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胜：关于某人，核电，以及那些决策背后的故事

点击：  作者：张胜    来源：核电那些事  发布时间:2017-10-22 09:09:36

 

              摘自《从战争中走来（张爱萍人生记录）—两代军人的对话》 

1981年10月，中南海，国务院常务会议。

赵：……最后一个议题，关于大亚湾核电站的问题。这件事已经讨论了好几次了，法国的总理也来了，是不是今天就定下来。

【这是一次工作例会，涉及到中国核电发展的问题，让我根据父亲的回忆整理节录如下。】

张爱萍：秦山（秦山核电站）怎么办？

赵：喔，爱萍同志有什么具体意见吗？

张：我的意见是秦山要尽快上马。

赵：对秦山上还是不上，各个部门的意见不是不统一吗？

张：我先谈远一点的。

两弹一星是搞出来了，但原子弹不能当饭吃。核工业很困难，要扶持，要给它找出路，晚了，人才、技术、设备都会流失、老化掉。（小编：现在挂在嘴上的年产6-8台套的国产化骄傲产能也是这么尴尬）

摆在面前的，也是紧迫的，是利用搞核弹打下的基础，尽快转型，建立起我国自己的核电工业体系。这不仅是二机部，也是国防工业今后的出路。同时，也关系到国家的能源战略。我们不能说是个产油大国，煤炭有过剩，只是暂时的，核电是支力量，尤其在南方。但核电发展走什么路子？还是老经验，自力更生，把鼻子拴在外国人身上，肯定是不行的。国务院 要下这个决心！现在就要下！

下面我再谈谈秦山。

第一，秦山虽小，但小有小的优势。从我国情况看，用得多的还是30万～40万千瓦小型的。在大型领域我们还争不过人家，在中小型上突破，占有一席之地，是可能的。秦山搞出经验后，可以向国外输出，路子会走得开。

第二，大亚湾是引进，秦山是自己干，自己干和引进，并不排斥。即使要引进，自己搞过，谈判时，地位就大不一样了。同时也有利于消化。

总之，上秦山，能够带动整个核工业的转型，可以振奋精神，鼓舞士气。我还是坚持这个意见，请考虑。

再补充一点，也是主要的，如果全套引进，我们自己也供应不上核燃料。

……（长时间的沉默）

赵：你们不是报告过核燃料过剩了吗？

张：那是高浓铀，用于原子弹的，过剩了；我现在指的是低浓铀！核电需要的是低浓铀！！燃料供不上，就要向人家买，这就必然受制于人。

看得出，他似乎有些不耐烦了，老毛病又要犯了。无怪毛泽东说他爱犯上呢！……（冷场，又是沉默）

赵：这件事都议过几次了，临到要做决定了，又是意见一大堆。这样搞，工作还怎么干嘛！我在这里再强调一下，以后讨论重大问题时，不要老是请假。

张：凡和我有关的会，我都是参加了。

会场上另外有人拍了桌子：上次研究你就没有参加嘛！

张：你那个议程上有吗？事先不通知，不打招呼，这样大的事，临时动议。你们几个说了，就能算吗？！（也拍了桌子）

赵：是不是都冷静一下。主管的同志清楚吗？

（答：不清楚。）

张：我早就把王淦昌、姜圣阶他们写的报告给你转去了。

赵：我是没有看到，主管引进的同志看到没有？

（答：没有。）

张：我亲自给你的秘书打了电话，他说，给首长看过了，也批了，已经转给计委了。你敢说没有看过？

（父亲回忆到这里，得意地说：“哈，他一下子把脸涨得通红。”）

（沉默……又是长时间的沉默。）

赵：就这样决定了。说我卖国主义就卖国主义吧！

张：总理，如果你是这样理解的话，那我从此就再不说话了！

方毅：时间到了，是不是先让大家吃饭啊？

耿飚：你们继续吵，我可要吃饭去了。（做夹起包要走状）

这是一次剑拔弩张的会议。

关于中国核电发展的争论，在经过了国家各部委的长期论战后，终于把国务院最高层卷进来了。

中国核电起步，路程漫漫。从第一座反应堆建成到第一座核电站，美国用了15年，苏联8年，英国9年，中国呢？33年。

早在1957年，军用核反应堆就考虑了发电问题，只是后来发电部分没有建起来。核武器研制取得突破性进展后，1970年，周恩来总理曾先后三次提出要搞核电站建设。1974年3月31日，中央专委正式批准了30万千瓦压水堆核电站方案，命名为“728”工程。但是由于“文革”动乱，工程迟迟未能动工。

矛盾是从1977年中法两国政府达成的协议后开始的。

法国承诺，提供贷款与中国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其中包括一座核电站。

水电部据此筹划在江阴建设苏南核电站。国务院也于1978年批准了从法国引进两套90万千瓦机组的核电站。

这一动作，引发了一场大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中国核电的发展，是依靠自己、立足国内，还是引进技术、合作生产或成套进口。

不久，一机部参加进来，认为再搞30万千瓦的意义不大，1978年8月正式提出停建“728”工程。

二机部马上反击，“728”在科研、设计、设备制造上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且国家批准的7个多亿，已花了近2个亿，岂有下马之理？

当时，水电部是核电的主管者，掌握权力和资金优势；一机部是大型设备的制造者；二机部是动力堆和核燃料的提供者，具备核技术的人才优势。

1979年1月，谷牧副总理出面协调各方。

反方认为，30万千瓦太小，技术落后，国外早已淘汰，没有价值。既然决定进口90万千瓦系列的，再搞一个技术上把握不大，又无发展前途的大项目，是不合理 的。如果仅仅是为了学习练兵，而花掉6、7个亿，是否值得？不如用“728”这笔钱来搞核燃料的浓缩加工和勘探。

他们还提出，应以国际先进技术为起点，没有必要一步一步地从头搞起。发展核电从90万千瓦搞起，这样可以避免浪费，加快步伐，争取时间。

二机部恪守自己的阵地决不退让。

最后的表决是：

【一机部、水电部、国家建委主张“728”工程下马；国防科委、二机部、国家计委坚持继续干下去。3比3平。】

一个月后，国防科委又把这件事捅到军委去了。邓小平批示，由二机部抓总。这一招很厉害，授权了。国防科委和二机部把更多的同盟军拉了进来：机械委、化工部、中财委、国家科委、国家能委、上海市……

但争论仍在继续。既然是邓让二机部挑头了，于是，1980年10月20日，二机部副部长、核物理学家王淦昌给我父亲还有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写信，他写道：

【正确的核电引进政策不应该是全套进口，而应该在实现技术转让的前提下引进关键设备和特殊材料。……引进的主要目的不是引进电力生产能力，而是引进核电技术，最终建立自己的核电工业体系。】

王淦昌直截了当地说：“我认为这一重大工程的决策是欠妥的。”

这就是前面提到的那封信。

父亲对这封信很感兴趣，这对困境中的中国核工业，无疑是一针强心剂。

资料记载：1981年3月，在张爱萍同志的主持下，国防科委与二机部（核工业部）联合提出了“核工业应在保证军用的前提下，把重点转移到为国民经济服务上来 ”（即“保军转民”）的发展方针，小平同志亲自批准了这个方针。

从此，核科技工业开始了“军民结合”、“保军转民”的历史性战略转变。

1981年11月，国务院再次批准了“728”工程，1982年11月，又批准这个工程的选址方案，建在浙江省海盐县的秦山。

1983年6月1日，我国第一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站终于破土动工，正式启动了原子能和平利用，为经济建设服务、造福人民的进程。与此同时，整个核科技工业的军转民工作也全面开展起来。

若干年后，父亲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

“当我说到，核燃料还要买人家的，就必然会受制于人时，别人都不讲话了。这句话可能刺激了他。过了一会儿，赵突然站起来，说，就这样定了，说我卖国主义就卖国主义吧。

“讲这样的话，是没有道理的。既然是讨论问题，听到不同的意见是正常的，不能因为不合自己的意，就认为是给你扣帽子，这种作风，别人还怎么讲话？

“我当时还是忍耐住了。主要考虑两个，一个是不必争辩了，他是总理，我是副总理，组织上是要服从的；再一个我怕他说我摆老资格。我理解他当时之所以那样急，是第二天要跟法国人拍板。不过，第二次国务院开会时，赵还是说了，爱萍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我那样说是不妥当的。

“我曾给谷牧打过电话，提出不管怎么样秦山核电站应该我们自己搞下来，纳入政府规划。后来谷牧还把王淦昌、姜圣阶找了去问情况。他们的态度也是不管怎样，要保住秦山核电站，他们还写了报告，我也看到了。”

这件事后来提交到书记处讨论。我看到国务院办公厅提交的会议纪要，写法上是按副总理的排名顺序，依次说明每个人的态度。写到父亲这里，对这个挑起事端的主谋，只用了两个字：“同上”。看得出，对方底气不足了。我想，大概他们已经能判断出最后的结局了。

胡耀邦最先表态支持。当时的具体文件我没有找到，只看到他后来在1984年批示的一段话：“我是完全赞成张部长的批语的。有些事关系国家的大计，必须办，咬 紧牙关也得办。但是有些同志往往从小处看，顾虑重重，犹犹豫豫，把时间耽误了。因此齐心协力，加油干，这一条很重要。”

很快，更多的党内高层人物表态支持。

陈云同志的批示简明，但却严厉：“不管广东核电站谈成谈不成，自己必须搞自己的核电站。再也不要三心二意了。”

父亲批示：“将陈云同志对国家计委国防局的批示和材料增送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和中央军委各同志。”

我无意于评价事情本身的对错优劣，只是感慨，上一代打江山的这批领导人，果然不同凡响，毛泽东“自力更生”之路在他们心里是根深蒂固的了。

这只是一次工作性的争论，并不能说明赵，包括支持大亚湾的同志们，就反对我国自己搞核能。父亲说：

“我后来又写过报告，他是很重视的，马上就做了布置，引进了一些设备。”

我曾问过父亲，你为什么站在秦山一边，而反对大亚湾。

父亲说：

【我没有站在秦山一边，也没有反对搞大亚湾。争论是正常的，秦山和大亚湾，谁先谁后，是个工作问题。自己搞核电，还是引资搞核电，对解决地区的电力困难，发展国民经济来说，都是一件好事。不应该是相互排斥的。但如果从发展我们自己的核电事业来看，不给二机部饭吃，封杀它，只图眼前，急功近利，那就是战略上的短视。核工业，包括所有的国防工业领域，不能只停留在搞武器上，一定要把它引向国民经济之中，它才能生存，才能发展，这是个基本方针。能源问题早晚是个麻烦，要从长计议。这才是国务院研究问题、做出决策的思考角度。”】

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不愉快，我分析，除了父亲说的 “受制于人” 刺激了其他同志，更重要的是领导体制问题。

国防工业横跨军委和国务院两大系统。航天和核工业在业务上直接归国防科委领导，按惯例，重大事项都走军委这条线。

核工业向民用转型属重大决策，自然是先向邓汇报，得到邓的首肯后，再提交国务院。过去周恩来任总理时，军委、国务院的重大事项都要经过他，而现在赵在军委并无职务，军事工作他不管，势必产生军委拍板，国务院执行的错位和错觉。我想，问题还是出在沟通和体制上。

但事情并没有到此就画上句号。

不久，小平同志找了我父亲。父亲回来和我说起这次谈话的情况：

“听说你开会都不参加？我说，与我有关的我都是到会的。至于他们谈农业、体育，不归我管，我又不懂，去陪会，我看没有意思。”

“都说军队中有两个人惹不起哩。爱萍，你，就是一个！要注意咧。”

对邓，他一向是很尊重的，他觉得邓小平是个务实的人，也是个敢作敢为的人。在两弹一星事业上，邓给过他有力的支持。

尤其在1975年，邓鼓励他说，不要怕， 放开手干。最使他宽慰的是，邓当着许多人的面说：“你，张爱萍和我一样，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一抓一大把。”很难说这是句表扬的话，但父亲却经常提到，显然他是认为，就凭这句话，说明邓是了解他的，对他在大是大非面前的态度和立场是支持的、鼓励的，而对他的一些毛病和缺点是宽容的，甚至多少还是赞许的。和 他自己一样，邓不是个喜欢计较小事的人，看人、用人有他独特的视角和气度。

可这一次呢？为什么不是像以往一样，不就争论本身的是非曲直做出评价，赞许他力排众议的勇气和鲜明的立场，偏偏是批评他的态度和方法。邓好像不是这样的人。 为什么就不能提出反对的意见？是他的意见不对？如果看法错了，邓完全可以当面指出来嘛！但他没有。那只能是有一种解释了，就是不应该和赵对着干！不管意见对否，总之，不能对着赵上！他要维护他。

我总想利用个机会帮他排解一下，晚饭后陪他在小院里散步，我问他，你还是因为这件事不愉快吗？

他说：“过去了，就不再想它了。”

我说，你还是应该和邓敞开了谈谈自己的想法嘛。

父亲很难受地说：“没有用的。”

为什么这样想呢？我看他陷入了郁闷之中。

事隔快半年了吧，1982年春夏，父亲去三线检查工作，我正巧去成都，我们一起在金牛坝住了几天。记得是吃晚饭的时候，邱秘书从北京来了电话，我说首长正在吃饭，是不是一会儿再通电话？邱说，是件重要的事。父亲接完电话回来，闷头吃饭。我问他什么事啊，那么重要？他抬起头来说：

“没有我了。”

什么？我听不懂。

“免去了我副总理的职务。”

我们都有些诧异，怎么这么突然呢？

打开餐桌旁的电视，正在播发着每晚七点钟的《新闻联播》节目。新华社消息：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1982年4月22日至5月4日举行。会议听取了关于宪法修改草案的说明，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进展情况，关于……

会议通过决议，万里、姚依林继续任国务院副总理；任命余秋里、耿飙、方毅、谷牧、康世恩、陈慕华（女）、薄一波、姬鹏飞、黄华、张劲夫等10人为国务委员；免去余秋里、耿飙、方毅、谷牧、康世恩、陈慕华（女）、薄一波、姬鹏飞、杨静仁、张爱萍、黄华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原来的副总理除两人外，都改为国务委员了。只有杨静仁和他，被免去副总理职务后，却没有再委任国务委员。父亲果然是被免去了职务。

这叫什么事？搞的什么名堂？我叫起来。

他说：“不要瞎议论，退休是正常的，也是我自己要求的，只是没想到这么突然。”

父亲这才说，国务院准备搞机构改革，在这之前，是他自己写了退休报告。

一个同志退下来了，组织上总要先谈谈话嘛！别说你了，我们参谋人员离退，部长都亲自谈话。大家在一起工作，也算是个尊重吧。一点招呼也不打，是我们党的传统吗？我说，肯定和那次核电站的争执有关，恨上你了！

父亲说：“没有根据的话就不要乱说。”

的确是太突然了，自己的免职居然是在《新闻联播》中听到的，我不知道有哪个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是这样被解除职务的。

他是干部队伍年轻化这一政策的积极推动者，在全国各大系统中，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战线一直走在前面，率先破格提拔了一批在知识结构和文化素质上更具现代化的年轻干部，如伍绍祖、邹家华、聂力等。这几年，父亲对于自己退出领导岗位也一直有所考虑，几次书面提出让位于年轻的同志。但现在，这一突如其来的决定，毕竟令人太难堪了，也太有悖于常理了！不能不使人想到暗箱操作。

但他又能说什么呢？这原本是他自己提出来的嘛！

父亲是个很要强的人，也是很要面子的人。这点我是知道的，从许多生活小事上就能看出来。别看他平时衣着简朴，从来也不讲究牌子、衣料，但随便什么衣服他也是 不穿的，他只认定自己挑选过的、认可的衣服，即使再旧再差，他也衣冠得体，坐、立、行，都是军人姿态。天气再热，也不扇扇子，部队会操，再大的雨也不打 伞，他说：“这就叫上不遮、下不扇，记住，这是带兵最基本的要求！”

我想，他肯定是很恼怒的。父亲自出任副总理后，才仅仅一年半，许多计划才刚刚开始。现在，下去检查工作刚走到半道上，让他何去何从？我说，你不是还要检查三线工作吗？走到半路就被免职了，多尴尬啊！是走下去，还是干脆不管了？我看，打道回府吧。

父亲的确有些惶惑。他沉默了一下说：

“计划就不要变了。也好，和同志们去告个别吧。这么多年了，很多同志还住在山沟里，我去再看看他们吧。”

按计划，他还准备到坐落在长卿山脚下的核九院走一趟，那里有他的老朋友邓稼先、李英杰、陈能宽。1962年他动员他们由北京搬到青海，在歌中唱到的“在那个 遥远的地方”安了家。

原子弹试验成功，1965年才迁到了这里，10个研究所像羊拉屎一样遍布在深山里。一晃快20年过去了，这个为共和国做出了杰出贡献 的精英群体，生活在一个怎样的环境里呢？

没有马路、公交，没有餐厅、剧院，没有煤气，甚至偌大的厂区连个供应蔬菜和副食品的商场也没有，孩子上学、家属就业，都成了老大难问题……

不久前，他派陈彬专程去了一趟，商量一下搬迁的事，怎么样了呢？他想，钱还没有最终落实，不好说得太明白了。掌握人类最尖端科学的人，恰恰远离现代文明，陪伴他们的是“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望不断的绿水悠悠。

他这一走，真的是要留下太多的遗憾了。

其实，让人恼火的事情还远远不止这些。

国防工业过剩的生产力往哪里去？整个国民经济本来就机械加工业过剩，随着农村土地承包，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于是，一场争原料、争市场的商战开打了。面对国防工业特有的技术优势，地方保护主义筑起了强大的壁垒，国防工业原定的找米下锅方针遇到了阻力。

生产民品，没有原材料；制造的产品没有市场准入。“国防工 业原本就拖了国民经济的后腿，现在又来抢饭碗”；

“国防工业是包袱，砍掉算了”…当矛盾提交到国务院常务会议时，又是一场舌剑唇枪。

第三世界的国防部长们又来讨要武器了。父亲这个从来不讲钱的人，突然一改常态，可以，但我可是要收钱的哟！父亲说：“他不干，在北京赖了一个星期，最后谈成付成本费。”

这又是轩然大波。外事口态度坚决地说：

“我们不做军火商，是毛主席的原话！再直接不过了嘛！难道还能有歧义吗？”父亲顽皮地说：“既然你想请客，那就掏你的口袋吧！”

“变无偿援助为有偿出口，这是挑战我国的基本国策。”父亲说：“扣帽子谁不会。你也不要忘了四个现代化才是本世纪的目标！”

“外事领域是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亲自抓的，不存在‘左’的问题！”父亲说：“人民解放军难道就是‘四人帮’抓的不成？”

凭父亲一贯的个性，不难想见，在为国防工业争取生存权的斗争中，他肯定又是剑拔弩张的。

惹不起的人——这顶桂冠终于戴到他的头上了。

图片来源：秦山核电

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建造的核电站，定点于浙江海盐县东南的秦山山麓，故取名为“秦山核电站”。它东临杭州湾，地质构造稳定，冷却水取自海水。1983年破土动工。

父亲批示：

【请转告核工业部的同志们，现在就要看他们的了。要像搞第一颗原子弹那样，埋头苦干，下决心干出样子来。】

秦山核电站，1991年并网发电，1994年投入商业运行。10年累计发电168亿千瓦时。与燃煤相比，减少向大气排放硫氧化物14万吨，二氧化碳1800万吨。杭州湾依然秀美清新。中国成为世界第7个有能力设计建造核电站的国家了。

大亚湾核电站同样辉煌。

1993年并网发电，也是1994年投入商业运行。它的建成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成果。能源缺乏的广东省一直靠北煤南运，省内水系落 差小，不具备发电条件，就从核电上找出路。可他们缺电也缺钱，于是利用比邻港澳的优势，“借钱买鸡、借鸡生蛋、卖蛋还钱。”这是一个很聪明的想法，透着商业运作的智慧。1983年，与香港合资，并与法国、英国签订了设备购置、技术服务和贷款协议。

主持这项工作的是彭湃烈士的儿子，中国的核反应堆专家彭士禄。彭湃是我父亲年轻时追随的革命偶像；彭士禄是我父亲欣赏的专家型领导干部。

两个项目，两条道路，两种办法，殊途同归。不管当时的争执如何激烈，矛盾如何复杂，也不管后人如何评价，这段小小的插曲，多少折射出改革开放的中国在探索中所走过的曲折历程，展现了那一代人特有的风采。

话虽如此，但我国核电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在能源结构中核电所占总发电量的比例仅有1％（目前是4%），远远低于美国21.9％、日本33.4％、法国77.4％。

20多年来，几乎很少有人对中国长期的能源需求有冷静、清晰的判断，自然对于核电的战略定位更是无从谈起。在80年代崇洋的风潮下，像我父亲这样的共产党培养出来的土包子们，是没有多少人会相信他们的。

直到2003年，捉襟见肘的窘相终于露出来了。2005年，煤炭价格大幅上扬，能源供应全面趋紧。这些因素使得核电在国家能源结构中的地位一再攀升。

1月7日，温家宝总理视察了广东省大亚湾核电站。一周后，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透露，国家已经用“积极发展核电”代替了“十五”规划中的“适度发展核电”政策。

3月2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正式宣布将“积极推进核电建设”；至此，传扬了两年的中国核电战略调整，终于在国家层面上获得确认。各界发展核电热情高涨。不仅在沿海缺乏能源的省市，内地的四川、湖南、湖北、江西、重庆、广西等省市，也向发改委提出建设核电的强烈要求。

我想，这大概是父亲最希望看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