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13日，我有幸来到“红星园”，它毗邻的是延安时期中央第一保育院旧址（延烟路李家洼村）。这里是老红军后代马逸飞童年的乐园，他的爷爷曾追随刘志丹闹革命，曾听前辈讲述埃德加·斯诺等许多国际友人来延安的故事，又受到刘力贞、张光两位老人的影响，多年来有一个梦想，自筹资金建一座以“斯诺为主题”，以“纪念国际友人，为延安作出贡献”为宗旨的延安“红星园”。

经过努力建成后，迎来美国斯诺纪念基金会，堪萨斯城青少年支教团以及政府代表团等多次国际友人前来参观，弘扬国际精神和外国人友好交流与合作。

斯诺精神带来共同的话题，国际友人图片引发共鸣。马逸飞追求真理，捍卫正义的精神得到了诸多人的赞许，他曾多次被邀请参加斯诺国际论坛活动。国际友人、名流、社会各界人士也多次走进“红星园”。了解和加深这段红色历史，架起延安与世界友好沟通的桥梁。如今，这里是斯诺研究中心实践教育基地，外国语学校实习基地，红色文化实践基地等。

1939年9月23日，埃德加·斯诺以“工合”国际委员会代表曾再次访问陕北。在中华民族正全民奋起抗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在国际大背景下，采访毛泽东和红色边区政府。1936年6月斯诺第一次在保安采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及陕北根据地写出《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曾轰动世界影响极大。毛泽东曾这样评价斯诺：“当我们被整个世界遗忘的时候，只有斯诺来这里认识了我们，并把这里的事情告诉外面的世界。所以我们将永远记住斯诺对中国的巨大帮助。”斯诺这次再访却是悄悄而来，不动声色而去。

【1936年6月斯诺在保安采访毛泽东】

1939年9月24日，毛泽东在杨家岭家里邀请老朋友，进行了彻夜长谈，回答了斯诺提出的所有问题。谈到了西安事变、陕甘宁边区、中国问题、共产党对工农的领导，还谈到了欧洲战争爆发后，国际形势和政治格局等。毛泽东向斯诺指出，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应该结成一个反侵略、反战争以及反法西斯的世界同盟。当时，斯诺为之一振，接下来两人探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持久战、统一战线、战略战术、组织武装、内政等问题。斯诺在根据地写出《为亚洲而战》、《红色中国杂记》，并用自己敏锐的眼光，客观、真实地报道和描写了延安红色、生动的场景，用笔触和镜头记录了边区鲜活的人物。向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传播了毛泽东及中共中央真实的战略战术和声音，宣传中共抗战的正确主张，独特的视角叙述着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针和方向。

【1939年9月斯诺在延安】

29日，毛泽东设宴欢迎国民党骑兵第二军长何柱国、斯诺和苏联等友人的宴会。宴会后，毛泽东又陪同他们出席延安各界人士，在中央大礼堂举行晚会。面对两千多人，何柱国、苏联代表和斯诺发表热烈的抗日演说。晚会上演奏了著名作曲家冼星海的大型音乐史诗《黄河颂》。演出结束后，毛泽东问斯诺：“你觉得怎么样？”斯诺说：“好极了，这是我在中国听到的最好的合唱。”毛泽东回答：“是的，这是我们保安戏院之后的一个大变革……”

陕甘宁边区条件虽然艰苦，但丝毫没有动摇革命战士的热情和乐观主义精神。斯诺曾感慨地说：“不论他们的生活是多么原始简单，但至少这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有运动，新鲜的山间空气、自由、尊严、希望，这一切都有充分发展的余地。”

走进“红星园”，正前方是会议中心，右面是招待楼。楼的顶部都镶嵌着红色的“五角星”，房间摆放着延安时期亲历者、研究者所著的书籍和一幅幅历史珍贵的照片。整个环境给人一种久违的亲切感，好似穿越着昨天的人和事，从内心感到兴奋和感慨。

我们绕着红星园近几年改造曲径通幽的石台阶、木板吊桥，走在红色塑胶铺成的路面，缓缓登上半实半虚，非常隐蔽的山坡旧址。那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留下的山间小路，我的身心早已融入到当年的历史大舞台，体验着那艰苦卓绝的延安岁月和魂牵梦绕的思维元素中。

【隐藏深处的“岗楼”（1939）】

山谷深处一座延安时期留下的“岗楼”，被浓密的山林紧紧包裹着，穿过吊桥前面是红色的八角亭。旁边是一尊“斯诺雕像”和“窑洞记忆”的组成，并以“国际友人在延安”为主题的图片展览。

顺着脚下青砖铺成的小路，上面是一孔外墙用灰砖箍成的窑洞，门窗上方镶着一颗红五星，下面是“红星园”几个大字。轻轻推开窑洞的两扇木门，一条总长400多米，非常独特的长廊展现在眼前。这也是一条极秘密的军事通道，为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中央机关、毛泽东及中央领导人、外国友人就隐藏在这里。仿佛走进了时空隧道，穿越在血雨腥风的年代。一股阴冷、潮湿的寒气直逼我们发热的体内，身体不由自主的瑟瑟发抖。

【红星园山体军事通道（1940）】

80多年前，有这样一群人来自美、英、苏、德、捷克、奥地利等十多个不同国家的记者和国际150多位友人，被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所吸引，不远万里踏上了这片红色的土地。在物质条件极其匮乏，艰苦环境下进行采访、考察、学习、工作并与中国人民一起战斗救治伤员。用实际行动为中外交流架起了桥梁，像一颗颗闪闪的红星，照亮了红色根据地通向外面的世界。他们这种国际主义精神，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着积极作用。

在射灯的照亮下，望着悬挂在墙两边和地面一幅幅感人的历史照片，让我感动。好像穿越在战火纷飞，硝烟四起的年代，好似随部队进入隐蔽、灵活，进可攻、退可守，曲折通达的地道战。身体早已忘记了地道的寒冷，却被墙面上照片和文字深深地吸引，认真、细致地阅读红星园收集上千张珍贵文献和每一张照片上的内容。

1944年9月6日，曾任美国陆军部部长赫尔利少将作为美国总统特使到中国。11月7日，赫尔利和包瑞德上校抵达延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接见并会谈。赫尔利声称并代表蒋介石，执行美国扶蒋反共的政策，双方拟定《协定草案》遭到蒋介石的否定。赫尔利在会谈时表现得非常赞成中共提出的五点建议，在关键问题上企图通过会谈，让中共在政治上做出一些让步，将军权交给国民政府，然后给中共一些人形同虚设的职位。他真实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通过这种手段诱骗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和指挥权，遭到中国共产党的反对。1945年8月赫尔利再次抵延，陪同毛泽东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赫尔利在会谈上也背弃在延安的诺言，劝说中共接受，公开站到蒋介石一边，来消灭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政权，以求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的政权，赫尔利支持蒋介石的反攻反人民的政策，遭到中国人民的严厉谴责。11月赫尔利被迫辞职返美。

1946年3月4日，美国总统杜鲁门特使马歇尔抵达南京，他此行的目的是促成国共双方实现停战，又乘飞机离开归绥抵达延安这块充满活力的黄土地。延安在他心里是一个神秘而令人神往的地方，也是他这次巡视的重要一站。在国民党内见到了蒋介石和他身边的官员，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不少。唯有见到共产党方面的官员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等人，更具有魅力、朝气和勇气，敢于面对现实。而蒋介石则是一个自私、固执，缺乏合作精神的人。

当马歇尔从飞机上俯视黄土高原沟壑纵横，荒凉、闭塞，感到十分惊奇和不可思议。当他走出机舱，受到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毛泽东等领导、各界群众6000多人的热烈欢迎。看到沸腾的队伍，人们挥动着手中的彩旗高呼口号，马歇尔非常高兴和振奋。当毛泽东走上前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欢迎马歇尔将军来延安！”马歇尔近距离地端详面前这位心中的英雄，他一套粗布制服，浓密的头发戴着一顶灰旧的解放帽，讲起话来平易随和、温文尔雅的领袖风采，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晚上，毛泽东为马歇尔等人举行欢迎宴会。在会上朱德发表了热情的讲话：“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马歇尔帮助中国人民实现了停战，起草了军队整编计划，从而迈出了走向和平民主的第一步。”

马歇尔在延安对根据地进行认真采访和考察，这里的艰苦程度让他震惊。没有电、没有水、没有路，人们都住在土窑洞里。晚上靠微弱的蜡烛、小煤油灯照明，学习和工作。每天的主食小米、土豆、青菜，边区的军人无论男女和中央领导人一样，都是一套统一自纺的粗布服装，甚至上面打上了不少的补丁。在这样艰苦环境下生活，每个人脸上却洋溢着积极乐观的笑容。

晚会上，被邀请的军民高级领导人，他们热情、团结的情绪深深感染了这位远道而来的美国客人。优雅的舞姿，幽默的交谈，震耳欲聋的陕北腰鼓、唢呐、信天游、说书的表演，更令马歇尔惊奇和兴奋。

马歇尔在这里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人民”，“到人民中去，向人民学习”的口号。他们不仅是口号，还有着更深的含义，代表着一种极深的感情，一种最终的信念。延安俭朴的生活，乐观的精神，同志间的友爱，军民间的团结……马歇尔在他回忆延安之行时说：“我真正明白了什么是共产党人的信仰!这就是中国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

马歇尔对延安之行十分满意，特别对毛泽东所称“和平使者”尤为感奋。在他离开延安，内心有点依依惜别。他认识了中共高层开诚布公的谈话，认真、务实的态度，一致抗日的政治远见。登机前，他再次向毛泽东表示感谢：“我们的会晤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毛泽东回答：“我也愿意重申我们对您帮助中国人民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事业的努力衷心感谢。”

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多次访问中国，大规模报道了中国湖南农民运动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真相，写下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 》一书。1937年曾采访五台山八路军敌后抗战，写出了《人类的五分之一》这本书，真实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怎样的新型军队。

1940年斯特朗计划来延安采访，由于国民党的阻碍，只好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采访周恩来，并成为他们夫妇至交好友。斯特朗离开时，周恩来严肃并郑重将一封长达26页的文章和其他文件交给了她，并告知蒋介石不断加剧国内冲突，这些材料不要过早地发表和揭露，一定要等我的信息。

面对周恩来的信任与重托，斯特朗知道这份文件极其珍贵并带回美国。1942年2月，斯特朗在广播中听到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的新闻，便收到了来自马尼拉署名的信件：“把你所知道的事情进行发表，时机已到。”面对朋友的嘱托，斯特朗整理后在北美报业联盟要求发表。当时美国业内人士和传媒领域是不允许的，朋友们也劝她不要引火烧身。

经过多方努力，在斯特朗朋友的支持和策划下《纽约先驱论坛报》顺利报道了真实的皖南事件而震惊了美国，引起美国总统罗斯福的重视。

1946年8月6日，斯特朗秘密来到了延安，采访了毛泽东，他们并不是第一次见面。毛泽东在杨家岭土窑洞前的一张小石桌接见了斯特朗，谈笑风生，纵论天下。也就是在这里毛泽东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当时，斯特朗并不明白“纸老虎”一词，但她知道这位有雄才伟略的政治家不是随意说的，从只言片语中加深了解了毛泽东心中的沟壑和对新中国的憧憬。后来在斯特朗的报道中，将毛泽东这一著名论断称为一个划时代的伟大真理，也照亮了全世界的进程。

斯特朗对毛泽东的印象是：他并不是神秘莫测的人物，而是跟普通农民一样的友好领导。面对延安上空国民党飞机投入的炸弹不断轰炸，整个城令人恐慌、窒息。令斯特朗意外的是毛泽东非常平静，没有一点紧张的回答她提出：“一旦内战打起来，共产党能打多久？”毛泽东微微笑着说：“只要人民不倒，我们可以打很久很久。”斯特朗接着说：“如果用原子弹呢？”毛泽东纵目远望，斩钉截铁地回答：“决定战争的从来不是一两件武器，而是人民……反动派只不过是一只纸老虎罢了。”

后来斯特朗与毛泽东的这次谈话，编入《中国人征服了中国》的一书，还编写了诗词“他们是延安的巨人”——

他们是延安的巨人，

 

他们已在震撼大地，

 

夕阳西下，大地干硬，

 

毛拨弄着桌子上的茶杯，

 

把乾坤扭转……

1958年斯特朗定居北京，1970年3月病逝，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1946年10月29日下午，英国援华会会长克利浦斯夫人携女儿、秘书等一行人，访问南京、重庆后，抵达延安。受到朱德总司令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等人的欢迎接见。

30日，毛泽东和朱德夫妇举行了私人宴会。晚上，在杨家岭中央礼堂举行联欢晚会，林伯渠致欢迎词，克利浦斯夫人致答谢词。次日，国外记者对延安简陋的窑洞、毛驴拉磨、妇女纺线、织布，解放区自给自足的生活进行拍摄、访问，还听取延安大学的教员在露天教堂、土窑洞前给学员讲解先进的理论知识，而学员们全神贯注地认真听课，做笔记。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生活，火红的年代，培养出一大批优秀干部，奔赴抗日前线。

他们将边区军民的真实场景和日常生活的影像制成纪录片，在美英民众中首次报道，振动世界，影响巨大，让西方人更多了解居住在东方一个真实的中国。

当时《解放日报》发表题为《欢迎克利浦斯夫人来延》的评论文章。克利浦斯夫人一行参观城外7.5公里处的刘万家沟，西北医专、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还与解放区保育委员会康克清及十八军团总卫生部部长苏井观分别举行座谈，也谈到了援华会的工作情况。边区新华社、边区群众报等都报道过。

【朝鲜音乐家郑律成(1939.1)】

音乐家郑律成，原名郑福恩。1914年出生朝鲜全罗南道州一个普通家庭，在哥哥的影响下来到中国。经罗青介绍加入抗日救国组织“五月文艺社”，创作处女作《五月之歌》并加入中国国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七七事变”后，结识了冼星海并合作。10月，满怀热情辗转千里奔赴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抗大、鲁艺学院学习，1938年任抗大音乐指导，鲁院教员。创作富有蓬勃生命力，铿锵有力，气势磅礴的作品。从边区军民的喜笑颜开、精神抖擞、满面春风，他看到了久违的希望，用几个月的时间到军民中走访、体验、从生活实践中创作出延安第一部音乐作品《延安颂》，她是延安精神的象征。在陕北延安是特殊的符号，在中国延安是红色的摇篮和圣地，她是中国人民的灯塔和希望。慷慨激昂，威武雄壮的抗战歌词表达了歌曲的感情、宗旨和灵魂，并富有感染力被广为传唱。郑律成也成了抗战前线和根据地的名人。

1939年春，中央大礼堂里响起了激动人心的歌曲《延安颂》，那高亢洪亮的男高音，就是作曲家郑律成和女高音汤荣枚，共同演唱气势恢弘、振奋人心的歌曲。人们沉浸在激动，热泪盈眶的气氛中，拨动着无数爱国青年的心弦，唤起了一批批青年对延安的向往，鼓舞他们奔赴抗日战场。演唱会结束，毛泽东高兴地鼓掌，并请郑律成到自己的窑洞一叙。

毛泽东亲切地说：“律成同志，欢迎你到延安来，为我们带来这么好听的歌曲。你要坚信，不论是中国人民还是朝鲜人民，终会在与日寇这场战争中取得胜利，一定要有信心！”这句话，让郑律成终生难忘。后来，他创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被誉为“军歌之父”。

1939年4月，他与诗人公木去探望生病的诗人光未然。得知光未然与冼星海共同创作反映抗日救亡为主的一首现代颂诗《黄河大合唱》，那澎湃的热血，悠长、深沉，讴歌黄河宏伟的气势，歌颂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民族精神，表达中华儿女的决心和一往无前的勇气。那语言奔放，意境开阔高远，充满激情，给人以强烈的精神震撼，深深地感染了郑律成。从此，他内心有种无法克制的冲动，热血在沸腾，眼里闪着兴奋的光芒，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公木。就这样他们共同创作《八路军大合唱》来鼓励全民的抗日决心。这部颂歌包括八首歌曲《八路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快乐的八路军》《八路军和新四军》《子夜岗兵颂》《军民一家》《骑兵歌》《炮兵歌》，1939年秋完成并油印成册。1941年8月荣获毛泽东、周恩来捐助的“五四青年奖金委员会”公布的“音乐类甲等奖”。那一首首雄壮激昂，积极向前的旋律，从延安传唱全国极大掀起军民抗战的决心和信心，为中国人民音乐艺术做出卓越的贡献。

中国志愿军入朝后，郑律成与刘白羽、欧阳山等人一起上前线。共同创作了《志愿军十赞》、《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曲》等作品音乐，传遍祖国大江南北。收集各地小调创作出具有民族地方特点的大量歌曲，成为中朝韩三国备受欢迎的人民艺术家。1976年12月7日，不幸在北京病逝，年仅62岁，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伊斯雷尔·爱波斯坦在延安（1944）】

伊斯雷尔.爱波斯坦，1915年4月20日出生波兰华沙，犹太人，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记者、作家。1917年随父母逃亡中国，15岁在天津的《京津泰晤士报》开启了记者的生涯。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加入中国国籍。亲眼目睹了帝国主义列强侵占中国国土，而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用手中的笔向世人还原一个真实的中国。并参加宋庆龄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为宣传中国抗日战争并募集国际援助。

1944年随记者团来到延安，访问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深入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和许多普通人家，进行采访。在这里他看到与国统区不一样的中国，将延安敌后抗战的实际情况，发表在外国报刊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离开延安前，他曾预言：我已经实实在在的深信，延安是中国未来的缩影，在下一个十年里将证明这一点。他一生笔耕不辍，不断向世界报道，宣传中国。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和中国是分不开的，中国就是我的家!”

迈入历史长河的足迹，让我切身感受和体验那年那月那日的辉煌和挫折，认识到人类历程从未止步。似乎我与斯诺、海伦在对话；我与白求恩、马海德、汉斯·米勒在学医；我与印度柯华医生在探讨；我与路易·艾黎探讨并听取“工业合作社”的问题；我与美国堪萨斯城结为友好姐妹城，现场在签约……那一幅幅红色的图片和面前质朴的文字介绍，营造出令人无限美妙的遐想，那浓厚的红色氛围和面前叱咤风云的人物，历史事件融入其中。

走出红星地道窑洞，外面一股热浪扑面而来，温度不断飙升，冲淡了身上被侵袭的寒气，仿佛被热风漩涡慢慢将我淹没。瞬间，尽情释放心中的热情，展示自我的风采和志在必得的目标。

离开“红星园”，远远地凝视那避影匿形、若隐若现被密林、杂草包裹着半坡旧居。整座山体地形地貌，可用地下通道连接，灵活、隐蔽，战时既可避免我军伤亡，又可快速机动地反击。这是如此智慧、耐力和战略军事手段，严谨布局，巧妙地设置了一些御敌结构。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的军事理论“兵民是胜利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