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超北

蒙定军

解放战争初期，西北战场国民党军队共计25万之众，而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只有2万多人，兵力相差10倍多，装备更是天壤之别。然而，仅用了两年多时间，陕西境内大部解放。这其中，情报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中共中央情报部、中央军委三局领导下的西安情报处、中共中央西北局属下的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中共关中地委领导的西安军事情报组，构成了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在西北战场的情报网。

青化砭战役的内应

1947年3月，我西北野战军撤离延安后，于延安东北地区对国民党军胡宗南集团连续进行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3次歼灭战，共歼敌1.4万余人，其中尤以首战青化砭至关重要。此战之前，中共中央机关已决定东渡黄河，转移到晋西北，而青化砭战役胜利后，毛主席则决定留在陕北。

战前，我军5个旅埋伏在青化砭四周，敌军派出20多个便衣和一个连沿着公路两侧山梁搜索，竟没有发现我军的任何蛛丝马迹。更奇怪的是，行进中的敌第31旅旅部和第92团2993人进入共产党的根据地丧失了起码的警惕。整个战斗持续时间不到两小时，陷于包围中的敌军显然没有困兽犹斗，包括旅长李纪云少将在内共2593人很快就当了俘虏。

实际上，李纪云抗日战争期间曾在忻口战役中同八路军并肩战斗抗击日寇，与共产党、八路军建立了信任关系，随后加入共产党，成为我党隐藏在国民党军队中的秘密工作人员。当年，蒋介石部署胡宗南数十万大军进攻延安，毛主席留守陕北，党中央和彭德怀、习仲勋领导的西北野战军将关键的第一仗选在青化砭伏击李纪云的第31旅，绝非巧合。李纪云作为我军的内应，毅然率部进入彭德怀预设的天罗地网，于我军而言，功不可没。

青化砭战斗后，我军有意让李纪云伺机“逃脱”，辗转返回南京。然而，李纪云此后再也未能获得蒋介石的信任，一直在上海和南京赋闲。

羊马河、蟠龙战役的情报

青化砭伏击战后，胡宗南发现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主力在延安东北地区，于是调集11个旅向延川、清涧地区进犯，企图截断黄河渡口，然后向左迂回包围西北野战军于子长县附近。之后，很快发觉我西北野战军主力在蟠龙、青化砭地区集结，胡宗南遂令其主力向青化砭西北方向推进，企图消灭我西北野战军。

胡宗南这一作战命令被我中央军委三局的侦听电台成功截获。1947年4月1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习仲勋：“注意侦察，并准备乘该旅移动途中伏歼之。”彭德怀排兵布阵，又在羊马河为敌第135旅布下了一个“口袋”。此役，西北野战军以伤亡479人的代价，毙、伤、俘敌第135旅4700余人。

如果说羊马河战役是毛泽东根据中央军委三局提供的情报指示彭德怀、习仲勋领导的西北野战军打的话，那么，蟠龙战役则是彭德怀、习仲勋根据获得的情报向毛泽东请示要打的。

1947年4月27日，彭德怀、习仲勋向毛泽东报告：“董（钊）刘（勘）两军27日15时进抵瓦（窑堡）市，有犯绥德模样。”“我野战军本日隐蔽于瓦市东南及西南，拟待敌进逼绥德时，围歼蟠龙之敌。”毛泽东28日复电：“计划甚好，让敌北进绥德或东进清涧时，然后再打蟠龙等地之敌。”

那么，彭德怀、习仲勋的军事情报是从哪里获得的呢？情报的来源是蒙定军领导的隶属于中共关中地委的西安军事情报组。

蒙定军早在1931年就奉中共陕西省委指示打入杨虎城部队从事秘密工作，1946年又奉党的指示成立西安军事情报组，后派杨荫东打入国民党军队。1947年春，杨荫东担任国民党第七补给区司令部办公室少校参谋。第七补给区负责陕西、晋南、豫西、川北、陇东国民党部队后勤供应。杨荫东的到任，等于把该地区国民党几十万军队的供应分布、补给计划甚至军事行动掌握到手。1947年4月下旬，杨荫东获知胡宗南集中董钊的整编第1军和刘戡的整编第29军向绥德、米脂推进并企图压迫我军东渡黄河这一作战计划，而敌军的补给物资集中在蟠龙，由整编第167旅守卫。杨荫东将这一重要情报转给蒙定军，蒙定军马上报告中共关中地委，关中地委则通过电台报告西北野战军前委。

彭德怀、习仲勋领导的西北野战军围歼蟠龙敌第167旅的作战计划获得毛泽东批准后，遂派出一支部队佯装主力北撤，诱敌北进，而集中主力4个旅攻歼蟠龙之敌。1947年5月2日，蟠龙战役打响，5月4日结束，歼守敌6700余人。

王超北和西安情报处

西安情报处直属李克农领导的中共中央情报部。

从获取的情报数量和质量来看，西安情报处在解放战争中贡献最为突出，先后向党中央发送国民党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多达2400多份，计30余万字。特别是在宜瓦战役、西府战役、荔北战役等战役中，西安情报处向中央及时提供了大量胡宗南部队的政治军事重要情报。为此，1947年10月，中央表扬西安情报处负责人王超北：“最近你处所来军事情报颇有价值。”1948年7月，中央又表扬他：“一年来，你处军事情报很好，对西北我军帮助很大，望继续努力。”

同年8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几次指示王超北，要他了解南京军事会议内容。王超北经过多方努力，获取蒋介石“撤退东北，确保华中”的战略情报，这样机密的情报就连当时国民党西北行辕主任都尚不知晓。党中央根据这一战略情报，作出发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决策。因此，中央和军队领导对王超北给予很高评价。毛泽东称赞王超北：“庞智（王超北的化名）是无名英雄。”贺龙则说：“超北的一个情报，抵得上战场上一个师。”

王超北堪称我党情报奇才，与潘汉年齐名。因此，我党情报界有“南潘北王”之说。

王超北一生传奇故事颇多，其中之一是把父亲留给他的16000大洋的遗产用来修筑西安情报处秘密机关。他亲自设计，在西安大莲花池街7号（今63号）院落，建筑了两个地下工作室和两个入口、3个出口、全长约200米的地下通道。20世纪50年代，苏联专家参观后感慨：这里比斯大林建的第比利斯地下印刷所还高级。

在国民党特务、宪兵、警察林立的西安，王超北把电台设在国民党政府主席祝绍周办公室附近的地下室里。同时，他开辟了东路、北路和南路三条地下交通线，护送我党干部和爱国人士去延安，给党中央传递了不便电传的大量情报。

传奇之二是，王超北把国民党中统陕西省负责人李茂堂争取过来，成为内线，经党中央批准成为西安情报处副处长。

王超北领导下的西安情报处，不仅为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提供了大量军事情报，而且为保护古都西安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1949年5月20日，我人民解放军第6军开进西安市区。王超北带着闵继蹇前来迎接解放军。闵继蹇原是国民党中央军校七分校西安办事处主任，被王超北争取过来，担任西安民众自卫总队副总司令。有了这样一支武装力量做内应，解放军顺利进入西安市区。自卫队还配合人民解放军维持治安，保护历史文物和工厂、机关、学校、商店。

来源：老兵读史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