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我国当前经济的“系统性风险”，不能重蹈自由资本主义的覆辙，而只能跳到资本主义的框框之外来想办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有市场经济优势，又有社会主义优势。

对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的国家来说，“左”一点较好；对受压迫的国家来说，还是“鹰”一点比较好，哪里有压迫，哪里自然就有反抗；对一个强国来说，还是鸽派好一些。

有人为了颠覆无产阶级已经取得胜利的国家，偷梁换柱，将专政的内容用法律悄悄地取而代之，虚化为法律条文，使人在对不同的法律解释及其争论中淡忘政权的阶级属性。

腐败问题在党的历史上走到了最严重的地步，因腐败而受到法纪处理的党员干部人数超过了我党历次政治运动处理人数的总和还要多，规模之大腐败程度令人震惊和心寒。

曾经和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倒在内部私有化的问题上。苏联的解体给中国提供了最典型的反面教材，我们应该一次次的从苏联的教训中，提醒自己不要犯同样的错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党内政治文化，是以革命文化为源头。在新时代，疏浚党内政治文化源头，传承和弘扬革命文化，以革命文化涵养党内政治文化。

正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必须经由中国化路径一样，西方的知识体系欲成为与中国现实生活紧密相关的理论，也必须经由中国化、本土化过程。

宅基地改革绝不是向社会公众开放、让城里人下乡去买房置地，也不是要改变土地规划和用途管制，在农村搞大规模非农开发或商品房建设

世界上并不只有“中等收入陷阱”，有的高收入国家也存在“不平等陷阱”，“收入陷阱”不会偏爱任何一个国家。关键是各国政府有没有意愿和能力采取避开这些“陷阱”的政策。

古巴大量出口医疗，但它国内的穷人也能够同时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如此的优质服务使古巴获得了不仅远优于印度，甚至优于美国的健康卫生结果。

警惕既得利益集团的侵扰和介入，防止他们将改革扭向貌合神离的轨道，与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的方向背道而驰，是全面深化改革实践的关键性任务。

面对日益复杂的内外情境，总结经验，理清思路，对于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向正确方向前进，完成新时代意义上的历史转折，必须完成思维的三个转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列宁：历史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否则，如果历史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都不如”。

只有培养出优秀合格的青年人才祖国才有希望。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道路上，依然面临着教育矛盾和青年贫困这两大拦路虎。

从资本的嗜利性看，无论是个体户小资本，民族资本还是买办资本，都是外资侵占中国市场、实现对中国经济彻底殖民化的工具，“螳螂扑蝉，黄雀在后”.

2016年的AlphaGo事件掀起了国内对发展指挥控制智能化的一轮热潮。美国防部前副部长沃克也指出了人工智能技术在指挥控制中的应用潜能。

我们应学30年代德国应对贸易战，以及美国二战结束时面临的严重失业危机所采取的措施，大幅度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增加国内购买力，减少生产过剩。

党章第三条明确指出，“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

最近半年来，中国经济的流动性危机日益严重，资本市场持续下跌，不见起色。与以往历次流动性危机不同的是，上市公司及其大股东成为本次流动性危机的风暴眼。

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郝鹏于2018年9月28日在《光明日报》发表了署名文章《新时代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的根本指南》一文。

任何国家的第一利益是国家生存，国家保证生存的最终手段是国家的实力在任何国际关系的根本目标都必须是增加自己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实力。

中国有大量优势输美商品，美国是不敢加征关税的。对这些商品来讲，加征关税的结果是，美国找不到或者难以找到替代者。

中国地形的基本特点及其优点，东北亚地缘政治与中国的“关外问题”，东北国企装备制造业的优势地位，东北具有生死攸关的战略意义“，关外问题”事关中国整体安全。

当前中国正在形成一个不同西方历史实践的发展模式，并提炼了不同于“现代资本主义盆景”的中国经验，因此中国的“原创性的问题”必须植根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性实践之中。

在研究国际关系格局的演变时，个人因素在历史上的作用不容忽视。普京领导的俄罗斯虽然在国力上似乎已经与法、英等国相类似，但普京个人却在起着全球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