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2019年1月30日上午，人大常委会对外商投资法经过两次审议后，决定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这唤起了笔者寄希望中国的外资政策能有重大改变的遐想，特别是在美国全面禁绝中国对美高科技直接投资、孟晚舟事件和美国逮捕中国工程师的今天，我希望全国人大的委员们能直面这个现实，直面外国直接投资已经给中国造成严重危害的现实，了解已崛起大国排斥外国直接投资的事实，反思中国近代史上外国直接投资支配中国经济的惨痛教训，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尊重经济发展的历史规律，本着实事求是、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的精神，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对《外商投资法》做出重大修改。

对于外资问题，笔者在过去十年撰写过许多篇文章直斥外资和外资政策对中国的巨大危害，主张回购外资企业。在笔者看来，目前的中国在外资政策上实际上已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但现在做出重大改变仍为时不晚，倘若仍继续延续旧的思维模式，拒不承认现实，一意孤行，不留有余地，中国就难以逃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命运。“书生切莫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十三届中国人大的委员们：面对世界经济史和中国近代史上血泪斑斑的教训，我们岂能重蹈令人悲叹的历史覆辙：“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笔者在本公众号将陆续贴出几篇旧文或旧文中的摘录，供十三届全国人大的委员们参考。今天的第一篇摘录于刚刚提前发表在《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第二期的几段。

自主国内市场、进口替代与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自主掌控国内市场，为本土核心技术创新提供有保障的市场，这是历史上所有成功崛起的国家最基本的历史经验。本文之所以提出率先取消外资企业的出口退税、对我国出口产品征收高出口税并在一段时间内对民营企业出口过剩产品实行统购统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挤走大量占据我国国内市场的外资企业，为民营企业的大发展和大规模进口替代提供战略性国内市场空间，从而推动我国经济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革。

在过去的八年间，笔者一直在讲，如果外资企业将其产业链特别是对我国经济危害最大的加工贸易从我国迁走50%，中国民营企业的春天就到来了！因为只有这样，我国才能给民营企业腾出更大的产业发展空间，使其大幅度地增加投资机会，特别是在外资占据我国价值链高端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同时，它也给中国民营企业腾出了巨大的国内市场空间，由于迁走的50%外资再也不能在国内直接销售了，它如果想通过出口将产品销售到中国，就必须缴纳进口关税，国内市场因此就可以得到保护。更重要的是，它就可以使关税保护制度在进口替代工业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了。那么，50%的外资迁离中国，将为我国民营企业的大发展提供多大的国内市场空间呢？

以美国在华企业为例。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数据，2015年美资企业在华销售额高达4814亿美元，远高于中资企业在美256亿美元的销售额。（数据来源：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EB/OL].[2018-09-24].）按照这一数据进行计算，2015年美国实现对中国“投资顺差”为4814亿美元-256亿美元=4558亿美元。又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年中国对美国货物贸易顺差为2610亿美元，其中54.2%也就是1405亿美元是由外资企业所完成，中国对美国服务贸易逆差为333亿美元。如果按照从事贸易和投资的企业的国家性质进行计算，那么，2015年中国企业对美国贸易顺差总额为2610亿美元-1415亿美元-333亿美元=862亿美元。将“投资顺差”和贸易顺差进行加总，我们可以看到，2015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和投资逆差”高达3686亿美元（4558亿美元-862亿美元），中国企业为了获得对美国862亿美元的贸易顺差，竟然损失了高达4558亿美元的国内市场规模。这说明：如果将直接投资考虑在内，美国不仅对华没有贸易和投资逆差，反而具有巨大的顺差！美国在华企业在没有通过国际贸易的情况下，其产品隐蔽性地大量占据着我国国内市场！如果将日本、韩国和西方所有发达国家在华跨国公司都考虑在内，我国国内市场被其支配的状况将是惊人的，其后果也是极其严重的，笔者在以往的论文中对此已有许多探讨，但并没有讨论它对我国进口替代工业化的严重危害，本文仅以存储芯片的进口替代问题为例说明这一问题。

近年来，长江存储等我国一批企业开始攻关存储芯片，意图突破三星、SK海力士、东芝和镁光等厂商对中国市场的支配。然而，为了狙击中国存储芯片，特别是为了狙击长江存储2019年的大规模生产，三星采取了三项重要措施。“一是三星刻意控制产能，防止存储芯片价格下滑。由于三星可以控制产量，直接导致美国一些半导体设备厂商的设备出货量在短期内下滑了20%左右。三星之所以要这样做，极有可能是想在国产存储芯片上市前，再大赚一笔钱，存储充足的弹药，为将来和国产存储芯片打价格战做准备。另一个消息是三星在不久前宣布其第五代V-NAND正式量产。如果国产存储芯片上市之时，三星开始暴产能，而且是最新的第五代V-NAND，国产存储芯片将面临技术和成本双重竞争，将会处于非常不利的局面。”第三个措施是在中国开办新工厂。据报道，2018年3月，三星在西安举行存储芯片二期项目开工奠基仪式，总投资额为70亿美元，这是继2012年三星在西安投资100亿美元建立电子存储芯片项目后再次追加投资。三星在中国开办新工厂无疑是针对长江存储等我国存储芯片的幼稚工业而来的，一些文章的题目就表达了作者对这种态势的忧虑，例如，“豪投70亿美元！三星又一次在中国开建工厂，将与国产存储一决高下”，“三星出手，投资70亿在国内建新厂，国产芯片再难翻身？”

进口替代是指进口被国内工业所替代，长江存储所从事的事业无疑是进口替代工业化，但在与三星等国外厂商的竞争上，它所建立的幼稚工业在刚开始量产的时候无疑处于劣势地位，因为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工人只有通过“边干边学”，才能学会以发达国家的标准高效地利用技术，因此，他们需要时间积累生产、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经验，特别是在大规模生产存储芯片这种尖端技术上需要比一般工业更加复杂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进口替代工业就需要关税保护，以便使其安然渡过陡峭的学习曲线，这就是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早在1791年就已提出的“幼稚工业保护理论”。从英国到20世纪下半叶的韩国，历史上所有成功崛起的国家都经历过这种“幼稚工业保护”的进口替代工业化阶段。

幼稚工业保护的实质是市场保护，因为幼稚工业渡过陡峭的学习曲线需要其成长的战略性市场空间。就中国存储芯片而言，如果不允许三星在华进行直接投资，中国就可以使用关税保护手段应对三星以摧毁长江存储等幼稚产业为目的的低价倾销。正是为了防范中国出现竞争者，同时也是为了预防中国对幼稚产业采取关税保护的手段，三星早在2012年就在西安通过建立存储芯片生产工厂，提前进行了战略布局，而2018年3月的追加投资更是直接地瞄准了2016年才建厂的长江存储。当三星在我国进行大量直接投资的情况下，关税保护的手段已毫无作用可言，如果三星打价格战，长江存储将面临着陷入亏损和无力追加研发投资的严峻考验。假如政府对其提供补贴，其效果也远不如关税保护。假如在政府大量补贴之下，长江存储还不能战胜三星的话，政府的这种干预行为就成为了新自由主义者攻击产业政策的口实。因此，产业政策的成败取决于其自身正确与否以及为其提供理论指导的经济学类型。

通过以上讨论，读者不难领悟高出口税战略对于我国自主掌控国内市场、推动民营经济大发展和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的重大意义，不难理解它对于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性作用。“书生切莫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对于世界经济史上血泪斑斑的教训，我们岂能重蹈令人悲叹的历史覆辙：“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故而，请允许笔者以七年前一篇论文中的两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以贸易保护为基础的进口替代是落后国家产业升级的基本途径和自主创新的基础，如果我国永远实施自由贸易政策，那么，高端产业(或产业价值链高端环节)的进口替代就无法展开;而如果要实施进口替代战略，那么就必须对高端产业的国内市场进行关税保护，但按照目前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发展趋势，这种关税将无法达到保护民族企业的目的，反而保护的是跨国公司的既得利益，这就是我国在将来如果对国内市场进行保护将不得不面对的世纪性难题，这个难题就是拉丁美洲国家长期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不能自拔的主要原因。

与19世纪下半叶美国保护主义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严厉拒绝外国直接投资不同，拉丁美洲的进口替代却指望外国直接投资给其带来福音。其结果是，虽然拉丁美洲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目的是让民族企业独享国内市场的工业化收益，但是，在外资企业控制了拉丁美洲国内经济的情况下，这种贸易保护反而成了跨国公司在关税保护之下利用垄断地位在拉丁美洲国内市场攫取巨额利润的工具。因此，拉丁美洲试图通过贸易保护改变其不利国际分工地位的努力又完全被外国直接投资所瓦解，这是拉丁美洲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在其后期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也是拉丁美洲即使实行贸易保护也无法改变依附型经济命运的基本原因;同时，它也是19世纪的美国之所以能够超过英国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的秘诀：在实行贸易保护的同时必须排斥外国直接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