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盛战略智库以“起底美西方媒体术的‘三十六计’——舆论及认知战我们可以跟西方学习什么”为主题，召开内部研讨会。人民日报海外网陈洋、新华社驻外记者陈俊侠、中央电视台CGTN北美总台台长江和平、清华大学客座教授郑京海、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丁刚、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陈平和郑若麟、海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毕研韬、中国人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等十余位专家发言。与会专家围绕主题各抒己见、热烈讨论，提出许多真知灼见。
一、要增强社会韧性，注意新闻媒体与情报机构的配合，提升理念创新迭代能力
毕研韬表示，俄乌战争说明现代战争已不仅局限于军事领域，更是扩展至认知领域。俄乌战争开始前，美西方智库就已对俄在认知、宣传等方面进行策略研究。对此，毕研韬详细分析了美西方如何通过认知战打击俄罗斯。他首先概括了反俄认知战的三大特点，包括信息领域作战（已建立信息北约，整个北约在信息领域对俄进行认知作战）、对俄国际信息封杀（几乎封锁了其全部出口）以及对俄境内信息渗透。在信息领域作战方面，两个与北约有关的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北约战略传播卓越中心（战争爆发后，该中心经常组织数十个国家的顶尖专家共同研讨针对俄的认知过程和反制措施研究）和北约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隶属于北约的军事组织，现有30个成员国，允许非北约成员国加入）。美英等国的顶级机构为乌克兰提供免费服务，并由各公司的资深专家亲自负责（泽连斯基在联合国的两次演讲稿由美国公关公司撰写；乌克兰向国际法院提交的关于战争的报告由华盛顿顶尖法律咨询公司提供）。在对俄信息封杀方面，俄乌战争爆发后一个月内，俄在西方的新闻媒体几乎全被封杀，先进的机器人技术可以立即封锁俄的官方账户。如果台海发生战争，中国的境况可能比俄罗斯更惨。对俄境内信息渗透则涉及美国政府资助的电台利用AI技术对俄境内进行信息渗透。如果台海发生战争，西方最新的技术会全面动用起来，我们仅仅依靠防火墙是不够的，必须研究如何增强全社会的韧性，以增强各个层次、各个主体的行为实力。他表示中国应重视美西方在认知作战中，新闻媒体和情报机构的完美配合。战争爆发前，美国中情局就通过新闻媒体披露了俄罗斯的一些做法。今年美国发布备忘录强调美国要改变情报的披露和分享方式。一些原本不应公开的情报现在能够提前解密，目的就是影响舆论。毕研韬还强调传媒只是国际认知作战的一个环节。西方提出“接触与传播”的概念（行为接触、人员接触、军事接触等都视为传播），我们应将这个概念进一步扩大。他最后分析了影响一个国家认知能力的三大要素：一是国际声誉，若没有声誉，则我们的信息将无法进入信息网络，更无法破圈；二是国际化水平，信息作战的理念、手段和平台都要国际化；三是创新迭代能力，美西方对概念的发明创新太快了，中国还没跟上。
二、重视发挥社会学科可以攻破西方舆论战的底层逻辑这一特点与作用，加强社科建设
郑京海指出，社会科学作用于认知的第一线，在军事上有重大作用。我们要吸取苏联教训：冷战时期，苏联的社会学科建设漏洞，导致其在面对西方的舆论战、信息战、认知作战当中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社会科学在中国属于舶来品，因此需要重视学科建设，要培养一定比例科班出身的专业社会科学研究人员。西方对华的认知作战往往针对中国社会科学的薄弱基础，其渠道是按照“专业不对口”的逻辑，通过利用一些所谓“学者”，将西方观点、理论、意识形态带入中国，并在中国广泛传播。因此，培养专业研究人员有利于提高鉴别能力，筛除非主流的学科理论，避免学科理论输入导致的意识形态冲击，从而纠正国内错误的学科认知，消除公共知识安全隐患。重视社会学科建设，需要重视学术平台的搭建。例如，西方通常通过打造平台的方式，在广大非西方国家吸引优秀人才，加强己方力量，同时弱化其他地区的力量。由此结论：吸取苏联教训，加强社会科学建设。但与苏联不同，目前西方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通过互联网媒体直接对中国公众施加影响。对此，我们需要严格区分经济学与商学的界限，并对此界限严防死守，避免极端的资本意识形态以经济学学术观点混淆视听。同时培养一支专业化、规范化、流程化的社会科学队伍，适当将人文与社科分开，以适应美西方通过各类媒体发起的认知作战。具体对策如下：一、充实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要充分利用积累的海内外学术资源。二、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利用国外亲中自媒体，在对外交往中可以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
三、借鉴美国在媒体供给侧的做法，加强自身国际传媒影响力
江和平表示，舆论的表现形式在当下既有主流媒体的传导，也有以互联网为载体的自媒体的散发。就媒体而言，可以“王”和“主”来解读传播之道。“王”之三横分别代表内容、技术、渠道，一竖则为融合，此为媒体供给侧的主要组成部分。“主”代表用户，为需求侧。如果从供给侧和需求侧来比较中美两国媒体在当今世界中的表现，就很容易判断各自的地位和份量，美国对舆论的控制和引导在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从供给侧来说，美国媒体在内容供给、技术支持、传播渠道和融合发展等方面始终占据全球媒体的主导地位，凭借其英语的语言优势，美国的国际舆论引导力、影响力巨大。美国政府和媒体相互配合引导舆论有以下一些做法：一是美国各级政府和机构都有完备的发言人制度，政府部门与媒体建立起良性互动机制。二是主流媒体通过议题设置引导舆论。三是高官在特定场合演讲释放政策信号，媒体进行重点报道和分析评论，引导舆论。四是政府通过特定论坛释放重大信息。五是各种倾向的智库、专家学者、大学教授等专业队伍为媒体提供言论支持和权威性。六是美国高官退休后介入政策制定、影响决策。七是民意调查成为引导舆论的风向标。八是信用评级成为左右市场和投资的尺度，也影响国际舆论。九是美国政府通过污名化打压外国竞争对手和意识形态敌手。就需求侧而言，在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媒体首先服从和服务于各自的“金主”，其次才是服务“用户”。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媒体和娱乐圈大多都掌握在犹太人手中，他们是真正的“金主”。而美国的普通“用户”在这样的舆论环境熏陶下已经失去了独立思考能力和鉴别力。毋容置疑，在传媒领域，西强我弱的格局一时还无法改变，但也发生了一些积极的局部变化。
四、摒弃儒家思维转向利益至上传播观念，创新理论框架，实施多元化手段传播
陈平指出，针对中国对外舆论战过于被动的问题，有以下策略：1. 外宣工作与内宣工作应各自独立运作，避免同质化。中国应设立多家拥有独立立场的媒体机构，从不同角度、不同思路为中国发声，讲好中国故事，向海外展现中国的多样形象；2. 不同民族的文化生存方式不一样，价值观也可以有所不同。当前，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全盘接受西方人的观念，而这些所谓的观点不仅不是西方政府所真正采取的标准，更不适用于中国国情。其次，陈平认为我国基于传统道德出发点，将儒家作为中国文化代表以传播观念，失去了舆论的战斗力。中方人员应掌握西方的思维方式，即利益重于观念，才能更好地打击美国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再次，目前中国对于舆论战最大的认知误区在于没有打击美西方利益集团的意识。对此，中国应放弃“战狼外交”的宣传，转而选择时机，快速、坚决地行动，从而树立威信。具体建议：1. 制裁美国涉华法案的发起人及其背后支持企业；2. 由于美国实行选举政治，我方可以将例如加州、麻州等地区列为对中国国家安全最有威胁的地区，效仿美国的方法，在进出口贸易上对这些地区进行管制与区别对待；3. 美国等西方国家是历史上最大的种族主义者，中国应打好“人权外交”这张牌，要求这些西方国家偿还中国、非洲、墨西哥等国的人权债以及赔偿移民配额；4. 与西方媒体达成公平交易，提升中国媒体在西方新闻界的地位；5. 对外交流时改变思路，讲好故事而非单纯翻译。最后，中国要进行理论创新，吸取历史上帝国的经验，改写世界历史、理论，包括马克思欧洲中心的世界发展理论，转而与时俱进地添加毛泽东、邓小平、列宁的思想。同时，要有打赢这场舆论战的坚定信念。
五、坚持实事求是、客观辩证，走出战胜“帝国模式”的共和国模式
杨正谈到，首先有三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中国是否应效仿西方的无底线舆论战？历史上中国是否有非常成功的对外宣传案例？当下中国的外宣是否有成功的课题？第一，新闻在现代社会一直是意识形态工具，舆论战是军事经济外的第三条战线。因此我们要用战斗的眼光来看待新闻、认识舆论战。舆论及认知战是帝国主义的常用手段，但中国不同于帝国，需要走出共和国的模式。第二，历史上中国亦有格外成功的外宣案例，遵循实事求是、辩证唯物的共和国模式。延安时期，我们党面临的敌人的封锁、诋毁、污蔑远强于今。在当时不占有任何广播报刊渠道的情况下，延安如此反击：“走出去、请进来”，并开展一系列对外宣传和国际交往活动，最终成功摆脱舆论困境。今天西方把广播时代的成功管理手段用在互联网阶段，不过是传统手段的复现。第三，当下中国外宣面临如下问题：一是困窘，没有合适工具讲述中国的发展奇迹。二是对于美西方凭借强势媒体带节奏，中国官方的澄清效果往往杯水车薪，甚至越描越黑。三是西方善于无中生有，设置议题，“空手套白狼”。对此，部分选择制作中国内容的印度视频博主意外破题。他们的作品不仅有效体现关于中国的反差巨大的信息，而且定向辟谣了中国热点地区。但视频依然保有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其一，视频主很少肯定成就背后的中国政府。其二，他们对中国军警职能的认知仍存在“监视约束公民自由”的刻板印象。其三，破圈效果比较有限，这些产出内容高度相似，导致视频受众逐渐趋同。
六、要培养专家型媒体人才，并扩大驻外报道，展现真实世界与多元视角
陈洋指出，日本的主流媒体以传统媒体为主，特别是报纸和电视杂志。日本的报纸发行量大，对公众舆论的塑造力强。报纸在日本的媒体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对舆论的引导起关键作用。此外，主要的报纸报社通常也拥有各自的电视台。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开始，日本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可概括为三个阶段：1. 1972至1989年，日本的报道主要是以促进中日两国民间的友好报道为主；2. 1989至2010年，在中国经济超越日本之前，报道主要关注中国的人权和民主问题，带有普世价值观的框架；3. 从2010年至今，日本媒体的报道多从中国威胁的视角出发，经常将中国的行为描绘为对日本安全的威胁。特别要强调的是，日本媒体在对华报道中经常使用一些修饰词，如“霸权主义”来形容中国，这也成为了他们对华舆论战的策略。同时，日本媒体善于放大和炒作关于中国的负面新闻。鉴于上述情况，以下是对中国媒体的建议：1. 中国的驻外记者应更注重实地考察与报道，而不仅仅是翻译外国的报道，为读者展示一个更真实的世界。2. 我们应加强专家型媒体人才的培养，深化报道的深度，使内容更为深入和有说服力。3. 我们需要扩大驻外记者的队伍和报道范围，为中国媒体带来更广泛和多元的国际视角。
七、要重设议题、创造关注度、促进政府与媒体协同、强化外宣媒体个性及培养意见领袖
丁刚认为，（1）重视议题设置，不一味应对、解释，走出圈套重启话题，形成“你讲你的，我讲我的”的局面。应设置自己的话题，并逐步深化扩大；各个层面要高度重视和思考议题设置的问题，传播议题，扩大其影响力；练好基本功：发挥不同层次、不同地方的媒体设置话题的能力，并有意创造全球舆论话题；媒体从业人员应在采访中观察世界，了解世界，在阅读中思考；培养具有积极设置议题的人才；尝试建立国际舆论分析的预测机制，更准确地预测国际舆论下一个话题，提前下手，主动做好准备，研究美西方涉及中国的舆论走向。这需要我们观察西方本身舆论走向，全面掌握美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舆论关注点。（2）创造关注度。新闻传递的不仅仅是一种信息，更是一种思维方式，长期信息传递的失衡，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对事物的判断。要以内容为王，不管传播的信息量有多大，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可以关注并赢得关注的内容。具体要学习写作技巧，重视国内外社交媒体热点话题，语言还要到位。（3）高度重视政府与外交媒体的协同作战，给媒体提供充足的信息支持，各级政府都应与外界媒体保持密切的联系从而弥补国际舆论场上中国信息的赤字，同时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制定试探迂回调整的时间。（4）重视发展外宣媒体的个性，各自策划，各组报告，形成多种声音，共同发声。（5）重视培养我们自己的意见领袖，在问题发酵中发挥主流听众的作用，扭转传播颓势。
八、站在受众角度加强与全球的沟通交流
陈俊侠指出，在国际传播界西强我弱是现状。西方媒体能够凭借其话语权，通过偷换概念、先入为主等手段，干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改选，捏造新疆集中营、西藏文化灭绝等虚假事实的存在，对中国进行污名化，极大影响了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其次，西方媒体惯用的新闻运作方式如下：1. “三圈轰炸”，即在国家层面、联合国层面、非政府组织层面发表观点，加深民众印象；2. 媒体之间相互配合，并对于某些问题不断从不同角度反复提问，直到该问题成为刻板印象；3. 惠而不费，以较低的成本达到反华的目的；4. 见机早、行动快，迅速收购他国媒体，以控制他国的舆论，达到反华目的；5. 擅长集团军作战，设置陷阱议题。再次，我国媒体仍存在以下问题：1. 删减过度，表达上过度追求与官方一致，对外宣传效果反而适得其反；2. 官方机构不敢统战西方友华人士，从而难以揭露西方民主的虚伪性；3. 不够科学；4. 只讲政治，罔顾事实；5. 逻辑不清；6. 以我为主，不顾受众的感受；7. 渠道有限，从事对外传播的媒体人比例较少；8. 翻译过于生硬死板，外国民众难以理解中式表达。最后，他指出我方应做到“师夷长技以制夷”，在以下四点加以改进：1. 实事求是，承认中国的不足，体现新闻的客观性，才能使外国受众完全认可我方；2. “小骂大帮忙”，以不完美来体现新闻的真实性；3. 有选择地平衡报道，尽量体现报道的“全面性”与“公正性”原则；4. 设身处地地站在受众角度去看传播方式和手段。西方民众也是淳朴、讲道理的老百姓，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我们需要把握实事求是原则，真正实现与世界的沟通交流。
九、应消除新闻“不自由”形象，控制人，而非控制内容，建立起一支舆论战队伍
郑若麟认为，中国在这场舆论战中未战先负，因为我们首先被认定为是一个“新闻不自由”的国家，而西方则是“新闻自由”的国家。西方对华舆论战目标明确：负面讲述中国，使中国形象始终处于被广大西方民众厌恶、反感的位置。其做法非常简单：一是永远将涉及中国的信息参杂着负面认知的情节，从而在西方民众头脑中植入“中国是一个邪恶国家”的阴影；二是利用西式“政治正确”，抑制所有想客观报道中国的记者。目前中国与西方都存在着互为“竞争对手”的定位，因此，负面报道中国是西方媒体的主要任务，手段就是通过“政治正确”来控制西方媒体人、进而达到负面报道的目标。我们应从西方舆论战中学习：控制人，而非控制内容。要打赢这场舆论战，首先要消除中国新闻“不自由”的先天缺陷，同时展开客观树立中国形象的舆论斗争，其过程必须秘密进行。具体做法建议如下：首先，应该建立一支中央级别的高层次舆论战领导力量，全面深入地研究中西方舆论战的方式方法；其次，由这支中央级别的领导力量建立起一支精干的舆论战队伍，得到完全信任，由他们来具体实施，在一个相对短的阶段内建立起两个对中国媒体的新认知：一是中国媒体将走向“新闻自由”的方向；二是“自由的中国媒体”对中国进行的报道才是真正客观的报道。再者，将这种战斗方式长期化、制度化，并通过经济手段、各种奖励手段来支持这股力量，最终建立起一支真正爱国、爱党、精明强干的舆论队伍，并引导舆论战的天平向我倾斜。这大概是我国目前已经处于敌强我弱的舆论战状态下唯一可行、可赢的方式。在讨论交流环节，有的专家表示，俄乌战争中，中国是西方发动的认知舆论战的主战场之一，西方中心论受众主动帮助西方传播舆论战内容；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中，中国生物防御行业的权威完全受到美国控制，传播新冠舆论认知战内容；日本排放核污染水问题上，美国日本政府混淆概念，利用在中国的日本代理人进行错误传播。战争期间，国家应控制所有民间媒体，利用军方、外交部门进行传播。美西方发动认知舆论战的背后是金融资本，我们应谨防金融资本殖民，并精准打击国内反华者背后的资本势力。有的专家提出，传播应从国家定位出发，我国对外传播根本目的是树立国家形象。对于传播过程中的误解，其根本原因在于文化与思维的差异性，需要思考如何让对方更理解、更接受地讲好中国故事。例如，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我们应考虑国家对于国际社会的看法、对于合作的愿望，合适选择传播对象。同时，分解大概念，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个理念支柱，使其更便于理解、对话。有的专家认为，舆论认知战的主要手段是改变认知。例如经济学上，小众的外国理论进入中国，反而被宣传成主流经济学理论，从而导致国内经济学无法接触到世界范围内真正流行的主流理论，无法与国际对话、接轨，进而导致国内经济学发展的严重落后。（作者：国盛战略智库；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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