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之前的中国共产党相关问题研究

点击：  作者：邵雍    来源：开国将士后代  发布时间:2024-08-20 11:42:26

 

从1921年下半年起至1930年的各种相关文件均认定，1920年夏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

 

党刚建立时，有很短一段时间叫作社会共产党。从语词结构上看，“社会共产党”是偏正词组，“社会”只是前置修词，“共产党”才是主干。按照李大钊、陈独秀的理解，与第二国际决裂站到了第三国际的大旗之下的共产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

 

在中共一大召开前的11天，张太雷经共产国际批准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名义出席了共产国际三大并在会上发言。所谓“共产主义小组”的提法是受到了共产国际的影响。“一大”之前，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北京等地展开了最初的工运工作，初见成效。1920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只是中国革命一个良好的开端，有了共产国际的帮助并不等于找到了所有问题的现成答案。党的光辉历程就是走自己的路，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自己想问题。

 

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0年

 

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时，毛泽东在代表证入党年月一栏中填写：1920年。同样参加了中共一大的陈潭秋1935年在自己编写的年表手稿上明确写道，“1920年入党”。1937年董必武在陕甘宁边区会见外国记者尼姆韦尔斯时也说过：“中国共产党中心建立于1920年5月。”

 

俄文原始档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写于1921年下半年）记载：“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5个人。领导人是很有威望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

 

192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驻共产国际代表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提纲）》中说得较具体：“究竟吾党何时成立呢？何时发起组织呢？仲甫（陈独秀）到沪，一九二〇年‘五一’节后，即邀李汉俊、沈玄庐、沈仲九、施存统及一女人来发起组成，不久戴季陶、沈仲九退出了，于是于一九二〇年就正式成立了……这个青年的中国共产党就是十月革命与中国工人阶级发展的一个产物。”

 

1928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瞿秋白在为中共六大准备的书面报告《中国革命与共产党——关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的报告》中写道：“中国共产党的发端，还在一九二〇年，这显然是从五四运动中直接产生出来的。”1935年瞿秋白被俘后在《多余的话》附录“记忆中的日期”中写道：自己是1921年“五月 张太雷抵莫介绍入共产党”的。

 

1929年12月，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中说，党是在1920年成立的。这份文稿曾经遭到党内的猛烈批判，但是谁（包括出席党的一大的13个代表）也没有对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创立本党这一立论提出过任何质疑。

 

相反，1930年，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邓中夏在莫斯科写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沿用陈独秀的说法，称“一九二〇年夏，中国共产党成立”。

 

当事人施存统回忆说：“六月间，陈独秀、李汉俊等筹备成立中国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者沈仲九、刘大白等也参加了……由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五人起草纲领十余条。陈公培抄了一份到法国，我抄了一份到日本。后来陈望道、邵力子、沈雁冰等都参加了小组。”“党的上海小组成立于一九二〇年六月间，一开始就叫‘共产党’。”

 

1991年发现的俞秀松1920年6月—7月的日记，其中7月10日记载：“前回我们所组织底社会共产党以后……”加上施存统先前的回忆，可以证实，1920年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在陈独秀寓所商量，决定成立共产党，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还要同李大钊商讨。会上起草了具有党纲、党章性质的若干条文，确定用下列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一）劳工专政（或劳农专政），（二）生产合作，其他还有党的严密组织等。会议选举陈独秀为领导人。

 

由于施存统是在6月20日赴日本留学的，可见，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间当在6月20日之前。

 

1920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内部机关刊物《共产党》创刊，其第一期在《世界消息》栏目中介绍“葡萄牙共产党”时写道：“葡萄牙是个农业国，小地主最多，工业不甚发达，和中国的情形差不多是一样，而葡萄牙的共产党那样发达，我们中国的共产党却还在萌芽时代，这真是可耻的事情啊！”

 

“我们中国的共产党却还在萌芽时代”可以有多种理解。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在答复蔡和森来信时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党一层，陈仲甫（即陈独秀——笔者注）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蔡和森于1920年9月16日从法国寄给毛泽东的一封长信中相当明确地提出了要“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上述陈独秀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共产党的回复可以说是“中国的共产党却还在萌芽时代”的同一表述。另一方面，任何正在组织或已经成立的政党都有一个萌芽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业已初创，也说得过去。

 

林伯渠《自传》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其中写道，“1920年冬天我到上海的时候，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主义者，而变成了彻底的民主主义者。经过李大钊的介绍，1921年1月，我在上海法租界渔阳里会见了陈独秀，在多次的谈话中，我们谈到了中国革命的前途，俄国革命的经验，以及一些浅显的共产主义的理论。那时候，正筹备把各地的马克思主义小组联合起来，正式的组织中国共产党，他们征求我加入，我的入党就这样在李大钊、陈独秀的介绍下，在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参加的。我认识李达、邓中夏等人，也在这个时候。”

 

陈望道回忆说：“我于一九二〇年四五月间到上海。……同时，陈独秀也从北京被赶到上海。我们几个人，是被赶出来的。此外，邵力子在复旦大学文学院任中文系主任，大家住得很近（都在法租界），经常在一起，反复的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于是便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是一个秘密的组织，没有纲领，会员入会也没有成文的手续（参加者有：陈独秀、沈雁冰、李达、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等），先由陈独秀负责，不久陈到广州去。一九二〇年年底以后，当时就称负责人为‘书记’。要紧的事，由李汉俊、陈望道、杨明斋三四人讨论（不是全体同志参加），组织仿苏联共产党。”

 

1921年5月16日，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人舒米亚茨基签字任命远东书记处的中国支部书记张太雷为参加共产国际三大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同一天，共产国际全权代表为俞秀松签发了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参加青年共产国际二大的证明。

 

6月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M．科别茨基又任命俞秀松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参加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7月12日，来自上海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十余人在莫斯科选举张太雷、陈为人为参加青年共产国际二大的代表，“推选张太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他也是社会主义青年组织的成员）。”

 

7月20日，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主席团与中国支部及杨好德（即杨明斋）的联席会议上，来自上海的杨明斋表示：“收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发来的电报，并得知派遣代表团出席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建议和批准张同志的委任状后，他们非常高兴。尽管张同志在他们那里什么工作也没做，他们还是批准了他的委任状。”也就是说，事先并不知情的中国共产党追认了张太雷作为本党代表参加共产国际三大的资格。

 

7月12日，张太雷在共产国际三大第二十三次会议会上发言，介绍了中国革命的情况，强调“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共产国际对中国运动的关注”。共产国际三大期间（6月22日至7月12日），经过张太雷、俞秀松的艰苦努力，反复交涉，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唯一代表出席了大会，为中国共产党争得了在共产国际中应有的名分。江亢虎只是以中国社会党的身份列席大会，从而成功地避免了某些国家在建党过程中的混乱，功不可没。

 

全国性的统一的并且得到共产国际认可的中国共产党是在党的一大上宣告成立的。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召开之前，《新青年》月刊第9卷第3号（7月1日）刊出了陈独秀《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一文，文中提出，“只有以共产党代替政党，才有政治改造的希望”，并说“新的共产党究竟如何，全靠自己做出证据来才能够使人相信啊！”读者也可以理解为“新的共产党”已经成立，现在就要看它怎么做了。

 

党的名称的来源与变化

 

1920年党刚刚建立时，有很短一段时间叫作社会共产党。从语词结构上看，“社会共产党”是偏正词组，“社会”是前置修饰词，“共产党”才是主干。这说明在陈独秀等人的思想中“共产党”是占了主导地位的。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来看，社会民主党的牌子很老。尽管马克思、恩格斯1948年就写了《共产党宣言》，但他们所在的政党仍然称德国社会民主党。后来列宁所在的无产阶级政党也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2年列宁在评论孙中山时预见：“由于在中国将出现许多个上海，中国无产阶级也将日益成长起来，它一定会建立这样或那样的中国社会民主工党。”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李达发表了《战前欧洲社会党运动的情形》等文章，介绍国际共运史与俄国革命。1919年列宁创立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列宁主义的政党才明确使用共产党这一党名。这就说明，共产党的前身是社会民主党或社会民主工党，按照李大钊、陈独秀的理解，与第二国际决裂站到了第三国际的大旗之下的共产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

 

1918年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5卷第5号发表《Bolshevism的胜利》，赞扬苏俄的“Bolshevism”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

 

据张国焘回忆，1920年7月底他与陈独秀慎重地谈起李大钊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意向，陈表示说：“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陈独秀的这个“坚决的主张”，后来成为陈、张“多次谈话的题目”。

 

1920年8月，陈独秀等人就党名征求李大钊意见，张申府回忆：“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这才是第三国际的意思，我们回了信。”

 

几乎与此同时，陈独秀在1920年9月《新青年》第8卷第1号发表他早已写好的《对于时局的我见》一文。他说“吾党”是“社会党”，并以社会主义者的见地，希望“终究有社会党的立法，劳动者的国家出现的一日”。上海青年团也曾叫过“青年社会革命党”。

 

在北洋政府的文件中也有“社会党”的记录。1920年10月，淞沪护军使何丰林电告北洋军阀政府，称“社会党陈独秀来沪，勾结俄党与刘鹤林在租界组织机器工会，并刊发杂志，鼓吹社会主义，已饬军警严禁”。

 

对于1920年6月拟议中的“社会共产党”的党名，陈独秀的印象太深刻了。直到1922年5月1日，陈独秀在《先驱》第7号上发表的《告劳动运动的人》一文中还说：“劳动者所最应该亲近的，是革命的社会党，即共产党。因为他们是想用急进的革命手段，推翻掠夺劳动者的资产阶级。”文中的关键词“革命的社会党”与四年前李大钊在《Bolshevism的胜利》中的提法完全一致。在陈独秀看来，“革命的社会党”是“共产党”的同义词、同位语。

 

此外，“一大”之前已在公开场合获得共产国际承认的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内部看来只能算“共产主义小组”。1922年彼得格勒出版的共产国际三大速记记录明确记载编号28中国的参会代表名单是共产党、青年团各一人。但参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太雷却在1921年6月10日于苏俄伊尔库茨克向共产国际三大提出的书面报告中称：“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是1920年5月在上海和北京成立的，从那时起，中国其他地方也相继出现许多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3月以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在这里，张太雷将1920年5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称为“共产主义小组”，显然是受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影响。

 

7月20日，舒米亚茨基不等共产国际三大结束就从莫斯科赶回伊尔库茨克，与杨明斋举行联席会议时承认：“为了与一切冒险组织划清界限和介绍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由我作为远东书记处的领导人，和张太雷同志起草了一份报告。……为的是将其纳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记录之中，使其成为下一步工作的基础，并以此证明共产党的成熟。”但同时他又坚持认为“中国还没有集中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小组”这个称谓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中产生的。

 

延伸阅读：

 

浅谈共产主义信仰的源头

 

 

共产主义信仰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多个历史时期和思想体系，它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和发展过程。有网友提出了一个建议，希望就“共产主义信仰的源头”来做一些研究与分析，本次从如下几个方面来提供一些交流与研讨：

 

 

共产主义信仰，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基于对社会历史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也是基于对人性的深刻思考。在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和剥削现象日益凸显，这为共产主义思想的诞生提供了土壤。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人们对公平、平等和共同富裕的追求愈发强烈，共产主义信仰应运而生。

 

共产主义的初心，是消除阶级差别，实现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它主张消灭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制度，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在这一理念下，每个人都将摆脱对物质的追求和束缚，真正享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无产阶级革命在20世纪再次兴起

 

共产主义信仰的诞生地，主要是在西欧，特别是那些工业化进程较快、社会矛盾突出的国家。自19世纪中叶以来，共产主义运动在这些地区逐渐发展壮大，推动了全球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同时，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和发展，共产主义信仰逐渐成熟和完善，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和行动指南。

 

在全球范围内，共产主义信仰，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树立了榜样，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困难。尽管在冷战期间，东西方阵营的对立给世界带来了紧张和动荡，但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推进，各国都在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人，甚至学过初中政治的人，都知道这样一句话：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现在还能记住这句话的，肯定是大有人在吧？

 

这句话让我们相信并盼望：终有一天，无产阶级会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美好的共产主义，那时分工消失，没有剥削，按需分配，货币成为无用之物。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宣言》说，资产阶级首先生产的是它的掘墓人，强调“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是有历史背景的。

 

 

当时处在19世纪中叶欧洲大陆爆发 了大规模的革命运动，意大利、法国、德国、匈牙利、罗马尼亚、 捷克、波兰等国相继发生革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

 

这次欧洲革命成分复杂，整体来说，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但是这个时候的资产阶级一方面反对封建势力，一方面又害怕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

 

所以，无产阶级既反对封建制度，也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了自己的革命诉求，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政权。马克思与恩格斯作为导师参与了革命实践。

 

 

马克思与恩格斯观察整个欧洲的革命运动，特别研究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发展状况，总结出资本主义必将灭亡和无产阶级革命必胜的发展规律。

 

他们认为，在当时，资产阶级的统治已经衰落了，没有能力进行统治，而无产阶级队伍已经壮大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势不可挡。

 

比如恩格斯就说，资产阶级的发展中有一个转折点，经过这个转折点之后，它的威力手段每进一步增加，比如首先是资本的每进一步增加，就愈加没有能力统治。

 

 

恩格斯的意思，资产阶级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越是发展，无产阶级的力量就越是强大，强大到胜过了资产阶级，这个时候资产阶级就丧失了独占统治的能力。

 

在当时，法国、英国的资本主义最发达，而英法两国无产阶级革命也最激烈，尤其是法国，一度成立了巴黎公社这个无产阶级政权，令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恐惧。

 

但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巴黎公社很快被镇压了，整个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除了后来在俄国获得成功，其他国家的都被镇压下去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并没有衰亡。

 

 

而后来，虽然在苏联的带动下，无产阶级革命在20世纪再次兴起，共产主义思想传遍世界，亚洲、美洲、欧洲都出现了无产阶级政权，但是再后来大家都知道了。

 

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俄罗斯放弃了社会主义，目前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屈指可数，中国成为领头羊。而资本主义的力量得到了壮大，且现在也看不出一点衰弱。

 

那么，是不是当时的历史欺骗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呢？还是他们看得太长远？莫非时间还不够长，或者是出现了螺旋发展？总之，现在的世界，无产阶级不搞运动了。

 

 

19世纪中叶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其之所以爆发，是因为当时的资产阶级剥削压榨太残酷了，以至于无产阶级难以生存。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当时的资本主义发展，其实还算是初期，工业的发展依靠机器，也依靠密集型劳动，工人劳动时间长，强度大，工资少，保障差。

 

当时还发生了几年自然灾害，老百姓的生活难以为继，于是不得不揭竿而起。恰好当时出现了社会主义，于是无产阶级又有了思想武装，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力量。

 

然而，实际上，资产阶级的力量并没有衰落，而且他们拥有资本，还能收买流氓无产阶级，很快就打败了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力量相对来说其实还是弱小的。

 

 

到后来，资产阶级总结了教训，进行了改良，缩短了工作时间，适当提高了工人工资，总之是降低了剥削的程度，保障了工人的某些方面的权利，让工人不想闹了。

 

从资本主义发展来看，一开始是野蛮剥削，到现在算是文明剥削，其实就是给无产阶级日子过得好一些，甚至是有尊严，这样他们就会安分守己了。这说明什么？

 

说明对于普罗大众来说，只要有活路，就不会走死路；只要有盼头，就不会去造反。所以，从根本上说，无论什么制度，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老百姓就会拥护。

 

 

马克思与恩格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他们的眼光独到且长远，为人类描绘出按需分配、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批判资本主义剥削的最强大的武器。以前对社会生产与发展缺乏认识，学政治经济学时，觉得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揭露得实在深刻，真可谓一针见血。

 

但是，随着对社会生产与发展的认识加强，现在重读马克思的这部分内容时，就觉得马克思说的内容，似乎并不是完全合理，“剩余价值”“剩余劳动”“无偿劳动”等说法似乎有待商榷。

 

 

马克思的意思是这样的：

 

如果一个人在工厂上班，老板付他100块钱一天，这100块钱就是他的劳动力价值。而实际上他工作6小时生产的东西卖出后，去掉原材料、机器磨损、租房、税收等一切成本，还能剩下100元，那么工人与老板之间就是两清了。

 

老板给工人100块钱，工人通过6小时的工作还给老板100块钱。马克思说，这6小时的劳动是有偿劳动——老板付给钱的。

 

可是，老板花100块钱，是要求工人干一天的，是干12小时的，所以在偿还了老板给的100块钱后，工人还得再干6小时。这6小时，马克思说叫剩余劳动，因为老板没给钱，所以也叫无偿劳动——工人白白给老板挣的100块钱，这叫剩余价值。

 

如果让工人干很长时间，14小时，16小时，那么老板获得的剩余价值就更多。榨取剩余价值，马克思说，这就是资本主义剥削的原理。

 

当然，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工资压得很低，与现在的情况不同。那个时候，确实是压榨。

 

 

不过，这个地方我还是觉得说得不合理：工人通过6小时工作偿还了老板给的100块钱，剩下6小时的劳动，被马克思叫作无偿劳动，马克思说是白给老板干的。

 

老板花钱买原材料，买机器，租场地，交税收，雇佣工人生产，结果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了，除去一切成本与工人工资，自己一分钱不剩。虽然等于是保本，自己原来有多少钱，还有多少钱，没变少，但是老板付出的时间与精力呢？

 

不赚钱，没有老板会组织这样的生产。老板会说：我提供生产资料与机会给你赚钱，你得回报我呀。

 

老板投资，目的就是为了获利。无利可图，老板就不投资。老板不投资，工人就没工作，就挣不到那100元的劳动力价值。所以，让老板赚取利润，是必须的。或者说，老板赚取利润，是天经地义的。

 

所以，把剩下6小时的劳动叫作剩余劳动、无偿劳动，我觉得有待商榷，我觉得应该叫作补偿劳动，即老板借你100块钱，你还了100块钱，再补偿利息。当然，老板要求补偿6小时劳动是否合理，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而且老板的计算方法，肯定与马克思不同。老板会这样想：除去一切成本，我一天还能赚多少钱，赚这些钱与我的投入是不是相称，能不能满足我的生活需求。如果与投入不匹配，如果不能支撑老板的生活，老板也不会投资生产。

 

所以，总结起来就是说，老板赚取利润是天经地义的，问题在于赚取利润的多少才合理。确切地说，利润率的多少才是合理的，超过了就叫“榨取剩余价值”。

 

这个标准似乎是很难衡量的，因为不同行业、不同技术、不同规模、不同时间，利润率是不一样的。所以，保障工人的利益，实际上只能从工作时间、劳动强度、最低工资、各种福利保障上入手了，由法律予以保障，剩下的交给市场。

 

比如现在，严格落实8小时工作制，在这8小时之内，能获得多少时间的马克思所说的剩余劳动，老板就赚多少利润。老板要想获得更多利润，就要想办法改进，采用更加高效的生产方式，或引进新技术，对工人进行培训，等等。

 

如果不能落实8小时工作制，由老板凭借资本的“权力”任意延长工作时间，增加劳动强度，克扣工资，削减福利待遇，那么，这就是“榨取剩余价值”，这就是“残酷的剥削”。

 

 

相比于延长工作时间、增加劳动强度的“残酷的剥削”，老板在法定工作时间内的赚取的利润，如果也叫剥削，那就应该叫合法的剥削。既然合法，也就无可厚非了。但问题是，现在的8小时工作制度通常不能被严格落实。

 

前不久，有一位企业家还对公司员工说：“想休闲就辞职！”

 

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老板们凭借资本的“权力”说：“不想干，就滚蛋！”

 

劳动者可以投诉，也能赢，也能拿到补偿，但然后呢？回家！老板总会找到解聘的理由。所以，劳动者为了保住饭碗，往往只能忍气吞声。从人性的角度想此感到悲观。

 

在共产主义没有实现之前，私有经济会长期存在，即资本家会长期存在，合法的剥削也因之而长期存在。这个没有办法，只能健全法治，消除非法的剥削——延长工作时间，榨取剩余价值。

 

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理想，是消灭阶级，财产共有，按需分配，那时候就没有剥削了。没有阶级，没有分工，货币成为无用之物，甚至国家机器也要进入陈列馆，是很令人期待的。美好的社会，自然是全人类向往的，就连现在的资产阶级也要向往。信仰的源头，基于“规律”和“人性”，它能尊重自然规律、经济规律以及其他规律，它能理解人性的善恶之间，它融合了多种思想体系和实践经验，体现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必然趋势的深刻认识。

 

作者：邵雍 ；来源：开国将士后代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