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外汇储备的激增和购买美债是中国经济中正在迅速扩散的癌细胞,它不仅导致了极难治理的通货膨胀,而且使我国的货币主权日益丧失,致使我国民营企业濒临绝境,并夺走了我国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农业补贴等方面所急需的资金,任其发展下去,爆发金融危机的机率将不断增大。更为严重的是,我国购买美债的行为实际上是我国正在为美国支持“疆独”、藏独、台独、在中国周边建立围堵中国的军事基地并援助以及周边小国“哄抢”中国提供资金,这实际上是中国自己出钱帮助美国政府从事颠覆中国政府的活动,我国的外汇储备和所购买的美国国债已经成为美国“金融核讹诈”的战略武器。寄希望于美国成为负责任的国家并继续购买美债是政治幼稚病的突出表现,目前人们所提出的解决外汇储备贬值问题的建议基本上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它将使中国经济日益病入膏肓。本文从国家利益入手,对解决我国外汇储备激增和如何解决美债问题提出了一套从短期到长期的战略构想。
喧嚣一时的“美债危机”问题虽然表面上已经过去,但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还在酝酿着更大的危机。美债危机、欧债危机和有可能出现的日债危机不仅使人们对中国高达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充满担忧,而且对不断激增的外汇储备焦虑不安。专家们对此问题纷纷发表评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决办法。但是,由于仍停留在货币主义的思维模式中,专家们对我国外汇储备的激增和购买美债的根源和严重后果认识不足,因此所提出的政策建议不仅于事无补,反而将延误问题的解决。本文将从结构主义的视角提出解决我国外汇储备激增的政策建议,并对如何处理我国购买的巨额美国债务问题提出战略设想。
一、外汇储备的激增和购买美债将把中国经济拖死
在笔者看来,我国外汇储备的激增和购买美债是中国经济中正迅速扩散的癌细胞,拖延问题的解决,在近期将导致中国版的金融危机,在长期将使中国沦为发达国家的殖民地,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它不仅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且由于我国货币主权的部分丧失,导致外资企业在我国大肆扩张,而我国民营企业却陷入绝境。众所周知,外汇储备的激增是造成我国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的重要根源之一,正如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指出的,“外汇(占款),占最近十年投放的基础货币量远远大于100%”,[①]目前在央行投放市场的新增货币供应量中,因外汇储备增加而投放的货币量占到80%以上的权重,由外汇占款产生的货币超发在我国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更为严重的是,在外资通过美元流入收购我国企业及其合资企业股权(例如最近汽车合资外方掀起增持潮[②])的同时,央行为了回笼因为外汇储备增加而超发的基础货币,采取了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并发行央票的信贷紧缩措施回收多发的货币,但由于因外汇储备增加而超发的货币已经大部分流到外资手中(少部分流到民营出口企业),因此,这种货币政策对外资毫无影响,反而却导致了我国大量的民营企业特别是面向内需的企业因为资金严重短缺而濒临绝境(这也是2011年高利贷在我国盛行和温州发生中国版“次贷”危机的重要根源),而效益较好的企业也不得不被迫通过向外国银行借入美元、中外合资、出售股权和海外上市等方式加入到美元经济来规避信贷紧缩政策的扼杀。因此,我国外汇储备的激增不仅标志着我国货币发行自主权的日益丧失,标志着外资企业在我国建立了不受我国央行货币政策调控的“经济租界”,而且更严重的是,它还标志着外资对我国实体经济的控制权得到了迅速的扩大和加强。
其次,我国外汇储备的激增和购买美债牺牲了我国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农业补贴等方面所急需的资金。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面临着潜在的危机,中国社保基金2010年余额仅8566亿元人民币,人均仅657元,养老金的空账规模目前高达1.3万亿元人民币。又如,早在1993年,中央政府在制定20世纪90年代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时,曾明确提出到2000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4%。然而,这个鼓舞人心的奋斗目标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实现,2007年是近年来最高的,也只达到3.32%。有专家称,从2000年至今,我国教育负债已累计达数千亿元,这是教育经费投入长期偏低的必然结果;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扩大高中招生以及扩大高校招生,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巨额负债来实现的。[③]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而我国却借给美国社保和住房等福利资金高达约20000亿美元(按历史平均价格计算大约为140000亿人民币),换言之,美国这个富裕国家的国民每个人平均借中国人4.5万元人民币,由此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现象:我国有钱借给外国,但却无钱给国民发放养老金和增加教育经费。
再次,我国外汇储备的激增和持续不断地购买美债潜伏着严重金融危机的巨大风险。笔者一直认为,目前美国正在复制20世纪90年代通过迫使日元升值摧毁日本经济的做法,但由于我国经济的发展水平与当时的日本根本无法相比,因此,一旦中国重蹈日本的覆辙,我国将发生异常严重的金融危机,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其中原因之一就在于,与日本所持有的大量外汇储备是由本国企业的出口顺差所构成存在着根本区别,我国外汇储备的增加主要是由外国直接投资、外商投资企业贸易顺差和热钱所构成,例如,2010年我国外汇储备净增5081亿美元,其中引进外国直接投资1057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顺差1243亿美元,热钱流入2193亿美元(包括我国由于实行人民币结算业务而导致的几百亿美元流入),综合起来计算,热钱流入大约占2010年我国外汇储备净增额的40%,外资企业和热钱流入总共占88%,而我国企业(国营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贸易顺差在2010年的我国外汇储备激增中只占12%。由于我国外汇储备基本上是由外资企业和热钱所形成,它实际上代表着外资对我国国内资产的索取权,是我国间接的对外资的隐性债务。因此,一旦人民币升值到位,外商特别是热钱将拿手中的人民币兑换美元,如果外汇管理局没有足够多的美元现金让外商换汇,我国将发生严重的货币危机,导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暴跌,引发我国房地产泡沫的崩溃和大量企业特别是在海外融资的企业发生严重财务危机,外资将借机廉价收购中国企业和资产,外资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全面控制将宣告完成。
最后,我国购买美债的行为蕴藏着巨大的政治风险。早在2009年初,笔者就在一篇正式的学术论文中指出,我国通过出口廉价产品、贱卖自然资源和引进外国直接投资换取美元并购买美国国债,而美国政府再把筹集到的资金低息贷给跨国公司,而跨国公司却使用这些资金大肆收购中国企业并进而控制中国产业特别是高端产业,这是一种自杀性的经济发展模式。[④]在后来的文章中,我也曾指出过,美国政府通过向我国出售美国国债所筹集的资金被美国政府用于支持疆独、藏独、台独、在中国周边建立围堵中国的军事基地并援助周边小国哄抢中国,这实际上是等于中国自己出钱帮助美国政府从事颠覆中国政府的活动。现在老百姓都已经看的很清楚,美国的战略目标就是要搞垮中国经济和分裂中国。而一旦中美之间发生冲突,不仅中国存放在美国的黄金有可能被没收,而且中国购买的美债也有可能被宣布作废。显而易见,美国通过哄骗让中国持有越来越多的美债,其目的是要把中国持有的美债作为挟持中国的“金融核讹诈”的战略武器,在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等方面迫使我国在将来放弃越来越多的国家主权。
二、主流的思路将使中国经济日益病入膏肓
不言而喻,我国外汇储备的激增和继续购买美债标志着我国经济患了严重的疾病。但自“美债危机”发生以来,专家们仍然很少关心外汇储备激增的原因,关注的焦点仍然集中在我国外汇储备和所购买的美国国债的安全问题。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首先,寄希望于美国做负责任的国家。央行行长周小川此前针对美国两党通过债务上限法案时就曾敦促美国要“负责任”,并称中国外汇储备将继续坚持多元化投资原则,最大限度减少国际金融市场波动造成的负面影响。[⑤]而《人民日报》则刊文建议,美国应提出令全世界信服的削减财政赤字方案、经济振兴计划,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美国及美债的国际信用,切实保障世界各国在美的资产安全。[⑥]但是,如果我们了解美国金融危机的制度根源,我们就会知道,美国要有效地削减财政支出,大头在于医疗保险开支、社保支出和军事开支,但美国的政治体制决定了要削减这些开支项目注定是不能的,美国必然会仍通过增加财政赤字和印刷美元向外转嫁危机,达到一石二鸟的目的:在解决国内矛盾的同时,使各国的美元储备和所购买的美国国债贬值,减轻偿债负担。
其次,解除资本管制和藏汇于民。这些办法将加速金融危机的爆发,并导致中国经济的美元化。解除资本项目管制,让外国资本自由地进出我国,在目前将导致大量美元(以及欧元和日元)借人民币升值大量涌入我国,使我国进一步成为美元(欧元和日元)滥发的泄洪区,转嫁美元(欧元和日元)的危机。在将来,当人民币升值到位后,外资将会把手中持有的人民币没有限制地到央行换成美元(欧元和日元),加速资本外逃,引发金融危机。如果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外汇储备持续增加的问题,藏汇于民的结果必然会使我国像拉丁美洲和波罗的海的小国一样沦为美元的殖民地。现在拉丁美洲的美元化程度达到70%,而爱沙尼亚等波罗的海小国之所以紧随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该国国民主要是使用美元等买房和进行投资的结果。
最后,采取多元化的投资战略,购买黄金和资源,加大对外直接投资。在目前欧债和日债面临严重危机的情况下,购买欧债和日债显然是不可取的。多元化投资当然可以购买黄金和资源,但对于我国不断激增的巨额外汇储备来说,购买资源和黄金也将是杯水车薪的办法。还有不少专家和官员建议,把握欧债危机蕴藏的投资机遇,加大我国对欧直接投资是我国外汇储备“绝处逢生”的好时机。[⑦]但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非常幼稚的,为什么美国和澳大利亚不允许中国企业收购其企业?难道西欧国家会与美国和澳大利亚不一样,他们会像我国这样傻从而允许别国大规模收购其企业吗?如果了解历史,人们就会知道,美国和澳大利亚之所以崛起,是因为向西欧国家特别是他们的英国老师学习的结果,难道老师比学生还不清楚外国大规模收购其企业的恶果吗?[⑧]
笔者认为,专家们提出的上述种种办法根本就没有关心外汇储备激增的原因,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外汇储备的保值和增值问题。这些办法能解决本文所提出的我国外汇储备激增对我国国内经济所造成的上述严重危害吗?显然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不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不从根本上解决外汇储备激增的根源,那么,显而易见的是,不仅外汇储备的出路或者说投资问题将日益陷入绝境,而且必将拖延对我国实体经济重大疾病的医治,这无疑将使病人日益病入膏肓。从根本上来说,目前专家们之所以只是关注外汇储备的保值和增值问题,是因为深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毒害的结果,更具体地说,是因为他们对外汇储备的看法受货币主义经济学范式支配的结果。实际上,导致我国外汇储备陷入绝境的根源非常简单,它是结构问题,包括外贸和金融的结构问题,而非货币问题和投资问题,因此,本文将对此提出一种结构主义经济学的解决办法。
三、解决外汇储备激增和美债问题的对策及其战略思考
截至2011年6月底,我国的外汇储备从2010年的28473亿美元增加到了31975亿美元,半年时间就净增3502亿美元,如果按照这个比例计算,我国今年将净增外汇储备大约7000亿美元,将比2010年的5081亿美元的净增额增加38%,相对于2003年的4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八年内激增九倍多,而且是加速增加。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几年我国外汇储备的激增呢?
我们知道,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政府提出了“扩内需、调结构、减顺差、促平衡”的一揽子应对政策,但是,其结果如何呢?2001年,我国外贸依存度为38.5%,2006年达到64.9%,之后虽有所降低,但2010年外贸依存度仍然高达51.0%。此外,据报道,我国7月份的出口比去年同期又增长了20.4%,7月份的贸易顺差从6月份的222.7亿美元膨胀到315亿美元。为什么“减顺差”喊了近三年了,反而不减而增呢?为什么热钱流入占2010年我国外汇储备净增额的40%?显而易见,顺差减不下来的原因在于我国的贸易结构,而热钱流入的原因在于我国对热钱的打击力度远远不够,不然为什么自2005年汇率改革以来我国外汇储备激增?因此,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外汇储备贬值问题,更重要的是为了解决外汇储备所产生的严重国内经济问题,笔者建议从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两方面采取措施,解决外汇储备激增和贬值问题。由于我国外汇储备激增和贬值问题基本上是由外资带来的,因此,这些措施必然主要是针对外资的。
首先,大幅度减少出口退税,尽快完全取消出口退税。这将有助于“减顺差”,但由于跨国公司对国际贸易的垄断结构,他们有可能通过抬高对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的出口价格,因此,“减顺差”的效果可能不会立竿见影。即使如此,取消出口退税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善我国财政状况,例如,我国社保基金2010年余额仅为8566亿元人民币,而2010年一年的出口退税就达到7300亿元人民币,我国可以把由此节余的中央财政资金充实社保基金、增加教育经费、投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修建免费高速公路等,以及拿出相当部分由此节余的财政资金,采取发放消费券的办法直接补贴给失业和低收入群体,使之购买民营企业出口部门生产过剩的消费品。更重要的是,由于全球保护主义日益加剧,我国必须加快结构调整,在取消出口退税后,中央政府可以把每年由此节余的资金作为结构调整风险保证金直接支付给失业群体,例如,如果按照每位工人每月最低1200元工资和全年收入14400元计算,2010年中央财政资金作为出口退税支出的7300亿元人民币就可以直接给5000万失业人员直接发放工资,仅此一项,我国就不怕因为对出口导向型经济做大手术所导致的失业问题。
其次,取消所有对外资企业的优惠,通过强制措施大幅度提高外资企业工人的最低工资,对在华跨国公司提高各种资源的价格并征收相关税收,以便限制跨国公司把消耗资源和污染环境的产业转移到我国,同时提高外资企业的出口关税。通过强制措施大幅度提高外资企业工人的最低工资是启动内需的重要措施。同样,由于跨国公司对国际贸易的垄断结构,他们有可能通过抬高对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的出口价格把我国出口部门工人工资的提高转嫁给外国消费者,而不会减少工人就业。提高外资企业的出口关税,可以增加中央财政税收,中央财政可以把由此筹集到的资金,再次用于国内经济,例如,可以对我国农业增加补贴,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增加农民收入,从而扩大内需。
再次,停止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并使用多余的外汇储备回购在华外资企业。任何多元化的投资战略包括购买黄金和资源都不如回购在华外资企业在经济效益上最佳,增加走向海外的对外直接投资,远不如回购在华外资企业胜券在手,而且更根本是解决了外资对我国实体经济的控制,因此,笔者、赫德森、左大培和马耀邦在过去都多次呼吁中国政府应采取这些最佳途径应对外汇储备的增加。例如,2010年享受中国稀土出口配额的企业中就有几乎一半是外资企业,我们可以首先把这些企业收归国有,而且是原价回购,在收归国有后,一部分保留为国企,大部分则拍卖给民营企业。通过回购在华外资企业,把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地位降低为“拾遗补缺”的地位,这种地位实际上也是美国和欧洲国家能够允许中国企业在其所在国仅有的地位。
最后,在金融结构方面,继续实行资本项目管制,严禁国内企业到海外上市,并实行人民币贬值的政策。在这方面,余云辉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研究:通过人民币贬值不仅可以抑制热钱流入,还可以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打开加息空间,以保护民营产业资本获得合理的盈利水平,同时,通过人民币贬值来减少自2005年以来因人民币升值所造成的汇兑损失。余云辉还指出,在与国际资本的博弈过程中,既要防止“贼进门”,也要防止“贼溜走”。在实行人民币贬值的过程中,也就是在“贼要溜走的阶段”,一定要关紧大门,坚守资本项目管制,决不放开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然后加速人民币贬值,使得国际资本机构所持有的人民币资产大幅贬值,以便减少中国财富向境外的流失。[⑨]
上述措施只是旨在于解决我国外汇储备增加所带来的种种问题,那么,对于我国购买的巨额美债问题,将如何处理呢?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我国不能再增持美国国债了,也不能再增持欧债和日债了。由于美债的贬值趋势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减持美国国债是我国惟一的选择。问题是怎样减持?我们可以比较两种不同的方案。一种方案是马上大笔抛售,即使我国可以接受持有的美债和美元现金外汇储备各损失20%,但由于没有解决深层次的贸易结构和金融结构问题,所以马上大笔抛售,并不是最佳选择。另一种方案则是,在加快实施上述解决外汇储备激增措施的条件下,从现在开始就不断地小幅度减持美国国债,特别是要切实解决国内贫富悬殊问题,加快调整实体经济,从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国内经济大循环”,经过大约3-5年左右时间的调整,我们再大笔抛售美国国债,彻底摆脱“美元霸权”的奴役。
早在2009年,笔者就发表文章,呼吁政府做好战略规划,加快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向“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大转变。[⑩]但时隔两年,这种国内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调整毫无起色,其结果是由我国外汇储备激增所产生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我国越来越陷入难以解决的死结之中。笔者在这里要再次发问:主流的思路难道不是缘木求鱼的办法吗?难道这种思路不是正在使中国经济日益病入膏肓吗?除了笔者在这里提出的大战略外,难道我们还有其他的解决办法吗?如果没有其他的办法,那么,在采取笔者的这种大战略上,我们还畏惧什么呢?无疑,采取避重就轻的逃避办法,外汇储备的激增和继续增持美国国债,最终必将把我国经济拖死。因此,我们再也不能这样拖延下去了。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笔者提出的大战略只是一种大的思路,所提出的具体实施措施肯定是非常不完善的,但愿它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发政府对这一问题更深入和更系统的研究。
完稿于2011年9月5日
[①]易纲:外汇占款投放基础货币已回收八成,http://finance.jrj.com.cn/people/2011/05/0513149896135.shtml,2011-5-5。
[②]吴琼:《汽车合资外方掀起增持潮、美国通用回购上海通用1%股权》,上海证券报,2011-8-11.
[③]周大平:《教育财政投入接连低位停滞、责任在中央更在地方》,《瞭望》新闻周刊,2009年5月25日。
[④]贾根良:《评佩蕾斯的技术革命、金融危机与制度大转型》,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理论经济学》卷2009年第6期转载全文转载。
[⑤]周小川:《外储管理继续坚持多元化投资》,中国证券报,2011年8月4日。
[⑥]石建勋:《美国信用降级后果很严重》,人民日报,2011年8月8日。
[⑦]金辉:《专家建议:把握欧债危机蕴藏的投资机遇》,经济参考报,2011年8月16日。
[⑧]贾根良:《美国在经济崛起前排斥外国直接投资的原因解析》,广东商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⑨]余云辉:《当前货币政策的困境、原因及其对策》,http://www.wyzxsx.com/Article/finance/201108/256000.html,2011-8-19.
[⑩]贾根良:《化危为机:中国外向型经济需作战略大转型》,广东商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马克思主义文摘》全文转载,2010年第3期。
【贾根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金融与保险》2012年第6期全文转载。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贾根良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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