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今朝：必须全面加强我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属性

点击：2668 作者：王今朝来源：昆仑策网发布时间:2024-07-12 08:50:54

【编者按】对于当今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有望走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来说，核心的问题是它们能否以及怎样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在这方面，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进行了两个阶段的探索，并已经和正在进入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理解政府与市场关系是经济学的一大难题，提出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命题，并强调中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属性。基于中国现实来看，这有两大突破：一是进一步明确市场的作用和社会主义制度对市场经济体制的约束性作用；一是相比以往进一步提升了政府（广义的）的作用。当下，在中国学界，还有不少人，如张维迎等人，还在鹦鹉学舌地贩卖西方市场经济理论。而且，这种观点不能不反映到我们党内，不能不反映在决策层。王今朝教授的这篇文章既解释了市场化为什么在西方会被视为一种成就而被珍视，又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搞市场化会在带来发展的成就的同时也带来巨大的问题。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已经有了重大改进。王今朝教授的这篇文章实际上也解释了为什么需要以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进，解释了加强中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属性的必要性，并提出了进一步改进的方案。我们认为，只有全面加强我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属性，才能克服我们当前遇到的经济上困难和人口下降等重大社会难题。或许，正视我国经济所具有的计划性，将是我国经济自主话语体系建构的新开端，也是我国政策体系设计的新发展。

需要深刻思考市场经济

王今朝

近期，在做一些理论研究时发现，我国学者对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仍有过分拔高之嫌。市场机制是什么？西方微观经济学把市场机制解释成供求决定价格（一种片面化的理解，因为政治、社会制度、技术、国际关系等影响供求的重要变量在这种理解中被抹杀或忽略了）和价格调节供求（也带有片面性，因为许多情况下价格无法变动或无法向正确方向变动，就无法调节或无法正确调节供求了）的机制。这种意义上的市场机制实际上只是一种或许会起某种作用的市场价格机制，而绝非市场经济机制。市场经济机制又是什么呢？我想来想去，恐怕只能把市场经济机制理解为逐利机制。企业为了追逐利润而投资和生产，消费者为了追逐效用满足、生活改善而劳动和消费。但这种机制也存在诸多问题。因为美国经济已经告诉我们，为了追求利润，美国经济可以空心化，美国可以玩金融，收割其他国家，金融已经脱离实体经济，越来越空转了。中国为了逐利，花费真金白银出口，换回来没有多少价值的美元（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而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由党提出的。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在党的计划控制之中。所以，它的本质应该看作是计划经济的一种形式。我国的外交人员在回答外国人所提出的“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市场经济体制”，这是非常有道理的。他们的概括总结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根本特征。但从学理上看，仅仅这样说还是不充分的。我们国家已经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意味着我国决策层（和中国人民）对过去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不满意的。然而，很少有学者深刻分析这种不满意的根源。如果不搞清楚这种不满意的根源，我们就不可能建立起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未来或许就要提出建构高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高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等。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之际，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深刻思考市场经济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市场经济在当代世界中的角色变迁

市场只是人们之间的一种连接而已，而且，总体而言，这种连接在人类历史上虽然由来已久（原始社会末期，不同氏族之间开始有交换，因此有了市场经济的基因），但它发展到如此巨大的规模、如此复杂仅有几百年、几十年的历史。而且，这个历史也是资本的发展史。是资本推动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所以，西方表面上的市场经济，本质是资本主义经济。现代西方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私人企业而非市场来操纵的（[1]214）。从私人资本从市场获利的角度看，市场是私人资本的工具。从一个国家内部看，市场是受垄断资本控制的。比如，美联储这个私人机构控制了全美市场交易所需要的货币这个交换中介，甚至通过对外投资控制了许多国家的市场，操纵其市场涨跌，从而收割其他国家。美国农业巨头在全球农产品市场上也呼风唤雨。美国还采用威逼利诱的办法控制全球石油市场，对俄罗斯手拿把掐。

虽然有些资本家可以通过市场上的收割来获取财富，但从整个国家看，市场不会创造任何财富。主要的财富是劳动创造的。试想一下，假设美国突然失去一半的劳动力，它的经济是否会崩溃？一定会的。从这个角度看，把西方经济称为市场经济是名不副实的，是脱离本质的。

列宁是较早提出市场经济概念并加以否定的人，他也因此指导苏联选择了计划经济的道路。请注意，列宁是在极端困难下选择了计划经济，而不是选择市场经济。这意味着，在列宁看来，计划经济本身一定会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还是比市场经济带来的问题少。——由此推出的结论是，不要因为中国经济存在一些问题，就得出对中国原有经济体制做改革的普遍结论来。改革之后可能带来的问题更大。本来，面对大萧条和二次世界大战，英美国家都加强了政府干预。然而，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的西方学者不遗余力地攻击计划经济，而主张市场经济。其原因是，美国资本对全球市场具有控制力。他们无视大萧条所蕴含的市场失败，主张市场经济具有内在的稳定性。从美国垄断资本对全球市场的控制力而言，全球市场确实可以说是基本稳定的，基本稳定在西方私人垄断资本的控制之中，即使出现过大危机。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虽然认为政府干预至关重要，但他的教科书也逐渐形成了一种以供求分析为主线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庇古的外部性理论、萨缪尔森的公共物品理论、以阿克勒夫、斯蒂格里茨等为代表的信息经济学理论等西方市场失败理论虽然可以看作是系统地否定新古典理论，但被新古典经济学家们解释为并不严重的市场的暂时性、局部性失灵。到了20世纪80年代，由于契合了里根撒切尔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死灰复燃，俨然成为世界的主流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谀词如潮。有人认为，“只有将大部分职能交给市场，一个经济体才可以良好地运行”（[1]5），“市场是改善人们福利的最有效手段”、“市场是消除贫困的最有力的发动机”（[1]14），“市场经济或许是最糟糕的经济体制，但是与历史上出现过的其他经济体制相比，它却是最好的”（[1]290）。有人认为，市场保证了自由，还有人认为，市场经济最有利于经济增长。更有甚者，有人认为市场全能全知全在（[1]8）。将职能大部分交给市场，是谁的职能呢？是政府的职能。因此，这个观点放在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向党要权。要权之后，交给市场？市场又是谁呢？市场只能是资本！将职能交给资本，资本保证谁的自由呢？保证老百姓的自由吗？不可能的。老百姓只是资本牟利的工具。资本利用老百姓的吃喝拉撒睡赚钱。原本20世纪50年代的西方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不存在市场，后来有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不是市场的缺失，而是市场运作得太糟糕”（[1]14）。市场经济理论如此被广泛接受，以至于它甚至也影响了美国的发展。最近，美国总统安全顾问沙利文认为，美国人过度信任市场经济了。沙利文的讲话是在美国重新为市场经济体制定调。美国已经要为市场经济体制重新定调了，中国呢？

世界最早把市场经济做武器化运用的政治家管仲的实践表明，市场经济对于某些国家并不是一种福音。事实上，在近代，西方国家总是千方百计获得相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国家的市场优势，以低价掠夺中国的资源，以高价或低价在中国销售他们的产品。这是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就指出过的。所以，美国人也是把市场经济作为武器来用的。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在国际市场中，中国基本上处于劣势，直到近些年才开始改变；而至今为止，在中国国内，广大人民群众由于收入微薄，在市场上也是处于劣势。因此，市场对交易双方来说，绝非中性的。市场有利于哪一方取决于哪一方更有经济势力。因此，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市场经济是不可能有好感的。其实，只要一个社会存在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对立，就无论采用怎样的市场经济机制，都不可能有被剥削阶级的自由。中国的市场经济具有社会主义属性的前提是要在中国不存在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对立。

二、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早期政策意蕴：自由买卖

西方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看似强有力地证明了自由交换可以带来福利的增进。李嘉图用它来支持一种放松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限制的政策主张，并且这种主张以“自由贸易”、“自由放任”等极端化表述呈现出来。这种政策口号逐渐地影响了全世界。然而，这种证明是片面的。一方面，自由交换带来的福利增进远远没有发展生产带来的福利增进的程度大。可以设想一下，假设一个社会不进行生产，而尽可能地耗尽交换的潜力，它的福利能够达到多大呢？一个国家的福利总体上更受其生产能力的制约。有些国家可以依靠强权从其他国家得到经济利益，如美国可以收割其他国家。但这种局面能够维持多久呢？美国不是尝到了工业空心化（无生产）的苦果了吗？现在，全世界开始起来反美了。二战所形成的美国主导的世界格局将会得到根本性颠覆了。而美国因其所谓民主体制和已经形成的生产力格局和既得利益格局难以应对。另一方面，没有绝对的自由。假设一个国家宣称准备自由化，自由化是为谁准备的呢？不是为老百姓，而是为拥有权力而不自觉的人，为准备滥用权力的人所准备的，同时也提供了行贿的动机。即使老百姓一时受益，演化的结果也往往是收入和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里。所以，仅仅宣布自由化，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广大老百姓的不自由。现在，中国普通老百姓都意识到资本对社会的影响力之大了。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老百姓把自己养的鸡下的鸡蛋拿到市场上销售，一度被认为是一种资本主义尾巴的现象。当改革开放后，这种现象的合理性被承认，很快出现“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的现象。这种现象至今依然存在：许多大学教授的收入还远没有他们的进入金融企业就业的硕士研究生的收入高；大学教授的收入远远低于许多律师的收入，远远低于某些影星、带货主播的收入；掌控着巨额国有资产的国企领导人和为党和国家安全与发展尽心尽力的党政官员的收入没有许多私人老板收入高。在市场经济理论作为一种主流理论的情况下，社会大量不合理现象被容忍了。它在许多人那里产生了这样一种理念：赚钱才是王道！这样，拜金主义就在社会中弥漫开来，同时，它必然导致对国企资产和政府效能的侵蚀。很显然，国企和政府领导人如果受到诱惑，就很容易拿国有资产和政府权力交换金钱，就很容易让权力成为市场交换的对象。而拥有了大量私人资产的人也必然获得更好的机会渗透到中国的权力部门。这样，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就岌岌可危了。——中国沿海地区一些省市已经没有什么国有企业就足以说明一些问题了。最近，俄国高层频频爆出腐败丑闻，其根源也是因为俄国人太相信市场经济了，太相信货币的超能力了。

老百姓把自己养的鸡下的鸡蛋拿到市场上销售即使不是资本主义的尾巴，也是一种小农经济形式。老百姓靠此虽然可以贴补家用，但很显然不能也不会把它作为长久之计。当中国的养鸡、养猪实现了产业化发展之后，家庭养鸡、养猪就逐渐在中国社会消失了。小农经济被资本所驱动的现代化大生产消灭了。很显然，由资本所驱动的现代化大生产也不是人类的终局。那么，又由谁、在什么时候来消灭这种资本所驱动的现代化大生产呢？

在西方国家的历史上，市场化曾经代表着人类历史的进步，因为它代表着人民摆脱教会、政府、贵族的封建贵族统治。波纳罗蒂·米开朗琪罗、莫扎特等艺术家本来是靠向教会、贵族服务来获得收入的，然而，他们逐渐发现，自己可以公开地向大众兜售自己的作品来获得收入。这就是艺术的市场化。诚然，这也是合理的。但很快，一些颇有市场头脑的艺术家发现，如果自己隐身成立一个公司，自己买卖自己的艺术作品，就能把自己的作品的价格推到很高的水平，从而获得不菲的收入。据说，中国当代一个已经去世的大艺术家就是这样操作自己作品的市场价格的。一个艺术家能够想到这点，就会有许多人想到这点。这样，艺术家的市场化很快又走到了它的反面。艺术品市场成为被操纵的市场。意大利电影《最佳出价》就讲述了一个拍卖师如何操纵市场，来获得自己喜爱的肖像画作，最后又被人骗走所有画作的故事。钻石本来就是一种石头，但它被人赋予了代表爱情的一种含义，就可以卖出高价了。这种高价格毫无疑问是从那些爱慕虚荣的人、具有小资情调的人那里合法榨取利益的一种方式。必须注意到，诸如米开朗琪罗、莫扎特这样的人物掌握着特殊的技能，所以，才有依靠市场获得收入的指望。而且即便这样，莫扎特也没有实现自己的这个愿望。——他在36岁时就因疾病去世了。而他罹患疾病与他的贫困显然有着极大的关系。马克思也曾试图以记者等身份从市场中获得收入，但也非常不成功。马克思这位伟大的哲学家获得了市场自由吗？没有。毛泽东主席有不菲的稿费，他用这些稿费去到市场上买买买了吗？没有！

即使高度发达的企业所生产或提供的产品也可能不能实行完全自由交换。比如，电力、自来水、住房、医药、教育、粮食、蔬菜、汽油等产品的销售不能允许随行就市，不能让它们仅仅成为富人的消费，成为穷人可望而不可即的或者导致穷人生活更加困难甚至破产的消费。不加控制，人们可以把电力、药品、食品等价格抬高到天文数字。美国已经这样干了，而且还在这样干着。人们的生活成本过高，不仅影响即期人口的幸福感，而且影响到人口生产，就会使生产失去目的，就会引起危机。这样的经济和社会都是不可持续的。信息是否可以自由买卖？中国人的一些基因信息已经被国外获得了。中国一些农产品生产被国外转基因生产企业控制了。最近一家咨询公司被曝拥有30万咨询人员，向包括西方企业、西方情报机构在内的外国机构提供关于中国的关键性信息。市场已经不是普通的商品交换的场所，而是商战的场所，是决定民族、国家、政党生死存亡的场所。问题不是市场本身，问题是谁支配市场？谁从市场中拿走大头？是资本支配市场，还是市场为老百姓服务？是外国资本支配中国市场，还是中国人支配中国市场？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强大的党，而中国又出现了大量的既缺乏自我约束又不受控制的私人资本，更不用说出现大量买办资本或外来资本，我们的市场经济就难以说是社会主义的。

即使在其他大众消费品领域，很显然，如果老百姓手中没钱，在市场经济下就会寸步难行。为此，中央出台了精准脱贫、共同富裕的政策，出台了反垄断和防范资本无序扩张的政策。也就是说，国家在给市场经济套上一个笼子。应该说，这是直面问题的英明之举。但从长期看，给市场经济套一个笼子是否足够，资本是否会挣脱笼子，也是必须考虑的。假设我们国家未来出现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这个笼子还可能被直接拿掉。这就给未来的中国留下巨大隐患。这应该是我们国家现在就要考虑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毛泽东主席晚年付出极大精力努力加以解决却又不可能完全解决的问题。这个表面上是接班人的问题，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未来的领导层信仰什么理论的问题。当然，毛主席也为解决这个问题做出了巨大探索。他的方案是相信人民。人民会基于自己的利益来选择自己所相信的理论。但是，人民选择所相信的理论需要为人民服务的理论家的灌输。否则，他们也可能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被资产阶级的理论家所迷惑。毕竟，封建社会那么长的历史，说明我们的人民是可以被操纵的。即使有人民起来反抗，也可能遭到残酷的镇压。

我想，中国的老百姓还是不要相信什么市场经济吧！因为你没有多少资源可以出卖，你可能只有廉价劳动力出卖然后去到市场上换东西。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时，老百姓的收入随之上涨，还不能感受到市场的压力。当中国的市场被资本控制后，当就业不断被压缩后，市场压力就来了。甚至连中国的民营企业都感受到巨大的市场压力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到底怎么看待市场经济呢？我们是否需要调整一些看法了呢？近一亿党员的大党是不能不深刻思考这个问题的。

三、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后期政策意蕴：自由创办企业和私有化

现实中一些人说市场经济的时候，他们不是指自由买卖，而是指自己的为所欲为，不受政府的干预，是指能够自由建立企业（能够方便地获得政府认可来建立企业）、自由获得市场准入，能够自由地雇佣和解雇劳动力，能够自由地获得资金、自由地买卖商品、自由定价。而这些自由意味着突破现有的国家法令的限制。他们为什么需要这种自由呢？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赚钱。这种赚钱固然可以起到发展经济的作用，但也必然拉大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而且必然导致经济秩序的各种混乱。

西方国家用“市场经济”指代的是由私人资本主导的经济。私人资本主导的经济不是从来就有的，而且是资产阶级在与地主阶级的斗争中得来的。在西方资产阶级兴起时，资本家的私人产权经常受到封建王权、贵族和地主权力的侵害。反过来，西方资产阶级兴起也破坏封建王权、贵族和地主的权力。因为如果资产阶级不把足够的农民从地主阶级那里解放出来，使之变成工人阶级，就没有足够的人开动机器进行生产，就无法获得剩余价值，就无法获得超过地主阶级的经济地位，就无法夺取政权。因此，可以说，是资产阶级侵犯地主阶级利益在先，而地主阶级加以反抗在后。只不过，地主阶级由于无法向农民阶级提供足够多的利益而最终反抗失败了。美国自称是自由国家、民主国家、市场经济国家，但它除了就业之外，并没有给国内的无产阶级以有保障的生活，也没有给其他国家以慷慨的援助，即使对其伙伴国、附属国都极尽压榨之能事，对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更是进行肆无忌惮的政治胁迫和经济掠夺。在西方国家的实践中，虽然有要不要对私人资本主导的经济加以限制、干预的问题，但最根本的问题是要不要确保私人资本的自由权和主导权的问题。——这就是资本主义最大的政治正确，就是资产阶级的从政治的高度看待经济问题。所以，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无论是对于国内还是对于国外，都不意味着绝对的自由，反而意味着绝对的不自由。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利用战争来威胁、控制其他国家，而且使用诸多阴谋手段来阻止其他国家成为自己强大的竞争对手。比如，美国人提出的民族自决权就使得许多国家陷入到民族矛盾的漩涡之中很难自拔。

资产阶级所追求的自由一开始表现为免于贵族迫害的自由。但很快，资产阶级发现，他们需要有创办企业的自由。在西欧国家兴起时，至少大企业的创办是不自由的，比如，无论是荷兰的东印度公司还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的设立，都需要得到来自国王的经营特许。西欧资本主义的原始资本积累阶段，对金钱的追逐的主要手段是殖民、贸易、掠夺和战争，而不是创办企业，更不是技术进步。15世纪至16世纪，西班牙通过殖民扩张，从美洲获得金银矿，大发横财，成为当时霸主。从1585年到1604年，英国每年有至少一百、多到两百的武装商船出海，专门在大西洋和加勒比海劫掠西班牙运输船队，而每年的掳获平均可达20万英镑。有的企业自由地创办了，其产权却经常受到贵族权力的威胁。因此，资产阶级把创办企业的自由作为一种政治权利来争取。到17世纪末，英国商人终于争取到了不用获得特许状就可以成立企业的权利，被称为“法人革命”。这就摆脱了国家对股份公司的控制，具备了私人企业的性质，开始成为现代公司的先驱，为产业革命后现代股份公司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1856年英国颁布《股份公司法》，规定只需依法登记注册，就可成立股份公司，公司制度得到规范和完善。只有在以股份公司为代表的现代企业的自由获得之后，自由经营、自由交换、自由贸易才提上资产阶级的议事日程。这是因为那些一般的私人股份公司没有动用国家机器的能力。股份公司制度的出现使得私人资本能够突破自身的局限。马克思说：“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通过股份公司转瞬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但股份公司的发展也产生了巨大的欺诈。并且，不同股份公司之间发生着激烈的斗争。特别是金融股份公司与实体产业股份公司之间围绕着社会的控制权在发生着激烈的争夺。

私人股份公司并不是最合理的企业制度形式，因为它并未摆脱私有制的局限。确实，它是市场化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在历史上发挥了非常革命的作用，但它终将面临自己的局限。值得指出的是，中国人在西方理论的影响下，在20世纪90年代静悄悄地实现了这种“法人革命”。当时的人们都没有意识到这种法人革命对于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我想，中国最近修改公司法的人可能也没有充分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人类命运的高度考虑这种法人革命。

当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稳定后，资本赚钱的手段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通过榨取绝对剩余劳动或相对剩余劳动而获得剩余价值，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通过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又区分为所谓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又区分为德国资本主义、日本资本主义、英国资本主义、美国资本主义等等。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是实体经济时代的资本主义，虽然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银行的作用已经大大提升了。资产阶级政府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但又有一定的独立性。包括总统在内的政府官员既要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又会受到一定的良知的制约。比如，至少一些美国总统，如林肯、艾森豪威尔对于货币发行权、军工联合体甚至科学力量都有一定的抵制，尽管美国历史上很少有时间不和外国开战的。当代西方学界把私人产权保护作为头等大事。其实，许多情况下，私人产权都可能遭到破坏。在西方私人产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对广大国家施加了限制。自英法百年战争盎撒英国被赶回英伦三岛起实施“大陆均势政策”以来，盎撒人一直坚决阻止亚欧大陆出现区域级统治性力量。这是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战争。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还可能在压迫广大的不发达国家和民族上联合起来。他们既斗争又联合。这种联合所施加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不自由，不能不由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来加以打破。在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如果说，时代的发展使得赤裸裸的剥削、殖民、掠夺难以进行了，不能不改变手段了，那么，欺骗成为市场经济下最赚钱的文明手段。在国内层面，消费者购买商品，往往知道这是哪家公司生产的商品。而且，越大、越卓越的公司越致力于建立起自己的品牌。可以说，它是比较透明的。在金融主导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甚至无需知道你是在与谁进行金融交易，无需在有组织的市场中交易，人们只关心交易的契约所规定的条件就行了。这就为欺骗提供了更好的机会。有人认为，政治自由包括选举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游行自由、示威自由。但仅仅是政治自由，也必然是有限度的。有的金融波动看起来是市场环境的自发变化，其实可能是一场阴谋。在国际层面，这种欺骗以新殖民主义的形式出现。

市场经济最基本的逻辑是对金钱的追逐。如果把市场理解为供求（在一定的道德、法律和计划等作用之下）的自发作用，那么，市场经济必然包括供给方和需求方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这种相互作用产生的结果。然而，可以认为，任何市场的本源都是供给方。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上，自由竞争阶段的资本主义一般被说成以原子式的完全竞争的供给方为特征。而实际上，这只是理论家做出的过度抽象。当瓦特改良了蒸汽机并终于把它应用于商业时，由于资金、技术等方面的限制，在短期内没有人能够与瓦特竞争。因此，在相当时期里，瓦特获得了垄断地位。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蒸汽机行业里才能逐渐建立起竞争的秩序。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和生产能力的发展，模仿变得越来越容易，本来应该促进竞争，但又受到知识产权等人为制度的限制而依然困难重重。考虑到国家之间基于利益考虑设置的技术封锁，竞争在国家之间起作用更是缓慢得多。这样看来，问题根本不是有没有纯粹的市场经济，而是市场供给主体的资本主义性质是否合理，私人企业是否可以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供给主体。纯粹市场经济根本不是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体制选项。一个国家采用的经济体制称为市场经济是名不副实的。

当把西方自由创办企业的理念移植到社会主义国家时，就产生了一种政策意蕴：私有化。本来，苏联和中国都建立起公有制的汪洋大海。当中国把多种所有制并存作为基本国策的一项重要内容后，私人就可以创办企业了。这种企业一开始可能是以小商小贩的形式存在，但很快出现了皮包公司，从事倒买倒卖的勾当。一些人由此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当中国接受了市场经济理论后，私有化就在中国发生了。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的几年中，中国有几十万家中小国有企业消失了，有的转变为私人企业了。一些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采用的是管理层收购的形式。虽然中央后来果断地停止了管理层收购，但已经私有化的国有企业就继续以私营企业的形式运行下去了。当中国提出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国策后，私人企业与国有企业的竞争出现了。中国停止拨款建立和运营国有企业，使国有企业的运营环境发生了突变。这种竞争已经使得私人企业在2022年时拥有了超过国有企业所控制的资源，使得私人企业能够利用这些资源来获得金钱。竞争在增加企业活力的同时，也在企业界产生了逆向选择。一些企业为了金钱，不得不做一些肮脏的事情，否则，就会把生意送给其他企业。拨改贷形成了国企过分倚重银行的局面。过分倚重银行又导致了建立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的决策的出台。竞争导致一些企业尽力掩盖自己的真实数据，从而确保他们的股票维持在高价上，直到他们无法维持为止。而这时，股票价格的微小下降就可能产生使市场崩溃的结果。因此，虽然可以在理论上区分出有益的竞争和有害的竞争，但只要允许竞争，有害的竞争就是难以防止的。商品化和市场化是竞争存在的条件。只要允许竞争，就必然导致商品化、市场化甚至私有化。结果，出现了一个私企负债两万亿的现象。而整个国家也可能背负沉重的债务。有观点说，“前些时候看到的数据是负债300万亿，这两天看到说法是负债400万亿：国企负债：中央加地方198万亿；民营企业负债58.2万亿；政府负债61万亿（65万亿地方政府城投债划成了地方国企，实际上是地方政府债）；居民负债84.5万亿”。人均负债25万元。而这些负债又形成了谁的资产呢？谁在吃这些负债的利息呢？是否加大了中国的两极分化呢？这种负债规模是否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然出现的现象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这种局面的形成有无关系呢？至少有时间上的先后关系，恐怕也难逃因果关系。以每年120万亿GDP中有10万亿利润计算，10万亿利润全部还债，40年才能还上这400万亿。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一无内债，二无外债。市场经济为什么就走到了负债累累的地步呢？原来，当社保基金不足时，有人打起了卖掉国有资产的主意。在2023年，当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时，包括人民大学教授在内的人士又想出了混改仅有的国企、央企的主意[2]。当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及其下的自由创办企业的理念移植到中国后，中国的公有资产难道不是变成了少数人的唐僧肉吗？少数人连吃国有企业的大锅饭都不满足了，他们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必欲把国有资产变成自己的资产而后快！

社会主义社会是在极为落后的农业国建立起来的，必然承继其母体所施加的诸多的不自由，必然存在种种矛盾。而在某些人看来，这些矛盾就成为了他们进行他们所想要的改革的接口。而实际上，在极为落后的农业国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其发展的初期阶段不可能允许过多的自由，比如，它几乎不允许自主地建立私人企业，甚至禁止一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为。它规定了投机倒把罪，不允许倒买倒卖物资，等等。如果允许自主地建立私人企业，就会促使社会形成对宝贵资源的争夺，国家就难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样的发展经济的努力最终将会是事倍功半。从微观上看，倒买倒卖可能会将资源配置到更有利的用途中去，但一旦得到法律允许，整个社会就可能形成投机之风，许多人的时间和行为就会用于投机之上，从而破坏发展生产的努力。这样来看，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所进行的市场化私有化改革是缺乏充分的理论依据和深远的战略思考的。

很显然，并不是所有限制都能够突破，比如，人口、毒品不能买卖。然而，有些限制是被突破了，比如，在西方和社会主义国家，私人不能设立企业的限制被突破了。有了这个突破之后，私人企业不能得到银行贷款的限制就不能不被突破了。其它一系列的限制，如银行不能按揭、不能设立股票交易所等也被突破了。有些自由看似获得了，后来又失去了。比如，在景气时期，资本家仿佛能够自由地买卖商品，但景气结束后，许多资本家发现无法自由地买卖商品了。这时，他们又寻求政府的救助。即使政府给予了救助，当生产发展到垄断阶段之后，许多资本家发现，生意难做了，自己不可能如以前那样自由地赚钱了，甚至本身又无产阶级化了。

在中国，创办企业的自由实际上必然会打破公有制企业的一统天下的格局。虽然邓小平容忍这种自由，但应该是有前提和限度的。前提是，他面对的是公有制的汪洋大海。人民生活需要一定的自由。但是，当这种自由扩张到一定程度时，是否还能够扩张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对此，刘国光（2009）总结道：“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正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随着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进入高涨阶段的长周期相适应。此时中国经济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初段阶段的要求，实行了允许私有制经济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道路，使资本主义因素得以在社会主义条件和框架下，大量生产起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同时中国加速对外开放，逐渐主动地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潮流。这一方面为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使中国经济逐步地卷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的轨道，受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作用的影响越来越大”[3]。中国不应该反思自己过去形成的一些理论了吗？

四、买卖自由和自由创办企业的关系

计划经济时期的排队购物曾被西方人和中国一些人视为中国经济效率低下的证明。今天，中国的许多人因为能够不排队而自由地买卖日常消费品而感到自由。然而，一方面，排队现象并没有完全结束，另一方面，自由地买卖日常消费品并不是真正的自由，更不用说我们的人民并没有真正地自由买卖日常消费品。今天的中国依然有大量的广大人民舍不得吃的东西。

对于一个生产方式来说，关键的不是消费品的买卖自由，而是所谓生产要素的买卖自由，特别是劳动力的买卖自由。没有这种自由，就不可能自由创办企业。但并不是说，只有自由创办企业，才有消费者的买卖自由。消费者最大的买卖自由是不买卖，而是按需分配。当下世界中表面上的消费者的买卖自由实际上是不自由的。否则，就不会出现美国那种“零元购”，就不会出现占领华尔街的运动。美国也不是把技术作为可以自由买卖的生产消费品来看待的。中国最近加强了对国外的技术、资源封锁。——这突出地证明了世界的辩证本质。而所谓买卖自由的观念是形而上学的观念。

1834年之前，英国的劳动条款和劳动条件都是被管制的，因此形成了没有自由的劳动力市场的资本主义。马克思认为，劳动力的自由买卖是资本主义确立的基础。总体来看，劳动力成本一般占据企业成本的70%。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劳动创造价值了。阻碍劳动力自由买卖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人的因素的特殊性。虽然资本主义总体上是漠视人的生命和健康的，但任何国家都不能把人的生命和健康置于完全漠视的地位。然而，资本主义总是要为自己开辟道路。只有劳动力的自由买卖，才能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最主要的生产要素。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国企改革中所谓打破铁饭碗、破除大锅饭是很危险的，是推动中国资本主义化的一个关键性行动。当然，在此之前，农民已经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实施从农村公社的“束缚”中摆脱出来，有了成为农民工这种半无产阶级的可能性。而既然让农民摆脱出来，就需要给他们就业的机会。于是，在国家不再大规模兴办企业的情况下，就只有允许私人办企业和引进外资企业两条路可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特别是劳动人事制度改革，本质不是让国家摆脱了就业压力，而是我们国家提供了私人创办企业的自由，创造了开放的条件。

可见，无论中西，真正的自由市场的建立的标志应该是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因为只有将劳动力通过市场进行配置，才会有劳动力驱动和使用机器，才能形成市场经济的普遍基础。如果劳动力并非通过劳动力市场配置，而是通过行政配置，那么，这种市场经济与西方的那种市场经济也是不同的。所以，只要中国已经对劳动力实施市场化配置了，中国就是市场经济了。但美国依然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于是，问题是，中国是否需要坚持自己是市场经济国家呢？自由创办企业是否绝对的好事呢？近些年，中国又在允许自由创办企业基础上做完善营商环境的努力。姑且不说今天的中国完善营商环境是否能够有效，我们从政治上看看自由买卖劳动力和自由创办企业已经给中国造成了怎样的挑战，就可知道完善营商环境这种世界银行的主意是怎样一个主意了。

改革开放伊始，中国是没有私人企业的。所以，今天中国存在的私人企业几乎都是从0开始的。而中国今天的一些私人企业的规模已经能够具有行业垄断的地位了。这时，就产生了资本和政府的对立问题。本来，私人资本的发展是由政府允许的，私人资本甚至承担了部分原来由政府承担的发展经济的职能，但当私人资本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私人资本就可能想要进一步甩掉政府了。

第一，资本与政府的目标的不一致性。政府无疑会希望资本留在国内，促进国内投资和就业，支持政府债券发行。但资本没有祖国，哪里赚钱就流向哪里。马克思早在1867年在论及资本主义时就明确指出：“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美国曾一度认为，资本的跨国自由流动天经地义。沙利文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的《重振美国经济领导地位》演讲意义重大。他的讲话是对美国过去40多年来坚定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的强烈否定，标志着美国战略和经济思维的深刻转变。沙利文认为，偏袒金融业而非“实体经济”使得美国的“工业能力——这对任何国家有能力继续创新都至关重要——受到重创。” 涓滴经济学、压制工会、减税、放松监管和企业集中——这些都是自由市场思维的产物——让情况变得更糟。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的结果，危及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民主稳定[4]。然而，美国政府想要控制资本，使实体资本回流可能是很难的。作为最顶级国家的资本，一般是要求很高的利润率的。然而，美国国内似乎已经失去了产生高利润率的可能。美国巴菲特的老搭档、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副董事长查理·芒格最近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投资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投资者将需要应对低回报期的挑战。他还警告，美国商业地产市场正在酝酿一场风暴，随着地产价格下跌，美国的银行业“充斥着不良贷款”[5]。很显然，即使美国政府也不希望出现这种局面的。但这种局面一旦形成，政府可能就难有作为了。今天，中国不是也面临着高房价困境吗？

第二，美国的经验表明，政治家可能会受到资本家的强有力控制。特朗普就说过，许多政客收过他的钱。这意味着中国的政治家要避免受到资本家的控制，就必须把资本家的财富控制在极低的水平。资本家倾向于小看政府官员。资本家可以非常精明。比如，他们可能采取“忘掉你对于以优异价格购买公平企业的认知，相反，以公平价格购买优异企业”的战略。以低廉的价格购买伟大的公司绝对赚钱，但这种机会是很少的，是一般人得不到的。到现在为止，华为不进入资本市场，也禁止资本进入华为。但随着华为越来越大，它的闲置资金会越来越多，在国家允许资本市场发展的情况下，很可能也会进入资本市场，随后就可能不可避免地允许资本进入。华为等为数不多的大企业或许还将长时间保持一个民族企业的本色，但其他大公司就不敢保证了，毕竟，有那么多的人带着资本逃出国外。现在，国外对于中国资本也是不安全的了。那么，未来的中国资本会怎么想？不想觊觎政权以策安全吗？如果我们的官员都面对着这么强大的资本，他们还能执政为民吗？至少至今为止的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是给出否定的答案的。是否有打着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实际却是修正主义的逻辑给出肯定的答案呢？我想，一定会有的。如果我们国家让这种逻辑起了支配的作用，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聪明人通过设立私人企业来获取经济利润。即使我们的宪法不会被颠覆，我们国家的经济格局也将会发生极大的背离社会主义的变化——如果我们把社会主义的本质理解为共同富裕的话。

五、结语

本文为什么提出需要深刻思考市场经济这一理论命题呢？中国那么多著名经济学者，难道他们的认识不够深刻吗？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可以从韩愈的《谏迎佛骨表》来做一解释。韩愈说，“高祖始受隋禅，则议除之。当时群臣材识不远，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百姓愚冥，易惑难晓”。用于解释中国一些著名学者推崇市场经济，岂不可以同样说他们“材识不远”、“易惑难晓”吗？中国确实需要夯实我们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属性了。这应该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首要内涵！

要夯实我们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属性，必须切实推进共同富裕。而切实推进共同富裕，必须首先加强社会主义公有制。最近国家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这是一个重要步骤。中国改革开放是从农村改革推进的。新时代深化改革，也可以再次从农村加强集体经济组织开始。

而在城市，我们也要深刻地思考一些理论问题。要夯实我们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属性，必须加强中国经济的计划性。我们国家已经采取了加强计划性的诸多措施，比如，取缔P2P，推进房住不炒，整顿教培市场，规范软件市场，加强中俄合作，推进“一带一路”，构建新型举国体制等等。这已经表明与新时代以前有显著不同了。然而，仅有这些措施还是不够的。在中国的语境下，跨越卡夫丁峡谷所涉及的最重大经济理论问题是如何认识国企问题。中国需要怎样认识国企、国企效率效益问题呢？

首先，要把自负盈亏作为国企管理的一个强约束条件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一个基本原则，即资不抵债即破产。然而，在现实中，这个原则本身是否可靠，是可以质疑的。因为政府对资不抵债的银行施加救助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否定这一原则。而一个企业如果通过市场化的办法，比如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解决了资不抵债的危机，是否就是完全的市场化运作呢？比如，在引进战略投资者时，对财务数据进行粉饰，很显然并不符合市场化运作原则。银行本来是以吸收存款来形成其资本的，但银行把存款这种负债转化为销售债券，从而获得资金，从而形式地符合这个原则，就是市场经济吗？最近，瑞士在重组一家银行时就直接注销了100多亿美元的债券，这又直接违反了债券优于股权的市场经济原则。在社会主义国家，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原则上是不能破产的。因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是全体人民赖以生活的一种生产设施，它应该有足够的合理性能够存活。只要管理得当，就不会陷入到资不抵债的地步。

其次，中国还要坚持认为国企效率效益低下而采取消灭国企的行为吗？最近几年，中国加强了新国企的建立，这就是正确的行动了。在这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在加强新国企建立之后，我们就将面临一个国企的宏观管理问题。有人提出，未来中国政府只要管国有资本就行了。这是不对的。目标不能仅仅盯在国有资本上。如果国有企业的管理不跟上，仅仅盯国有资本，就会造成极大的混乱。因为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很有可能为所欲为，最后把国有资本变没了，让政府没有目标可盯了。而反过来，只要我们盯住国有企业的管理，我们就不用盯国有资本了。如何加强国有企业的管理，也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而在总体上，有没有一种比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好的提法呢？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是发挥政治对经济的指导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经济体制难道不是一种计划经济体制吗？它当然是。它是经历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形成的计划经济的2.0版。用这个提法就可以彻底划清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界限，而且名副其实。至于西方国家是否承认，需要担心吗？不需要。因为美国等西方国家根本不承认，也不会承认我们国家是市场经济国家。把我们国家经济体制称为计划经济体制，会阻碍我们国家与其他国家进行包括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在内的国际经济交往吗？当然不会！中国早在计划经济1.0版时，就进行了大量的国际贸易。称我们国家是计划经济，并不否定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但可以更好地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主席的观点一致起来；而且，可以加强和改善我国经济的计划性。我国经济现在的问题不是自由市场少了，而是太缺少前瞻性的计划了。比如，按照卢麒元的观点，我国早就应该加强资本管理体系的建设了。又如，考虑到生产自动化快速发展，我国已经成为机器人生产、应用大国的事实，我们不该考虑它们对中国未来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而早做计划吗？既然每个家庭都会量入为出，每个企业都会做计划，整个国家为什么就不能做出计划呢？由此看，我们不仅要深刻思考市场经济，实际上我们还要深刻思考如何做好未来的计划了。中国古人早就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非。预就是计划。我国今天面临的债务难题、财政困境难道不是因为我们过去太相信市场经济，太缺乏理论意识和计划思维吗？——从理论与实践看，只要中国实行多种所有制并存，就必然出现两极分化（先富带后富的机制只在微观、局部具有可能性，否则美国早就实现共富了）；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只要私人企业成为市场供给的主要主体，政府就不可能获得足够的财源；只要一个国家宣布实行自由化之类的政策，这个国家就必然出现混乱。具有这样的理论意识困难吗？当然不困难，只要我们不被西方的灯红酒绿车水马龙、高楼大厦蒙蔽了双眼。愿我国多多考虑一些计划吧，愿我国学界少谈些自由市场的论调吧！这不仅是我国意识形态中的重大问题，也关系到我国和世界亿万人民的福祉！

参考文献：

[1]（美）约翰·麦克米兰：《市场演进的故事》，中信出版社，2006年。

[2] 《人大教授：通过深化国企混改推动民营经济发展》，

https://www.163.com/dy/article/I4V9LM9T0519C6BH.html。

[3] 刘国光：《当前世界经济危机中中国的表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关系》，《高校理论战线》，2009年第5期。

[4] 《美媒：沙利文开新药方难医美国沉疴》，《参考消息》，2023年5月17日。

[5]《芒格最新访谈：投资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投资者将需要应对低回报期的挑战》，

https://baijiahao.kunlunce.net/s?id=1764739840974258576&wfr=spider&for=pc。

（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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