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正确认识我国所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科学研判当今国际局势、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进而顺应时代潮流、实践要求积极谋划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是世界社会主义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文试从以下十一个方面进行阐发。（一）当今世界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同时又处于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时代这一历史时期，而且还处于帝国主义由垄断、寄生即腐朽向垂死阶段过渡这个特定的更小的历史阶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帝国主义由垄断、寄生向垂死阶段过渡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二）全球范围内贫富两极分化、社会撕裂及局部战争连绵不绝等多重危机爆发，表明全球第五次资本主义总危机已经到来。（三）在其国内危机深入发展、不可摆脱之时，帝国主义国家的领头羊则首先是采用种种软硬手段直至法西斯和军国主义手段，向其他国家特别是各大国转嫁危机。（四）压迫剥削愈烈，各国人民反抗斗争便愈烈。（五）丢掉幻想，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六）新的科学技术革命不会拯救而只会进一步加速资本主义向其坟墓迈进。（七）战争包括世界大战都同样无法挽救帝国主义最终灭亡之命。（八）美国纸老虎的一面将进一步得到极大的暴露。（九）未来三五十年西方营垒中，将有一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转到世界左翼甚至社会主义阵营之中。（十）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同样，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拯救世界，其中包括美国。（十一）当今世界已开始进入大动荡、大觉醒、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新时期，世界社会主义灿烂的春天在前。本文原载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8、9两期，刊发后引起一定的社会反响。“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公众号刊发此文时，作者又对个别地方增添了新的例证。本公众号特分上下两篇推送全文以飨读者，此为上篇。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决定了人类前途终归光明。另一方面，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笔者十分赞成习近平总书记以上这一重大的战略判断。这一重大战略判断，一是强调“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必须居安思危；二是强调“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决定了人类前途终归光明”，我们必须坚定信心；三是强调“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这说明了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关于“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而“坐着不动”“也没有最后胜利”这一朴素且深刻的真理。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新春天，是各国人民在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奋斗中赢得，绝不是在敲锣打鼓中坐等送来。未来三五十年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必将证明习近平总书记上述重大战略判定的完全正确。
一、当今世界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同时又处于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时代这一历史时期，而且还处于帝国主义由垄断、寄生即腐朽向垂死阶段过渡这个特定的更小的历史阶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帝国主义由垄断、寄生向垂死阶段过渡时期的马克思主义
2021年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指出：“正确认识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是我们党明确阶段性中心任务、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也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经验。”当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事业所处什么样的历史方位呢？2017年9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然是科学真理。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保持坚定信心、对社会主义保持必胜信念的科学根据。”习近平总书记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这一基本原理与当今时代特征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所作出的这一重大结论，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和强烈的现实意义。历史学家常用生产工具作为划分时代的标准。把石器时代称为“原始社会”，把青铜器时代称为“奴隶社会”，把铁器时代称为“封建社会”，把蒸汽机、电力时代称为“资本主义社会”。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社会生产始终处在变化和发展的状态之中；生产的发展始终是从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首先是从生产工具的变化和发展开始的。但正如马克思所说：“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如列宁所说：“全人类的首要的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如毛泽东所说：“生产力有两项，一项是人，一项是工具。工具是人创造的。”所以，在人世间的万事万物其中包括生产力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生产力特别是生产力中的人是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工具仅仅是人在一定社会中发现和发明的科学技术在现实生产力中的物化。人们在生产中不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并必然在生产中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而产生社会联系与社会关系从而形成客观存在的生产关系。一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各方面的总和构成该社会的经济基础。马克思、恩格斯用占社会主导地位的不同阶级来确定和划分“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社会形态，并明确提出了“资产阶级时代”这一概念。当今世界依然处在马克思、恩格斯所指明的大的历史时代，同时也处于列宁所说的金融帝国主义这一特定的小的历史时代。1957年12月16日，毛泽东指出：“历史分期问题……很多人不以所有制去分，而以工具去分。”我们常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各方面的总和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社会的上层建筑。但社会经济基础的核心是所有制，是以所有制为核心的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社会的阶级性质，并进而决定社会的上层建筑；绝不是以生产力其中包括生产工具即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来决定社会的阶级性质，并进而决定社会的上层建筑；但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则会起着决定性作用。如果只承认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不承认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决定性反作用，就是机械唯物论或庸俗唯物论。正因如此，1959年10月，毛泽东在同澳大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夏基会见时指出：“上层建筑主要指政权和军队、警察、法院等国家机器，也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上层建筑是保护经济基础的。所以首先要用暴力把国家机器这些主要的上层建筑夺取过来，加以粉碎。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上层建筑，不能用武力解决，而是要经过长期的改造。”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又指出：“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本质上都是以所有制来区分不同的社会形态和同一社会形态的不同历史阶段的。按照列宁划分时代的标准，我们可以把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资本主义这一“大的历史时代”细分为三个较小的历史时代：一是商业资本主义时代，二是工业资本主义时代，三是帝国主义时代。商业资本主义时代和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同为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因而，这两个时期的资本主义都处于整个人类历史的上升时期。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生产剩余价值或榨取剩余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定的内容和目的。”“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恩格斯在1876~1878年的《反杜林论》中指出：“把这些分散的小的生产资料加以集中和扩大，把它们变成现代的强有力的生产杠杆，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承担者即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这也就是说，在商业资本主义时代和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同为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其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竞争。此时国际资本在全球的所谓自由竞争、榨取剩余劳动或赚钱相对于封建社会是比较文明与进步的，是值得肯定的。当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加速集中并日益垄断就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竞争必然导致垄断。这不以任何人、任何集团的意志而转移。帝国主义时代则是垄断的、寄生即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时期。早在1914年，列宁就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完成了它所能完成的一切而转向衰落的这样一种状态。”1915年12月，列宁明确指出：“典型的世界‘主宰’已经是金融资本……整个世界的命运简直就掌握在几百个亿万富翁和百万富翁的手中。”1916年上半年，列宁在其著名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更是十分明确地指出：“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这也就是说，在商业资本主义时代和工业资本主义时代，最为深厚的经济基础是竞争；在帝国主义时代，最为深厚的经济基础则是垄断。所以我们说，资本在帝国主义这一历史阶段的寄生性即腐朽性和垂死性是资本垄断性发展和派生的必然产物。冷战结束后，以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以经济全球化为旗帜、为工具，不仅在各个资本主义大国，而且力图通过金融垄断，进而在全球实现原材料、产业、科技、军事乃至政治、文化等全链条垄断。列宁又说：“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大部分利润都被那些干金融勾当的‘天才’拿去了”；“人类历尽艰辛所达到的生产社会化这一巨大进步，却造福于……投机者”。“资本主义的一般特性，就是资本的占有同资本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货币资本同工业资本或者说生产资本相分离，全靠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及一切直接参与运用资本的人相分离。帝国主义，或者说金融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金融资本是一种存在于一切经济关系和一切国际关系中的巨大力量，可以说是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它甚至能够支配而且实际上已经支配着一些政治上完全独立的国家”；“各种形式的附属国”，“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金融和外交方面的依附关系的罗网缠绕着”。这就是“半殖民地”。资本输出“就是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和国家的坚实基础，这就是极少数最富国家的资本主义寄生性的坚实基础”；“垄断，寡头统治，统治趋向代替了自由趋向，极少数最富强的国家剥削愈来愈多的弱小国家，——这一切产生了帝国主义的这样一些特点，这些特点使人必须说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趋势之一，即形成‘食利国’、高利贷国的趋势愈来愈显著，这种国家的资产阶级愈来愈依靠输出资本和‘剪息票’为生”。这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生产关系下，以所谓自由竞争为手段，以榨取剩余劳动或赚钱为目的的庞大国际资本，必然在全球形成金融、科技等各种寡头并企图“按资本”“按实力”来瓜分世界。这时主导全球的国际垄断资本相对于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来说，则是寄生即腐朽的东西了。列宁还说：“根据以上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的全部论述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过渡的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垂死的资本主义。”1917年4月，列宁指出：“不研究这个问题，就根本不会懂得如何去认识现在的战争和现在的政治。”1920年7月，列宁又强调指出：“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资本主义现在已经划分出极少数特别富强的国家”，“它们专靠‘剪息票’来掠夺全世界”。“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世界革命危机日益发展，这个危机不管会经过多么长久而艰苦的周折，最后必将以无产阶级革命和这一革命的胜利而告终。”“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从1917年起，这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证实。”因此，从本质上说，帝国主义时代同时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金融危机深入发展的今天，只要认真读一读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一著作，任何有起码良知和公正的人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部字数不多的著作，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一样，其理论、历史与逻辑有着高度的内在统一，在人类文明史和重重迷雾之中是一座愈发闪烁着巨大真理光芒、照耀人们不断顽强前行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灯塔。任何偏见和诡辩，都无法使其消弭。很可惜，一些年来，读此著作的人不多了。也有一些人，忙着去搞所谓的“金融创新”了，而对垄断资本控制的金融的本质不甚了解，甚至把所谓的“金融创新”当成谋取私利的工具。列宁还明确指出：“‘普遍’迷恋于帝国主义的前途，疯狂地捍卫帝国主义，千方百计地美化帝国主义，——这就是当代的标志。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也渗透到工人阶级里面去了。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当年列宁所指出的以上现象，现在仍然在国内外普遍存在。正因如此，认清我们当今时代的性质，则更有着特殊的意义。笔者认为，列宁当年在这里所说的帝国主义就是金融资本统治的金融帝国主义的简称；列宁当年所说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就是金融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的简要表述；我们常说的当今世界仍然处于帝国主义时代，就是当今世界仍然处于金融帝国主义时代。也正因如此，如果使用列宁的“金融帝国主义”这一提法，将有助于我们更加直接、更加深刻地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有助于深刻认识当前在全球范围内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和当今世界上所发生的各种主要事件的本质，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信心，有助于找到科学应对的战略举措。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从来没有否定当今世界的时代性质仍然是帝国主义的时代。而恰恰相反，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地肯定了这一时代的本质没有发生改变。早在1935年，毛泽东就指出：“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1937年，毛泽东还指出，“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列宁主义“成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1969年3月，毛泽东在召集有关人员的碰头会上明确指出，“列宁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现在还是帝国主义时代”。1973年6月16日，毛泽东与周恩来谈话，当谈到党的十大政治报告起草问题时说:“政治报告中要指出时代的特点，现在仍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这个时代与列宁所处的时代相同，要引用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说过的话为证。报告中要指出注意一种倾向常常掩盖另一种倾向。此外，应多引用一些马、列的话。”邓小平在中苏论战中曾协助毛泽东主持撰写《九评》。1960年6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拉丁美洲12国兄弟党代表团的讲话中就指出：“一切问题的关键在对时代的分析，这个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不同的解释，发生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个论断合不合用的问题。我们的观点概括地说，列宁的论断并没有过时，帝国主义的特征没有改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另一位重要成员陈云在1989年十分明确地指出：“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五大特点和侵略别国、互相争霸的本质，是不是过时了？我看，没有过时。”“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这个问题，到了大呼特呼的时候了。”江泽民在2000年也明确指出，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由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2005年，胡锦涛指出：“要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时代的主旋律”，“同时，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人类实现普遍和平、共同发展的理想还任重道远”。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指出：“这个世界，人类依然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明显升温，地区热点此起彼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军备竞争、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依然任重道远。”2016年6月25日，习近平与普京在北京共同发表的《关于加强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中明确指出：“当前，影响全球战略稳定的消极因素正在世界各地增加，我们对此感到担忧。这一趋势的危险性首先在于，个别国家和军事—政治同盟谋求在军事和军技领域获得决定性优势，以便在国际事务中毫无阻碍地通过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来实现自身利益。他们公然无视各国安全不受减损的安全基本原则，企图以牺牲他国安全换取自身安全。这一政策导致军力增长失控，动摇了全球战略稳定体系，与在有效国际监督下实现普遍、全面裁军的理念背道而驰。”这一论断，不仅间接肯定了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时代的存在，而且还充分肯定了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结论。不管承认不承认、正视不正视、认识不认识列宁所界定的时代，它都时时刻刻存在于当今世界和各国的现实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之中，存在于我们亟待统筹的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之中。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是我们进行科学顶层设计中亟待弄清的一个十分重大的基础理论问题和客观现实问题。当今世界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同时又处于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时代这一历史时期，而且还处于帝国主义由垄断、寄生即腐朽向垂死阶段过渡这个特定的更小的历史阶段。这一更小的历史阶段的起始点，可以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算起。这一更小的历史阶段有多长呢？共产党人不是算命先生，因此无法给予准确的答案。苏联当时正在复辟资本主义的残酷现实，引发着毛泽东的更为深刻的思考。1964年7月5日，经毛泽东修改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不是一代人两代人就可以解决的，而是要经过五代十代，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够完全解决。”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还亲自加写了这样一段话：“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毛泽东还说过：“一代人嘛，大概是半个世纪，五十年吧。”笔者认为，毛泽东上述判断的主要依据是他对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艰难的程度与苏联被和平演变新的历史情况的新的认知。这一预言性的判断是科学的。邓小平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邓小平的上述判断，极可能是根据毛泽东的上述判断而作出的。只不过毛泽东的表述是“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不是一代人两代人就可以解决的，而是要经过五代十代，甚至更长的时间”，是“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邓小平的表述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帝国主义由垄断的、寄生即腐朽的资本主义开始向垂死的资本主义过渡其中包括垂死这个更小的历史阶段的来临，是说帝国主义遇到了制度性的根本危机，但并不表明帝国主义明天或后天就要崩溃。环顾全球，由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的激烈震荡，世界社会主义复兴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政党等准备还远远不够，资本主义还有不少的调节余地，正因如此，这一包括帝国主义垂死阶段在内的更小的历史阶段可能还需要长达近百年乃至几百年时间。从一定意义上讲，帝国主义的垂死阶段同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阶段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两者此消彼长，但又相互依存，一方面的存在是以另一方面的存在为前提条件的。帝国主义的垂死阶段有多长，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阶段就有多长；或者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阶段有多长，帝国主义的垂死阶段就有多长。但这亦并不是特指现在某个一国独大的帝国必然还有长达一百年乃至几百年的寿命。某个一国独大的帝国即使衰败甚至垮台了，亦可能诞生新的帝国主义接续它的生命。只有这样认识问题，才如毛泽东以上所说：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如邓小平所说：“决不能掉以轻心。”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社会主义彻底胜利还有一百年到几百年时间，就对当前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事业稍许放松，稍许怠工，稍许表现不忠诚、不热情。我们今天进行和平建设的幸福生活，就是千百万先辈昨日浴血奋战为我们换来的；我们今日的艰苦奋斗，就是为了我们后辈乃至全人类过上没有压迫和剥削的更加美好的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常说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与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信念的高尚之处就在于此。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的规律，因为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最后阶段还未到来，还无这种实践，只有列宁和斯大林才能担当此项任务。”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一个伟大的预见。在当前和今后一些年月，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国内，我们都面临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同时又正在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这就必须增强战略预判，尽可能减少不确定和难以预料的因素，包括可能发生的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注重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强调“提高战略思维能力”。正因如此，认清当今世界和我国所处的历史时代和历史方位，这是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思想理论的根本前提条件，是制定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和战略、策略的理论基础。伟大的时代，必然会诞生伟大的思想。如果说，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很好地承担了它们各自的任务，揭示了帝国主义时代从垄断向寄生即腐朽阶段过渡的某些特殊规律的话，那么，可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已经并正在揭示着帝国主义从寄生即腐朽阶段向垂死阶段过渡的某些特殊规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帝国主义从寄生即腐朽阶段向垂死阶段过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这样定位，才能真正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世界、历史意义，才能更好地承担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艰巨而又光荣的使命，才能到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终目的地。2023年6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一切划时代的理论，都是满足时代需要的产物”；“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从当今世界与我们党和国家所处历史时代、历史方位的高度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帝国主义从寄生即腐朽阶段向垂死阶段过渡的马克思主义，就有助于同时认识帝国主义所处的历史时代、历史方位和本质、本性及其发展的必然规律，这才能更加全面、准确、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所作出的关于“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等一系列重大判断的重大理论意义、重大政治和历史意义、重大现实意义。全面、准确、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既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又与当今时代特征、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科学体系，有助于把握当今世界和我国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不负人民和时代重托，从而进一步充分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以更加主动、积极的新姿态，赢得新的伟大的胜利。
二、全球范围内贫富两极分化、社会撕裂及局部战争连绵不绝等多重危机爆发，表明全球第五次资本主义总危机已经到来
冷战结束后，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在为经济发展带来发展动力的同时，更带来了全球贫富两极分化加剧、社会撕裂和局部战争的频繁爆发。这次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遇到了百年以来前所未有的重大危机。据2023年8月18日的《环球时报》报道，近日瑞银集团和瑞士信贷联合发布的《2023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以美元计算，现在的百万富翁比2021年少了约350万人”；“众多百万富翁消失很大程度上是股票和债券市场损失造成的”；“全球最富有的1%的家庭仍占有全球总财富的44.5%”。美国彭博社2023年7月3日报道：“全球排名前500位的富豪2023年上半年总身家增加了8520亿美元。”这“500名顶级富豪的财富平均每天增加1400万美元，创下2020年下半年以来的最佳表现”。“上半年有人财富迅速增长，但也有人财富大幅缩水。印度富豪阿达尼上半年身家缩水602亿美元。仅今年1月27日一天，阿达尼的身家就缩水了208亿美元”。英国《卫报》2023年1月15日报道：“统计数据显示，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仅占全球总人口1%的亿万富豪们占有全球63%的新增财富。国际救援组织乐施会发布一份最新报告称，截至2021年底，全球1%的最富有群体获得26万亿美元的财富，占据全球新增财富的63%，剩余财富由其余99%的人分享。这说明疫情以来，全球财富分配不平等的状况正在加剧。”2022年11月14日，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撰文指出：“少数亿万富翁的财富相当于世界上半数最贫穷的人的财富。世界上最富有的1%的人将全球1/5的收入纳入自己的囊中，而最富裕国家居民的预期寿命比最贫穷国家的长30年。”美国经济学家埃马纽埃尔·萨埃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最不富裕的90%的人的收入停滞不前，而最富有的1%的人的收入增长了两倍，后者现在几乎占国民收入的五分之一”。以上几组数据的来源和统计口径等都有所不同，统计结果亦都有所差异，但数据指向和所反映的本质全都一致，这就是全球财富向极少数人手里集聚的总趋向仍在加剧。这些数据所反映的本质是什么呢？2021年12月21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莎克斯在以《美国已成为富人有、富人治、富人享》为题发表的文章中指出：“沃伦·巴菲特在2006年就一针见血地说出这场危机的实质。他说：‘无疑，存在着阶级斗争。但是，是我的阶级——富人阶级在发动战争，而且，我们在取得胜利。’”以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为统领并与工业垄断资本特别是高新科技垄断资本相结合甚至本来就是一体的这样的“独角兽企业”，其触角已经直接或间接地伸向全球各国各个角落，穷国、穷人甚至各国的中小微甚至一些国家的国际大型企业都已经没有多少血液可供它们吞食。从产品上看，生产社会化乃至生产全球化生产的琳琅满目的商品堆放在货架上和仓库里找不到需求。从货币上看，相当多的企业纷纷破产或正在破产，一些原有放贷出去的高利息贷款甚至利息都根本无法回笼，堆放在银行里的资金因怕形成新的呆坏账不敢贷出或无人敢贷。随着经济的不断衰退以及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全球范围内所谓“中产阶级”群体非但没有壮大反而正在明显缩小，社会绝对贫困人群和绝对需求急剧衰减，西方世界两大阶级分化和对立愈加严重，使得失业率不断攀升、财政收支严重失衡、社会严重撕裂、党派斗争加剧、社会问题不断显现，全球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游行、示威、罢工等接连不断。所有这些，都在空前加剧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乃至生产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恩格斯说：“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乃至生产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这一基本矛盾的极化和激化，亦正在加剧资本主义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资本与资本之间这四种从属矛盾的极化和激化。从一定意义上讲，历史的必然靠一系列历史的偶然开辟道路。2022年2月24日发生的俄乌冲突尚未平息，美国对我国进行全方位的围剿还在运筹之中，2023年10月7日又发生了激烈的巴以冲突。原因何在？说到底，这都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基本矛盾极化和激化的必然表现。美国在世界各地都处于十个手指按十二三个跳蚤的境地，自顾不暇，疲于应付。在美国政坛和社会内部，美国当局同样如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被拜登政府起诉，目前其面临的犯罪指控多达78项。如果最终他被定罪并量以最高刑期，特朗普自己表示，他可能面临高达561年的监禁。虽然麻烦缠身，但从美国《纽约时报》公布的最新民调来看，目前特朗普依然是共和党内部最有力的竞争者，其初选支持率高达54%，遥遥领先于另一个党内竞争对手、美国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现任总统拜登及其家庭亦是丑闻不断。2023年10月4日，美国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带着无奈的苦笑走出国会大厦，他创造了美国政治史上两个第一：历史上第一位经过15轮表决才得以上任的众议院议长；历史上第一位被罢免的议长。来自佛罗里达州的众议员马特·盖茨在提出罢免动议时，说得非常“动情”。他说：“我们（美国人）的下一代不能靠借债度日，而麦卡锡却在帮助拜登政府提高举债上限，还把钱送给跟我们毫无关系的乌克兰，而不是花在美国的穷人身上。”这就是美国社会、美国政党、美国政权甚至美国垄断资本内部都被严重撕裂的典型表现。美国内外交困的新的窘境，又为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放眼世界，全球第五次资本主义总危机已初见端倪。“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概念最早是斯大林于1927年提出的。尽管对此理论有所争论，但笔者认为，这一理论是对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理论的继承发展和具体化。资本主义诞生以来，在全球已经产生四次总危机。第一次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胜利为标志；第二次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欧洲、亚洲出现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为标志；第三次是20世纪50年代末,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矛盾尖锐化，资本主义全球殖民体系瓦解为标志；第四次是以1970年5月20日毛泽东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1971年以美元与黄金挂钩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的终结、1972年美国被迫同意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为标志。第五次是2008年爆发并至今仍深不见底的国际金融危机。资本主义第五次总危机本质上同样是资本主义推迟多年、推迟多次、不得不爆发的经济危机。这次总危机极有可能比前四次总危机来得更为猛烈，延续的时段更为绵长，给世界各国人民所带来的灾难更为深重。2022年美国GDP仅为25万亿美元，截至2023年9月18日，美国国债余额首次突破33万亿美元，半年时间就增加了1.1万亿美元。2023年9月30日，距离联邦政府2023财年资金耗尽仅剩不到1小时，为避免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停摆”，美国国会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将为美国联邦政府提供为期45天、支持其运转至11月17日的资金，其中包括白宫要求的自然灾害援助，但不包括对乌克兰的资金支持。美国国债早已突破法定上限的31.4万亿美元，是其GDP的132%，远超国际公认的国家警戒线的70%。美国公民每人平均负担直逼10万美元，折合成人民币多达70万左右，分摊到每个家庭头上就是26万美元，折合成人民币多达190多万。2022年，美国财政收入约4.9万亿美元，财政支出却达6.27万亿美元，美国的国债利息已经超过了美国当年的军费，达到约9000亿美元。目前美国国债余额的平均利率仅为2.97%。如果美联储持续加息，美国国债每年利息将超过1.5万亿美元。在美国总统拜登公布的2024财年预算中，预算案总规模接近6.9万亿美元，高于去年的6.2万亿美元。到2024年，美国要借新债还旧债，至少要卖出10万亿美元国债，才能使其十分严重的金融危机得到暂时的缓解。拜登政府还准备提出在未来10年将债务上限提高至51万亿美元，这是其现今GDP的两倍，未来10年利息成本将超过10万亿美元。以上这组数据，正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总危机本质的简要精准的显现。美国经贸、军事、科技、意识形态、规则规制等所有霸权都是建立在美元霸权的基础上的。美国的美元霸权一旦坍塌，其他霸权就必然如多米诺骨牌，都会应声倒下。所以，在以后一些年，如何向全球有效转移现今的33万亿多美元和未来的51万亿美元的国家债务，是美国政府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同时又是其首要、主要和长期的责任。其次才是对其他各国进行高科技封锁等。当然，美国种种战略举措，亦是互为手段与目的的。其最终目的是永久地盘剥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于2023年6月18日访华，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于7月6日访华，接着，“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亨利·基辛格于7月18日来访，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于8月27日访华，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率两党参议员代表团于10月7日抵达上海，开启访华之旅的第一站，如同当年的尼克松、基辛格访华一样，他们本质上都是为了美国利益而来的。人们常说，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这有一定道理。但笔者认为，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原则”才是中美关系最高层次的最为根本的“压舱石”。1964年6月23日，毛泽东在同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谈话时指出：“美国说我们是‘侵略者’,我们说它是侵略者；它说我们是‘好战分子’,我们说美国政府的大资本家是好战分子。究竟谁是侵略者、好战分子，要叫全世界人民来看。美国在中国周围布满了军事基地，而且侵占了中国的台湾。”“除了美国为什么有那么多资本家跟我们做生意呢?就是因为他们不干涉我们的内政。美国人想跟我们做生意，我们就是不做。他们想派新闻记者来，这也不成。我们认为大问题没有解决以前，这些小问题、个别问题可以不忙着去解决。所以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能来中国，美国记者就来不了。”中美冲突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美方不断对台军售、派官员窜访台湾甚至在台湾驻军，对中国人员和企业非法长臂制裁等，一直在摇动中美关系“三原则”这一根本的“压舱石”。2023年10月18日，是习近平总书记10年内第42次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总书记说：“我高兴地看到，两国政府、部门和有关地方全力落实我和总统先生达成的重要共识。”但是，2021年11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总结中美关系发展经验和教训，提出了新时期中美相处应该坚持三点原则；美国总统拜登作出“四不一无意”的承诺即“美方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制度、不寻求通过强化盟友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双方达成共识。中方恪守承诺，美方为什么却迟迟不去落实呢？谁是真正朋友，谁在玩弄花样，这不是一目了然吗？目前，美国官员频繁要求来访，这从另一个角度充分证明，美国目前所面临危机之大与消解之难远远高于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美国当前所采取的每一个对已有危机有所谓消解作用的举措，都包含着未来将爆发更为猛烈得多的危机的萌芽。财富占有上的两极分化，必然带来不同国家、不同阶级、不同集团和政治、文化特别是思想理论以及外交、军事诸多方面的尖锐对立。降临在我们这个世界和地球上的暴风雨，在今后几十年内将会更加猛烈。这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三、在其国内危机深入发展、不可摆脱之时，帝国主义国家的领头羊则首先是采用种种软硬手段直至法西斯和军国主义手段，向其他国家特别是各大国转嫁危机
2023年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其中，“底线思维”“风高浪急”“惊涛骇浪”这些词汇习近平总书记都多次讲过，但“极限思维”是首次出现，格外引人关注。笔者认为，这完全正确，十分重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为了挽救其日益衰败的世界霸权，某个大国打破和平与战争的界限，以隐性战争的形式，接连发动认知战（包括网络战）、金融战（包括经济贸易战）、生物战（美国已将其国防预算的60%~70%直接或间接地投入生物技术即广义生物战的研制开发）、科技战、规则规制战、传统军事战、局部核战争威慑战和正在准备的太空战，主要是这八种形态的战争构成了帝国主义反人类的混合战和总体战。当然，在一般情况下，帝国主义还是以传统的军事战为主。美国70%的制造业直接或间接与军事工业有关，长期不打仗，垄断资本家就不高兴，他们对军火的巨额投入就无法回收，更无法赢利。2023年7月7日，美国正式宣布向乌克兰提供的M864集束炸弹，就是美国1987年生产的构成战争罪的非常规武器。社会主义彻底胜利亦即帝国主义彻底消亡的具体时间还不好确定，但以下这一点却是肯定无疑的，这就是在帝国主义由垄断、寄生即腐朽的资本主义开始向垂死的资本主义过渡其中包括垂死这个更小的历史阶段，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贪婪、疯狂、无耻、残忍、阴险、诡诈等特点向世人暴露、展示得愈充分、愈彻底，就愈能较快地教育全世界的共产党、左翼政党和各国人民。从一定意义上讲，仅仅有正面说教而没有苦难降临即活生生的反面教员，人们往往要走弯路。这也就是说，苦难和反面教员是人们觉醒必经的路径之一。亦正因如此，毛泽东特别重视反面教员的作用。美军公然在叙利亚盗采并用军事装甲车护送浩浩荡荡军车抢走石油。某些势力公然炸毁俄罗斯经波罗的海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的“北溪”天然气管道。美国财政部拒绝向日本支付2023年7月30日到期的高达2842亿美元的债务。日本当局甚至不顾会危及全球多少亿人的身体健康，执意从2023年8月24日开始将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放入海；10月5日10时30分左右，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第二轮排海开始，核污染水总量约为7800吨；东京电力公司当天称，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第三轮排海将从11月2日开始，第三轮排海的核污染水总量约为7800吨。美国在其要员接连访问我国后于2023年7月28日宣布向台湾提供价值3.4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针对我歼-20等隐形战斗机的威胁于2023年8月23日宣布，美国国务院批准售台F-16战斗机的红外搜索追踪系统，总金额约5亿美元；2023年8月30日，也就是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访华结束当天，美国国务院打算动用8000万美元的军事融资贷款来“支持台湾”；不顾危及当今人类和子孙后代的恶果，2023年9月6日，美国国防部宣称，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由坦克发射的贫铀弹等，就是其疯狂、冷酷、残忍、无耻等特点的集中反映。在帝国主义由垄断的、寄生即腐朽的资本主义开始向垂死的资本主义过渡其中包括垂死这个更小的历史阶段，当帝国主义的领头羊及紧随其后的仆从者困兽犹斗之时，往往会从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方面寻找出路。什么是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形象地说，就是德国纳粹监禁过数百万并屠杀了其中绝大部分是犹太人的110多万受害者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就是假借研究防治疾病与饮水净化为名，实则用1500万多活体中国人、朝鲜人等包括战俘进行生物与化学武器实验并准备实施国际法上明令禁止的细菌战的日本军国主义的日本关东军驻满洲第731防疫给水部队。无论是从手段还是从目的上，新帝国主义和新军国主义只会比旧帝国主义与旧军国主义更残忍、更巧妙、更隐蔽甚至更明目张胆、更无耻。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与物质准备来对付越来越凶残的帝国主义其中包括发展到最高阶段的新法西斯主义与新军国主义。只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与物质准备，才能有力地扼住新帝国主义、新法西斯主义与新军国主义的咽喉，赢得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赢得人类的文明与进步。毫无底线就是美国帝国主义的底线。这主要不是因为帝国主义分子心肠特别狠毒，而是因为帝国主义已经发展到从垄断、寄生即腐朽向垂死阶段过渡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他们不得不走向采用种种卑劣手段，以挽救其日益衰败的命运。仅仅从道德上看待和谴责帝国主义是远远不够的，这样看待问题就会产生试图通过讲解所谓的“普世公理”让其立地成佛的幻想。某个大国及其仆从傀儡国家所呈现出的这种法西斯化和军国主义化的趋势是极其危险的，如果不加以有效遏制，它们还会不断制造出新的更加恐怖的各种形式的大规模战争，使人类社会完全陷入灾难性境地。对此，我们一定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居安思危、底线思维与极限思维的思想，真正做好一切必要斗争的准备。
四、压迫剥削愈烈，各国人民反抗斗争便愈烈
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社会主义革命有迅速发展时期，也有消沉时期。或者是说，既有一定的消沉时期，亦有一定的迅速发展期。所以，1863年4月，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曾指出：“在这种伟大的发展中，二十年比一天长，殊不知以后可能又会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期。”一般说来，人们在革命迅速发展的时期，往往会产生盲目乐观的情绪，而在革命消沉的时期，往往产生悲观的情绪。当年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形成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在总体上依然处于低潮的状况，因而，对世界社会主义前途持悲观的看法，应是我们所努力纠正的主要倾向。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长期的，其进程不仅是曲折的，有时甚至会发生逆转。列宁曾明确指出：“每个时代都有而且总会有个别的、局部的、有时前进、有时后退的运动，都有而且总会有各种偏离运动的一般形式和一般速度的情形”；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像“涅瓦大街的人行道”那样“宽阔、畅通、笔直，在走向胜利的途中根本不必承受极其重大的牺牲，不必‘困守在被包围的要塞里’，或者穿行最窄狭、最难走、最曲折和最危险的山间小道，谁认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可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谁就不是革命者”。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是要经过漫长的、艰苦的道路”；革命在发展中既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迅速发展时期，也会有“‘和平’龟行发展”的“政治消沉”时期。这种现象，既会在一国革命中发生，亦会在世界范围发生。因此，不能把当前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在总体上依然处于低潮或说已开始有所艰难复兴时期的现象，看成是时代的根本性质改变了，甚至要告别革命，它仅仅是时代不同发展阶段上主题的变化。列宁说：“无产阶级的策略都要考虑到人类历史的这一客观必然的辩证法”；“要利用政治消沉”时期“来发展先进阶级的意识、力量和战斗力……并使这个阶级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日子到来时有能力实际完成各项伟大的任务”。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我感觉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但是，随着苏联逐渐走上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社会主义的轨道导致其最终解体和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步入低潮，世界则出现了“西风压倒东风”的新态势，以美国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几乎“化”到了全球的各个角落，并由此带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金融繁荣和产业空虚，带来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与各国人民的日益贫穷。但盛极则必衰，穷极则必然反抗，这是全世界范围内屡试不爽的社会历史规律。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这一判断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历史总是在曲折和波澜中向前发展的。哪里有压迫、有剥削，哪里就有反抗。蓄之既深既久，反抗必烈必速。这如同自然界作用与反作用的物理学规律一样。沧海横流，方显世界左翼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本色。1965年1月，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说：“世界上的人，不受压迫谁起来革命？”现在，西方的罢工、游行示威等，有的有共产党参与的因素，但主要还是本国人民自发自在的运动，这说明，人民已开始觉醒。随着斗争的深入发展，一批批新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将焕发新生。西方工人阶级会从自在阶级逐步向自为阶级转化，从大量的经济斗争向政治斗争甚至军事斗争中寻找出路。在资本主义总危机可能到来的情况下，拼死反抗必然是更多国家和更多国家人民的唯一抉择。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到来是世界左翼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复兴的最为深厚的经济政治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讲，2008年爆发当今仍在深化的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正在进一步撕裂世界，正在进一步加剧世界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进一步剥蚀“神圣不可侵犯”“永远终结历史”的资本主义脸上上的油彩，加速检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的长短优劣，加速世界各国人民的觉醒与世界历史的进程，从而加速一些人认为资本主义才是人类最后归宿幻觉的破灭，这也正是习近平总书记作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重要判断的最为深厚的经济政治基础。当今世界已开始进入大动荡、大觉醒、大改组、大变革、大发展的新时期。可以预计，在未来十至二三十年内，西方左翼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必将风起云涌。
五、丢掉幻想，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1946年9月11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报送的《解放日报》拟发表的题为《蒋军必败》社论。陆定一在送审社论稿时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在战争过程中，宣传上主要目标，为揭露美国，澄清同志对美的各种幻想。”毛泽东对社论稿和来信作出如下批语：“不但澄清对美幻想，主要应澄清悲观思想，指出必胜前途，这是目前的中心问题。”1964年7月9日，毛泽东同参加在朝鲜平壤召开的第二次亚洲经济讨论会后访华的亚洲、非洲、大洋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谈话时说：“美国的帮助是别有用心的。如果说要防止幻想，我想要防止对美国的幻想。至于建设过程中会出现哪些危险，现在很难说。如果要说防止危险，就是防止从帝国主义方面来的危险。”笔者认为，当时党内对美国出现不切实际的幻想，其根源主要还是来自对中国共产党战胜不了强大的美国这一悲观思想。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我们要防止对美国的幻想，防止从帝国主义方面来的危险。毛泽东点到了问题的实质。70多年过去了，重温毛泽东当年的批示，联系我们现在必须应对的躲不过、绕不开的中美之间的竞争、博弈乃至冲突，应该说，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要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就必须坚决放弃对帝国主义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早在1940年7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时就指出：“现在是世界大震动大变化时代，不是什么‘和平’与‘资本主义稳定’的时代，这个时代早已完结，以后也永远不能建立。”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在著名的《放弃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指出，“准备斗争的口号，是对于在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的问题上，特别是在中国和美国的关系的问题上，还抱有某些幻想的人们说的，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被动的，还没有下决心，还没有和美国帝国主义（以及英国帝国主义）作长期斗争的决心”。毛泽东还说：“希望劝说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派发出善心，回头是岸，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组织力量和他们斗争。”1950年3月12日，毛泽东约无党派民主人士梁漱溟谈话，当梁漱溟谈到对朝鲜战事迫近东北深感不安时，毛泽东说：“中美之间现在还没有打起来，但硬是打到你的头上，又怎么办？只有还击，以牙还牙。”1956年12月8日，毛泽东说：“美国是不好依靠的，它可能会给你些东西，但不会给你很多。”“在我国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高级知识分子、宗教界、工商界中，甚至在一部分无产阶级中，也还有人幻想美国会帮助我们，英国会帮助我们。这是不会的。”1960年5月7日，毛泽东在会见非洲12个国家及地区的代表团时说：“实际上帝国主义是不可怕的。帝国主义每天都宣传它们的力量大，来恐吓我们。”1960年5月14日，毛泽东同日本日中友好协会、工会总评议会等访华代表团以及古巴、巴西、阿根廷访华代表团的谈话时说：“最近美国派U-2型飞机侵入苏联，进行间谍活动，被苏联击落，苏联人做得很正确。这件事再一次暴露出美帝国主义在虚伪和平的幌子下所进行的准备侵略战争的真面目，进一步向全世界证明了这样的真理：对帝国主义不应当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1964年3月31日，毛泽东在会见柬埔寨王国军事代表团时指出：“美国人，你越怕他，他就越凶，不怕他也就是那么回事。”1964年6月24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时耐心细致地分析道：对于强大而凶恶的美帝国主义，“如果你怕了，美国就客气，那么怕也好。如果怕了，美国就撤退，那怎么不好？问题是，你越怕它越欺负你，该怎么办？只好不怕，只好干……我看，你越不怕，它就越不敢任意欺负。”在1963年2月2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当刘少奇讲到如果赫鲁晓夫把分裂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不怕分裂时，毛泽东说：“我们讲不怕分裂，是指怕也分裂，不怕也分裂，那为什么怕呢？如果怕分裂就可以不分裂，那就怕，我赞成怕。”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迫下台。但其下台之后，苏共奉行的依然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1966年3月1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说：“我们去不去参加苏共‘23大’，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去参加是一个重大步骤，不去参加也是一个重大步骤，都关系我们对中苏关系采取的方针。依我看，我们不能去。如果去参加，那就跟中间状态的党混同了，也同右派分不清了。我们不去参加，无非他们在会上大反华，这正合我们的需要。右派去参加是不成问题的。处于中间状态的党，有的是想去的，有的想去但又不大愿意，还在犹豫不决。”“在去参加或不去参加这个问题上，有些党在动摇不定。要使人家不动摇，首先自己不要动摇。我看不能去，也不必发贺电，只告诉他们说我们不参加就行了。”“至于十月革命节，那是苏联国庆，中苏之间目前还有国家关系，可以照过去一样发贺电。”毛泽东以上谈话，当时谈的是与苏联的关系，同样适用于今天我国与美国的关系。只不过那时候是指中苏分裂，这时候是指美国“筑墙设垒”“脱钩断链”。1970年7月29日，毛泽东在会见罗马尼亚武装部队部长时指出：“我们要准备打仗呀！别人打我们，我们就要打，就是要有准备。准备没有坏处，你不准备人家就欺负你。你准备好了他就可能不来，打来了也不怕，有办法。”1973年9月12日，毛泽东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当蓬皮杜说美苏两国的领导人有理由在现在成为爱好和平的人时，毛泽东说：“我不信。战争总有一天是要打的。宁可放在这个‘打’字上，第二个才放在和平上，不然就要丧失警惕。”1973年10月13日，毛泽东会见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特鲁多问：“毛主席是否认为世界上会有持久和平？”毛泽东说：“没有，永远也没有。就是说在现在的制度的条件下，把人分为阶级，建立国家，那就非打不可。我讲‘永远’不是讲一万年，只是讲一两百年。总而言之，这个世界不安宁，口里讲和平，实际准备打，所以你们也要注意啊！”1974年3月25日，毛泽东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当尼雷尔提到美苏不是为和平而努力时，毛泽东说：“他们双方都说他们要搞和平，而且是长久的和平，或者是一代人的和平。一代人嘛，大概是半个世纪，五十年吧。何不讲两代人呢？因为这样一讲，他的武器就没有销路了。大国都靠出卖武器赚钱。总而言之，我们对‘持久和平’这样的口号要看一看呢。大概一段时间可以，太长了不行，因为社会制度没改变。总而言之，这个全世界是不安定的。他们之所以需要讲和平，就是因为这样讲对他们比较有利。他们又利用各国人民怕打核战争的心理状况，所以有许多人接受和平的口号。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家都讲和平，结果讲出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了。现在又讲和平，可能也讲出一个什么战争来吧。”毛泽东还说：“美苏它们现在有点怕第三世界。”尼雷尔说：“如果第三世界没有中国，他们就不会怕。”毛泽东说：“也怕呢。”尼雷尔说：“第三世界没有中国，就成了纸老虎。”毛泽东说：“那不能这么讲！第三世界团结起来，使得工业国家，比如日本、欧洲和两个超级大国，都得要注意一点。”1976年2月23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说：“在阶级存在的时代，战争是两个和平之间的现象。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也就是说是和平的继续，和平就是政治。”尼克松说：“但是在俄国并没有阶级，为什么俄国却威胁世界和平呢？因为它搞扩张，是吗？”毛泽东说:“不，他有阶级，中国也有。我们的看法不一致，不要紧。”尼克松说：“不要紧。但这并不是我的意见，俄国人告诉我说他们没有阶级。”毛泽东说：“靠不住。”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在帝国主义时代，时刻准备打仗，就是争取和平，就有希望和平；不准备打仗，就是放弃和平，战争这只“黑天鹅”就会必然飞来。这正是战争与和平之间的无情的辩证法，是我们党和国家时刻不可动摇的底线。西方某大国当局所奉行的“修昔底德陷阱”理论，本质上就是为西方某大国乃至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利益服务的理论，其实质和本质就是鼓吹侵略战争有理，并将责任推卸给他国他人，又渲染增加军费、制裁打压直至侵略他国他人行为的正当性与正义性，还企图吓唬被压迫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反抗行为，“不战而屈人之兵”，以达到永久统治全球之目的。我们必须认清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本性不会改变，同时警惕并及时揭穿他们种种谎言的欺骗性。1965年8月29日，毛泽东会见委内瑞拉民族解放军总司令加夫列尔。当加夫列尔说到“一九六三年九月委内瑞拉政府把所有共产党的议员都逮捕了，这些同志没有准备，以为自己是议员有豁免权”时，毛泽东说：“这些经验对你们很有好处，就是不要相信资产阶级的任何欺骗。他们的话可以不算数，法律也可以不算数。受过几次骗，就要吸取教训。”能否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完全有这种可能。但前提条件必须是以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得用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和善于斗争去争取、去获得。没有斗争，想自动获得和平共处与合作共赢，那是幻想和空想。正因如此，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2023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应约同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通电话。王毅明确指出：“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症结在于一直没有还巴勒斯坦人民一个公道。此次冲突以极为惨烈的方式再次证明，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出路在于尽快恢复真正的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民族的正当权利。”中国不希望中美经贸关系继续恶化，并积极推动全球经济活力，但在中方刚刚批准对美国企业的镓锗出口许可不到24小时，美国政府就宣布对华芯片的封锁措施，全面阻止中国提高芯片制造能力。当有记者问：“近日，美国商务部公布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最终规则，请问中方对此有何回应”时，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当即回答：“中方注意到，美方于10月17日发布了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最终规则。最终规则在去年10月7日出台的临时规则基础上，进一步加严对人工智能相关芯片、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对华出口限制，并将多家中国实体增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美方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出口管制措施，实施单边霸凌行径。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2023年10月18日，我国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中国9月份从日本进口的水产品已归零。8月份，这一数字还是1.49亿元；而今年前8个月的累计数字是20.85亿元。以上最近的三个例证，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精神的具体而又鲜明的体现。要真正弄清习近平总书记所讲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深刻内蕴，就必须同时弄清这样一个根本的理论，那就是能否和平长入社会主义。1956年3月14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总书记长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艾地时说：“要不要武装斗争，不是我们单方面能决定的，我们并不是资产阶级的参谋长。我们可以而且要这样说：我们要争取和平进到社会主义。但还要说，即使一时不说也要这样考虑问题：当资产阶级用武装来进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被迫进行武装斗争来取得革命胜利。恩格斯生前曾经说过，在特定的条件下，英、美也可以和平进到社会主义。但到二十世纪，到帝国主义时代，美国和英国都成为帝国主义国家，情况就不同了，列宁就不再那样说了。自然，也可以设想，今后会有少数国家，在整个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的条件之下，可能不再经过国内的武装斗争而和平取得革命的胜利。力量的因素是很重要的，它包括武装力量。现在我们的阵营还只包括全世界三分之一的国家。到我们占大多数、绝大多数的时候，是会有一些国家在我们的巨大力量包围之下，不必经过国内的武装斗争而和平取得革命胜利的。在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机关和军队的国家，我们如果只作和平取得革命胜利的打算，那是要吃亏的，因为我们并不是资产阶级的参谋长，他让不让你和平取得胜利，并不决定于你的主观愿望。我们现在也说要争取和平解放台湾，但我们并不是美国和蒋介石的参谋长，我们不能替他们做答案。”1960年5月27日，毛泽东在同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谈话时说：“现在的局势我看不是热战破裂，也不是和平共处，而是第三种：冷战共处。”“但是我们要有两个方面的准备。一个是继续冷战，另一个是把冷战转为和平共处。”“这要有分析。冷战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坏的一面是它有可能转为热战。”“好的一面是有可能转为和平共处。”蒙哥马利说：“这不能够称为是冷战的好处。”毛泽东回答：“我们说有好处，因为美国制造紧张局势，就制造更多反对它的人，例如在南朝鲜、日本、土耳其以及拉丁美洲，很多国家都反对美国人的控制。这是美国人自己造成的。”蒙哥马利说：“西方世界的领袖是美国，现在西方国家怕被这个领袖领到战争中去，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因为在上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都等到战争打到一半才参加进来。可是现在西方国家却怕美国把它们带入战争。我们必须把这样一种情况改过来：现在的情况是，西方集团的领袖跟东方集团两个最大的国家根本谈不拢。由于这个原因，美国在西方的领导受到怀疑。”毛泽东回答：“只要美国的领导不削弱，由英国、法国来加强，就不可能改变局势。”蒙哥马利说：“我相信必然产生这样的一种情况。”毛泽东说：“你是英国人，你到法国跑过，你去过两次苏联，现在你来到了中国。有没有这种可能，英、法、苏、中在某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蒙哥马利回答：“是的，我想是可能的。但是，由于美国的领导，英、法会害怕这样做。”毛泽东说：“慢慢来。我们希望你们的国家强大一些，希望法国强大一些，希望你们的发言权大一些，那样事情就好办了。”帝国主义不是铁板一块。因为除了有整体利益外，它们还有着不同的利益，有的不同利益甚至还有着不好调和的根本性冲突。1962年1月3日，毛泽东指出：“英国和法国是帝国主义，但它们是大帝国主义美国想吃掉的中等帝国主义国家，同美国有矛盾，日子也很难混，可以作为人民的间接同盟者。”1964年7月9日，毛泽东同参加在朝鲜平壤召开的第二次亚洲经济讨论会后访华的亚洲、非洲、大洋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谈话中指出：“我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兄弟关系，不是老子对儿子的关系。要巩固团结，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不管什么人，不管是黑人、白人或是黄种人，不管他信什么宗教，是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或佛教，也包括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只要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反对帝国主义走狗的，都应该团结，只不包括帝国主义在这些国家内的走狗。”学习毛泽东以上的谈话与对话，想起了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关于统一战线的政策与策略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系列论述。笔者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系列论述，就是要在全球建立最广泛的国际民主统一战线，最终实现人类的持久和平和人类大同，即每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亦即共产主义。应当充分认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意义、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共建“一带一路”就是当前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实施的有效途径。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下，应当分情况区别对待种种不同国家和不同群体、不同集团，在区别的基础上确立我们的政策，以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从一定意义上讲，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坚决依靠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各国人民其中包括美国人民，顺应历史大势，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第二世界国家等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转变，善于斗争。孤立顽固势力，就是彻底孤立誓与世界各国人民为敌到底的国家、集团和人，不断揭露他们的阴谋与没落的前途，这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和善于斗争的必然结果。对待顽固势力我们当然可以接触，并且一定要设法直接接触，因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亦不排除在特定条件下美国当局中个别乃至部分顽固分子通过我们的工作特别是历史的演进最终转变他们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向真理投降。1975年12月31日，毛泽东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和她的丈夫戴维。毛泽东说：“我们不杀人。国民党过去的党、政、军、特人员，战争中俘虏的，现在都把他们赦免了，给他们公民权。”戴维说：“从你们的革命的角度来看，没有一个灵魂是不能拯救的。”毛泽东说:“帮助人家改正错误。”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下，既要合作，又要斗争。合作是有原则的、积极的，让步是有限度、有条件的。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下，还要既反对“一切合作，否认斗争”，也要反对“一切斗争，否认合作”；要“又合作又斗争，以斗争求合作”。对“顽固派”的斗争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等。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必然存在着坚决反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顽固派”。对待其中的“顽固派”，我们必须要“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不能是“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而只能是“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尺”。如果仅从良好的愿望出发，认为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对他好，他就会对你好甚至更好，那只会助长“顽固派”的更为贪婪的企图。美国当政的鹰、鸽两派或说民主、共和两党在策略上有所不同，我们当然应区别对待，采取不同政策与策略，但其根本目的从来都是企图搞垮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前，美国对我是采用全面遏制的政策；改革开放后，美国对我主要是采取全面接触的政策；党的十八大后，美国对我先是接触为主，后来逐渐转为接触与遏制并重，随其对我和平演变企图的破灭，旋即采用以遏制为主的政策。随着中美贸易战特别是我国出现新冠疫情后，美国进一步加大对我遏制的力度。我们决不否认美国朝野上下有不少真正的对华友好人士，我们应设法与他们多接触、多交流，多团结。但在美国当政的鹰、鸽两派或说民主、共和两党，无论是以接触为主还是以遏制为主或是接触与遏制并重，其根本目的从来都是企图搞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国发生新冠疫情后，美国这一根本目的愈加暴露得淋漓尽致。当然，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及其代表人物的策略往往有所不同，我们也十分有必要加以区别，对美国两党、两派采取不同的政策及策略。但是，这并不应影响我们对其共同本质的判断。我们应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顶层设计、顶层设计与底线思维相统一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统筹对美战略及策略。应美国总统拜登邀请，习近平主席于2023年11月14日至17日赴美国旧金山举行中美元首会晤，同时应邀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会谈取得战略性、历史性、引领性成果，可喜可贺。有人欢呼中美关系将从此重新步入平坦大道，不仅中美之间而且世界将重新奏响和平发展的主旋律。亦有人担心中美关系缓和之风吹醉国人，对复杂多变的世界格局失去应有的警惕性。笔者认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十分成熟和坚强的领导集体，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习近平主席不仅和美国领导人打交道，而且直接与美国各界乃至普通民众打交道，把中美关系的希望直接寄托在美国人民身上。这是这次中美之行的根本亮点之一。这次中美之行，有些地方颇像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国共两党历经43天的重庆谈判。当然，重庆谈判与这次会晤有本质不同，但无疑有不少相似之处。正因如此，我们有必要重温毛泽东从重庆回到延安之后的1945年10月17日，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毛泽东在《关于重庆谈判》中说：“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事实证明，要把它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国民党一方面同我们谈判，另一方面又在积极进攻解放区。”“为什么国民党要动员那么多的军队向我们进攻呢？因为它的主意老早定了，就是要消灭人民的力量，消灭我们。”“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看。在重庆，有些人认为，蒋介石是靠不住的，是骗人的，要同他谈判出什么结果是不可能的。我遇到许多人都给我这样说过，其中也有国民党员。我向他们说，你们说的是有理由的，有根据的，积十八年之经验，深知是这么一回事。国共两党一定谈判不好，一定要打仗，一定要破裂，但是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还有另外一个方面，还有许多因素，使得蒋介石还不能不有很多顾忌。”“蒋介石的主观愿望是要坚持独裁和消灭共产党，但是要实现他的愿望，客观上有很多困难。这样，使他不能不讲讲现实主义。人家讲现实主义，我们也讲现实主义。人家讲现实主义来邀请，我们讲现实主义去谈判。”“‘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有些同志问，为什么要让出八个解放区？让出这八块地方非常可惜，但是以让出为好。”“在不损害人民基本利益的原则下，容许作一些让步，用这些让步去换得全国人民需要的和平和民主。”“中国的革命是长期的，胜利的取得是逐步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许多国际事务上，还是会妥协的，因为妥协有好处。”“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史的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我们应当把世界进步的情况和光明的前途，常常向人民宣传，使人民建立起胜利的信心。同时，我们还要告诉人民，告诉同志们，道路是曲折的。在革命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物，还有许多困难。”“总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面前困难还多，不可忽视。我们和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努力，一定能够排除万难，达到胜利的目的。”因篇幅所限，笔者在这里就不再对当年的重庆谈判和这次中美元首作比照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一直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当今中国依然坚持结伴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坚持结伴不结盟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绝不是不要建立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为了战胜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中国政府一直主张结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1964年1月27日，毛泽东在同日本友人谈话时明确指出：“中日两国人民要联合起来，亚洲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要联合起来，一切爱好和平国家要联合起来，一切受美帝国主义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及人士要联合起来，结成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挫败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保卫世界和平。”毛泽东当年的这一谈话，在当今依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我们是个大党、大国。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大要有大的样子。要结成坚强牢固的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国际统一战线，就必须毫不动摇地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战略思想，在国际上敢于带头伸张正义，坚决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旗帜鲜明反对冷战思维，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搞双重标准，挫败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保卫世界和平。国内外一些人，借口我国实行的是不结盟的外交政策，甚至曲解邓小平关于“韬光养晦”的本意，明里暗里反对我国在国际上伸张正义，其根本目的是误导我们自我孤立，当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集中围剿我国之时，我国就会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天下苦美久矣。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国际统一战线这面大纛一张，我们的朋友就会云集。那某个大国要么被迫讲一点常理，回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确道路，要么就可能较快地衰败下去。习近平总书记及时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思想，践行“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坚持发展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把对外开放从过去主要面向发达国家转到现在的全方位开放，特别是注重对发展中国家的开放，这就站在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国家所无法企及的人类文明道德的最高点，必然会使我们的朋友重新遍布天下。从一定意义上讲，现在的美国颇像我国名著《红楼梦》中内囊空虚的贾府。但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1905年10月，列宁指出：“如果认为只要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使变革完全成熟了，革命的阶级就总会有足够的力量来实现这个变革，那是错误的。不，人类社会的安排对于先进分子来说并不是那样合适和那样‘方便’的。变革可能成熟了，但这一变革的革命创造者可能还没有充分的力量来实现这一变革，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就会继续腐烂下去，有时能拖延数十年之久。”列宁的上述论断告诉我们，客观条件具备之后，主观能动性就是决定性的因素。无疑，我们要力争通过中美之间的人文交流等种种办法“回到过去中美关系的正常轨道”或“重构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框架”。但必须清楚，过去“中美关系的正常轨道”或“稳定的中美关系框架”，是以“中国负责生产，美国负责消费”的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为根本内容的。由于美国长期债台高筑、危如累卵，已无法靠“借新债、还旧债”模式过活儿，甚至连利息都无法支付。过去的“中美关系的正常轨道”或“稳定的中美关系框架”，如同中国过去靠地租、级差地租、超额地租，靠污染环境，靠廉价劳动力等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一样，已不可持续。从一定意义上讲，中美原先“合作共赢”的各自经济发展方式的物质基础已经不复存在。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及时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提出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并已取得明显的成效。连美国大战略家基辛格亦几次说过，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了。现在必须清楚，不是我们要与美国“脱钩”，而是美国要与我们“脱钩”；不是我们要搞“冷战”，而是美国要搞“冷战”。2023年9月19日，美国总统拜登在第78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的讲话中说：“美国不寻求与中国发生冲突，也并不想与中国脱钩。”从一定意义上讲，拜登以上所讲是心里话，如果美国与中国彻底脱钩，只付一点“绿纸”并且又不需要偿还就能进口大量的物美价廉的商品从何而来？所谓美国富裕、稳定的社会运行秩序从何而来？美国还妄想继续对中国进行温水煮青蛙式的和平演变从何而来？应该看到，2023年9月22日，为落实中美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重要共识，国务院副总理、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何立峰与美国财政部部长珍妮特·耶伦达成的共识，中美双方商定，成立经济领域工作组，包括“经济工作组”和“金融工作组”。两个工作组将定期、不定期举行会议，就经济、金融领域相关问题加强沟通和交流，这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和善于斗争的必然结果。这正如同中国人民志愿军从1950年10月25日入朝以后和朝鲜人民并肩战斗，到1951年间，把美国侵略军赶回到“三八线”附近，迫使他们停止在原来发动侵略战争的地方，美国帝国主义不得不从1951年7月10日开始坐在朝鲜停战谈判桌前一样。2018年3月23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向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美国正式开打美中贸易战。现在不得不声称“并不想与中国脱钩”，并要加强与中国经贸及金融的沟通与交流。这难道不是中国人民的胜利吗？美国帝国主义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常理、公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现在他们就是处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与此同时，我们当然也会高度警惕并防止美国当局为了明年总统大选前政治经济秩序的所谓稳定，仅从口头上继续承认台湾属于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在实质和本质上却继续武装“台独”，支持鼓励“台独”，同时又千方百计让我们不要大规模抛售美国国债，并必须继续增购美国高额国债，还要求我们必须配合美国，停止或变相停止在新兴技术领域有一席之地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以继续维持“中国负责生产，美国负责消费”的生产与消费模式。但其在明年大选顺利结束之后，又幡然变脸公开支持“台独”，继续对我其他底线要价施压。若美国当局真是这么打算，我们只好说，我国的神圣领土台湾决不是美国随意拉扯、可长可短并随时要价的“橡皮筋”。上述打算只不过是他们的一厢情愿而已。其实，要回到过去的“中美关系的正常轨道”或“重构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框架”，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这只需要美国调整一下自己的“长臂管辖”政策即可。比如：在经济上取消对中国商品恶意加征关税、滥用出口管制措施、非法制裁中国企业、限制打压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等。在政治上放弃支持“台独”“港独”“东突”“藏独”等分裂势力，放弃插手中国内部事务、干涉中国内政的原则。在舆论上放弃竭力攻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抹黑中国政党制度、民主制度和经济制度等。与此同时，我们亦必须十分清醒地认识到，美国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这一本质绝不会改变，其改变的仅仅是战略、策略和做法等一时现象。尤其在当今美国以“反华”成为一种唯一的“政治正确”之时，我们决不能“把他们想得太好了”。我们要高度警惕美国当局此时这么说，彼时那么说；说的是一套，做的却是另一套等种种卑劣手段。中美之间会不会爆发战争？笔者认为，只要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腰杆挺得直，这种可能性极小。1958年9月8日，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第二次讲话中指出：“美国总是不好，张牙舞爪。十三艘航空母舰就来了六艘，其中有大到那么大的，有什么六万五千吨的，说是要凑一百二十条船，第一个最强的舰队。你再强一点也好，把你那四个舰队统统集中到这个地方我都欢迎。你那个东西横直没有用的，统统集中来，你也上来不得。船的特点，就在水里头，不能上岸。你不过是在这个地方摆一摆，你越打，越使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无理。”可以说，美国搞紧张局势，以为就对你美国有利呀？不一定，紧张局势调动世界人心，都骂美国人。笔者认为，毛泽东说得好。你用你的所谓的先进武器吓唬我们，我们不怕，更何况现在我们也有一些先进武器。你的航母都开过来，你上不了岸，必要时，也正好试试我们的“东风快递”。先进武器数量谁多谁少，成本谁高谁低，事效谁优谁劣，根本无须经过精确计算。但更为主要的是人心向背，我们是人民至上，你们是资本至上，那你还不是纸老虎？你劳师袭远的侵略战争，只能进一步教育全体中国人民，激起全体中国人民的决死反抗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同情。更何况，美国美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已经有过惨痛失败的教训。1950年7月，我们对美方发出警告：“不得越过三八线，否则中国军队将出兵援助朝鲜。”言必信，行必果，这是对我们自己而言，而不是寄托在我们的对手身上。对于对手的言和行，我们必须听其言，更为重要的是观其行，并对其言行进行必要的阶级分析与具体分析，善于透过现象认清本质，统筹谋划局部与全局、眼前与长远、个人与集体诸多方面的利益，让对手不能产生任何非分之想。1953年7月28日，所谓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不得不在停战协定上签字。越南战争，我们又一次给美军划出了红线：“不得越过北纬17度线，否则中国将出兵干涉。”抗美援越战场上的北纬17度线是抗美援朝战场上北纬38度线的延伸，美军严格执行着我们的警告，为严防触犯中国底线，美军甚至专门在飞机上安装了避免飞过北纬17度线的报警装置。不越过北纬17度线，北越军队就可以在北纬17度线内轮换休整，后方的军需生产还可源源不断地送上前线。所以，美国当局在当前想要“重构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框架”，摆脱其日益严重的巨额债务危机，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其“软实力”和“巧实力”上，或叫作“和平演变”加“颜色革命”上。他们摆出所谓军事的硬实力吓唬人，只不过是为其“软实力”和“巧实力”以及“和平演变”加“颜色革命”服务的附属品罢了。世界大势下一步如何发展，十分重要的是要观察俄乌冲突局势的发展。如果美国结盟成功，进一步搞垮俄罗斯，下一步必然是美国仿效其在俄乌冲突中的做法，同样采用打“代理人战争”的办法，在朝鲜半岛、在台海、在南海、在特定条件下的中印边界，先后在这四个方向甚至同时制造事端，集中全部力量围剿中国。至于美国帝国主义把以上四个方向中的哪个方向首先作为突破口，这要看世界格局的变化及其相关国家的互动。从当前情况看，在我国台海方向，由于我国态度始终一贯坚决、坚定，美国既承受不了失去台湾这一后果，又付不起军事、政治、舆论上种种沉痛的代价，一般说来，台海方向可能不会首先爆发战争。在朝鲜半岛方向，朝鲜是社会主义国家，亦是一贯的坚决、坚定，且已拥有核武，不好欺辱，一般情况下美国帝国主义同样不好首先从那里生事。在我国南海方向，美国帝国主义可能有些许缝隙可钻，但中越两国在争取各自民族解放事业中相互支持，结下了“同志加兄弟”的深厚情谊。中越都在推进各自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都把中越关系作为各自对外政策的优先方向，都把对方发展视为自身发展机遇。美国帝国主义首先在那里生事亦会有更大更多的困难。在中印边境方向，印度是个大国，在通常情况下，不会被美国帝国主义玩弄于股掌之上。我们不仅要看清对我们有利的一面，同时更要看到不利的一面。我们不仅要广交朋友，同时更要认清我们的敌人。1960年5月，毛泽东在同蒙哥马利元帅谈话时说：“我们不感到英国对我们是个威胁，也不认为法国对我们是个威胁。对我们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和日本。”这一看法，至今仍然一语中的。毛泽东在这里所说，当然是指美国帝国主义和日本的军国主义，而不是美国人民和日本人民。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了斯诺和他的夫人。毛泽东说：“今天是不分中国人、美国人。我是寄希望于这两国的人民的，寄大的希望于美国人民。第一是亚非拉啰，第二是欧洲、美洲和大洋洲。单是美国这个国家就有两亿人口，如果苏联不行，我寄希望于美国人民。美国如果能出现一个领导的党来进行革命，我高兴。美国的产业高于世界各个国家，文化普及。”1964年1月27日，毛泽东在同日本友人谈话时说：“日本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它是绝不会让美帝国主义长期骑在自己头上的。”“中国人民深信，日本人民一定能够把美帝国主义者从自己的国土上驱逐出去”。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亦是我们国家外部安全的首要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未来几十年内，我国的主要威胁，仍然是来自美国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这次日本当局敢于站在反人类的被告席上，支持运营福岛第一核电站的东京电力公司排放核污水入海，其根本缘由，就是国际金融垄断集团的支撑，这是美国金融垄断资本联合并主导日本金融产业资本打的代理人的金融战与变相的核战争。从一定意义上讲，日本当局排核污水入海，就是对世界各国人民和全人类变相地发动核战争，就是典型的为虎作伥。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要战胜帝国主义特别是新纳粹主义与新军国主义，就必须努力团结世界各国人民，团结一切反对新纳粹主义与新军国主义的一切发达国家。我国邀请法国总统马克龙来访，习近平主席高规格亲自接待，取得十分良好的效果。在关涉国家领土和主权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当然迎头而上，决不怕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迎面相撞”，“威武不能屈”“两军相逢勇者胜”等，这都是习近平总书记大力提倡弘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在斗智斗勇上，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们到外线去寻找新的合作伙伴。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和发扬了毛泽东关于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和善于斗争的思想，一方面倡导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使得上海合作组织日益发展壮大，金砖国家进一步“扩容”，我国与东盟、非洲、拉美的关系进一步发展，紧密团结各国特别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调动全世界一切积极因素，结成最为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其中突出的成果之一，就是2023年8月22日~24日主题为“金砖与非洲：深化伙伴关系，促进彼此增长，实现可持续发展，加强包容性多边主义”的金砖峰会，在南非约翰内斯堡顺利举行。本次峰会吸纳了6个新成员，包括阿根廷、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金砖成员国将从5国“扩容”至11国。公开数据显示，“扩容”后，金砖11国总人口为36.8亿，占世界总人口的46%；总面积4818万平方公里，占世界197个国家陆地面积的36%；2022年GDP总量为29.2万亿美元，占全球GDP总量的29%。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冷战思维，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搞双重标准，反对煽动“新冷战”、制造阵营对抗，反对干涉其他国家内政和策动“颜色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不怕鬼、不信邪、不怕压、不怕打的铮铮风骨，同时亦体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未完待续；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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