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受短期周期因素和外部冲击的影响，我国经济仍存下行压力。进入“双收官”之年，稳经济与推进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两大关键点，一个是短期的任务，一个是长期但却是极为紧迫的任务，事关我国未来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

2019年我国宏观经济稳中有进，各项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处于合理区间。2020年是重要而关键的一年。这既是历史上少见的“双收官”之年，需要高质量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任务；也是极为重要的承上启下之年，要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十四五”开局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打好基础。

2019年我国宏观经济总体态势：稳中有进，内外长短压力交织

2019年我国宏观经济稳中有进，各项主要宏观指标处于合理区间。经济持续下行的压力有短期周期因素和外部冲击的影响，但都不是主要因素，主要的因素是长期性、结构性、体制性因素，我国工业处于持续的报酬递减趋势中，制约了投资增长、工业增长，不解决报酬递减问题，我国经济便会长期受经济下行压力拖累。应当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降低投机回报率、提高创新的回报率，形成报酬递增以根本扭转报酬递减律的限制。

多项主要经济指标呈企稳趋势。一是季度GDP增速达6%。2019年前三季度GDP同比分别增长6.4%、6.2%和6.0%。从三次产业的动力来讲，由于第二产业处于长期调整中，增长动力继续减弱，前几年强劲增长的第三产业也在放慢。前三季度第二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比上年同期回落0.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同比增长7.0%，比上年同期回落0.9个百分点。二是工业增长稳中趋降。2019年1—10月累计，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从三大部门看，采掘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年同期回升2.5个百分点，而制造业和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分别增长5.8%和7.0%，分别比上年同期回落0.8个和3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速回落是工业增长回落的主要原因。从所有制看，国有控股企业、股份制企业和私人企业分别增长4.7%、6.7%和7.7%。三是投资增长较为乏力。前10个月累计，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510880亿元，同比增长5.2%，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0.5个百分点。从产业看，第二产业投资较为低迷，是导致投资增长持续回落的主要因素；第三产业投资同比增长6.8%，比上年同期加快1.4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中部地区投资较快，东部和西部增速较低。四是消费增速下滑。前10个月累计，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334778亿元，同比增长8.1%，名义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1.1个百分点。

中美经贸摩擦压力显现，但弱于预期。中美经贸摩擦升级对我国贸易进出口的影响日益显现。2019年上半年前主要是对企业发展预期和市场产生了较大的干扰，而对我国进出口产生较大的影响是在7月以后。1—7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为174083亿元，同比增长4.2%，其中出口总额为94758亿元，增长6.7%；进口总额为79325亿元，增长1.3%。8月后我国外贸进出口出现了较明显的调整。1—10月，贸易进出口总额为25627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4%，比1—7月回落1.8个百分点，其中出口增长4.9%、进口下降0.4%，分别比1—7月回落1.8个和1.7个百分点。有关研究表明，美国对我征收高额关税，并不像原先他们估计的那样主要是由我国承担，2019年我国出口虽然较2018年明显放慢，且7月后出口增长持续下滑，但实际结果明显好于预期。主要是因为我国在过去10多年间出口结构不断优化，出口产品竞争力不断上升，结果美国征收的高额关税负担在较大程度上转嫁给了美国，导致美国进口产品价格上涨。2019年我国贸易结构进一步继续优化。一方面，一般贸易占比继续上升，1—10月累计，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长4.8%，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59.3%，比上年同期提高1.4个百分点。另一方面，民营企业的出口主导作用越来越强，1—10月累计，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0.3%，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42.4%，比上年同期提高3个百分点。2019年12月13日，中美双方就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

平稳增长高就业是我国经济最大亮点，也是最主要的“进”。一方面，自2012年我国经济增速首次回落到8%以下的合理区间运行以来，我国物价总体保持平稳态势，CPI增幅持续7年在2%上下波动。2019年CPI在第四季度后快速回升，10月CPI同比上涨3.8%（11月又上升到4.5%）。看通货膨胀的走势，主要是看核心通胀率，2019年1—10月，我国CPI同比上涨2.6%，但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通胀率仅为1.7%，比上年全年还低0.2个百分点。预计全年CPI上涨2.8%左右，低于年初确定的调控目标。从趋势上看，2020年上半年会在相对高位停留一段时间，但之后会有明显回落。总的来看，我国经济增长在6%—7%的合理区间内运行，既无明显的通胀压力，也无明显的通货紧缩压力。另一方面，我国经济的稳定性和稳中有进的表现是就业的长期稳定向好。就业是经济社会稳定的基础，经济增速是否合理，主要看是否能保持就业的稳定。2019年前10个月累计，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193万人，提前实现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的目标。10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其中25—59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4.6%，与上月持平；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全年各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基本稳定在5.1%上下，未出现大幅波动。其中的原因，一是我国经济具有内生的稳定性，二是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稳就业工作。2019年以来国家把稳就业首次置于宏观经济政策层面，把稳就业放在“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之首，特别是落实对稳就业起关键作用的中小型企业的减税降费及其他政策支持，对稳就业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另外，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特别是零工经济、平台经济的发展，也为新增就业注入强大动力。

结构优化但效益提升放缓，面临内外短期压力。多年以来，我国经济尽管承受了较长期的下行压力，但结构在不断优化升级，这是宏观经济总体平稳和就业形势持续稳定的主要支撑。我国经济结构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不断提高，成为支撑经济和就业增长的主要力量。2015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突破50%，达到50.5%，比2008年提高7.6个百分点，2018年上升到52.2%，对GDP的贡献率连续4年超过50%，拉动经济每年增长3.5—4个百分点。二是消费与投资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消费主导型开始形成。2012年以来消费率连续保持在50%以上，2018年消费率提高到54.3%，比投资率高9.4个百分点，2015年以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4年在60%左右，拉动经济增长每年4个百分点左右，成为稳增长的主导力量。三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不断优化，高端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快速发展，现代化服务业加快成长。从长远来看，这些经济结构的优化将有利于经济整体效益的提高，但由于受传统产业发展报酬递减规律的制约以及新兴产业占比仍然偏低且大多数新兴行业还未显示报酬递增的优势，使得结构优化了而总体效益提升却较缓慢。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深层原因分析

 

从调整的时间来讲，自2008年以来我国经济调整时间已达11年，非同寻常。此次经济调整不同于以前中短周期的调整，而是长周期的调整，即发展阶段的重大变化。这可以从反映经济发展的生命周期曲线中得到解释，当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2008年我国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达到全球中等收入水平），普遍规律是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30%—40%。目前经济处于这一潜在增长率的下轨（6%），因为新的消费主导型经济还未完全确立和巩固，从供给上看，制造业调整仍在继续，服务业有所放慢。

衡量经济增长真正向好的标准不是速度，而是质量与效益的提升。在新的发展阶段，经济调整的困难在于当经济潜在经济增长率出现不可逆转的明显下降的同时，经济增长的报酬递减规律也在同时发挥作用，形成双重压力（在过去高增长时期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一情况）。一方面，当经济增长与效益增长关系不变时，经济增速下滑，必然导致经济效益同步下滑，由于经济增速递减是不可逆转的，那么周期性的刺激政策只能稳增长而不能促进经济增速明显回升，结果企业效益增长受到经济增长回升空间的巨大限制。另一方面，因报酬递减律的作用，效益下滑速度快于经济增长下滑的速度，结果导致经济效益增长继续放慢。行业经济或企业经济越困难，经济下行压力自然就会越大。改变这一趋势是无法通过刺激经济增长、提高增速来实现的，只有通过提高创新能力、注入新的报酬递增动能，来根本扭转报酬递减律的影响，实现由要素投入驱动（主要是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换。在实现这一过程中，必然经历报酬稳定到报酬递减，再到报酬递增的转换。见底回升绝不是看经济增速是否明显回升，而是看报酬递减趋势是否被打破，新的报酬递增态势是否确立。也只有新旧动能转换完成、新的报酬递增开始出现时，经济才真正跨过“历史关口”。

影响新旧动能转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创新的回报率偏低。这里用工业效益数据代替整体效益，通过计算规模以上工业效益增长与GDP增长的比值来实证我国过去20年间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动力的变化。一是2012年以来我国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净资产收益率和销售利润率均在继续下降，尚未见底。二是更能反映微观经济实际收益状态的是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增长率与同期销售收入增长的比值变化表明，我国经济自2012年以后持续处于报酬递减的趋势中。过去一段时间我国结构不断优化、新动能快速成长，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但占比偏小，有关研究表明，我国“四新”产业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率大致在15%左右，难以支撑大块头经济增速的持续回升，更重要的是，当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占比较低时，其所带来报酬递增效应相对也小，无法抵消传统产业整体处于报酬递减的压力。三是新旧动能转换迟迟难以完成的根本原因是投机的回报率偏高，而创新的回报率偏低。自2008年以来，每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时，不少地方政府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刺激房地产市场，让其发挥“支柱”作用，而把优化结构调整、促进创新发展及加快新旧动能转换这一要务放在一边，正是这种过度依赖房地产发展、过度偏重短期稳增长的惯性，使得我国经济此轮调整过于漫长，新旧动能转换无法进入快车道。

 

 

2020年宏观经济展望及政策取向

 

2020年不仅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也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保持2020年宏观经济稳定发展，意义重大。预计我国经济将继续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宏观经济政策将长短兼顾，但更会关注长期，着力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第一步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经济环境将趋于稳定和改善。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中美经贸摩擦进入相对平静期，有利于我国外贸稳定发展。前不久中美达成的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便是中美经贸摩擦进入缓和期的有力表现，对2020年我国对外贸易稳定发展将会产生十分积极的影响。就国内环境来讲，短期稳的因素在继续增多。用改革的办法促消费、稳投资政策效应将逐步显现。减税降负、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加大，将有利于企业投融资环境的改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及全面开放步伐加快，将激发市场活力、增强社会信心。区域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将提高经济发展韧性和聚集效应，特别是三大城市群及其他区域中心城市发展将有利于创新资源的汇集，促进创新发展和协调发展。“十四五”规划以及更长期的发展规划制定和出台将会大幅提升社会对未来的发展信心。

宏观经济仍将处于合理区间，一些重要宏观经济指标趋于改善。预计全年GDP增长6%左右。尽管经济仍有下行的惯性，但下行空间有限，主要是由于我国消费增长的潜力巨大，长期以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均在4个百分点左右，特别是最近几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均超过60%，消费主导型经济基本形成。我们预计2020年消费增长稳中微升，预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8.5%。预计2020年就业形势将继续稳定，调查失业率维持在5.2%左右，与2019年持平，城镇新增就业规模仍能超过1100万人。2020年物价走势则会出现先扬后抑的走势，上半年受2019年下半年因猪肉价格暴涨所带来的滞后影响，CPI会继续保持高位增长，但自二季度后将会逐步回落，下半年则会明显回落，预计2020年CPI仍能维持在3%以内。

稳经济与推进高质量发展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两大关键点，一个是短期的任务，短期经济增长面临多重挑战，一个是长期但却是极为紧迫的任务，事关我国未来经济的长期持续健康发展。尽管短期内稳经济有难度，但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最严峻的考验是如何尽快解决长期瓶颈制约，即整体社会的创新回报率严重偏低，难以抵消工业投资与生产的报酬递减压力。必须加大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力度和促进消费需求升级，重点是加快制造强国和消费强国建设，只有从供需双方面发力，培育“双重新动能”，才能根本上改变工业整体发展上的报酬递减趋势。

2020年稳经济的政策是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注重提高宏观政策的前瞻性、针对性和有效性。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六稳”工作并不轻松，但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持宏观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信心主要来自两大方面，一方面，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框架，稳字当头，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实际就是增强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灵活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完善“六稳”举措，健全财政、货币、就业等政策协同和传导落实机制，同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要同消费、投资、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形成合力。另一方面，我国经济治理能力显著提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理经验或法则，这是保障2020年经济稳定的重要保证。2019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第一次总结出四条管用的治理经验，即科学稳健把握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贯穿于宏观调控全过程；从系统论出发优化经济治理方式，加强全局观念，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善于通过改革破除发展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激活蛰伏的发展潜能，让各类市场主体在科技创新和国内国际市场竞争的第一线奋勇拼搏；强化风险意识，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既强调稳经济的重要性，更强调必须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且从理念、重点路径和实招三个层次，作出新要求、新目标和新思路。一是推进高质量发展，必须全面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发挥新发展理念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的“指挥棒”和“红绿灯”作用。高质量发展就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紧紧扭住新发展理念推动发展，树立全面、整体的观念，并要求要把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作为检验各级领导干部的一个重要尺度。二是双驱动、双升级是推进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途径。强调在推进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必须实行“双轮驱动”。创新是推进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手段。要从根本上扭转报酬递减趋势，唯一的出路就是全面提高创新能力，通过提高创新能力、创新的回报率和贡献率来抵消报酬递减律的影响，并最终形成报酬递增新局面。创新新动能的形成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开放来得到，同时解决其他发展问题也需要深化改革来实现，因此，改革开放成为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轮子”。为此，要求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求对外开放要继续往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方向走。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是要瞄准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这正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的新要求。两个轮子共同推进高质量发展，必然能发挥出整体、综合效应，必然能加速转方式、调结构、增效益的步伐。从新动能的发展来讲，供求双方都需要形成新动能，即产业和消费的双升级。2019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有一个亮点就是首次提出双升级，这是推进高质量发展在供求双方发力的新要求，这与我国处于三个攻关期（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内在要求，为克服下行压力而要求培育新动力以及应对外部重大挑战的要求相关，目的就是培育供求双方的新动能。三是高质量发展还需要培育新的动力源。创新、产业升级、消费升级都与区域发展的集聚力和辐射力相联系，因此，推进高质量发展不仅要重视产业升级和创新，而且要从区域发展中寻找新的动力源。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培育区域新动力源的重要性，即要加快落实区域发展战略，完善区域政策和空间布局，发挥各地比较优势，构建全面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

（作者：王小广，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产健，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前线理论圈”，原载《前线》杂志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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