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十三大报告对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做出了“处于执政地位”的重要判断，同时指出党面临的执政考验已经发生深刻变化。有学者认为，“革命党在完成建立新国家政权的任务后，必然面临着不断转型的重任”。笔者认为，问题不在于要不要转型，而在于转什么，是转变党的性质还是转变党领导国家政权的方式？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的历史方位中依然具有坚定的革命性，任凭世情国情党情如何变化，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奋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历经艰难险阻，历经各种风险与考验，终于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而开辟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每向前推进一步，都曾遭受各种干扰、曲解、误解、误读，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艰辛可想而知。事实上，关于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革命性问题，国内外还存在着不少争论，既有语词概念之辩，也有方法论之争。

第一，“伟大社会革命”决不局限于“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革命性与革命实践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革命就是阶级革命或政治革命，是阶级斗争的集中爆发，是“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实践活动。在传统语境下，革命这一范畴充满阶级斗争的暴力色彩，以至于很多人不谈革命，畏惧革命，甚至抹黑革命。其实，在社会形态更替“量变”与“质变”的交互运动中，“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改革也是历史的火车头。当阶级矛盾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跃升为社会主要矛盾时，暴力革命往往扮演着新社会形态的“助产婆”角色。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推翻旧世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阶级斗争必然是革命的主题，而在“建立新世界”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阶级斗争虽然长期存在，但改革成为时代的主题。如果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限定在“阶级斗争”的范围内，就必然会将党的革命性与阶级斗争捆绑起来，甚至将二者等同起来。如此一来，判断中国共产党是否具有革命性，首先看它是否将阶级斗争确立为革命的主题，而阶级斗争的激烈程度则成为判断党的革命性是否顽强的主要依据。按此逻辑，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的历史方位上，它的革命性无疑已经“弱化”。在《中国共产党章程》中，似乎可以找到此逻辑的“佐证”。“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在一些人看来，阶级斗争已不再是革命的主题，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已经放弃革命，已经丧失革命性。其实，暴力革命与阶级斗争都不是人为制造出来的，而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一些人依然秉持“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越‘左’越革命”的简单化、片面化、刻板化的革命思维逻辑，仿佛阶级斗争是人为制造的，革命可以随时发动，也可以随时废除，不受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支配。就像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哪天不满意就“宣布”革命，就具备革命性；哪天欲望得到满足就立刻“废除”革命，丧失革命性。阿Q所谓的革命是毫无实质内容的，最多只是口头上的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旧世界”，进行激烈的阶级斗争，表现出顽强的革命性，由此推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新世界”，不再把“阶级斗争”当作革命的主题，就丧失“革命性”，这显然是形而上学的革命思维。早在1980年，邓小平同志就曾说：“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与“推翻旧世界”的阶级革命相比，“建立新世界”的“伟大社会革命”内涵更为深刻，情况更为复杂，任务更为艰巨，必须经历一个更加长期的过程才能实现，领导“伟大社会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人需要保持恒久的革命性，才能带领人民取得最终胜利。

第二，“政党转型”决不能转变党的性质。党的十三大报告对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做出了“处于执政地位”的重要判断，同时指出党面临的执政考验已经发生深刻变化。“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员要经受牺牲个人生命的考验；今天，必须经受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此后，关于“执政党”的理论研究成果稳步增加，进入21世纪，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政党转型”就是其中一个时常引起争论的话题。有学者认为，“革命党在完成建立新国家政权的任务后，必然面临着不断转型的重任”。笔者认为，问题不在于要不要转型，而在于转什么，是转变党的性质还是转变党领导国家政权的方式？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告别过去“群众运动”的执政方式，提倡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那么，人们是否可以依据执政方式的转变得出当代中国共产党必须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结论呢？我们知道，“革命党”反映的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政治属性，既与资产阶级的“改革党”“改良党”相对应，也与社会民主党相区别，它是区分政党政治属性和历史使命的重要标志。“执政党”与“在野党”相对应，反映的是一个政党在国家政治权力架构中的实际地位。“革命党”与“执政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体两面”，它们是党在不同逻辑层面的规定，前者反映党的政治本性，反映党深层次的历史使命；后者反映党现实的政治地位，反映党与国家政权、其他政党之间的政治关系，反映党在完成历史使命过程中所处的具体方位。如果模糊二者的本质差别，将二者放到同一层级来比较，就自然会得出“政党转型论”。仔细推敲，“政党转型论”背后存在两套逻辑。其一，“革命党”不能长期执政或者不善于长期执政；其二，“执政党”必须放弃革命精神、革命斗志、革命纲领、革命理想、伟大斗争，归结起来，就是执政党必须放弃“革命性”。可见，“政党转型论”最多只能涉及党领导国家政权的方式转型，如果涉及党的性质“转型”，即从一个立场鲜明的革命党变成立场模糊的普通执政党，则必须谨慎对待。“政党转型论”看到革命党搞“群众运动”的治国逻辑不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就此模糊“革命党”与“执政党”的逻辑关系，进而制造“革命党”与“执政党”、“革命者”与“执政者”的截然对立，这显然是不科学、不严谨的。中国共产党是长期执政的革命党，也是不断革命的执政党。保持革命性依然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的历史方位上必须坚守的政治底线。

第三，改革创新决不能盲目“去革命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终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开始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篇章。这仿佛给人一种错觉，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意味着中国已经告别革命，进入“去革命化”的时代。尤其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名噪一时，随之而来的“意识形态终结论”“革命终结论”等自由化思潮不绝于耳，“去革命化”日益成为舆论界的一种时髦范式。尽管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曾提出“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重要命题，并将“革命化”摆在干部队伍“四化”建设的首位，但在随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历史环境的限制，对于如何实现干部队伍“革命化”的问题，党没有充足的时间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准备。“去革命化”的思维范式作为一种经济要素被开发出来，充斥着“去革命化”色彩的影视作品、文学作品、理论著作在市场洪流中大量涌现。“去革命化”思潮往往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通过所谓的“新解”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革命传统、革命文化进行消解或曲解，通过亵渎革命精神、戏谑革命历史的形式取悦大众、娱乐大众，占领文化市场。社会上流行的“去革命化”思潮逐步渗透到干部队伍中来，导致很多领导干部在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考验中自乱阵脚、丢失信念、迷失信仰、滋生腐败。在党的一些重要文献中，我们时常可以看到“改革”“创新”的字样，却少见或不见“革命”的字眼，“革命”这一范畴仿佛失去曾经“进步”或“先进”的意蕴，演变成“落后”或“过时”的代名词。渐进的“改革”仿佛取代激进的“革命”，成为党的先进性的重要来源，也成为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来源。关于革命、建设、改革的阶段划分固然脉络清晰、线索明确，但也往往会使人产生一种“线段式”或“断裂式”的历史观，即用后一个阶段取代前一个阶段，甚至用后一个阶段否定前一个阶段的问题。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伟大社会革命”这一概念，成功将革命、建设、改革三个历史阶段有机地“串联”起来，从逻辑架构上使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97年的“伟大社会革命”呈现出“一以贯之”的特性，这就为我们在新时代回击“去革命化”的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最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习近平曾说：“党的先进性和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可见，持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既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先进性的动力源泉，也是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地位的重要法理支撑。任何片面鼓吹“去革命化”的改革创新，与追求“去革命化”的先进性一样，都是非常危险的。

【李包庚，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张婉，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6期。原标题《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历史方位中的革命性》，察网www.cwzg.cn节选第二部分《关于执政革命性的若干问题及回应》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