的历史贡献。

虽然三届一中全会首次通过了关于国共两党在合作中，中共应居于“中心地位”的决议，但真正能理解并进一步上升到理论层面上，又能自觉地贯彻到国共合作中的治军理政各个环节上，对于大多数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都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所以，作为共产国际的第57个支部的中共，四大就以迟到了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指示》为指导，撰写了《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对“领导权”的表述比三届一中全会的决议更为准确、系统，还上升为全国代表大会上表决通过的决议案。这对于正进行国民革命的全党全国人民宣传教育列宁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理论、民主革命领导权归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是具有很大的历史贡献的。

但对于如何取得“领导权”？面临蒋介石一面打着“左派”旗号，一面步步进逼与中共争夺军权、党权的严峻形势下，怎样明确开展斗争的方针、策略、方法？因共产国际的指示中没有表述而决议案无法回答。党内的争论依然是非难辨，思想认识难以统一，决议案也无法回答。

能真正理解“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权”的重要性的党员干部还是不甚了了，大多数人还沉浸在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光环下，总期望国民党内左派能主导北伐取得国民革命的胜利，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即使到五大（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虽然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路线，还是选他当总书记；虽然会上高喊要争取革命领导权，一回到现实，还是把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的武汉国民党及其军队，这就是中共思想认识上的历史局限性。

综上所述，四大提出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权有其偶然性，在党史上也不是第一次，那是列宁对中国国民革命形势作出科学分析的结果而发出的指示，作为共产国际第57个支部必须接受和执行；四大虽然明确地提出了“领导权”问题，但不在“共产国际指示”指导下去寻找破解国民革命面临错综复杂局面的策略、方法，解决不了中国的现实问题也有其必然性。

归根结底，中国共产党还处在成长期，对中国如此复杂的社会矛盾的解决和艰巨的民主革命任务的如何完成，还处于探索阶段。只有到后续三年大革命失败后，在无数先烈尸体和血泊中，才会真正领悟到共产国际给三大的指示和中共三届一中全会、四大的决议都是马列主义的真理，毛泽东“枪杆子里出政权”就是执行“指示”和决议去争取和掌握领导权的正确道路。

注释：

①《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第126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2版。

②《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153页注[1]，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1月第2版。

③《毛泽东传》 第1卷，第10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1月第2版。

④《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第110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2版。

⑤ 朱洪著《陈独秀传》 第256页，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第2版。

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11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1月第2版。

（作者系上海市汾州中学初中68届插队贵州省遵义地区绥阳县旺草区小河口公社柳杨大队木厂生产队知青；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