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读刘振起《数据感叹与漫想》(昆仑策研究院,2024年08月06日):“富人阶层460万人,人均拥有财富6304万;中产阶层9900万人,人均拥有财富111万;其他的13亿人,人均拥有财富2.3万。6304万:2.3万,111万:2.3万,这个比例无疑太过悬殊了”、“迈进新时代,我们重新提出要实现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但摆在全党面前最为迫切且难度最大又是最为考验执政智慧的难题,就是如何跨过这个大坑”,深有同感!同时认为:促进社会主义企业家精神觉醒,应该成为解决“最为迫切且难度最大又是最为考验执政智慧的难题”的关键。通过如下几组数据予以分析阐释。
一、中国第一企业家与富豪企业家的财富占比思考
华为是中国第一科技企业,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排名第三,任正非是公认的对中国做出第一贡献的企业家。但是,任正非的财富仅为14亿美元,位列《2024年胡润全球富豪榜》世界第2171名,中国551名,不及中国首富农夫山泉钟睒睒的2.25%,不及字节跳动1983年出生张一鸣的3.23%,不及创业不到10年拼多多黄铮的3.59%,不及阿里马云的5.71%(见表1)。【表1】任正非与10位进入“福布斯”全球富豪榜100的财富比
任正非14亿美元的股份财富,仅占华为公司总股份的0.73%,而99.27%归属于占华为20.7万员工的69.%的14.23万“员工持股者”。并且,华为劳动要素分配占比始终三倍于资本要素分配占比,20.7万员工,平均年薪70万,应该是中国最高薪的企业,依靠“强大科技”实现着共同富裕。华为以“员工持股制度”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成为民营经济“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典范,破解了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如何更好体现和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进一步探索基本经济制度有效实现形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2013年11月9日),并以“科技报国”创造的巨大财富税收推动着“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
二、社会主义企业家可以逃避税收而致富吗?
2023年华为总营业收入超过7000亿,纳税额为1010亿人民币,位居全国第三,占营收总额的14.42%,实现着“华为员工共同富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同步推动。但是,与华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将公司注册到开曼群岛以避税的互联网企业们(见表2)。【表2】2022年华为与中国知名互联网公司纳税额对比
2022年华为营业额为6300亿,纳税额903亿元,纳税占营收比14.3333%。注册到开曼群岛的11个现代互联网企业营业总额40923亿元,纳税总额591.741亿元,纳税总额不及华为一个企业的65.5%;纳税占营收比1.4458%,仅为华为的1/10。其中:最高的腾讯为4.0577%、最低的滴滴为0.0037%。互联网千亿、百亿富豪依靠注册海外逃避税收而致富的数据确凿(见表3)。
在社会质疑“一斤小麦不及一瓶农夫山泉的价格”是否合理而质疑中国首富农夫山泉时,根据首个试点省份河北的相关文件:高尔夫球场、洗车、洗浴等高耗水的特种行业地下水税额标准比改革前增幅超15倍(陈益刊《水资源费改税将在全国推开!企业、居民负担会增加吗?》,第一财经,2024年7月30日)。瓶装水不仅属于高耗水,更属于奢侈品,水税征收理应增幅超15倍以上!中国首富经营水业而首富的致富之谜,很容易暴露在阳光之下。社会主义企业家可以逃避、无视税收而致富吗?
三、社会主义企业家可以规避社保而致富吗?
社会保险是现代文明的基本保障。但是,现代平台经济以“去劳动关系化”剥夺了劳动者的基本社会保障。除京东和顺丰以外,2亿平台经济从业人员至少90%以上失去劳动保险的社会保障,不仅“靠克扣员工的五险一金挣钱,牺牲他们60岁以后保命的钱,那是耻辱的”(刘强东《不能为了利润去牺牲员工60岁的保命钱》,凤凰新闻,2017年02月05日)。而且,社会保险的当期支付性特征,使社保基数出现巨大缺口。为此,2017年11月,国务院印发《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2020年底,93家央企划转国有资本1.68万亿充实社保基金。
究其根本原因:“当前平台经济,除京东和顺丰外,大都不交劳动者社会保险,由此形成的巨大社保亏空,依靠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这是若干平台对国家财富的又一间接抢夺”(《司马南:社保亏空怎么办?有些企业的毛病不能就这么惯着》,昆仑策研究院,2024年08月04日)。“中国富豪排名某区间段诸君,就是依靠对劳动者16小时工作微薄收入的盘剥,依靠对国有资本1.68万亿充实社保的间接抢夺而成为巨富。这不仅仅是朋友的愤慨之言,更是无数劳动者心中难以言说的痛”(《平台经济下的社保之困:共富路上的隐痛与呼唤》,龙腾盛世耀五洲,2024年08月06日)。社会主义企业家可以继续漠视无数劳动者心中难以言说的痛吗?
四、社会主义企业家精神到了觉醒之时
2020年7月,习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强调:“优秀企业家必须对国家、对民族怀有崇高使命感和强烈责任感,把企业发展同国家繁荣、民族兴盛、人民幸福紧密结合在一起,主动为国担当、为国分忧,正所谓‘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社会主义企业家需要国家至上,不能损国佑家!社会主义企业家需要坚守“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不能“逃避税收而致富”、不能“规避社保而致富”。尤其,当前内需消费根本性制约经济走出低迷,贫富巨大差距成为民生、社会、经济、乃至部分政治矛盾问题的关键环节,社会主义企业家“爱国主义精神”到了必须觉醒之时!
2023年中金公司报告:富人阶层460万人,人均拥有财富6304万;中产阶层9900万人,人均拥有财富111万;其他的13亿人,人均拥有财富2.3万(图1)。
在一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极是人口仅占0.33%、而财富占比超过67%的460万超级富人,另一极是人口占92%以上、而财富占比不足7%的13亿基本人群。存在着这样极为悬殊的财富差距,会不会潜藏着巨大危机呢?(刘振起《数据感叹与漫想》,昆仑策研究院,2024年08月06日)确实已经潜藏着巨大危机!
消除这一巨大危机的根本路径,只有实现社会主义企业家精神的觉醒:“共同富裕、先富带动后富”是载入十三大报告的国家契约,必须以契约法治精神履行!社会主义企业家必须诚信守法,不可以开曼群岛注册逃避税收而致富!社会主义企业家不可以规避社保,间接抢夺国家财富而致富!逃避税收、规避社保、间接抢夺的国家税收与财富,是否应该伴随社会主义企业家精神觉醒而依法退回?
这是一个亟待党和国家、人民共同讨论的问题!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