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间圈养”其实不是新闻，早在2015年人民日报就有过相关报道，2021年半月谈还曾刊文《只许喝水上厕所，神兽归笼如坐牢：课间10分钟，“野”点又何妨》。然而，时至今日，一名教师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对此现象的吐槽又引发广泛关注和热议，只能说明“课间圈养”现象几成常态，成了难以走出的教育“困境”。

浏览众多论述此类现象的文章，在分析“课间圈养”大行其道的原因时，不外乎以下几种观点：教育行政部门对学生安全高度重视，对各级各类学校的考核评估把稳定作为关键因素；学校没有尊重学生身心发展规律、违背了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教师担心学生课间嘻闹奔跑发生碰撞和矛盾、难以承受学生意外受伤后的追责；家长对于学校及教师的安全监护责任诉求过高，一旦孩子出事就可能不依不饶等。甚至还有人说，现在的学生不好管，动不动就闹事打架、寻死寻活，让学校、教师和家长不厌其烦、胆战心惊，也是他们赞同和倾向 “以圈代放”、“以管代教”的原因之一。

很显然，上述分析只关注到了该现象的浅层原因，没有追究其背后的深层动因。事实上，无论是教育体育局、学校、教师，还是家长和学生等，他们的观念和行为的确与“课间圈养”现象构成了一种循环往复的“怪圈”，成为相互相成的因果“陷阱”。但从更深层次的根源分析，实际上它折射出当前更为常见的社会治理“困境”——维权与维稳的矛盾。

从上述主体的角度分析，他们的观念与行为均符合“理性人”的假设。学生天性好动，尤其是年少无知、青春勃发之际更是向往自由与奔放的身体活动，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此外，对于渴望与同龄人的交往、追求超越家庭和班级范围的集体归属感与友情的学生们来说，课外活动也是最好的平台。显然，释放运动天性、获得身心协调、锻炼交往能力，这是学生作为“理性人”的本能冲动和成长需求，无法被压抑。但是，由此而来的奔跑、打闹、摩擦、矛盾和冲突就不可避免。因此，一旦被视若珍宝的孩子在学校出现意外，家长必然要追究学校或教师的管理责任，甚至提出过高诉求，这是法律赋予家长们的合理权利。即使他们提出诉求的过程方法与利益指向可能“非理性”，但提出诉求本身是理性的，不容置疑。

当教师与学校面对家长的质疑、批评甚至维权时的“非理性”言行时，出于趋利避害的考虑，他们必然会选择从源头减少引发矛盾的可能，那就是严格管理学生，尽量避免意外。教师和学校页没有错。而教育体育局乃至地方党委政府为了学校的秩序、社会的稳定，也就会从制度、管理、奖惩等各方面采取有力、有效的措施。他们同样是立足自身职责，作出了最优选择。

独立个体或团体的“理性”行为看来无可非议，但是集合到了一起，就构成了整体的“非理性”。一方面，学生及家长在自身利益受损的条件下，轻则要求赔礼道歉、重则要求赔偿损失，进而借助上访上诉等合法途径来维权，这是他们不愿放弃的权利。而有些人甚至会采取非正当手段来漫天要价、谋求更大利益，这也是当前的不容回避的现实。另一方面，行政部门、学校以及教师等承担着维稳的压力，为了快速消除不良影响，避免造成更大更多的资源消耗，他们可能会借助行政干预等措施息事宁人，有时还不得不满足学生及家长的过高诉求。由此，上述多个主体的“理性”行为和观念最终构成了基层治理中维权与维稳的“困境”。

破解这一治理困境、消解“课间圈养”现象，需要从观念引导、民主治校、调处机制等多方面入手，逐渐满足正当诉求、培育教育理性、扭转不良风气。一要着力引导社会舆论，借助多种平台、多种方式，倡导家长正确看待孩子在学校发生的种种事件，一旦出现意外也要理性维权。二要着力引导家长参与校园管理，尽快培育起民主治校的风气。“家长会”不能成为通知会、说教会甚至批评会，而要促进家长与教师、学校的沟通，引导他们深入了解学校的情况，增进相互理解和支持。三要着力构建多方协调矛盾、处理意外事件的机制，引导家长依法维权，避免行政直接干预矛盾调处的不良倾向。

作者：王洪春 系中共上饶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主任、副教授，上饶市社联理事，上海大学社会科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研究方向为党史党建、领导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来稿】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