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的背景下，劳资矛盾仍是世界的主要矛盾，而资本又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而。随着资本与劳动力量的此消彼长，资本日渐成为当今世界的隐性统治力量。而资本扩张与发动战争历来就是“孪生兄弟”，尤其在金融资本占主导的背景下，垄断资本与战争的关联度越发明显。

当前世界越来越不太平。从国际大形势看，西方世界逐渐衰落，由此衍生出“逆全球化”现象、民粹主义与右翼思潮抬头、西方自由民主价值吸引力下降等一系列“次生灾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就是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爆发的结果。西方大国急于转嫁危机，对外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增加。从周边形势看，随着美国加快“战略东移”和对华围堵，中国外部安全环境日趋恶化，钓鱼岛、南海、台海、朝核等问题逐次升温。新形势下，重新评估时代主题问题显得尤为必要。

“时代主题”就是一个时代的主要矛盾。从表面看，当今世界是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家是最高权力单位，重大决策均由各国政府决定。但从深层次看，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只有统治阶级的意志才能转化为国家意志。战争与和平问题，同样是一个国家阶级意志的体现。只有深入进行阶段分析，才能揭示时代主题的深刻内涵。

一、资本力量日渐成为控制世界的“隐性国家”(Deep State)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的背景下，劳资矛盾仍是世界的主要矛盾。它在国内表现为穷人与富人之间的阶级矛盾，在国际上表现为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南北矛盾。而资本成为劳资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因为，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了社会财富主要按资本分配，而不是按劳动量分配，由此导致“财富积累与贫困积累两极分化”，最终使资本力量不断积聚壮大，劳动者处境则日趋艰难。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可以跨国流动，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投资洼地，剥削廉价劳动力，因而在劳资矛盾中日渐占据主导。乐施会(Oxfam)研究报告显示，世界贫富分化逐年加大:2010年，世界上最富有的388位富豪的财富总量超过世界半数人口(约36亿)的总财富;2015年，世界最富有的62位富豪的财富就己超过世界一半人口的财富总有;2016年，比尔·盖茨、巴菲特等全球前8大富豪的资产总和就相当于世界半数人口的财富总额。①在全球100大经济体中，51个是跨国公司，49个是主权国家。这些跨国公司力量如此之大，以致被称为“公司国家”乃至“公司帝国”。此外，资本力量很容易实现阶级联合。“资本家在他们的竞争中表现出彼此都是假兄弟，但面对整个工人阶级却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②在全球化背景下，这种资本家联合会变成了跨国资本大联合。“共济会”就是国际资产阶级的联盟。共济会、光明会、骸骸会、彼得伯格俱乐部等，都是垄断资本跨国联合的秘密团体。

相比之下，劳动者阶层因基数大、居住分散且无法跨国流动，而整体处于弱势状态。尤其当国家间爆发冲突时，劳动者更是民族认同优先于阶级认同。“面对民族情绪和民族主义的铁锅，国际主义和劳动者的反帝主义就露出了砂锅的本色。”③缺乏议价能力使各国劳工组织的影响力日趋衰落，劳动者收入水平持续下降。20世纪70年代后期，欧洲的劳动力报酬占比约为GDP的70 %，几十年后，资本收益占比增加10%，劳动力占比则下降10%。在总价值13万亿欧元中，劳工和中产阶级每年损失1. 3万亿欧元。④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 Joseph Eugene Stiglitz) 2012年在《金融时报》撰文称:“当前美国人的中位数收入低于巧年前的水平，全职男性劳动者的中位数收入甚至低于40年前的水平。”⑤

资本与劳动的力量消长意味着资本日渐成为当今世界的隐性统治力量。这种资本的统治，既可以通过经济控制体现，也可以通过控制媒体体现，但终极手段则是通过控制国家政权，使国家成为服务于资本力量的超级工具。美国是垄断资本治国的典型例证。在经济领域，美国垄断资本控制了媒体、银行、国防和石油行业等诸多重要行业;在政治领域，这些精英直接或间接控制了北约、中情局、最高法院以及地方州政府，并借用美国人民的力量谋求征服世界。⑥在此背景下，资本意志日益成为国家意志，国家日渐沦为垄断资本牟利的超级工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从国内看，政府制定的经济政策和财富分配方案有利于垄断资本。1913年12月，以摩根财团和洛克菲勒财团为首的六家私人金融资本联合成立了“美国联邦储蓄委员会”(以下简称“美联储”)。这家注册在特拉华州的私人金融机构垄断了美国的货币发行权，因而控制了美国社会经济生活。此后，这股华尔街金融力量日趋向政府部门渗透。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被金融力量控制后，美国财政支出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1960年，美国70%的财政支出流向公共部门，30%流向私人部门;而到2012年，只有10%的财政支出流向公共部门，剩下的90%流向私人企业。⑦同时，美国的经济政策也日趋向大资本家倾斜。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最大的银行、证券、保险和会计跨国公司雇佣3000多人，花费50亿美元，最终废掉了罗斯福政府时期的所有“新交易法”( New Deal laws)—这些法律己经为美国经济健康发展护航长达60多年。该法案被废除后，金融公司可以自由转移资产，不受监管地随意创造价值数千亿美元有毒的金融衍生产品。⑧美国新总统特朗普看似与垄断资本划清界限，但他在胜选后组建的内阁是典型的“富豪内阁”，许多部长都是大型企业董事长。2017年2月3日，特朗普又签署行政令，废止旨在加强金融监管的《多德一弗兰克法案》⑨。这意味着美国将继续放松金融管制，使垄断资本更加横行无阻。

在对外政策中，国家同样成为垄断资本谋求的超级工具。据分析，在1975-1990年期间，跨国公司在美国对外政策中发挥了核心作用:投资亚洲市场，通过谈判打开中国市场，支持拉美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政府，在俄罗斯、东欧、波罗的海和巴尔干国家中资助亲资本政权，对南斯拉夫、伊拉克等国发动军事打击，以便为美国跨国公司创造有利可图的经济机会。可以说，美国对外行为的“国家利益最大化”逻辑日趋被“资本牟利最大化”逻辑取代。有学者将这种资本借助政权牟利现象概括为“政商财团主义”( corporatism )，其主要特征是把公共财富大规模转移到私人手中，同时随着国家债务激增，巨富与赤贫间鸿沟扩大，并借助狂热的民族主义合理化，无止境地增加安全支出。⑩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与跨国公司形成一种秘而不宣的战略默契:国家为企业扩张提供力量支撑，企业为国家的扩张行动提供资金支撑。

二、资本扩张是现代战争的最大驱动力

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最大限度实现资本增殖是其天性。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挺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⑪

在“平均利润率持续下降”的背景下，资本要想实现积累目标，只能采取大卫·哈维(DavidHarvey)所说的“时间一空间修复”办法⑫:一种是“集约型”积累模式，即通过提高技术水平和“创造性破坏”延长寿命;另一种是“外延型”积累模式，即在全球范围内扩大原料产地和产品市场。资本要想实现对外扩张，除了鼓动其他国家实行市场化、私有化、去管制化等手段外，还会用武力推进资本扩张，强行奴役那些“不听号令”的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发动战争，目的是创造和维系对资本扩张有利的地缘政治/经济秩序。西方军事打击的重点总是那些奉行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政策、不肯与资本主义体系接轨的“化外之邦”。列宁曾指出:“战争同私有制的基础并不矛盾，而是这些基础的直接的和必然的发展。”⑬“现在对资本家来说不仅要通过打仗来争夺的东西，而且如果想要保存资本主义，他们非打仗不可。”⑭法国知名社会主义者让·饶勒斯(Jean Jaur}s)也指出:“资本主义含有战争，就如同乌云含有暴风雨。”⑮

从历史上看，资本扩张与发动战争历来就是“孪生兄弟”。19世纪末，战争几乎成为资本扩张的“标配”。在1840-1860年自由竞争时期，英国当权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是反对殖民政策的。到了19世纪末，英国的头面人物都公开鼓吹帝国主义。1895年，英国金融大王塞西尔·约翰·罗得斯(Cecil John Rhodes)公开称:“为了使联合王国4000万居民免遭流血的内战，我们这些殖民主义政治家应当占领新的土地，来安置过剩的人口，为工厂和矿山生产的商品找到新的销售地区。我常常说，帝国就是吃饭的问题。要是你不希望发生内战，你就应当成为帝国主义者。”⑯英国著名学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也说过:“在世界现实状况下我们可以确定:建立殖民地是我们用老牌富国的资本所能从事的最好的生意。”⑰

英国能够长期占据世界产业链高端，与其频繁策动战争直接相关。历史学家斯图尔特.莱科克(Stuart Laycock)研究发现，在不同历史时期，英国曾侵略了地球上几乎90%的国家。1689-1815年是英国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的高潮时期，在这126年期间，英国有73年在打仗。另有统计称，在1100-1900年期间，英国有一半以上时间在打仗。⑱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同样好战。在1875-1914年期间，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四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支出都特别庞大。而每个国家的军事支出增长都为民族工业提供了销路，为军队提供了新的征服手段。⑲“资本积累和殖民化过程如同一根红线，贯穿着整个工业化时代。”⑳

同英国相比，美国的霸权行为方式更加隐蔽，但好战本性丝毫没有减弱。据统计，美国从1776年建国至今240多年来，有222年的时间处在战争状态，占建国历史的93%0“把美国人视为和平主义者是个幻想，他们是而且一直是历史上最暴力的国家之一。”[21]美国持续发动战争，同样是为资本扩张服务“纵贯整个20世纪，直到现在21世纪初，美国一直不断地动用其军事力量以及情报系统，来颠覆那些拒绝保护美国利益的政府。美国干涉别国，在很多情况下主要出于经济原因—特别是要确立扩张、扩大、保护美国人在世界各地不受干扰地从事商业活动的权力。”[22]

二战以来，美国在中美洲、阿富汗和非洲策划发动的代理人战争以及随后启动的经济私有化进程，使美国的跨国公司从中大获其利:在阿富汗的代理人战争中，主要受益者是阿富汗当权者、美国军事承包商和殖民管理者;美国在南部非洲的代理人战争，恶化了当地经济，却拔除了阻碍美国企业进入非洲的种种障碍;在尼加拉瓜，桑蒂诺革命击败了美国和以色列支持的索莫查政权，但立即遭到美国支持的反革命武装的阻击，最终建立起亲美的查莫罗政权。美国策动的代理人战争，最大限度阻止了相关国家民族主义和左翼政权崛起，导致当地经济破坏严重，日渐沦为美国的新殖民地。[23]

冷战结束后，美国主导的西方世界先后发动了五次较大规模的地区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这些战争既是地缘政治争夺，更是资本驱动的体系扩张，目的是将这些中间地带强行纳入西方体系:科索沃战争扫平了北约东扩与欧盟东扩的障碍(现在东欧己经成为西方的附属地);伊拉克因拒绝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两次遭受美国的军事打击;利比亚战争则将利比亚纳入“地中海联盟”，使之更牢固地与欧美绑在一起。有学者指出:美国在中东发动的所谓“反恐战争”看似是打击恐怖主义，实则是清除中东反美政权，建立庞大的自由贸易区。这种“自由”曾在20世纪70年代被带到智利，90年代被带到俄罗斯，就是让西方跨国公司警餐饱餐的自由。[24]

综上分析可以看出，时代变迁并未减少战争的次数和频率。相反，由于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爆发周期日趋缩短，通过战争转嫁危机的频率愈益加快。据统计，20世纪共发生了275场战争，造成了1.15亿人口死亡;相比之下，19世纪只有205场战争和800万的死亡人数，18世纪只有68场战争和400万死亡人数。折算为每千人死亡率，18世纪大约是5，19世纪是6，20世纪达到46。从战争爆发的频率来看，从1480年到1800年，每2-3年会出现一次新的较大规模的国际冲突;从1800年到1944年，缩短到每1-2年就爆发一次较大国际冲突;二战以来，这一周期缩短到14个月。即使在核时代，人类也没有减缓几个世纪以来战争越来越频繁、越来越致命的趋势。[25]

意大利历史学家杰奥瓦尼.阿瑞吉( Giovanni Arrighi)深入考察了资本积累与战争爆发的关系后，提出了“系统性资本积累周期，必定以大规模战争作结”的观点。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兴起以来最少己经历了四个积累周期:第一个是从14世纪末至17世纪中叶，资本积累中心是意大利北部的城邦(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第二个是从17世纪至18世纪末，资本主义积累中心是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第三个是从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资本积累中心是大英帝国的伦敦;第四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今，资本积累中心是美国的纽约。按照阿瑞吉的分析，每一次周期的完结都是因为“资本过度集中”和“过度积累”所导致的过度投资、生产过剩和利润率下降等现象，结果是经济迅速金融化和泡沫化，而彻底解决的方法就是通过大规模的战争来消灭过剩的资本(包括人口、厂房、机器、信贷)，使得资本积累过程可以重新开始。与上述积累周期相对应，第一个周期结束于“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结果是荷兰霸权的崛起。第二个周期的完结是拿破仑战争(1792-1815年)，结果是大英帝国的崛起。第三个周期完结则是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1914-1945年)，结果是美国霸权的崛起。①当前，以2012年新兴经济体经济总量首次超过西方国家为标志性事件，新兴大国崛起加快，西方世界加速衰落，世界正步入新的积累周期。

三、金融资本主导的世界更不太平

经济金融化是资本主义异化的必然结果。资本逐利本性与“平均利润率持续下降”趋势叠加，使越来越多的过剩资本退出生产领域，转向“钱生钱”的金融领域，由此导致经济金融化趋势，并产生了经济金融化的多种模丸《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一书将资本主义分为“莱茵模式”与“盎格鲁一撒克逊模式”。两种模式的金融体制源头迥异:前者来自阿尔卑斯山谷，强调互助性、金融为生产服务，强调企业发展优先和适度获利，因此相对有利于经济健康发展，但这种模式“没有梦幻色彩，不好玩，也不带刺激性”②。德国、日本基本采用的是这种模式。盎格鲁一撒克逊模式最初来自航海保险，由于无法控制出航风险，因此投资者追求短期利益优先，金融业可以脱离生产体系自体循环，因此它获取利润的可能性更大，但风险性也相对较大，但这种模式充满诱惑性，被美国等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所追捧。尤其在20世纪70年代越战失败后，美国金融化加速发展。连日本这样的“经济优等生”也转而追随这种赌博色彩十足的美国模式。

金融资本本身并不创造财富，只是通过为工业资本融资而赚取利息。然而，随着时代变迁，金融资本日趋“反客为主”，成为经济的统治力量。

据统计，20世纪70年代，金融工具仅占所有投资额的1 /4，到2008年这一数字己攀升到75% ③20世纪90年代，投资“其他”领域的资本有50多万亿美元，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便增至600万亿美元，而世界实体贸易额只占全球资本交易量的1%-2%左右，剩下的都是不事生产的金融资本。这意味着由1%-2%的实体经济创造的剩余价值，要由100%的资本来分，由此使平均利润率被金融泡沫急剧摊薄乃至趋近于零。可以说，金融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虚胖和浮肿”的表现，也是国家走下坡路、资本主义“进入秋天”的征兆。

在此背景下，金融资本谋利主要借助两大方式:一种方式是层出不穷的金融炒作和金融衍生品，由此日渐演变为“空手套白狼”的“赌场资本主义”。④汇率、房地产、粮食、石油等大宗商品乃至普洱茶、大蒜、绿豆等普通商品，都成了金融资本炒作对象。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创新”最终导致金融泡沫越来越大，直至最后破裂。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祸端——“次级贷款”就是一种金融衍生品。另一种方式就是通过“制造灾难”实现国家间财富再分配。这里的“灾难”既包括由大自然引发的海啸、咫风、地震、干旱，也包括政变、战争、恐怖袭击等暴力事件。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顿·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宣扬的经济策略就是“等待一个大危机，然后趁着遭受打击的人民茫无头绪之际，把国家资产一块块变卖给个人，并且迅速让‘改革’永久化”⑤。这种靠制造灾难掠夺财富的生财之道也被称为“灾难资本主义”⑥，即通过制造灾难来获取财富，发战争财、国难财。

因此，相比于工业资本，金融资本更喜欢制造战乱。工业资本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之上，可以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吸纳大量就业。工业资本生产要经历采购原料、加工生产、销售产品等诸多环节，需要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只有在资本扩张受阻时才会动用武力(如鸦片战争、伊拉克战争等)。相反，金融资本获利从一开始就脱离了生产环节，主要通过“贱买贵卖，、‘低买高卖”实现，经济波动越大，资本价值变动越剧烈，金融资本越有机会做多或做空，实现“剪羊毛”目标。对银行家来说，战争是最有效的“债务制造机”。因为大量的物资、设备、建筑和基础设施将被战争毁掉，而这些战争受害国将不得不大举借债，用巨额借款进行重建。[32]

世界历史表明，“金融体系同战争与和平之间有着密切关系”[33]。历史上，欧洲的金融活动从一开始便与战争结下不解之缘。公元12世纪建立于法兰西王国的圣殿骑士团，在十字军东征时曾为众多朝圣者提供汇票服务，这是原始银行服务以至跨国企业的起源。14世纪欧洲出现了一种“金融创新”，即以发行公债来“借款打仗”:好战的君主获得了贷款来进行战争，银行家们则拥有了君主的借据，由此大大提高了社会地位和影响力。银行家事实上成为战争的参与者，因为只要战争胜利，债券的价值便会升值，他们的财富亦会暴涨。正因为如此，这些银行家往往会向交战双方同时放贷，以保证任何一方胜利都能获利。这种状况即使到二战时期也未改变。[34]

1774年，金融家梅耶·罗斯柴尔德(Amschel Mayer Rothschild)在法兰克福一次12名顶级富豪聚会上坦言:‘应该直接策动战争，这样交战双方将欠我们更多债务。”[35]从1770-1776年，罗斯柴尔德家族出资创立“光明会”，该组织的基本战略包括:一是在政治、社会、经济以及其他问题上将人们划分为互相牵制的两个阵营，即分裂统治(分裂和混乱);二是为两个对立阵营提供武器，鼓励他们战争，削弱双方实力，引导他们的国民政府和宗教组织逐渐走向自我毁灭，即两面作战(分裂和混乱);三是为控制政府的高层官员，利用金钱和性贿赂，诱惑成功后，用恐吓、经济破产威胁、曝光秘密、生命威胁等手段进行控制。[36]

纵观17世纪以来的世界近现代史，共济会的身影几乎无处不在。据公开资料，西方的“隐形政府”策划了两次世界大战，此外，还参与主导美国政府作出对日使用原子弹的决策;涉及美国战后的冷战等一系列对外政策;涉及联合国宪章主体内容;促进全球化的若干重大国际机制，包括G8 , G20峰会，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政策和决议。[37]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美国金融垄断财团的利益驱动直接相关。一战期间，摩根财团不仅是英国参战的资金支持者，还是整个欧洲战场协约国必需品的独家采购商。根据“所有装船物价格抽取2%佣金”的规定，摩根公司仅采购代理一项业务就获得了巨大收益。但是，1917年沙皇俄国因国内爆发革命退出战争，协约国面临崩溃，必将损害摩根公司的利益。在此背景下，美国媒体开始大肆鼓吹美国应该站在“正义”一方，出兵参战，解救英国。1917年4月，美国政府对德宣战，摩根公司便将手中的英国政府贷款全部换成美国国债，摩根集团因此成为战后凡尔赛赔款的大头。对摩根公司来说，一战就是一次史无前例的金融运作。摩根公司之所以能够进行如此巨额的金融冒险，就是因为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1913年美联储成立，意味着美国私人财团利益与美国政府利益日趋绑定，美国政府沦为银行家资本扩张的工具。[38]

尤其在当前，金融资本对美国对外政策的控制更加直接。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随着“去工业化”和经济金融化的发展，美国日渐从工业资本主义转变成金融帝国主义。目前，美国制造业在GDP中占比下降到13%，服务业则高达78 %。美国排名靠前的20家跨国公司有五家是银行。这种经济金融化折射到政治领域就是金融资本家逐渐控制了美国政府。20世纪前半叶，美国统治集团主要是盎格鲁一撒克逊白人新教徒( WASP)。二战后，华尔街逐渐渗透到政府决策领域，高盛员工离开公司后进入政府工作几乎成为惯例。在克林顿政府时期，财长罗伯特·鲁宾(Robert E. Rubin)曾是高盛公司联合主席，后成为花旗集团执行委员会主席;在小布什政府时期，财长亨利·保尔森(Henry M. Paulson Jr.)曾是高盛首席执行官;2016年4月，奥巴马提名梅里克·加兰德(Merrick B. Garland)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这意味着占美国总人口不到2%的犹太人控制了美国最高法院45%的席位。[39]在2017年1月上台的特朗普政府中，金融资本代理人几乎完全控制了美国的经济决策: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罗斯(Wilbur L. Ross Jr.)曾任罗斯柴尔德公司的投资银行部门主管;财政部长史蒂文·努钦(Steven Mnuchin)曾在高盛集团工作17年;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加里·科恩(Gary Cohn)是现任高盛集团总裁兼首席运营睿《纽约时报》2015年10月10日报道称，美国被158个家族控制，他们大部分在金融和能源领域，为两党2016年总统选举提供了半数以上资金。[40]有人感叹:美国实际己被私人所有的美联储控制。[41]

在金融富豪控制下，美国竭力遏制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不加限制地获取整个世界的土地、劳动力、资源、市场，为自身谋利。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曾指出:“金融资本的政策追求三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创造一个尽可能广大的经济领土;第二个目标是用关税堡垒保卫这个领土不受到外部的竞争;第三个目标是将这个领土转化为国内经济寡头的牟利之地。”[42]“它(金融资本)需要的是这样一个国家，这个国家能在世界各地进行干预，以便能把整个世界转变为自己金融资本的投资场所。最后，金融资本需要一个足够强大的国家，以便能够推行扩张政策并吞并新殖民地。”[43]二战以来，每个遭受美国直接或间接军事干涉的国家，都为美国银行、公司、投资者重新分配财富提供了机会。[44]因此，金融资本掌控下的美国对外政策，更注重资本扩张，也更加默武好战。

美国金融霸权的核心是美元霸权。美元霸权本质上是一种信用霸权，一旦世界其他国家拒绝认可和使用美元，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将被极大削弱。因此，军事手段成了维持美元霸权的重要工具。有学者指出，“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维系主导地位主要依靠两大支柱:一是压倒性军事优势;二是借助美元的世界储备货币地位，来控制全球经济体系。”[45]二者相互强化:美元霸权有助于美国维系高军费开支、保持军事优势;而超强的军事力量可以有效维系美元霸权的信用基础，应对任何旨在挑战美元霸权的反叛性举动。冷战后，美国军费开支不断增加，实际是通过军事优势为经济/金融扩张“保驾护航”。

因此，金融战争是最高级别的地缘政治武器。冷战后美国发动的一系列战争，多少都带有金融战争的性质:1999年美国主导科索沃战争，含有打击即将诞生的欧元之意。2003年英、美两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前不久，伊拉克在石油出口中改用欧元作为结算货币，萨达姆政权刚被推翻，占领军很快就将伊拉克的石油结算货币从欧元改回美元。由此不难理解法、德等国为何对伊拉克战争态度勉强。西方军事打击利比亚，也与卡扎菲倡导在非洲和阿拉伯世界实行金本位有关。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宣称:“利比亚己经开始改变其在人类金融安全上的态度。”因此，在利比亚内战尚在进行、卡扎菲尚未倒台、新政府尚未创立之前，西方支持的反叛武装就建立起自己的中央银行。[46]

2008年金融危机使美国的好战倾向更趋明显。以往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包括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都发生在工业资本为主的时期，资本主义体系仍有很强生命力，因而当时的危机更多是“青年期”或“中年期”危机。但2008年金融危机不同，它爆发于金融资本主义喧嚣鼎盛之时，是资本主义体系“进入秋天”后出现的，因此更像是“晚年综合症”，是资本主义体系“病入膏育”的表现。

这场危机发生后，由于金融寡头己渗透到美国最高层，美国决策者因此在应对危机时非但未对华尔街进行压力制裁，反而用纳税人缴纳的财政收入去救助金融机构，为金融资本安全着陆打造“黄金降落伞”，美国经济金融化趋向可见一斑。目前，美国银行业几乎完全失控，每天衍生品交易比2008年金融危机最高峰增加了1/30[47]这表明美国己经丧失自我纠错能力，只能“求助于外”，通过对外战争、对新兴经济体“剪羊毛”等办法缓解内部危机。国际关系学者威廉.安格达赫( F. William Engdahl)认为，2017年特朗普入主白宫后将准备发动战争，目的是扭转美国全球霸权衰落趋势，使华尔街和军工复合体重新复位。[48]

美国热衷于在他国制造战乱，还与其畸形的经济结构直接相关。目前，美国己成为世界上最大债务国。到2016年10月，负债达到19. 7万亿美元，预计2020年将达到26. 3万亿美元。[49]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DECD)统计:目前，美国政府、公司和私人累计欠债总额高达200万亿美元左右，按照3. OS亿人口计算，人均欠债约为70万美元，每个家庭(按每户3. 1人)欠债217万美元，一半以上州政府理论上己经破产。美国事实上永远不可能还清这些债务。美国经济本质上是债务经济，用债务维持着繁荣富强的假象，实质上早就是一个依靠长期借贷而濒临破产的国家。”[50]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实现“经济繁荣”更多是一种“钱生钱”的货币再生产。资本天性喜欢“低风险、高收益”的投资场所。换言之，只有当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比美国更加动荡与混乱时，巨额资本才会乖乖地回流美国，以支撑其经济发展。在此背景下，美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喜欢打仗”，动机甚至不再是工业资本时期的扩大市场、寻找原材料，而是通过使其他国家或地区陷入动荡的办法，迫使世界资本回流美国，确保其经济繁荣。

美国这种基于金融霸权的战争逻辑彻底颠覆了传统国际经济体系的行为逻辑，是一种最反动、最腐朽的霸权主义。对美国来说“灾难资本主义体系足以媲美‘新兴市场’和90年代信息科技业的繁荣兴旺。事实上，其获利甚至比网络时代还高。若加上激增的保险业获利以及石油业的超高获利，灾难经济可能救了世界市场，让它免于`9 ·11’之前濒临的全面衰退”[51]。

四、资本主导的战争是“少数人获益，多数人受损”的反动战争

战争是有阶级性的。正如列宁所说:“战争是政策的继续，战争和政策是同一定阶级的利益相联系的。”[52]私人垄断资本主导的战争，看似是国家间的战争，实则是体现垄断资本意志和利益的阶级战争。如果战争胜利，一小撮垄断资本可以获得巨额回报，普通民众只能获得很小一部分利益;一旦战争失败，损失最大的则是整个国家和多数普通民众。早在1910年就有学者指出:“在每一场国家或殖民战争中，工人阶级都上当牺牲，获利的都是寄生的雇主阶级和资产阶级。”[53]这种状况至今没有改变。美国是这种状况的典型代表。二战后，美国政府日渐被军工复合体和金融寡头控制。垄断资本借战争牟利，主要通过两种相互交织的方式。

一是通过高军费开支牟利。多年来，美国军费一直持续攀高:1996年为2650亿美元，2002年达到3500亿美元，2003年为3900亿美元。[54]2016年美国军费更是高达6000亿美元。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报告称，美国军费实际开支超过世界军费开支排名第2至第14的国家总和。奥巴马执政时，曾建议未来30年美国花费1万亿美元用于发展新一代核武器、轰炸机、潜艇和洲际弹道导弹。[55]2017年新上台的特朗普同样主张花费1万亿美元用于核武现代化，扩大海空力量，并计划在第一任期增加2500-3000亿美元军费和16万兵力。2017年2月26日特朗普表示，新财年预算将新增国防预算9% (540亿美元)。

美国庞大的军事开支远超维护国家安全的正常需要，实际成了垄断资本从中渔利的工具。首先，军火采购使美国军工集团获得巨额利润。据报道，美军主力战斗机每升级一代(约30年)，价格就上涨十倍。20世纪七八十年代投入使用的F一15战机，每架售价1200万美元左右;最新投入的F一22战斗机，每架售价1.5亿美元，比前者贵十倍以上。美国军工集团由此赚得盆满钵满。五角大楼军费和军工合同增长，使军工集团从美国财政部劫掠了数百亿美元。[56]然而，对整个国家来说，巨额国防开支则会形成“挤出效应”，使生产能力脱离创造财富活动。而且，受边际回报率递减趋势影响，美国不断增加防务开支，未必会使国家更安全。[57]其次，战争债务增加使金融资本大获其利。根据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2013年报告，在2001-2002年期间，美国的战争债务占国债总额的20%左右，美国为战争债务付出了2600亿美元的利息。未来，美国需要付出的战争利息将超过上万亿美元。这些属于银行的战争债权，对债权人来说就是利润和收益。换言之，银行通过创造更多债务(让政府借钱)从中牟利。[58]

二是通过发动战争牟利。对军工复合体来说，和平时期的经济利润总是无法与战争期间的利润相比。二战期间，战争繁荣使美国军工企业获益最多。据历史学家斯图亚特.D.布莱德雷斯(Stuart D. Bradley)统计，在1942-1945年期间，美国最大的2000家公司的净利润比1936-1939年期间增长了40 %。据摩根士丹利2014年9月6日发布的研究报告，过去50年中，美国军火商的股票增值27699 %，其他行业股票增长率为6777 %;过去三年中，雷神公司己经为其投资者带来124%的回报率，诺斯洛普·格鲁曼公司( Northrop Grumman Corporation)的回报率为114%，洛克希德·马丁公司(Lockheed MartinSpace Systems Company)为 149 % o[59]近年来，美国军工集团鼓动美国军事介入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并在非洲和南亚进行军事干预，反对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这就是因为，美军如果不直接介入代理人战争，就不需要巨额军费开支，而巨额军费开支恰恰是军工集团所期待的。[60]

然而，霸权战争符合垄断资本利益，却未必符合整个国家和普通民众的利益。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Joseph Eugene Stiglitz)曾指出:“本质上讲，外交政策是关于不同国家的利益和资源的平衡。当美国的上层1%群体执政，并且不在乎战争的代价时，平衡与克制的理念就被束之高阁了。我们的冒险根本没有限制;而大公司和承包商们却坐收渔利。”“上层人士一方面发着战争财，另一方面对战争的代价又承担甚少。”[61]垄断资本可以通过与战争相关的手段获取巨额利益，国家和普通百姓却为此付出巨大代价。2003年美国出兵伊拉克前，美国几十位现实主义学者曾自费印发广告反对政府出兵，但最终徒劳无益。美国发动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主要受益者是三大军火商(洛克希德·马丁、诺斯洛普·格鲁曼、雷神公司)和投资银行家，但两场战争造成数十万美国士兵遭受精神和肉体伤害，数千人直接或间接死亡，美国政府花费上万亿美元，软硬实力均严重受损。力主发动伊战的副总统理查德·布鲁斯·切尼(Richard Bruce Cheney)在2009年卸任时，拥有大量股票的哈里伯顿公司股价，因能源价格飞涨和伊拉克的合约，从战前每股10美元涨到每股41美元，切尼因此赚到巨额利润。

与此同时，由于美国长期处在战时状态，战争费用主要靠政府财政和民众纳税，由此导致国内基础设施落后，社会保障体系受损，数百万人生活水平被拉低。[62]据统计，军事扩张使美国每月消耗150亿美元(平均每小时2000万美元)，五角大楼花在战争上的费用比全美50多个州用于卫生、教育、福利和社会保障上的资金总额都多。[63]美国历史学家霍华德·兹恩(Howard Zinn )曾说:“所谓反恐战争，不仅是针对其他国家无辜民众的战争，也是针对美国人民的战争，是一场反对自由、反对提高生活水平的战争。国家财富从民众手中偷走，转移到顶级富豪的口袋，这些窃贼就住在白宫。”[64]从这一意义上说，美国及普通民众面临的最大敌人不是“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不是俄罗斯和中国、不是朝鲜和伊朗，而是国内高度异化的军工和金融垄断资本。这些大资本就像寄生虫和吸血鬼一样，不断从美国肌体中汲取营养，使整个国家赢弱不堪。早在1965年1月，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就指出:“美国人需要再解放，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不是从英国的统治下解放，而是从垄断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65]这一论断至今仍不过时。

五、结论:和平与发展问题仍是当今时代面临的重要问题

苏联解体后，南北矛盾取代东西矛盾成为时代主要矛盾，经济竞争取代军备竞赛成为时代主旋律。很多人认为，从此可以“刀枪入库”，安心从事经济建设。但事实并不那么简单。当今时代仍是帝国主义占主导的时代，由此决定了“和平与发展”的问题仍是时代的主题。对帝国主义来说，战争的根本目的就是维持有利于垄断资本剥削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对它们来说，所谓“战争”，就是要打击那些不肯纳入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创立有利于资本扩张和获利的国际体系;所谓“和平”，就是维护有利于资本扩张和经济剥削的国际经济体系。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处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西方大国叫嚣战争的声音再次凸显，中国周边越来越不太平。中国必须提高警惕，做好维护中国合法权益的准备。

【察网(www.cwzg.cn)摘录自《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2017年第3期。作者单位：林海虹，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田文林，察网专栏学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