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依据《毛泽东年谱》和《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走出红墙》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权威资料，目的是批判那些高校里仗着自己有“叫兽”、“副叫兽”名号，到处传播诋毁前三十年、污蔑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虚无主义分子。话不多说，进入正题！

（1）早在1958年成都会议的时候，毛主席就提出指标要切实、在目标制定之后必须有具体措施、不能把指标搞得过高。请看《毛泽东年谱》就知道了。

（2）毛主席确实想提高单产，这是他的一个愿望，但是他从来不信“亩产万斤”这样的指标。《毛泽东年谱》记载，1958年7月3日，毛主席在赵紫阳的一封信的批语中明确强调过，粮食产量的提高不能着急。

（3）1958年，毛主席外出调查研究的时候，对于干部的浮夸，立即否定，坚决不信。你看李银桥同志的回忆去，在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的《毛泽东走出红墙》一书中就有。

（4）1070吨钢是多数同意的情况下通过的，毛主席表示怀疑。袁宝华同志有回忆。在北戴河会议，毛主席也对钢铁产量上不来表示了担心。

（5）好好读一读吴冷西回忆录，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议之后，一直到1958年10月，主要精力用在了亲自指挥炮击金门。而1958年10月之后，毛主席最早纠正“左”的问题。纠“左”，毛主席是最早的，薄一波的回忆也提到过，可以看《薄一波文选》。

（6）读一读《毛泽东文集》和《毛泽东年谱》，你就明白了——从1958年到1959年，郑州会议、武昌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庐山会议，毛主席一直在致力于反对浮夸、降低指标。

（7）毛主席郑州会议讲话就有反浮夸内容。1959年毛主席写的《党内通信》，更是毛主席反对粮食生产领域“浮夸风”的铁证。从目前能找到的所有文献来看，至少1958年11月上旬，毛主席把反对浮夸风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政策方针高度，从此彻底、全面和一切浮夸对着干。这些在《毛泽东文集》里可见。

综上所述，虽然在1958年初期，大家有“左”的情绪，但是毛主席纠正问题是最早的。1958年11月上旬开始，毛主席就坚决彻底与粮食产量的一切浮夸撕破脸对着干，而且多次为降低指标召开了各种会议。所以至少1958年11月之后存在浮夸、“卫星”的话，你怪不上毛主席，因为毛主席是坚决和这些对着干、致力于纠正这些问题的。

（1）北戴河会议的时候，毛主席就指出，人民公社是集体所有制，而不是全民所有制。看《毛泽东年谱》就能知道，北戴河决议里面，毛主席亲自加的话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2）毛主席自己经常调查研究，他也派他的秘书调查研究。在调查过程中，一些人把 “社共队产”、“共产主义生活”、“取消家庭”、“强制农民”、自己宣布自己“全民所有制”这些事情当好事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就发现了他们混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开始纠正他们的问题。看过《毛泽东年谱》就知道。

（3）郑州会议，毛主席强调区分两大所有制；第二次郑州会议，毛主席甚至说，他要“右倾”到底，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帮农民说话、反对剥夺农民，也要坚持等价交换、反对“左”倾。你们看《毛泽东年谱》就知道。第二次郑州会议，开始确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4）在《十年总结》这篇光辉著作，毛主席不仅批判了浮夸风，而且强调了坚持区分两大所有制、反对“一平二调”、坚持发展商品生产以及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等问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就有，这也是铁证。

（5）无论是1959年还是1960年、1961年，毛主席写过一系列光辉著作，坚决反对“共产风”、反对“一平二调”。《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永远不许“一平二调”》，都是铁证。这些在《毛泽东文集》都有。

综上所述，北戴河会议开始，毛主席就强调要区分好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后在1958年11月到1959年的一系列会议，毛主席都坚决强调区分两大所有制、坚持按劳分配、发展商品交换、尊重价值规律、不能剥夺农民。“混淆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大所有制”的问题，从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决定推广人民公社开始，就不是毛主席的错误；“反对退赔、搞“一平二调”，至少在1959年第二次郑州会议之后就不是毛主席的错误。那时开始，毛主席坚决要求“退赔”。

（1）庐山会议前期，毛主席主张纠“左”。毛主席对于“左”的问题的批判，比彭德怀的“万言书（实际上彭也就写了三千字）”要深刻得多、严厉得多。无论是浮夸风还是共产风，无论是“一平二调”还是“比例失调“，毛主席早就发现了、早就在纠正，并不是彭大将军首先知道和提出的。《毛泽东年谱》对这些记载得清清楚楚。

（2）庐山会议的结果，总体上也保留了纠“左”的成果。庐山会议的一系列决议是坚持区分两大所有制、坚持发展商品经济、坚持按劳分配、反对“一平二调”的。而且庐山会议决定了继续降低指标，没有增加指标。庐山会议是个反对浮夸、降低指标的会议。这也在《毛泽东年谱》记载得很清楚。

（3）郑州会议、武昌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毛主席极力纠正“左”的错误的时候，无论是彭德怀还是张闻天，都没有站出来和主席一起纠“左”。这就让毛主席和党内很多同志产生了怀疑。王稼祥同志在武昌会议就站出来支持毛主席纠“左”、主动提建议，毛主席则对他表示了欢迎、支持。这方面事实，《王稼祥年谱》有，想看的自己看去。如果彭张等人也像王稼祥同志一样早在那时就积极支持毛主席，而不是在纠“左”已经取得很大成果之后才站出来，他们的命运也许会改变。

（4）彭德怀的信印发给各位同志之后，毛主席根据之后的情况发表了讲话。毛主席批判了一些不准批评的同志的“左”的错误，同时批评了一些同志对于总路线的动摇态度，并主动做了自我批评。毛主席没有偏袒任何一方，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态度。毛主席的讲话，《毛泽东年谱》有。

（5）对彭德怀这封信表示强烈不满的主要是一线其他领导同志。彭的一些话，确实在当时也不利于党内团结。王光美同志的回忆中说得很清楚。关于彭当时的错误，可以看《王光美访谈录》。正如王光美同志所说，当时毛主席为了维护党内团结、为了在中苏关系恶化的时候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做了很大的努力。

（6）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照样保留着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委员的职务。《毛泽东选集》的注释中，照样肯定了彭在革命战争时期的功绩。毛主席对彭德怀是“团结—批评—团结”的态度，这是历史事实。《毛泽东年谱》和《彭德怀年谱》对此都有明确的记载。

（1）1959-1960年，三年困难时期，自然灾害确实非常严重。杨松林老师的研究《总要有人说出真相》引用了大量权威资料证明了这个。这是雷打不动的事实。金辉的文章避开当时3000多个水文站，仅仅“调查”了其中0.3%的一百多个水文站，就以0.3%掩盖100%，造谣三年的时候“风调雨顺”、“气候和八十年代差不多”，真是阴险至极。宣传这个谣言的“叫兽”、“副叫兽”，也是非蠢即坏。

（2）也有一些造谣“风调雨顺”的家伙，搞什么“平均值”，把水灾多的月份的降水量“平均”到旱灾多的月份，从而说什么“降水量正常”。这类历史虚无主义分子，也是非蠢即坏。这样算“平均值”，和在一个人数最多的国家算“人均贪污率”一样愚蠢。杨松林老师的《总要有人说出真相》早就对这些谣言严厉批判了。

（3）苏修撤资之后，中国的工业化资金的维系，更需要依靠本国农业。为了继续维系和发展中国的工业化，加大在农业领域的提取力度也是必然的。所以，庐山会议之后的反右倾，我们也不能简单地从表面情况来理解。从当时苏联撤资以来一穷二白的中国维系和发展本国现代工业、依靠本国力量积累工业资金的角度来看，当时反右倾、发展农业集体化程度更高的人民公社，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毛泽东年谱》中，毛主席多次提到过，我国支援工业的资金，主要来自农业。

（4）苏联不仅撤资，而且逼债。苏联逼债是客观存在的、是极其严重的，即使他们提出“鉴于中国自然灾害严重，延缓偿还日期”的时候，也没有放弃逼债，也要求我们必须在他们规定的截止日期前偿还完债务。当时还苏联债，也必须依靠本国农业。李慎明老师的文章——《正确认识毛泽东领导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艰辛探索和伟大成就——纪念毛泽东诞辰130周年》，列举真实事例证明了当时逼债确实存在。

综上所述，严重的自然灾害确实客观存在、苏联的逼债和撤资更是雪上加霜，这些都不是毛主席的责任，也不是中国共产党的责任。这些天灾和苏联带来的人祸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而自然灾害更是粮食产量严重下降的主要因素。

（1）笔者听到过最无耻而可笑的谣言，就是“只有集体化才有人为大饥荒”。笔者想说的是，恰恰集体化最有利于抵抗大饥荒，而私有化和自由化最难以抵抗大饥荒。

（2）私有化、自由化就没有大饥荒了吗？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秦汉唐宋元明……《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记载得清清楚楚，大饥荒多得是。那时的中国是小农经济、自由化，照样难以抵制饥荒。无论是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在私有化和自由化条件下——地主阶级疯狂盘剥农民、搞土地兼并、不顾农民死活，资本家疯狂盘剥工人、兼并中小企业、不顾工人和小生产者死活，恰恰会导致人为的饥荒。印度的饥荒实际上比较严重，不像某些洋奴分子所吹嘘的那样“完美”。杨松林老师的《总要有人说出真相》就引用了大量真实资料证明了笔者上述这些内容，不懂的、想看的，自己去拜读杨老师的著作去！

（3）集体化、相对集中的经济体制，恰恰有利于预防饥荒，有利于减少饥荒带来的危害。欧洲封建社会的饥荒就比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少一些，因为欧洲封建社会不是中国封建社会那样自由的经济模式，而是土地相对集中、农奴对领主贵族依附性更强的封建制。农奴依附性更强，贵族为了维系其对于农奴的长期剥削，至少不会轻易让农奴死亡。这就不像古代中国的地主和近现代西方的资本家，抢完作为相对自由劳动力农民和完全自由劳动力的工人的劳动成果就不顾他们死活、让他们自生自灭。杨松林老师的《总要有人说出真相》对这一道理的论述更加清晰而具有说服力。

（4）社会主义的农业集体化制度，坚持的是真正公平的分配和对人民生存安全底线最坚决的保障，比以前剥削制度都要进步。恰恰是因为新中国建立了农业集体化制度，恰恰是因为新中国实行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农村社员保障体系，才有利于调动一切有利条件来支援缺粮地区、帮助缺粮农村；恰恰是社会主义的农业集体化，使新中国成功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这一点，杨松林老师《总要有人说出真相》有充分的论证。1962年“农业六十条”颁布之后，中国人民公社制度正式成熟了起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明确记载，人民公社正式成熟的1962年以来，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三年困难时期严重饥饿的现象。成熟的农业集体化并不会“人为制造饥饿”，这是一个基本常识！

根据上述依据和分析，足以得出五个结论：

第一，毛主席最早纠正“浮夸风”。1958年11月以后的问题，你怪不上和这些问题坚决作斗争的毛主席。

第二，毛主席最早纠正“共产风”、“一平二调”。1958年11月以后的问题，你怪不上和这些问题坚决作斗争的毛主席。

第三，庐山会议保留了纠“左”的成果并决定降低指标，反右倾也具有非常严肃的历史背景。

第四，自然灾害客观存在、苏修撤资和苏修逼债不可忽视，粮食减产主要在于严重天灾，人祸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苏修之祸。

第五，社会主义的农业集体化恰恰最有利于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帮助人民度过难关。

（作者系昆仑策特约评论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