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里德·扎卡里亚：经济学的终结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席卷了全世界增速最快的几个经济体，当时《纽约客》杂志刊登了一篇关于国际经济救援的文章。这篇文章的主人公是当时的“超级外交官”——这个拥有“大思想”的人刚刚才被《经济学人》拿来与亨利·基辛格媲美。《纽约客》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称当年六月这位美国官员抵达日本时享受的尊荣堪比麦克阿瑟再世。

现在回想起来，这种崇敬多多少少有些令人讶异，因为这个叫做劳伦斯·萨默斯的人在担任美国副财长的时候，其实是个不甚整洁，甚至有点笨拙的书呆子。他的地位之所以那么崇高，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两个事实：第一，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第二，他本身是个绝顶聪明的人物。

然而，萨默斯大受欢迎最重要的原因是许多人都认为他的专业知识能够帮助亚洲避免崩溃。萨默斯是个经济学家。

冷战期间，决定世界走向的是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领域的张力。因此，那个年代最负盛名的专家都是在这些领域拥有专业知识的人。其中的佼佼者是那些真正把这两个领域融会贯通的人，比如基辛格、凯南和布热津斯基，作为政策制定者他们受到了政界和民间的一致赞誉。

冷战结束之后，随着前社会主义国家加入西方自由贸易体系，全球化市场急剧扩张，其重要性盖过了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几乎在一夜之间，经济学成了最有价值的智力训练和实用经验，并被看作决定国家成败的秘笈。1999年，在亚洲金融危机有所缓解之后，萨默斯、美国财长鲁宾以及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成了《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那一期的封面故事叫作“拯救世界委员会”。

在冷战之后的三十多年里，经济学攫取了某种知识霸权。它不但在各种社会科学当中享有超然地位，还主导了大多数政策议程。经济学家受到商界、政府和社会的普遍追捧，他们的洞见被视作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良药。大众经济学和经济学思维方式成了一种全新的畅销书品类。

经济学的影响力之所以如日中天，最根本的原因是人们的一种观念，即经济学为理解当代世界提供了最有力的工具。

但时至今日，经济学的知识霸权已经终结。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开始，事情一点点地发生着变化，经济学受到的冲击之大是一般人所不知道的。

2009年9月，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几乎没有哪个经济学家预见到当前的危机，但预测失败还是（经济学）这个领域最微不足道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整个经济学界的行业性失明，大家似乎都意识不到市场经济存在出现灾难性失灵的可能性。”

来自左翼的克鲁格曼不是唯一观察到这一点的人。2008年10月，当了一辈子自由意志主义者的格林斯潘也承认，“整个智慧大厦在去年夏天垮掉了。”

在克鲁格曼看来，原因显而易见，因为经济学家错误地把“数学圣衣包裹下的美感当作是真理。”换句话说，他们爱上了从完美市场假设中衍生出来的理论严密性。然而事实证明，现实世界比方程式更加复杂，更加难以预料。

2008年的金融危机或许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现代经济学建立在以下三种假设上：第一，国家、公司和个人的首要目的都是使收入最大化；第二，人类是理性的行为者；第三，系统的运行是高效的。

然而过去几十年来，丹尼尔•卡内曼、理查德•塞勒和罗伯特•希勒等学者的著作已经告诉我们，人类并不是可预的理性人；不理性反而才是可预的。人类行为学革命性地提出，现代经济学理论最核心的假设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对理解世界毫无帮助，这无疑给主流经济学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一般而言，人们都认为尽管社会科学的理论假设可以提供理解和预测现实的有力工具，但作为简化的抽象概念，它们无法完全反映现实。行为经济学家告诉我们，关于理性的假设会导致现实中的误解和糟糕的预判。值得一提的是，希勒是少数成功预测2000年互联网泡沫和2008年房地产泡沫的经济学家之一，他靠对行为经济学的贡献获得了2013年的诺贝尔奖。

由于近年来的一系列事件，传统经济学的棺材上又多了几根钉子。如果说区隔20世纪政治阵营最显著的分界线是自由市场的话，那么过去几年来产生的关键分歧则涉及移民、种族、宗教、性别以及一系列文化和身份问题。以前，我们可以根据一个人的经济地位推测其手中选票的去向，然而今天驱使选民投票的因素更多来自其对社会地位和文化凝聚力的关切，而不是个人的经济利益。

如果经济学不能准确解释现代人的个人动机，那么它对现代国家的解释力又如何呢？今天，我们似乎不能单单从利润最大化的角度去理解各国的行为方式。

举例来说，许多欧洲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比美国更高，但那里的公民却做出缩短工时和延长假期等降低产出的选择——可能在他们看来，满足感与幸福感比经济产出更重要。

不丹也明确把“国民幸福指数”而非国民生产总值作为国家追求的目标。许多国家在寻求发展的同时，也开始强调环境的可持续性，并用这样的战略代替单纯以GDP为导向的目标。

即便把经济增长作为规划目标的中国，也有其他同等重要的任务，而且中国也不通过自由市场机制来实现目标。此外，在世界各地的民粹主义者看来，维持就业率是比提高效率更重要的事。

我得讲清楚，经济学仍然是个非常重要的学科，是了解世界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在后冷战时期令人目眩的全球化过程中，市场、贸易和财富创造似乎成了世界的主旋律，经济学也借此登上社会科学的王座，仿佛成了我们理解现代生活的钥匙。

经济学从王座上跌落告诉了我们一个事实，世界本来就是纷乱的。诚如政治、经济、计算机、心理学、哲学的通才赫伯特·西蒙所言，社会科学之所以不同于自然科学，是因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会思考”。要理解未来三十年的世界，我们不仅迫切地需要经济学，还需要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甚至文学和哲学。每个学科的研究者都应该保持谦卑，正如康德所说：“ 人性这根曲木，绝然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

（观察者网宋明慧译自《外交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