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今朝顾青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阶段的伟大历史方位

点击：作者：王今朝顾青青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发布时间:2023-12-31 08:44:46

【摘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一个政策指向虽然是接受、容纳资本，但更为根本的政策指向是以公有制为主体。这种分层政策体系的理论构建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发展，使得中国进入到了新阶段。然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复杂性本质。基于马克思主义物质和意识关系原理，阶段并不具有对一切政策的决定性，同一阶段完全可能有极为不同的政策选择。而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规定性看，确保社会主义制度是这个理论存在的前提，接受和容纳私人资本不能走到资本主义的邪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后所遭遇的歪曲及其所产生的影响需要得到正视。新阶段虽然属于初级阶段，但它是初级阶段的中后期阶段，是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过渡的阶段，并且还会向中高级阶段延伸。初级阶段结束的时间节点可以定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2035年。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基础上，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下称新阶段） [1]。关于新阶段的定位，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明确指出：“新中国成立不久，我们党就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未来30年将是我们完成这个历史宏愿的新发展阶段”，并强调新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 [2]。然而，既然中央提出了新阶段的判断，就意味着新阶段必然与初级阶段的过去有显著的差别。而这种差别意味着新阶段不仅从属于初级阶段，而且必然与社会主义的中高级阶段有着密切的联系。由此，也就提出了初级阶段何时结束的问题（张卓元，2022）。在这种历史转换时期，不同人必然提出不同的观点。而围绕初级阶段和新阶段出现的一些观点令人担忧。为了解决社会新的主要矛盾，为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不断发展，必须加深对初级阶段的研究，加深对新阶段的研究，形成关于新阶段伟大历史方位的社会共识。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政策指向

只有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才可能有科学的政策，才可能推动实践向着理想目标又快又好地前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下简称初级阶段，特殊情况除外）理论构成中国改革开放一系列政策的理论基础。长期以来，中国学界对初级阶段多有论述，对它的政策指向却缺乏本质性阐述 [3]，直到近年这一问题才得到解决。刘国光（2009）指出，“中国经济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初段阶段的要求，实行了允许私有制经济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道路，使资本主义因素得以在社会主义条件和框架下，大量生产起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同时中国加速对外开放，逐渐主动地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潮流。这一方面为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使中国经济逐步地卷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的轨道，受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作用的影响越来越大。”这样看，刘国光就点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的一个目的了。于是，“用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来反对资本主义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以及两极分化，把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规律的作用限制在一定范围”也就成为必要了。简单说，社会主义是一个笼子，私人资本是这个笼子中的鸟。只有确保社会主义对私人资本的限制，用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法律予以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名副其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走在科学社会主义的轨道上。以刘国光（2009、2013）为代表的一系列研究可以说推动了关于初级阶段研究的深化，推动了中国相关思想上升为中央的文件精神。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之所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 [4] 这样，习近平总书记就把我国1992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出现的一种偏差提出来了。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造。既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然会产生各种形态的资本。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固然有很多不同，但资本都是要追逐利润的。……我们要探索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资本的消极作用。近年来，由于认识不足、监管缺位，我国一些领域出现资本无序扩张，肆意操纵，牟取暴利。这就要求规范资本行为，趋利避害，既不让‘资本大鳄’恣意妄为，又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功能。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重大政治和经济问题。” [5] 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在初级阶段和初级阶段理论基础上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表述实际上也就点出了初级阶段理论的一个政策指向，即初级阶段可以接受、容纳私人资本。而在接受、容纳私人资本四十多年后，有效控制资本的消极作用的课题也提出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既是一个重大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既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关系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关系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这样，习近平总书记就把规范和引导资本的问题提出来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判断吸收了中国学界以刘国光（2009）为代表的研究成果，代表了我们党对当前中国实际的新认识，推动了新的研究成果的出现。比如，朱佳木（2023）认为，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主义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比较，最大不同就在于，后者允许私人资本（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的存在，并鼓励私人资本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发展；同时，推动国有企业改革，让其中的经营性资产也以资本的方式运作；相应地，允许资本参与分配，拉开经营者与生产者的收入差距。这也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角度点出了初级阶段理论的一种政策指向。

虽然初级阶段理论具有容纳资本的政策指向，但是，并没有把它作为主要政策指向，更没有作为唯一政策指向。按照十三大报告的表述，初级阶段理论有两个含义，第一是中国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才是中国处于初级阶段。因此，初级阶段理论的最主要的政策指向是中国必须维护、巩固、发展公有制，必须把私人资本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补充，而不是作为对后者的取代。这就意味着当二者发生巨大矛盾时，必须控制资本的消极影响，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必须实施国有化政策。对于重要生产资料实施国有化，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项基本规定。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初级阶段实施的改革开放不会系统性偏离科学社会主义的轨道。在初级阶段，接受和容纳资本是可以的，但资本具有积累、集聚、集中的趋势（罗玉辉等，2023）。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超大规模人口和市场并且资本市场逐渐变得较为发达、开放的国家，私人资本可以在短短十余年时间甚至更短时间形成垄断，对民生甚至国家安全产生重大影响。事实上，资本在中国的地位已经不仅仅是某些垄断。当前，一种“56789”的说法暗含着中国所有制已经形成以私有制为主体的结构 [7]。如果这种“56789”的说法成立，私人资本的发展程度就已经远远超过了改革开放政策顶层设计的预期。这就使得控制私人资本的消极影响成为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这样，也就可以理解中央提出的反垄断和防范资本无序扩张的命题了。反垄断是事后的补救，防范资本无序扩张要求国家有关机构加强注意，以更快的速度、更强的能力监督私人资本的发展[8]。这种政策需求本来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产生了，但只是在十八大后才逐渐展开。而在初级阶段的实践中，中国客观上是否把接受、容纳私人资本作为初级阶段理论的主要政策指向也是可以思考的。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复杂性本质

虽然初级阶段理论是中国提出的，特指中国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但对于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也都有一个初级阶段问题，甚至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有一个初级阶段问题。在生产力落后条件下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其初级阶段必然更具有复杂性[9]。这是绝大部分初级阶段的研究文献所忽略的一个重大问题。这种忽略必然导致理论上的简单化和实践上的粗暴化。

第一，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来源于物质，但从物质到意识的映射并不唯一。有的意识是对物质的科学的反映，而有的意识是扭曲的反映。马克思称宗教这种扭曲的反映为假意识。可以说，正是由于扭曲的反映的存在，才导致了哲学上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对立，并且这种对立至今都未能完全得到解决，也许，永远都不会完全得到解决。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个一般原理就能非常容易理解，历史上，针对同一个发展阶段中同一个问题，完全可能有截然对立的决策。比如，1917年，列宁系统地分析了十月革命成功的可能性，做出了举行起义的决策。如果不是列宁的主张和坚持，十月革命就不会发生。1927年后，是毛泽东逐步找到了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道路。如果不是他，中国革命必将长期在黑暗中摸索。1937年，是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制定了正确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46年，中国共产党的力量相比国民党的力量还较为弱小，毛泽东经过反复思考，才决定同国民党彻底决裂。如果根据当时党内大多数人的意见，也许，中国共产党不会决心与国民党决裂。1950年，面对强大的联合国军，毛泽东经过反复思考、反复商量，才做出抗美援朝的伟大战略决策。如果不是毛泽东，这场立国之战可能就打不起来，而中国也就丧失巨大发展机会。这就表明，在重大的历史关头，完全可能有不同的决策。不同的决策将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而且，最优的决策可能是一个政党内部最杰出的少数人才能做出的。从这个意义说，在许多情况下，问题的关键不是处于什么阶段，而是在一个阶段究竟要做什么事。把阶段论提高到过高的地位，认为阶段就决定一切的观点是荒谬的，认为大多数人认为的就是正确的观点也是荒谬的，实际的效果就可能是阻止中国在初级阶段做出正确决策，把初级阶段的决策引导到错误方向上去。朱佳木（2023）指出，“实践已经说明，在国企和医疗、教育、住房等改革中，有些地方就是不该改和不能改的，给国家造成很多损失，给群众增加了很大负担。”这就说明，在中国高级知识分子中，已经开始正式承认，初级阶段中的实践是有错误的。这也再次说明，初级阶段理论并不具有决定一切政策的作用。

杨承训和李洙泗（1998）认为，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构成中国提出初级阶段理论的一种理论基础。然而，一方面，新经济政策是苏俄向社会主义过渡所采用的一种政策，而不是已经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种政策。另一方面，1920-1921年苏联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列宁在1922年3月8日发表的《论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中就明确提出了否定新经济政策的思想。他说，“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我们这里形成的局势，我们可以十分坚定地说，我们已经可以停止而且正在停止我们所开始的退却。够了。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并且毫不隐瞒，新经济政策是一种退却，我们走得比我们能够控制的远了一些，但斗争的逻辑就是这样。”“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说，我们向资本家作让步这种意义上的退却已经结束。我们已经权衡过自己的力量和资本家的力量。在同俄国的和外国的资本家签订合同方面，我们已经进行了一系列侦察，因此我们说——我希望而且相信——党代表大会也会以俄国领导党的名义正式宣告：我们现在可以停止我们在经济上的退却了。够了。我们不再后退了，我们要做的是正确地展开和部署我们的力量。” [10]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即列宁用于处理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并且“走得比我们能够控制的远了一些”的新经济政策是否会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理论基础呢？与此相联系的问题是，斯大林1928年公开放弃新经济政策是否过早了呢？斯大林在列宁逝世后就逐渐确立的在全国范围内加速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是否就是路线上的错误因而也过早了呢？1927年，即在列宁仅仅逝世3年后，斯大林就做出了一个判断：“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十年内跑完这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打倒。” [11] 这个判断必然导致斯大林放弃新经济政策。而且，严格地说，按照列宁的帝国主义意味着战争的理论，斯大林做出这种判断是合理的，而不是超越阶段的。一战结束后所形成的欧洲格局具有极强的不稳定性。英法等国对德国所形成的压迫给德国纳粹党的兴起提供了条件。1921年7月，希特勒成为德国纳粹党党魁，享有指挥一切的权力。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入侵波兰，在欧洲揭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帷幕。可以说，斯大林在1927年时就预测到10年后的国际局势，或者说，他在1927年时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和所做出的战略安排使得苏联能够较好地应对10年后所遇到的外来威胁。斯大林的国有化和农庄集体化虽然与新经济政策不同，但既与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深入思考一致，也符合列宁的一个基本设想。这个设想就是，“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 [12] 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使得苏联在物质上做了大量准备，为夺取二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也奠定了苏联成为世界强国的基础。这说明，新经济政策只是苏联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种可能的选择，而并非是在初级阶段的必然选择。而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30多年的中国，在初级阶段究竟该做什么样的事情呢？值得指出的是，古巴的经济发展因为美国的封锁，在一些指标上长期落后于中国，因而也处于初级阶段，但它长期实施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廉价住房的政策。中国即使不能实行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廉价住房的政策，是否在初级阶段形成的医疗格局、教育格局、住房格局就是最优的呢？当然不是。可见，在初级阶段，允许资本存在和发展是可以的，但到底允许怎样的资本存在和发展以及发展到什么程度是初级阶段理论所未能提供的。

第二，如果我们真正认真地对待初级阶段理论及现实，从语义学的角度看，就必须承认，既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么，首要的问题并不是承认其为初级阶段，而是承认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属性的重要性。在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情境中，即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已经由于实践的发展变得毫无疑义因而成为社会共识的情境中，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已经不再是一个主要问题，问题主要是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做出了天才的理论和政策上的规划。在这种情境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法即使出现一些偏差，也容易得到纠正。而在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进入初级阶段，存在一个严重的捍卫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这是政权问题，更是国体问题，是初级阶段理论存在的前提。在如列宁、毛泽东这样的第一代无比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这不是问题。在斯大林这样的第二代依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这也不是问题。但是，在三代、四代、五代领导人手里呢？毛泽东就考虑到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问题，也就是出现某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苏联仅仅在十月革命70多年后就解体了，说明一个处于初级阶段的国家捍卫其社会主义制度属性的重要性。而毛泽东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指出苏联在意识形态上修正主义化了，在政治经济领域，出现了一个特权阶层。他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斗争的明证。部分是基于斯大林之后苏联政治经济发展的教训，更是基于对中国未来的担忧（这种担忧长期不为人所理解），他在晚年，依然殚精竭虑，高度紧张，试图稳定和发展新中国这个新生的人民政权，其中最为基本的问题就是防止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晚年实际上也认为，防止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也是中国的一件大事。

第三，初级阶段可以容纳私人资本，但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毛泽东曾设想，在新中国要执行一段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的政策。然而，毛泽东很快转变了看法，认为中国有条件、有必要实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我国是在一穷二白、支付抗美援朝巨大成本的条件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当然，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马上就面临着中国所处的社会主义阶段问题，包括这个阶段将会持续多长时期、实施什么样的政策、面临怎样的危险和什么样的前途的问题（陈秀华，2022），等等，其中的核心问题是私人资本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问题。在实施了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之后，在对中国进行调研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 [13]。由此，毛泽东就提出了后来在初级阶段理论中居于重要地位的一种思想。但毛泽东晚年又把阶级斗争提到很高的地位，因此，他认为中国可以又搞资本主义，决不是让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惊人的程度。改革开放之后，党中央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设计有其合理性。因为国民经济有公有制经济不能照顾到的领域，为了改善人民生活，就必须在政策乃至法律上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而且，在公有制的汪洋大海之下，实施这种政策，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公有制为主体的地位是有保证的。在这种前提下，“吸收外资也好，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好，归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加强公有制经济。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 [14] 然而，邓小平很快发现并承认，在现行政策下，两极分化自然出现，因此，他主张，“20世纪末，就应突出解决两极分化的问题。……。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15]。也就是说，邓小平也不认为，在初级阶段中国只要主要关心经济建设就行了。要防止和解决两极分化问题，从根本上看，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也就是决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我们搞社会主义虽然犯过错误，但总的说来，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16] 在社会主义社会容纳私人资本当然与走资本主义道路有质的区别，但也有一定的联系。这种联系就是，如果容纳私人资本过多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危险性就增加了。这不仅是因为资本有自我增强的强大机制，而且是因为抑制资本扩张的机制需要较长时间甚至需要经历艰苦的斗争才能建立。在中国提出初级阶段理论之后，一些人就忘掉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的告诫。他们因为私人资本发展了，就以为私人资本可以不断发展下去。即使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已经对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明显的时候，中国也依然不缺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依然不缺实践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即使在内需不足已经成为私人资本发展的巨大阻碍之后，依然有人背离“两个毫不动摇”，片面主张继续发展所谓民营经济。这就是新阶段所面临的重大危险了。中国是否非要走到欧美那样的发达资本主义程度后初级阶段才算结束呢？

第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后，对它的严重歪曲也产生了。这种歪曲关系到初级阶段的发展方向问题（李崇富，2017）。它首先表现在只强调中国生产力低下，只强调初级阶段，而忽视、无视社会主义这一前提，只强调生产力的大小对生产关系的作用，而忽视、无视生产力的社会化性质才对生产关系具有根本决定性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他们在早已出现的帝国主义垂而不死论、共产主义虚无缥缈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西方先进论等基础上又提出国有企业效率效益低下论、“靓女先嫁”论、产权重要论、市场中性论、所有制中性论、金钱万能论、市场万能论、资本无罪论、资本天使论、政治无关论等等谬论，从而使得代表私人资本的意识形态在中国系统化、具体化，甚至西方经济学在中国一些人的眼里和口里成为了主流经济学。二十大报告对十八大前的中国党内外的思想状况有如下的总结：“党内存在不少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问题，“有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发生动摇”，特权思想较为严重，“一些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信不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问题严重存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时出现，网络舆论乱象丛生，严重影响人们思想和社会舆论环境”，“一些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信不足”[17]。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这些问题是与对初级阶段理论的歪曲分不开的。

思想舆论阵地一旦被突破，其他防线就很难守得住；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一旦出现扭曲，社会主义的经济实践就会走样。在歪曲初级阶段理论的谬论影响之下，加上一些人本来就有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人生观，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几年间，大量的国有资产在改革的声浪中被掏空甚至被私有化了，私有资本趁势发展（吴宣恭，2017），逐渐具有与国有企业分庭抗礼的地位了。针对中国所形成的经济格局，吴宣恭（2017）指出，“我国当前阶段出现大量过去没有的、有悖于社会主义性质和原则的经济现象和问题，然而，许多人忽视或者不敢正视所有制二元化所引发的社会经济关系的重大变化，依旧只用单一社会主义公有制时期形成的理论去阐述当前的复杂社会生产关系，对已经大量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产生的社会现象不敢置评，甚至连我国存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也因犯忌而不敢提及，对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生产关系的差异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矛盾，基本上不加研究和论述”。二十大报告对十八大前的中国社会实践有如下的系统总结：“存在不少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问题，有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发生动摇，一些地方和部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屡禁不止，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较为严重，一些贪腐问题触目惊心”；“经济结构性体制性矛盾突出，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一些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和利益固化藩篱日益显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问题严重存在”；“民生保障存在不少薄弱环节；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环境污染等问题突出”；“维护国家安全制度不完善、应对各种重大风险能力不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存在不少短板弱项”；“香港、澳门落实‘一国两制’的体制机制不健全”；“国家安全受到严峻挑战”，等等。这些思想状况和实践状况使得“党内和社会上不少人对党和国家前途忧心忡忡”。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认为“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上，我们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必须取得全胜”[18]。这种全胜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全胜，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人的“真经”。“真经”念不好，必然贻误大事！然而，在意识形态领域，我们还远未取得全胜。朱佳木（2022）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和社会主义两种因素的斗争。中国要倒退，也只能是倒退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甚至变成殖民地，而不可能变成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确保中国不倒退，它提出，“我国虽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策，但同时必须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原则。就是说，要用（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和规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朱佳木（2022）还为怎样才算做到这一点提出了三个标准：第一，在实行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同时，始终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第二，在执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策的同时，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三，在实行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同时，始终防范和抵御和平演变。

如果说，在十八大之前，在初级阶段理论上出现的歪曲主要是“私有化”、“利润化”“商业化”“市场化”，那么，十八大后出现了一种话题转换。刘建军（2019）认为，某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会延伸到21世纪末。刘伟（2021）认为，实现现代化强国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的时期要延长。刘伟和刘守英（2023）认为，“资本能够与社会主义相统一，必须正视并重视资本的积极作用”。张建忠（2023）认为，“尽管党中央在新时代提出要在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但并不等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跨度也随之缩短，而是仍将延续到本世纪中叶。”这就不能不令人忧虑了。如果社会广泛接受了这些观点，是否会产生漠视重大社会现实和社会主要矛盾，静止地看待初级阶段，把初级阶段接受和容纳资本的政策不恰当地长期化的问题呢？这是我们无事生非、杞人忧天吗？依据中国已经存在的对初级阶段理论的歪曲，我们很难安之若素；依据它们与朱佳木（2022）所提出的重大观点的对比，我们也很难安之若素；依据还有一些观点避而不谈甚至否定在初级阶段本来可以按照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做符合社会主义社会、以人民为中心的事，避而不谈甚至否定在初级阶段把共同富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的事实，我们也很难安之若素。特别是，依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我们也很难安之若素。

毛泽东曾指出：“一切事物总是有‘边’的。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不断地进行的，每一个阶段也是有‘边’的。不承认‘边’，就是否认质变或部分质变。” [19]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关于初级阶段的观点。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前就明确指出：“我们现在做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事情，但不能忘记初衷，不能忘了我们的最高奋斗目标。” [2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21]，这就深刻阐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可变特性。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注意到初级阶段提出后中国出现的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倾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际等的结合上进行思考，从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上来思考，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出发进行思考，得出正确结论”[22]，这就为我们正确认识新发展阶段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还早就指出，“任何超越现实、超越阶段而急于求成的倾向都要努力避免，任何落后于实际、无视深刻变化着的客观事实而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观念和做法都要坚决纠正。” [23] 很显然，初级阶段理论允许私人资本存在和发展，是基于我国国情做出的政策设计。然而，当私人资本发展到一定程度，一些资本具有了呼风唤雨的能量，一些资本的存在甚至阻碍了中国发展的时候，即使我们国家依然处于初级阶段，也需要对过去的理论、政策和已经形成的格局进行调整了。正是由于这些调整，使得新阶段与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以来直到十八大前的情况有着显著的不同；正是由于这些调整，使得新阶段不仅属于初级阶段，而且具有向中高级阶段过渡，从而也必然属于中高级阶段的伟大历史方位。

三、新阶段是初级阶段迈向中高级阶段的过渡阶段

当前，关于新阶段的研究还没有把它与社会主义中高级阶段联系起来。实际上，无论是初级阶段理论下中国发展所取得的经济社会成就，还是它本身所催生的新的问题，如内需不足、分配分化、“新三座大山”、环境污染、国际格局变化等等，无论是初级阶段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还是人们对初级阶段理论所遭受的扭曲的认识，都使得新阶段不仅属于初级阶段，而且属于向社会主义中高级阶段过渡的阶段和属于中高级阶段的阶段[24]。

第一，在思想上层建筑领域，新阶段比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以来党的其它理论创新更加重视共产主义理想。党的十八大后，中国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安全，高度重视理论建设，明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意识形态上的指导地位。早在2013年的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就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 [25] 习近平总书记对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强调，指出在共产党最高奋斗目标是共产主义的问题上，不要含糊其辞，语焉不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的最高纲领和基本纲领的统一。……我们既要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也要胸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26]。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讲话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当中国实施了改革开放战略，并把初级阶段理论作为它的理论基础后，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共产主义话语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话语体系中都消退了。而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生产力有了长足的发展，西方国家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西方国家的人民产生了极大的不满，西方学界和政界开始了系统的反思。中国的贫富分化虽然有所缓和，但依然程度较大。在这个背景下，更加重视共产主义理想成为了中国的客观需要。传统上，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按需分配。在中国技术不断进步的条件下，中国对按需分配的需要也增长了。按需分配不是按照人们的梦想分配，而是按照一定生产力条件下可以满足的需求分配。抛开按需分配的含义不谈，共产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可以理解为，对物质利益、货币的追逐不再是驱动社会的最主要的力量。很显然，在生产智能化、无人化的时代，从而劳动力的工作机会被排挤的时代，如果还在全国范围内坚持让对货币的追逐成为生产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让人们的消费需求的满足还取决于他们劳动所得到的货币，这个机制注定无法维持下去，必然出现类似美国那样的0元购的情形。所谓0元购，实际上就是社会底层无法维持生存，不得不靠偷盗、打砸抢等办法来获得自己的生活资料。这种前景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回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重新肯定它与现实生活的相关性。这种必要性在十八大前就已经显露了。

在政治上层建筑领域，新阶段更加重视党的建设、党的领导和政治安全。在新阶段，党的领导被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2021年“历史决议”在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十条历史经验中，第一条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决议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7] 之所以这样，一个最为基本的原因就是，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就根本无法组织，就根本谈不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了。相对以往，特别是相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党政分开提出之后党的领导弱化的局面，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改进。党没有自己的任何私利。在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从严治党，严厉惩治腐败，加强党的组织建设，高度重视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把自我革命作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

第二，在生产关系领域，新阶段对公有制的重视相比以往有质的提高。习近平总书记鲜明地提出了“还要不要国有企业”的问题，鲜明地提出国有企业是我党执政的物质基础的观点，推动反垄断和防范资本无序扩张。这种调整不是说要彻底消灭私人资本，彻底消灭私有制，而是要确保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就在根本上扭转了国有企业在理论、舆论上被动的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的表述使得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的论述所要表达的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人民至上而不是资本至上（朱佳木，2023）。

新阶段对中国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全过程民主的理论。这就为改善中国生产、生活中的人与人的地位、人与人的关系提供了根本遵循。改革开放以来，生产过程、生活中的人与人的关系虽然也得到重视，但总体而言，不仅缺乏有代表性的理论，而且甚至比改革开放前的理论倒退了，这就使得在不少领域相当程度上平等性、公平性、正义性程度后退了。而全过程民主理论的提出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与人的关系的基本观点，并做出了新的整体性概括。这必将推动我国生产过程和生活过程中时时刻刻所发生着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改善。

新阶段相比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以来更加重视共同富裕。邓小平理论虽然把共同富裕和防止两极分化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性特征（鲁保林，2022），并认为在20世纪末就要开始着手解决，但主要还是强调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出现了许多世界级的富豪。虽然中央推出了一些重要举措，缩小了收入差距（基尼系数有所下降），但按照一些指标（比如，1%的富有人群所占有的收入、财富与50%的低收入人群所占有的收入、财富等），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恐怕还是扩大了。搞得不好，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还可能再次拉大。在这种情况下，特别需要把共同富裕提升到更为重要的位置（谭劲松等，202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不能做超越阶段的事情，但也不是说在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就无所作为，而是要根据现有条件把能做的事情尽量做起来，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 [28] 在2020年召开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们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29]。

第三，在生产力领域，新阶段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以往的理念、方针和战略。在回答怎样发展生产力和发展什么样的生产力的方向问题上，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实质就是科学技术的竞争。与以往相比，新阶段将科技创新、人才放在了更突出的位置，正是党中央在审时度势下的明智之举。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不以GDP论英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要把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逻辑颠倒过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我们更加重视发展规划，更加重视自主创新，更加重视战略性技术和产业，更加重视实体经济，等等。新阶段除了明确了生产力发展的总体框架，还就如何进一步提高生产力给出了参考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在借鉴国内外科技发展的实践经验和科技进步的原理后，创造性地提出了“非对称”赶超战略，即“我们在科技方面应该有非对称性‘杀手锏’，不能完全是发达国家搞什么我们就搞什么”[30]。不仅如此，习近平还非常关心科技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机制。习近平强调，“必须面向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消除科技创新中的‘孤岛现象’”[31]。这意味着，创新技术要发展，就必须使用，就必须增强科技供给体系对经济需求的适配性，就必须围绕产业链布置创新链（邬欣欣和常庆欣，2021）。

虽然我国的人均GDP还较低，但我国生产力水平已经今非昔比，生产力的社会化性质更加明晰。我国在诸多高科技领域已经占据高端位置，少数未能攻克的领域正在着力解决，我国每年毕业的理工科博士生数量已经超越西方各国每年毕业的理工科博士生的数量总和。并且，国外学成归国的人员的数量已是今非昔比。这就使得我国在已经取得的生产力的长足进步基础上有望迅速突破还存在的短板。这就使得生产力低下对于我国生产关系的制约作用大大下降了。

第四，十八大以来国际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蕴含的时代意义更加明显。从有利的方面看，一方面，我国的发展成就惊人。国际普遍高度评价中国的发展成就，有的美国人甚至认为美国更像是发展中国家，而美国议会推动立法来确认中国是发达国家。虽然美国这种立法存在不可告人之目的，但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国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另一方面，资本主义颓势凸显。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很多人认为资本主义垂而不死有其现象层面的合理性，那么，现在，就连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家们也开始承认资本主义的垂死性了。法国总统马克龙认为，“同开放市场经济连在一起的现代资本主义模式已经无法在这种环境（即面临社会不平等危机、民主危机、民主制度的可持续性危机、气候危机——本文作者注）下运转”[32]。普京认为，“当前的资本主义模式，也就是绝大多数国家的社会秩序的基础，已经失去了动力，在越来越混乱的矛盾纠结中，这种模式已经走到尽头。” [33] 最近，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公开承认，西方自身的发展战略和发展理论存在重大问题，美国的资本主义面临严重危机[34]。从不利的方面看，经济上，后疫情时期下，逆全球化抬头并有加剧迹象，低增长、高负债、高通胀持续冲击，包括中国经济在内的全球经济正面临着艰难重启的境地。政治上，地缘性政治风险此起彼伏、中美等大国博弈日趋激烈。尤其是一些西方国家固守冷战思维，大搞意识形态对立，中国作为东方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被频频针对。在未来，美国仍可能继续对我国采取“技术脱钩”、“规则重定”等极限施压的政策。此外，全球气候变化和第四次科技革命的萌芽，将加剧国内各部门和国与国之间在减排领域的矛盾和推动各国经济、科技和社会生活革命性新变化的发生。习近平用“惊涛骇浪”“风高浪急”“乱云飞渡”“泰山压顶”等词汇形容我国当前所处的国际形势和发展环境的复杂严峻性（石云霞，2022）。

我们认为，在初级阶段已经发生质变的情况下，初级阶段的结束不应无原则地延迟。党的十三大报告、十五大报告等重要文献设想，初级阶段要在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时结束，并且明确了这个阶段结束的时间，那就是21世纪中叶。今天，距离2050年有27年时间，而党的二十大规定2035年要基本实现现代化，距今只有12年时间了。所以，可以考虑把初级阶段的结束定位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2035年。就当前中国实际看，最主要的危险不是超越现实、超越阶段的急于求成，而是落后于实际、无视深刻变化的客观事实的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在一些人眼里，当前推进共同富裕、公有化、发展集体经济就是超越现实、超越阶段的改革。为了克服这种危险，化解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歪曲，为了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原则更加一致，为了让全体人民有更强的获得感，为了又快又好地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为了彰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有必要公开宣布把初级阶段的结束定位在2035年，这有利于争取战略主动，克服重大风险。只要应对得当，做出这种定位就是可靠的。粟裕建议打淮海战役大大加速了中国的解放进程，抗美援朝大大加速了中国向社会主义制度的转变，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提前完成，“两弹一星”中国研制成功所耗时间世界最短。这充分说明，在包括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上，质变、突变、跃进是常态。

四、结论

第一，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经典有一定的不同，这种不同并不意味着二者截然对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面临的是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所设想的是构建一个美好的新社会，因此，所提出的理论不能不从事物的主要方面看问题。但这不排除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功绩的肯定，不排除马克思恩格斯承认他们所设想的新社会在很长时期内还会有许多旧社会的痕迹，也不排除列宁承认社会主义国家允许外资存在、允许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正当性。社会主义大国进行建设，应该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因此，提出一种接受、容纳私人资本的初级阶段理论确实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的一大理论飞跃。应该注意到，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并且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即使对资本的容纳发展到相当程度，也依然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对于人口小国或缺少历史积淀的国家，这种理论的借鉴意义可能是有限的。——这部分解释了朝鲜、古巴为什么没有走中国那样的改革开放道路，同时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越南采取了与中国类似的政策，却难以取得很大的成功。

第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复杂性本质。这种复杂性既有客观上的，也有主观上的，既表现在发展阶段既对某些理论、某些政策具有决定性作用，同时在这些理论、政策以及其它理论、其它政策上的决定上具有决定的不确定性上，又表现在初级阶段具有动态发展的本质，总是面临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的约束性强弱上，还表现在它所受到的种种歪曲以及与这些歪曲相联系的思想和实践后果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理论设计上是对的，它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发展，适应了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生产力低下的事实，同时也遵循了生产力性质主要地决定生产关系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必将使得历史上曾经发生的对于初级阶段理论的种种歪曲成为过往烟云。而当中国吸取经验教训，进入新发展阶段后，初级阶段所具有的复杂性也就成为历史了。

第三，初级阶段已经到了后期阶段，面临一个结束节点的确定问题。十八大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新时代、新阶段，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党对于初级阶段的动态发展有了极为清晰的科学认识，在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做出了正确的安排，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已经更加明晰，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发展格局必然形成。这些新格局与中高级社会主义具有极强的相似性。国际局势发展也需要我们考虑最严重的情况出现的可能性以及相应的政策对策。因此，我们已经面临初级阶段的后期阶段，面临向社会主义中高级阶段过渡的重大问题。为此，有必要确定初级阶段结束的节点。基于党的有关文件，也基于当下中国实际和所处的国际环境，初级阶段的结束至晚应该定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2035年。在初级阶段结束之后，即使还有一些属于初级阶段的问题，也可以留到中高级阶段加以解决——就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才完成西南地区、海南岛、西藏、新疆等的解放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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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62页。

[2] 习近平，2021：《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求是》第9期。

[3] 有诸多文献表明，在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时，在党内和学界中都有很多争论，也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考虑。参见刘国光（2009）。

[4]《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64页。

[5] 习近平，2022：《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求是》第10期。

[6]《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人民日报》2022年5月1日。

[7] 这种说法是“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

[8]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即仅仅依靠政府监管是否能够防范资本无序扩张的问题。笔者认为，防范资本无序扩张必须利用经济手段，发挥公有制企业的作用。

[9] 钱学森认为，不能或不宜用还原论处理而必须使用新方法处理的问题都是复杂性问题。初级阶段问题无疑是不能用还原论来处理的。从理论上看，初级阶段及初级阶段理论的复杂性表现在对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两种不同理解上。一种理解认为生产力的社会化性质决定生产关系，以斯大林为代表。一种理解认为生产力的大小决定生产关系。这种理解又分为两种：一种以考茨基、托洛茨基为代表，认为俄国还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一种以中国初级阶段理论为代表，认为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必须容纳资本。参见涂元季（2007），王今朝、余红阳（2021）。

[10]《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

[11]《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73页。

[12]《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2页。

[13]《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页。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374页。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9页。

[17]《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以后同。

[18]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3页。

[19]《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页。

[20]《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66页。

[21] 习近平，2021：《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求是》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