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公社革命是19世纪最伟大的社会革命，是世界上第一次无产阶级建立政权的伟大创举。然而，轰轰烈烈的巴黎公社革命仅仅72天就被统治阶级血腥镇压了。何以失败这样快呢？毛泽东指出，公社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没有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有纪律的党作指挥……以致内部意见分歧，势力分散，而予敌人以可乘之机。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到公社委员会及其救国委员会，政治性、组织性、纪律性的缺憾，是巴黎公社革命功成身败的沉痛教训。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争权、越权，在政治领导、军事指导上制造混乱。1871年3月28日，巴黎公社正式成立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完成其临时革命政权的历史使命，将政权移交给巴黎公社最高权力机关公社委员会。但仅过了一天，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却要求公社委员会承认“公社是巴黎的政治和民政的权力机关，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是军事权力机关，并享有充分的自主权”。3月31日，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擅自任命克吕泽烈为军事代表。4月1日，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向公社委员会要求任命参谋长、负责军需工作的权力。4月2日，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更无视公社委员会决定擅自出兵凡尔赛，由于缺乏统一指挥而遭受惨重失败。4月16日，瓦尔兰等多名委员被补选为巴黎公社委员开展工作，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更加失去了存在的必要。但莫罗、巴鲁等人公然召开国民自卫军代表大会，加强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政治作用，成立了11个委员会，俨然要成为与公社委员会分庭抗礼的军事政权。5月初，巴黎的军事形势日益严峻，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不仅违背公社制度和军事秩序擅自调派军队，而且加紧策划颠覆公社政权。5月8日，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启用特别制服和特制签章。5月9日，公开要求实行军事专政。5月23日危亡之际，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公告“解散国民议会和公社”，动摇巴黎公社和人民的信心决心。

在带领武装起义和创建巴黎公社的过程中，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立下了大功。但巴黎公社成立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背弃政治诺言，无视纪律规矩，与公社委员会争夺政治领导权、军事指挥权，严重影响了公社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严重破坏了公社的军事行动和军事斗争，进而加速了公社的失败。

公社委员会平权、分权，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纪律乱象频现。巴黎公社委员会成立后，3月29日会议决定划分成10个委员会以便开展事务和讨论法令草案。其中，每个委员会大致由5—8名委员组成。在组织结构上，巴黎公社委员会既没有实行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民主集中制，也没有采纳第一国际的总委员会—分部—支部体制，作为会议主席的贝雷将巴黎公社作为地方分权和自治的模范。

巴黎公社委员会缺乏民主基础上的正确集中，难以产生权威的领导核心。在公社委员会层面，最初曾提议选举产生由一名主席、两名副主席组成的主席团，并建议任期一周。但仅有第一届主席任期5天，4月5日起每次会议都临时选举主席，职责限于主持会议。在公社存在的72天中，先后有28名委员担任会议主席，有时竟然一天两名主席。公社委员会事实上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在相当于政府部门的10个委员会层面，执行委员会的地位和作用本应更为突出，“负责执行公社的一切法令和其他委员会的一切决议”，但是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并不比其他公社委员具有更多威望和更高能力，各委员会之间相互平权、各自为政，甚至无视执行委员会的决定。4月20日，公社不得不改组执行委员会，办法是由9个委员会各选出1名代表，组成新的执行委员会。各委员会之间的沟通联系加强了，但是平权分权的问题并未有效化解，公社仍然难以摆脱“九龙治水”的困局。

经济与政治的分离乃至割裂，是平权分权问题的最集中体现和最严重后果。在巴黎公社里，蒲鲁东主义者在财政委员会、劳动与交换委员会中占多数，布朗基主义者在军事委员会、司法委员会、治安委员会中占多数。正如恩格斯所说，公社在经济方面的各种法令首先要由蒲鲁东派负责，在政治方面的行动和失策则要由布朗基派负责。当不同的法案提交公社委员会决定时，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中遇阻、相互扞格的情况屡屡出现。在蒲鲁东派看来，他们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崇尚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反对政治斗争和革命专政，对公社的关于处置敌产和逃亡分子的法令、取缔反动报刊的法令、关押人质的法令等横加阻挠，致使法令流产或付之空文，“连在巴黎抓到的假扮国民自卫军的宪兵密探和身上搜出燃烧弹的警察都得到了饶恕”，严重动摇了革命政权的稳固和政治权威。在布朗基派看来，他们只是出于阶级本能才是社会主义者，既没有社会主义的理论，也没有改造社会的确定的实际的建议，更不能上升到政治的高度正确处理经济事务，在对待法兰西银行问题上一误再误。据统计，在法兰西银行里存有三十亿法郎资产，公社仅从中支取了一千六百万法郎，梯也尔反动政府却从法兰西银行得到两亿五千七百万法郎的资助。5月12日，治安委员会以搜查秘密军火库为由包围法兰西银行，由于贝雷的阻挠再次无功而返。恩格斯指出：“公社在经济方面忽略了很多据我们现在看来是当时必须做的事情。最令人难解的，自然是公社把法兰西银行视为神圣，而在其大门外毕恭毕敬地伫立不前。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

围绕救国委员会权责争执不休，宗派主义激化内部分裂。为了破解组织涣散、政令难行的问题，4月28日公社会议上，公社委员米奥提议组织救国委员会，救国委员会只对公社负责，对其他一切委员会享有最广泛的权力。关于是否设立救国委员会，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之间的分歧愈加严重。布朗基派联合新雅各宾派等形成多数派，赞同公社的集中统一以应对更加严峻的军事形势。蒲鲁东派认为这是对公社民主原则的破坏，成为持反对立场的少数派。

5月1日，公社组织选举救国委员会，蒲鲁东派拒绝参加投票。最终37名公社委员投票选举产生5名救国委员会成员，其中3名布朗基派、2名新雅各宾派，都属于多数派。5月3日，救国委员会越过军事委员会和军事代表直接发布军事指令致使阵地失守。围绕救国委员会的权限和行动，多数派和少数派展开了连续3天更加激烈的争论，少数派要求取消救国委员会。5月9日，巴黎西北的伊西炮台被攻陷，公社重新选举救国委员会。这本来是弥合分裂的宝贵时机，多数派委员却在休会间隙单独协商，因而在选举中获胜，第二届救国委员会仍由3名布朗基派、2名新雅各宾派组成。5月12日，第二届救国委员会需要补选一名委员时，多数派无视少数派候选人瓦尔兰的威望和能力，再次投票选出一名多数派成员。此后，多数派还在治安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等组织机构中进一步排挤少数派。建立救国委员会的本意是加强集中统一，却被多数派变成了排除异己、专权擅权的工具，致使公社内部的分歧、分裂更加尖锐了。

多数派的宗派主义做法激起了少数派的强烈反对。5月15日，少数派22名委员公开发布声明称，由于公社“把权力移交给一个名为救国委员会的专制机构，从而放弃了自己的权力”，因此他们不再出席公社会议。少数派声明将内部的分裂公之于众，打击了巴黎公社的威信，引发了革命队伍的混乱，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政治危机。5月20日，国际工人协会巴黎支部号召竭尽全力维护公社统一，巴黎市民也召开选区会议号召本区委员回到公社去。在革命团体和人民群众的呼吁下，5月21日，少数派回到公社出席会议，多数派选举少数派担当会议主席，两派消除隔阂，再次携手共同御敌。然而，此时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在随后的“五月流血周”里，公社委员们浴血奋战、奋起反抗，但最终还是在5月28日遭到法国资产阶级反动政府勾结普鲁士军队的联合反扑，公社宣告失败，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留下了惨痛教训。

（作者：武晓超；来源：昆仑策网，原载《学习时报》2024年7月5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