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中旬，上海闸北地区的日本士兵隔着铁丝网与公共租界的英军握手。英国是凡尔赛 -华盛顿体系的主要监督者，淞沪会战从头至尾，其走向都受到英美态度的巨大牵引

淞沪会战时，88师参谋长张柏亭领会了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的命令，要在国联开会时，把淞沪战场的现实境况，带到会场去。

1937年，上海拥有350万人口，号称东方巴黎，既是世界第五大城市，也是远东的贸易枢纽。全市有7万多常住外国人口，来自将近50个国家，和新加坡、香港一样，是西方在亚洲的最主要支撑节点之一。选择在这个精美、昂贵、易碎的瓷器旁爆发一场宣示性的激斗，既是主事者庙算的结果，也必然要使远东的条约体系受到巨大的考验，同时这一预估反过来又会对战事的进程施加巨大的影响。

1922年2月，华盛顿会议的第二个结果《限制海军军备条约》签署，即《五国海军协定》，规定美、英、日、法、意五国海军主力舰吨位比例为 5：5：3：1.75：1.75，意味着英国被迫放弃了双强标准（超过世界上最强大的两支海军），英美海权开始平起平坐

力不从心的国际警察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奥匈覆灭、德国栽倒、俄国退出，欧洲的权力中心整体西移，法国除非维护自己的利益，在国际活动中经常唯英国马首是瞻。淞沪会战从头至尾，其走向都受到对英国态度的巨大牵引。

外交家顾维钧写道，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控制着从大西洋到中国海的海路，控制着印度、缅甸、马来西亚和香港，它在亚洲的地位非同一般。此外，它在中国的政治和商业上的利益也比其他列强为大。它在中国有租借地；在中国各地的所谓通商口岸有‘租界’，英资修建的铁路有京津、沪宁及津浦线等；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盐务总办均是英国人；中国对外贸易大部分是与英帝国进行的；这些事实都突出了英国对中国的重要性，而其他列强则相形见绌。”从这个意义上说，20世纪30年代南京的决策层乃至德国顾问，根据历史经验和直接观感，估计上海租界是英国必保的对象，因而可以引英制日，并非完全没有依据。

但此时的日不落帝国已经是余晖将近了。由于一战中英国早已透支了自己的国力，1919年夏天，劳合·乔治的联合内阁制定了“十年规则”，即军事部门在拟订军事计划和预算时，应当以十年内不会发生重大战争的假设为依据。1925-1926年的国防白皮书显示，英国每年只花了人均51先令在武装部队上，澳大利亚25先令，新西兰12先令11便士，加拿大只有5先令10便士。澳大利亚只有3艘巡洋舰、3艘驱逐舰，几乎没有空军。加拿大有2艘巡洋舰和3600名陆军，只有一架军机，还是从皇家空军租来的。

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巴黎和会“三巨头”之一

英国一旦开始收缩，东亚大陆是它首先放弃的地方。不过，上海作为远东最耀眼的明珠，是英国在远东的重大利益所在。截止到1937年，英国在上海直接投资达到1.8亿英镑，相当于在华总投资的72%。

1936年春，英国驻华大使卡多根在与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川越茂会谈时，就表示，英国在华北的宗旨是保持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东西，上海和长江流域是英国权益的重点，如果不与此相违，则对其他方面权益的放弃并不加反对。《泰晤士报》曾警告日本：“现在要让日本了解它在东亚的自由行动绝对不能包括肆意破坏英国利益。”

1927年6月9日，北伐期间，上海，英国士兵在苏州河公共租界的街垒中站岗，河对岸是中国居民区。上海作为远东最耀眼的明珠，是英国在远东的重大利益所在

然而随着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德意日逐步组成了以打倒英国为目的的同盟，上海也被从优先的名单上冷酷地排到了后面。

1937年唐宁街将英国国防努力仅仅局限在保卫本土、海外领地和保护贸易通路。三军参谋长提出的具体防御优先顺序是：“保卫我们帝国通往全世界的交通线；保卫联合王国免遭德国侵略；保卫帝国在远东的利益免遭日本侵略；保卫在地中海和中东的利益；保卫印度免遭苏联侵略。”但要注意的是，英国在远东力保的生命线是从新加坡到澳大利亚这条航路，上海并不在这条线上，更不必说“可能派到远东的舰队力量必然要受到考虑我们国内要求的制约”。

20世纪30年代，上海外白渡桥南，身着苏格兰格子裙站岗的英国兵

次年，三军参谋长又重申，英军在1938年不能应付一场重大的战争，而且没有力量来满足它现在承担的国防义务，因此，重要的是探讨以一切可能的办法来减少英国潜在敌人的数目。这句话翻译成熟悉的国际政治术语，就是“绥靖”。英国是远东的国际警察，但由于有心无力，远东早已被内定为可放弃对象，因此罗曼蒂克消亡史，可以说一战之后就埋下了伏笔。

阴差阳错的国际协调

南京方面之所以决心要引日军在上海开战，除了军事方面的考虑外，还有一则重要因素：上海是国际城市，其所在的长江流域又是英国传统利益所在，在此开战有助于吸引列强介入，借力打力阻止日本。

七七事变爆发后的7月30日，何应钦在南京主持了军事长官会报第20次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包括：对上海日本海军陆战队之应付计划、对汉口日租界之扫荡计划、长江中下游各要塞之阻塞及对日舰扫荡计划等。蒋介石在回答汪精卫为何开辟上海战场时，也回答：“在北方打仗，国际上是不大注意的；上海是一个国际市场，在上海打仗，就容易引起国际注意。”

反之，日军一开始并无在上海作战的准备。《对华作战计划》只是写明情况不得已时才考虑向青岛、上海派兵以保护日侨。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参谋本部在《处理华北时局要领》中明确：“即使抗日行动波及华中华南，陆军仍以不出兵为原则。”

8月13日，战火如愿在上海点燃。次月12日，南京政府将案件控诉于国际联盟。国联盟约第十条规定，会员国保证“尊重并维护所有国联各成员国的领土完整及现有的政治独立，以防御外来的侵犯”。

发生国际争端后，按照下列三种办法予以处理：交由常设国际法庭解决、提请仲裁，或者由行政院进行调查。在法庭做出判决、仲裁人做出裁决或者行政院提出报告的三个月之内，有关各方不得以任何借口诉诸战争，一旦出现侵略，行政院就要为履行这一义务所要采取的手段提出意见，除了争议国之外，行政院意见必须取得一致。

随后的讨论是在十九国委员会进行。报告在讨论以后，将被国联全体大会承认为是它的报告，然后还要看争端双方对这个报告是否接受。对于接受报告书的一方，不得进行战争。这样，全体大会和国联的任务就告结束。

如果有一方居然敢于无视保证诉诸战争，那么就可以对其进行制裁。所有会员国都要断绝与该国的贸易往来和财政关系，禁止本国国民与该国国民的一切交往，阻止其他任何国家的国民与该国国民的一切交往，无论其是否为国际联盟成员国。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后，在租界街头拉出中英文标语抗议日本侵略和争取国际支持的上海文化界爱国组织积极展开救亡活动，为正义而奋斗

这一冗长的纠纷解决机制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缺乏绝对的实力优势作为后盾。由于美国国会否决了加入国联的申请，因此从一开始，国联就先天不足：美国没有制裁侵略者的法定义务。

10月4日，国联宣布给予中国“精神上的支持”。英法有心无力，只有美国可以采取行动。顾维钧也回忆，美国的态度至关重要。英国驻国联代表艾登形容：“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远东战争中所能采取的任何行动，无论其性质如何，基本上都要靠美国的合作。”

就在这个当口，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0月5日在孤立主义势力中心芝加哥发表了著名的“隔离演说”（Quarantine Speech），宣称“世界上无法无纪的传染病确实正在蔓延着”。所以，“爱好和平的国家必须齐心协力，反对那些正在造成国际无政府主义状态和不稳定局势的破坏条约的行为”。这篇演说并未直接点出具体所指国家，在美国国内激起的反对和支持兼有，反对的媒体主要来自《芝加哥论坛报》和赫斯特报系。面对孤立主义思潮的反击，罗斯福很快就澄清自己立场：隔离意味着更严格的中立。

1937年10月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孤立主义势力中心芝加哥发表了著名的“隔离演说”（Quarantine Speech），宣称“世界上无法无纪的传染病确实正在蔓延着”，“当肉体传染病开始蔓延时，社会便赞成并联合起来对患者实行隔离，不使疾病蔓延，以保护社会的健康”

此时淞沪战场早已进入第二阶段，9月中旬以后，蒋介石亲临现场指挥，也仍然无功而返。10月25日大场失陷，闸北守军已经腹背受敌。有人向蒋介石建议，全军退到上海外围既设之国防工事固守，诱敌深入后予以消耗。上海外围，有着1934年开始修筑、号称“中国的兴登堡防线”的吴福线（苏州至福山）、锡澄线（无锡至江阴），侧翼还有乍嘉线（乍浦至嘉兴）和海嘉线（海盐经嘉兴至吴江）等国防工事，这一建议无疑是符合实际的，10月31日，蒋介石下令自上海市区撤退。

1937年，蒋介石在淞沪前线指挥作战

随着九国会议要召开的消息传来，蒋介石在命令下达的第二天，于11月1日夜10时乘火车，冒雨来到南翔指挥部，在一所小学里召集由师长以上将领参加的紧急军事会议。在会上他表示九国公约会议对“国家命运关系甚大，我要求你们做更大的努力，在上海战场再支持一个时期，至少10天到两个星期，以便在国际上获得有力的同情和支援”，“上海是政府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基地，如果过早地放弃，会使政府的财政和物资受到很大影响”。于是撤退部署幡然变计，各部队改为继续坚守，这一临阵变更给部队造成的混乱自不待言。

11月3日，九国会议召开。九国会议东道国比利时分别于10月20日和11月7日，两次邀请日本参加，均被日本拒绝。在这种明白无误的蔑视之下，九国会议已经注定要失败。12月，南京即告陷落。

各怀心事的德苏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丧失了全部海外殖民地，这使得它在以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顾问身份重返东亚。1936年，德国交付中国2300万马克军火。1937年运交中国8200万马克军火，包括150毫米要塞炮、高射炮、轻武器、迫击炮、弹药、钢盔和240枚鱼雷，快艇、通信器材等。中国购买的德国军火占德国武器总出口的37%，占中国当年进口军火总额的60%。

德国很希望日本陆军能在远东牵制住苏联红军，而日本陷入中日战争的泥坑，使希特勒十分失望。8月16日希特勒本人也首次对中日冲突表示，在目前形势下德国应当严守中立。

由于日本人表示如果德国继续援华，日本就要退出《反共产国际协定》，10月18日戈林通知陆军元帅凯特尔，元首已经决定“对日本采取一种明确的态度”，命令停止对中国提供任何物资，但过了两天又吩咐对中国秘密供应，因为不想失去军火买主，但不得有新的订货。1938年5月后，随着日本压力增大，德国停止军售。这证明中德同盟只是建立在简单的物资交换基础上，两国缺乏共同目标和长远利益捆绑，因此关系很容易解体。

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曾任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

1934年9月，苏联被选入国联，担任行政院的常任委员国。1937年3月，苏联驻华大使通知中国政府，如果愿意签订互不侵犯协议，就可以出售飞机坦克，以及提供1亿中国元的贷款，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在8月14日向苏联大使提交军火供应协议草案，要求苏方提供350架飞机、200辆坦克和236门大炮，并要求派遣飞行员、航空技师、炮兵、坦克手，以训练军事人员。1937年8月21日，中苏两国正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李维诺夫在国联大会上发表演说，支持中国。对苏联来说更重要的是，中日之间战火燃烧得越旺盛，苏联的远东地区就越安全。

局势越来越凶险的20世纪30年代后期，国际安全体系在事实上已经难以发挥作用，各方势力都在进行紧张的布局：希特勒不想让日本陷入中日冲突的泥潭，以免影响两面夹攻苏联的大业，斯大林却完全可能出自类似的动机，让日本深深陷入这一泥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