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在论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问题时，引用了恩格斯一段重要论述，即“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如何准确理解恩格斯这段重要论述，关系到我们如何正确理解”创新是改革开放的生命”,“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

首先，我们必须搞清楚恩格斯的

这段重要论述在什么背景下讲的，

其确切的真实含义是什么？

恩格斯这段重要论述是在其《反杜林论》第三编第二章第一段（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7—618页）中阐发的，第一段的全文是：

“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和不公平、对‘理性化为无稽，幸福变成苦痛’的日益觉醒的认识，只是一种征兆，表示在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中已经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适合于早先的经济条件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再同这些变化相适应了。同时这还说明，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或多或少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本身中。这些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

为了说明恩格斯这段论述的科学含义，有必要简要介绍《反杜林论》一书的背景、目的、全书的基本结构和主要思想。书名顾名思义就是对德国当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杜林的批判。杜林曾经做过法院见习法官和柏林大学私人讲师。19世纪60年代末写过文章评论刚出版的《资本论》，马克思当时就说杜林根本没有察觉到《资本论》中的崭新思想，恩格斯已经看出杜林的观点是“庸俗经济学”。但当时杜林影响极小，马克思恩格斯根本就没有搭理杜林。70年代以后，杜林突然改信社会主义，出版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方面的三大部头巨著，标榜自己在这三个领域实现了全面和根本变革，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变革，是创新的产物。但实际上这三本书充满了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庸俗唯物论、庸俗经济学、伦理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辩护，并竭力反对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该书在当时德国影响很大，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许多领导人包括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不同程度都受到杜林思想影响，倍倍尔写文章甚至赞扬杜林是社会主义方面的“优秀著作”。在这种情况下，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马克思恩格斯决心“收拾”杜林。这一艰巨任务就由恩格斯承担下来。恩格斯从1876年5月开始一直到1878年7月，最初以论文形式分别刊载于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前进报》及其副刊上。1878年7月出版单行本，恩格斯写了第一版序言。全书分为三编内容，分别批判杜林的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方面的荒谬观点，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一部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及其内在联系的著作，也是恩格斯一生最大部头的一部著作。1880年，该书《概论》部分与第三编一、二章合在一起，以《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为书名在法国出版单行本。列宁把《反杜林论》以及《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三本书看做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

杜林的这三部著作也有内在联系，其哲学依据就是他的《哲学教程》一书中鼓吹的唯心主义哲学观点（杜林在本体论上是唯物主义，但在历史观和思维方法上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他认为，哲学就是由类似于数学中的公理、化学中的元素的最简单成分、原则构成的。这种公理、元素、成分、原则以往所有哲学家都没有发现，他是第一个发现和创新的。这种哲学的功能、价值就是由原则和简单成分构成各门具体科学的全部知识，如同数学公理构成全部数学、化学元素构成全部化合物一样。杜林头脑中发现了哲学的这种最简单成分、原则就是“包罗万象的存在是唯一的”、“定数率”、“平等公平”、“矛盾等于背理”等等。他的全部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就是杜林坐在屋子里依靠他的哲学简单成分和原则特别是所谓离开社会历史条件、离开社会关系、离开阶级甚至离开性别的抽象的两个人“普遍公平原则”构成的。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很好，可以继续存在，但资本主义分配方式很坏，一定要有“公平”取代。由此进一步推论出他的全部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并标榜为是对以往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变革和创新。

恩格斯认为，从哲学角度杜林的根本错误一是作为哲学观点的“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而杜林先生的相反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4页）二就是他把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理解为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而不是一般与个别、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一般对个别是指导关系，任何个别确实需要一般指导，但归根结底也是现实研究的结果，而非离开现实由一般构成。因此杜林的全部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都是建立在他的这种唯心主义思维方式和唯心史观基础上的。杜林自己标榜为根本变革和创新，实质完全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的所有思想家研究社会历史问题的共同的思维方法的延续，包括空想社会主义者。尽管以往的这些思想家思维方法是唯心主义的，但他们的一些具体的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某些观点还是有一定合理性和积极意义的。恩格斯认为，杜林全部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观点都是对前人的抄袭，而且是拙劣的抄袭，是社会主义思想家的倒退。

《反杜林论》是一部典型的论战性著作，但恩格斯在本书第二版《序言》中说，本书“消极的批判成了积极的批判，论战转变为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而这一阐述包含了相当多的领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页）所以这本书全面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及其内在联系。尤其针对杜林研究社会主义理论的唯心主义方法，在较多地方运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原理阐发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成过程。如在《概论》一章中第一段一开始就明确指出“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阶级和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和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5页）这就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以往任何社会主义学说的根本对立的历史观和研究方法。恩格斯本书哲学编、经济学编系统批判了杜林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哲学观点和庸俗经济学的观点之后，就在社会主义编中系统批判杜林的所谓“社会主义观点”。这编第一章“历史”部分概括了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特别是高度评价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基本观点、合理性及其历史功绩。但由于他们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他们产生的历史条件是不成熟的资本主义、不成熟的无产阶级、不成熟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当欧洲爆发三大工人运动之后，空想社会主义不可能做出科学的解释且竭力反对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三大空想社会主义的继承者就把社会主义学说变成折中的不伦不类的社会主义。恩格斯认为，为了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8页）这个现实的基础就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发展现状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阶级斗争基础上。因此恩格斯在社会主义编第二章“理论”中就系统阐发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成过程。笔者本文开始就把这一章第一段整段照搬过来。

这一段有三层有区别但相关联的含义。

第一层含义（唯物主义历史观……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直接阐明唯物史观关于物质生产及生产方式是整个社会制度的基础，阶级的存在和划分也是受生产及生产方式所决定的。

第二层含义（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是在唯物史观物质生产是决定性意义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一切社会变迁、政治变革的深层次的终极的物质原因都应当从“生产方式和交换行为的变更中”即经济关系的变革、变更中去寻找，而不应该从主观头脑、观念中，从抽象的永恒真理、正义中去寻找。实际是批判以往所有空想社会主义的唯心主义的论证方法。揭示科学社会主义与其根本对立的历史观和思维方法。

第三层含义（对现存）实际是再次阐明人们对现有社会制度的不合理不公平的认识的产生归根结底源于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变化，消除社会弊端的物质手段也不是头脑中发明出来，而是从生产方式的变更中发现。

恩格斯正是明确阐明唯物史观的上述基本原理之后，就具体阐述科学社会主义如何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具体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方式的具体矛盾和冲突。他说：

“新的生产力已经超过了这种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利用形式；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之间的这种冲突，并不是像人的原罪和神的正义的冲突那样产生于人的头脑中，而是存在于事实中，客观地、在我们之外、甚至不依赖于引起这种冲突的那些人的意志或行动而存在着。现代社会主义不过是这种实际冲突在思想上的反映，是它在头脑中、首先是在那个直接吃到它的苦头的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头脑中的观念的反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42页）这种具体冲突即“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越发鲜明地表现出来。”“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

正是资本主义这种内部矛盾的不可克服性，导致其灭亡和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的历史必然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把大多数居民变为无产者，从而造成不得不完成这个变革的物质力量，也日益迫使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社会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组织所代替，统治于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的控制之下，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人类开始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恩格斯在这一章结尾中说：

“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深入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的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4页）

以上就是恩格斯运用一切社会变迁、政治变革的深层次的终极的物质原因都应当从“生产方式和交换行为的变更中”即经济关系的变革、变更中去寻找的唯物史观原理做出的科学结论。

由此，可以简要概括恩格斯这段论述的涵义

恩格斯这段论述，“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主要包括四层含义：

第一，直接批判杜林也是批判形形色色社会主义的研究社会问题的共同的思维方法是从头脑和抽象的真理、正义认识社会主义的唯心主义思维方法。

第二，以唯物史观为哲学依据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和生产方式变革的研究基础上，强调社会主义是客观历史发展和思想方式变革的必然结果。

第三，“社会变迁”、“政治变革”、“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是历史的前进，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的过程，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过程，而不是历史的倒退。既不是指封建生产关系重新取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过程，更不是指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关系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取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取代的过程。如果把恩格斯这里所说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理解为任何对立所有制的任意互换，则是对恩格斯这一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歪曲和背叛。

第四，“社会变迁”、“政治变革”的终结目标是消灭私有制，最终实现没有阶级和阶级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就必须把消灭私有制和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终奋斗目标。

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之后，是否还存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呢？回答是肯定的。1890年8月21日，恩格斯在致奥托·伯尼克的信中就写道：

“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3页）

但这种“变化”和“改革”是前进，不是倒退，不是把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公有经济改回到私有制方面去，而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的同时，改革其不适应生产力的方面。毛泽东在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已经对此做了深刻论述，而且从毛泽东时代已经在进行这种改革了。如“鞍钢宪法”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应该说，恩格斯论述中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也包括这种以调整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基础为主要目的“改革”实践。同时，“改革”实践的目的是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是“两个决裂”的过程，是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过程。离开消灭私有制和消灭阶级的共产主义大目标，单纯归结为“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如果当今我们所进行的“改革”，不是“变更”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方面，进一步调整、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而是把社会主义公有制改为资本主义私有制，那就是离开社会主义改革的初衷和自我完善发展的本质，这种“变革”的所谓“实践”决不是恩格斯所讲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也不是《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来来的？》里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观念。因而也不可能有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创新和思想解放，相反，是在“发展”、“创新”的名义之下，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和歪曲。同样，如果改革开放的理论依据不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而是以“人本性自私论”为核心和所谓自由、公平、法治为基本特征的资产阶级的普世价值理论为依据，那么，以这种理论为依据的“改革”本质上仍然是恩格斯所批判的那种“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的唯心史观和唯心主义思维方法。

正因为这样，习总书记强调，在前进道路上，我们必须“增强‘四个自信’，牢牢把握改革开放的前进方向”。“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