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不容动摇——新时代改革方向问题学术研讨会纪要

点击：作者：卫鸿来源：红色文化网发布时间:2018-10-18 08:55:58

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不容动摇

——新时代改革方向问题学术研讨会纪要

10月9日，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中国政治学会科学发展与政治和谐专业委员会在京举办新时代改革方向问题学术研讨会。25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国防大学原政委、上将赵可铭，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卫兴华，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周新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解放军总参谋部宣传部原领导、大校王立华，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何自力，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贾根良，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侯为民，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邱海平作重点发言。国务院国资委国企理论宣传特约研究员宋方敏，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常务副主编、教授赵磊提交书面发言。

与会同志以习近平同志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结合分析当前的国内外形势，以求实的态度对某论坛最近一次研讨会上发表的一些主要观点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讨。现将与会同志的见解综述如下。

一、对某论坛主要观点的分析

1、关于解决当前经济“系统性风险”的观点

某著名经济学家说：“现在我们经济因为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我们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方式的转型也没有到位，所以就出现了一些问题。总的来说，我们把它形容为一种翘翘板式的经济运行状态。也就是说主要是靠大量的投资去拉动经济增长，而大量的投资又造成了杠杆率的过高，造成了系统性风险出现的危险……有人说这怎么弄呢？没有办法。其实是有办法的。它的关键就是要提高效率……但是效率能不能提高，归根到底是要靠改革。”

国防大学原政委、上将赵可铭

与会同志认为，多年来，这位经济学家总是在呼吁市场化改革，总是在批评改革不到位。从他的一贯言论看，从他认为人民革命造成了“大灾难和大倒退”的观点来看，他所谓的“改革到位”，就是在经济上实行彻底私有化和完全市场化。其实，已经“到位”的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不但不能依靠彻底私有化和完全市场化消解过高杠杆率和金融风险，反而会导致负债经营、负债消费，酿成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2008年由美国引发进而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就是明证。金融风险和经济危机恰恰是彻底私有化和完全市场化的资本主义的痼疾。化解我国当前经济的“系统性风险”，不能重蹈自由资本主义的覆辙，而只能跳到资本主义的框框之外来想办法。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有市场经济的优势，又有社会主义的优势。市场办不了的事，应当用社会主义的办法来办。

2、关于“给各省下指标去产能”“属于计划经济”的观点

某高官说：“‘三去一降一补’是针对产能过剩、库存高起、杠杆偏高、成本过高、短板突出等结构性问题提出的来的工作目标和任务，本质属性是深化改革，但是现在很多的做法是把目标、任务当手段。‘去产能’就下指标……实在不行就是下指标，就是把目标当手段。这个就是采取传统的办法，靠行政手段，属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关停并转升’的措施，真正的改革做法不多。因此，下一步推进改革核心要破除制约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的体制机制障碍，要让市场起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卫兴华

与会同志认为，这位高官的主张就是要取消政府干预，而任由市场去自动出清，也就是要让市场价格机制自动地消除供给大于需求或供给小于需求的情况，实现市场在短期内自发地趋于平衡状态。问题在于，任由市场去自动出清，只能导致破坏性的灾难。任志强在2016年举办的“乐居创新峰会”上说，房地产7亿平方米库存中的“大量库存属于很难消化的部分。换句话说，只能炸掉，不会因为任何政策而消化掉。”这个“炸楼说”就是“把牛奶倒入大海”的翻版。这样依靠市场进行的暴力出清，虽然暂时解决了供需平衡的问题，却是对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的巨大破坏，是人类的耻辱，而且还会导致更大规模、更深层次的破坏和危机。可见这位高官给出的主意不是一个好主意。事实表明，有政府参与的“市场出清”恰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因为这比没有政府参与的市场出清要理性得多、温和得多、有利得多。就目前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新变化而言，经济政策着力点从着重于供给侧转向需求侧，或已成为未来的趋势。

3、关于“取消所有制”分类的观点

某高官说：“今后我们应该淡化所有权，强化产权，如果总是在所有制问题上争来争去，就很难突破公有制、私有制这样一些思想的束缚”，“应该逐步淡化并取消国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类，按照十九大要求，凡是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在法律上要一视同仁，政策上要平等对待。我觉得这句话的背后就是要逐步取消所有制的这种分类。”

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周新城

与会同志指出，这位号称学者型的高官缺乏起码的学术规范。“所有制”属于经济学范畴，“产权”属于法学范畴，根本不能对应。说十九大报告关于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的论述，是要取消所有制的分类，这是对十九大精神的歪曲。“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正是建立在客观存在不同所有制基础之上的。所有制是一切社会关系最本质的基础。产权改革必须以所有制改革为基础，必须反映所有制改革的要求。脱离了所有制改革，产权改革就失去了依据、目标和方向。消除所有制分类之后还有没有所有制？是什么所有制呢？潜在的答案只能是也必然是消灭全民所有制，实现完全私有化，让私有制特别是外资私有制在中国一统天下。这样的改革主张是违犯宪法的、与十九大精神背道而驰的。

4、关于“少一些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观点

某高官说：“现在我们看到的效率不高，甚至近一个时期的下滑，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大量的资源配置还是在由政府决定。所以我们必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关系，少一些集中力量办大事，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干预、直接配置。”

与会同志认为，这位高官把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简单等同于政府直接配置资源，是很不妥当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集中体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基础性保障。其主要职能有：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的制定和实施，加强市场活动监管，加强各类公共服务提供，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职责和能力，加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使国有企业成为发展市场经济，保障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

就目前来说，美国在制定计划和进行政府干预上比我国做的多，这在英国著名学者马祖卡托的《企业家型国家：揭穿公共部门与私人经济的神话》一书中多有介绍。在科技发展上，美国更是世界上政府干预最强、最多的国家。美国在战后科技霸主地位的形成，就来自于另一种新型的举国体制，这就是以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规划局为代表的“发展型网络国家”，而且深入到颠覆性技术和新兴产业的深层次。曼哈顿工程、阿波罗登月计划等都是举国体制，只不过美国的这种举国体制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这位高官不去指责美国而偏偏指责中国的政府干预和计划，怂恿中国走自由化的道路，其实别有用心。如果按他的说教进行“改革“，社会主义因素便不复存在，市场经济由牺牲共同利益、追求个人私利而导致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垄断性、外部性及两极分化、经济危机等严重弊端就会充分暴露和释放，随之必然导致经济崩溃，使中华民族陷入万劫不复的悲惨境地。在这方面，前苏联、东欧国家的悲剧就是前车之戒。

5、关于国进民退，让民营经济“哀鸿遍野”的观点

某高官说，“最近随着整个经济大的格局发生变化，国进民退这个事情比较突出。”“虽然说我们的主流政策上强调要给小企业、要给民企不歧视，但事实上是歧视的，所以很多企业过不下去了。”

某经济学家说，“目前的经济形势从我接触的民营企业，感觉到的是形势日趋严重、信心大减，四个字‘哀鸿遍野’，所以到底深化改革怎么搞？确实现在信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与会同志认为，这位高官和这位经济学家的说法是以个别地方的案例代替了全局，根本不符合当前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的一贯方针是坚持“两个不动摇”，从来没有偏向过任何一方。在党和国家的积极扶持下，民营经济迅速发展，其户数、资产和营业收入总量都已超过国有企业。据2018年最新统计，在500强企业中，入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数量为263家，比上年减少11家，入围民营企业数量237家，则比上年增加了11家。怎么能说是“国进民退”呢？

昆仑策研究院副院长兼秘书长

必须指出，在国际资本主义已经形成世界体系的历史条件下，在国际垄断资本的经济霸权咄咄逼人的严峻国际形势下，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没有根本性的矛盾。只有彼此“抱团取暖”，才能克服目前遇到的困难，避免被国际垄断资本吞噬的危险。这位高官和这位经济学家们不从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背景出发认识和思考问题，不从目前国内外环境变化去找原因，而是刻意制造民营企业与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对立，离间民营企业与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关系，其目的在于将国有企业彻底私有化，让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彻底退出市场经济。而国有企业一旦全无，政府又撒手不管，民营企业在国际垄断资本的虎视眈眈之下，又怎能生存和发展？这是在替民营企业说话吗？不是，而是在替国际垄断资本说话。

针对意在搞垮国有企业的错误倾向，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明确指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必须不断发展壮大，这个问题应该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一些人制造了不少针对国有企业的奇谈怪论，大谈‘国有企业垄断论’，宣扬‘国有企业与民争利’，‘国企是不堪的存在’，鼓吹‘私有化’、‘去国有化’、‘去主导化’，操弄所谓‘国进民退’、‘民进国退’的话题。特别是各种敌对势力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重点拿国有企业说事，恶意攻击、抹黑国有企业，宣扬‘国企不破，中国不立’，声称‘肢解’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最佳方式。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些人很清楚国有企业对我们党执政、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性，想搞乱人心、釜底抽薪。而我们有的同志对这个问题看不清楚、想不明白，接受了一些模糊的、似是而非的甚至错误的观念。我们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决不能认为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所有制问题，或者只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那就太天真了！”全国人民，包括民营企业家，一定要牢牢记取总书记的告诫，千万不能相信这些新自由主义者的花言巧语，一定要自觉、坚定地与国有企业站在一起。

6、关于我国外交择错了“邻居”的观点

某经济学家说，前30年实行“一边倒”的外交，弄得“几经危机，政权的合法性还发生动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改变了国际战略，对发达国家开放，与发达国家为友，向发达国家学习，也推动了国内体制和政策的调整，结果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明显改善，社会面貌也大为改观，以至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之列。”“集四十年之经验，全方位开放的主要方向应该是对发达国家开放……向其他方向的开放，不应喧宾夺主，更不应成为改变和对抗主要方向的手段……中美贸易摩擦绝非好事，从中国的长远发展考虑，我们不应当只顾眼前的进退得失，采取寸利必争、分毫不让、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态度和政策，而应当做出必要的让步，以便达成妥协，尽早结束争端，改善外部环境。”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何自力

与会同志认为，这位经济学家的描述并不符合新中国外交事业发展的真实。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在面临帝国主义严酷封锁、遏制的国际形势下，我国只能采取“一边倒”的外交策略，只能义无反顾地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事实证明，这样的外交抉择，在当时特定的国际形势下为我国赢得了发展空间。此后，苏共领导集团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构成了更大的威胁。面对变化了的国际局势，我们党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从而大大减少了国际压力，赢得了国际政治上的主动权，同时也为改革开放创造了外部环境。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即使在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之后，我们也没有专“与发达国家为友”而抛弃第三世界，“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始终是我国外交的指导思想，这是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过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依据国际形势发展出现的重大变局，适时在国际社会倡导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出“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更加重视发展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是在新形势下对“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这绝不是什么择错了“邻居”，而是赢得了更多的友好、有益的“邻居”，为中国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国际空间。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贾根良

这位经济学家以轻佻的语言否定或歪曲我们党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外交路线，是历史虚无主义；以教训的口吻指责我国当前的外交战略，是妄议中央的大政方针；以“先知”的姿态“教导”我国在中美摩擦的关键时刻要“让步”、要“妥协”，而不讲任何斗争，是明显地在为美国垄断资本站台。

7、关于民营经济也是我们党执政基础的观点

某高官说：民营经济“和我们国家、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执政基础的一个部分、一个主要的内容？这方面的认识还需要深化，这方面的探讨还有空间，如果在这些认识上、在这些探讨上有进步，我想民营经济的信心就会增强，担心就会削弱，然后与它相关的那些改革很多就会倒逼，就会顺势而成。”

与会同志认为，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共产党执政的基础是公有制经济，即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矛盾的主导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在中国，如果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民营经济即私营经济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而也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之一；如果公有制经济不占主体地位，甚至归于虚无，那个私有制经济是绝对不可能让共产党执政的，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根本不需要多加讨论。问题在于，这位高官为什么要没有任何前提地认定私有制经济也是共产党执政基础，进而在这样的认识前提下“倒逼”改革？这没有别的解释，只能是“倒退”国有经济彻底私有化，继而“倒逼”我们党要么改变性质，要么下台。

二、某论坛现象的背景

与会同志指出，在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一些暂时困难的关键时刻，在美国对我进行多方打压的国际形势下，某论坛以社会组织的形式高调发表新自主义的言论，这在改革开放40年来是极为罕见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侯为民

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新自由主义的滋生和蔓延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由于我国是在西强我弱的国际条件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始终存在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困难、风险和挑战。一旦出了困难、风险和挑战，人们便纷纷站出来出主意、想办法。有些人到发达的资本主义那里去“取经”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无可厚非的。取的适当，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取的不当，则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到邪路上去。拿来新自由主义，应当说就是取了有害的伪经。因此，我们党一直旗帜鲜明地批判新自由主义，这对于全党全国人民明辨是非、统一思想，保证改革开放基本上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健康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基本上是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的，而对于新自由主义向决策层面的渗透，则警惕不够，致使一些新自由主义的点子当真变成了决策，给改革开放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和损失。这就使得一班新自由主义者更加洋洋得意。也正因为如此，这个论坛才有了“影子内阁”的雅号。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校正了党和国家前进的航向，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很难再变成决策，这是他们绝不甘心的事情。这个论坛一反过去的低调姿态，以社会组织的形式高调发声，实际上就是在向中央“摊牌”。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邱海平

国际垄断资本为其无限扩张的本性所决定，绝对不愿意看到也绝不容忍一个独立自主的繁荣富强的中国在东方崛起。“西化”、“分化”中国，是它们永远不会改变的既定战略，不过随局势变化有疾有缓、有强有弱而已。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又一次发展到对抗性程度，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遇到了巨大的麻烦。于是，向外转移视线、转嫁矛盾，从外部吸血以求渡过国内危机，就成了特朗普政府的不二选择。中美贸易战也好，中美贸易摩擦也好，问题远不是做几笔买卖那么简单。把中国碎片化（四分五裂）、沙粒化（失去凝聚力）、殖民化（成为美国附庸），让中国变成垄断资本随意驰骋、掠夺的乐园，才是国际垄断资本的最终目的。这不是做点“让步”，“达成妥协”就能了却的事。这个论坛集中攻击政府的宏观调控，攻击国有企业，攻击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攻击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友好合作的外交战略，公开主张彻底的私有化，是对美国对华战略的默契配合，而不管他们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个论坛开口闭口民营企业如何，好像他们是心向民营企业的，其实不然，这些人根本不曾代表民营企业，而是代表国际垄断资本的利益。

三、几点建议

1、建议在全党开展一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教育活动。我们的干部队伍这么大，我们的党这么大，谁想怎么来就怎么来必定乱套。为了我们党的兴旺发达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强调在保证思想、言论自由的同时有一个统一的指导思想。这个统一的思想不是别的，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全国人民，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搞一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教育活动是十分必要的。要坚持读原著、懂原理，以防止一些人的曲解和误导。要联系思想实际、工作实际，联系意识形态斗争实际，联系出台政策的实际。不能空对空，唱学习教育的《三岔口》。要通过学习教育，检讨出我们在哪个认识、哪个观点、哪个方面、哪项工作、哪项政策上违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凡是违背了的，不管大小、不管“左”右，都要坚决纠正过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旦成为广大党员干部普遍采取的精神形式，我们就能排除新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潮的干扰，保证改革开放前进在康庄大道上。

2、建议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进一步解放思想。在新媒体广泛使用的时代，光靠“捂盖子”和“绕着走”的办法解决不了意识形态的问题。事情恰恰相反，越是要“捂”的东西，传播得越快；越是要“绕”的东西，造成的思想混乱越大。习近平同志一再强调在意识形态斗争中要做战士、要敢于亮剑。这些科学论断充分表现了彻底唯物主义的精神，深刻揭示了意识形态工作的规律。各种党管媒体，都应当在重大意识形态斗争中旗帜鲜明、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不管是谁，不管他的职务有多高、影响有多大，只要散布“宪政民主”、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等错误思潮，都应当受到严肃的批评。当然，这种批评应当是充分说理的，而不是“打棍子”、“扣帽子”式的。只有这样，才能解除广大人民群众的疑虑，踏踏实实地把思想统一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来。多年来，这个论坛在不同场合散布了许多与中央精神背道而驰的东西，由于没有受到党管媒体的批评，而他们又有“影子内阁”之称，这就使得广大群众误以为他们所讲的才是 “中央精神”，从而造成思想混乱，降低公开发布的中央精神的诚信度。这是一个极为深刻的教训。

3、建议在组织上防止新自由主义的渗透。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大政方针已定，前进的航向已经指明，现在的关键是干部。干部队伍不好，再好的中央决策也会流于一纸空文，甚至走向反面。在这个论坛上公开发表新自由主义观点的，有相当一部分是我们党的高级干部。这表明以往在选拔干部的过程中，至少存在把关不严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改革开放就不可能避免新自由主义的误导。对于长期发表与党的主张相悖的错误观点的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要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屡教不改的，要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直至撤销党内外职务或劝其退党。同时，要把那些与党和人民一条心、与境外敌对势力无瓜葛、经过斗争考验、具有丰富基层工作经验、群众拥戴的干部提拔到重要领导岗位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