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自由化的结果必然是金融危机。在世纪金融大危机爆发之后，自由主义者不得不哀叹：“金融自由化时代已经结束。”但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似乎觉得金融自由化时代刚刚开始，因此仍在铆足干劲，积极推动中国金融愈发走向自由化。鉴于此，连自由主义的坚定拥趸马丁·沃尔夫都在自由主义的重要舆论阵地《金融时报》上撰文警告：下一次大规模的全球金融危机将源自中国！

金融危机是“机会均等的威胁”，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在经历金融自由化之后能够避免金融危机。

自从20世纪70年代金融自由化理论问世以来，诸多国家纷纷把这一理论奉为圣经、圭臬，金融自由化实践由此迅速展开，席卷了从美英到欧洲大陆、从拉丁美洲到东南亚、从俄罗斯到东欧等大半个世界。在昙花一现般的经济繁荣后，接踵而来的便是一波接一波的金融动荡乃至金融危机。被自由主义鼓吹百利而无一害的金融自由化，给相关国家带来的却是无穷无尽的灾难。但是，时至今日，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仍在极力鼓吹在中国推行金融自由化，仿佛中国例外，仿佛中国免疫，仿佛国际金融危机与中国无关。

打开潘多拉匣子

金融自由化是指不断减少政府对金融部门的管制和干预，转而由市场力量决定的过程。在实践中，金融自由化主要集中在金融商品价格自由化（即取消利率、汇率等限制）、金融业务经营自由化（即取消分业经营限制）、金融市场准入自由化（即减少直至取消金融机构入市限制）和资本流动自由化（即放宽直至取消外国资本进入限制）等四大方面。随着金融自由化理论的不断发展，金融自由化的内容也不断拓展，鼓励金融产品创新、货币自由兑换等等逐一纳入金融自由化的范围。

金融自由化是产业资本发展到金融资本、金融资本寻求扩张的必然要求。因1929-1933年“大萧条”而被束缚的金融资本，一直在寻求时机摆脱束缚、实现自由（利益极大化）。20世纪60年代，美国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差距迅速缩小，资本的逐利机会不断拉大，在相关利益集团的极力游说下，美国在60年代末启动了为金融资本松绑的进程。

金融自由化理论的一个重要指向是，金融自由化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抑或，要有力促进经济增长，就必须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其理由是，一个受市场调控的金融体系的效率要远远高于受政府管制的金融体系。更有相关鼓吹者，除了进行大量历史及案例分析外，还装模作样，搭建模型，通过对若干国家若干年的分析研究，得出一个明确而清晰的结论：金融自由化有利于经济增长。

在自由化理论的指导下，美国逐步推出了一系列新金融政策，旨在消除在“大萧条”后形成的金融管制——以《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1933年）为代表。1980年美国国会批准通过了《存款机构放松管制和货币控制法案》（即《1980年银行法》），成为美国金融制度的历史性转折点。此后，美国金融自由化浪潮一浪高过一浪。1999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标志着美国金融自由化完成近乎所有的法定程序。

西方金融模式有两大类：一是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以传统商业银行业务为中心的间接金融模式，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虽然地位突出，但是并不作为支柱产业，而是为实体经济、国民经济服务；二是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以资本市场为中心的直接金融模式，金融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金融资本与金融寡头在国家经济、社会、政治生活中居主导地位。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德日模式”因为不让金融业自由发展而饱受诟病，“美英模式”因为“能赚钱”而被广泛推崇。

美国的金融自由化显著地增强了金融资本的实力，在近乎没有任何监管的前提下，华尔街金融机构开发（创新）了大量的高杠杆的金融产品，通过高额利润的利益链条，将各类企业、机构、政府、大众都绑架到自己战车上。如此，金融资本不仅统领了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而且操纵着舆论与政府，使整个国家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生活，都依照华尔街的意志、金融的逻辑来运行。

金融自由化令整个美国发生了实质性的裂变与蜕变，国民经济更加向金融服务（FIRS金额、保险与地产）倾斜，华尔街取得的利润占美国所有公司利润总额的40%，虚多实少、虚大实小、虚热实冷情形更加严重，20世纪70、80年代美国的金融产业所创造的利润是非金融部门的1/5，到了2000年这一比例已达到1/2。在推行金融自由化的数十年后，美国在经济基础、经济结构以及经济行为上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世界最大的制造国、最大的出口国、最大的债权国，转变为基本放弃了储蓄、退出了制造、放缓了创新而热衷于金融服务、高消费与高负债的国家。

华尔街努力将金融自由化推向世界，拉美国家从70年代、欧日自80年代、阿拉伯国家由80年代末、东亚与苏东国家在90年代相继开启了范围和速度不同的金融自由化进程，由此被逐一纳入华尔街主导的国际资本大循环。那些盲从盲信的国家纷纷向市场（实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缴械投降，放弃对本国金融事务的主导权，与华尔街为代表的国际金融体系对接，打开了“潘多拉匣子”，释放出魔鬼。

通过金融自由化，美国牢固地绑架、有效地掠夺相关国家。这些国家通过出口得到的美元，因受到种种限制而无法顺利地在美国实现直接投资或购买实物资产，只能购买美国制造的有价证券——包括美国国债、政府机构债和其他各类金融产品。如此，在金融自由化导致的国际资本大循环的态势下，世界的养分、财富不断向美国、华尔街集中，而美国的风险则持续向世界扩散。华尔街金融大鳄愈发膘肥体壮，新兴市场中产阶层日益瘦骨嶙峋。资本在长歌，魔鬼在起舞，大众在哭泣。

金融自由化的灾难一而再上演

金融自由化也并非一无是处，在一定的前提下与范围内（严格限制在一定的前提与范围非常重要），可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理论上，金融自由化强化了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发展，便利了资金流动与融通，为国民经济的增长准备了条件。但是，实践中，金融自由化会使金融资本获得前所未有的权力，金融投机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投机逻辑压倒生产逻辑，创造财富的效率被创造价值的效率所取代，市场将资源配置到最有效赚取价值而不是创造财富的领域，有力地促进了非生产性活动的增长，短期投机逐渐取代了长期投资，形成经济泡沫。如此经济基础逐渐崩塌，加剧了金融体系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脆弱性。而当泡沫膨胀到一定的程度后，必定会爆破，随之而来的就是危机。

金融自由化便利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巧取豪夺。国际垄断资本进入、布局东道国金融市场，进而进行金融操纵。操纵手法主要有：利诱相关国家的机构、企业到境外上市融资、海外投资，赚取巨额佣金；或用金融投资、国际避险（如掉期、套期等）为诱饵，诱使相关国家的机构、企业进入他们早已设局的国际金融市场，借助做空机制进行围猎。国际金融资本进入东道国后，往往使用庞氏骗局、或威尼斯商人的传统把戏，对东道国进行金融猎杀，制造金融动荡甚或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金融大鳄就把印尼等国辛苦数十载而积攒的财富洗劫一空，等到满目疮痍即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后，再来一个回马枪，实施廉价收购。

金融自由化便利东道国金融利益集团参与掠夺与分赃。金融自由化导致的金融风险有共睹、引发的经济灾难比比皆是。然而，迄今依然有不少国家在积极迎合美国金融家及其豢养学者鼓吹的金融自由化理论与政策，不顾后果地打开“潘多拉匣子”，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相关金融利益集团及其代言人，通过引狼入室，借机参与对本国财富的猎食与分赃。他们积极迎合、配合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鼓吹与要求，把金融自由化理论与政策在精心包装后推销给相关政客，让本国政府爱不释手，欲罢不能，最终吃下了整个“毒苹果”——实施包括国际资本流动在内的金融自由化。实践中，本国金融利益集团，往往只能获得不到5%的收益，而将95%甚或更多的本国财富拱手奉送给国际金融垄断资本。

金融自由化导致弱小国冢对强大国家的严重经济依附。20世纪90年代中期，克罗地亚、捷克、斯洛伐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和斯洛文尼亚等东中欧国家，外资银行的资产平均占银行全部资产的11%，其中，克罗地亚、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斯洛文尼亚只占4%以下。但是，到2000年，上述9个国家的外资银行资产占有率平均已达64%，其中爱沙尼亚高达97%。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引发西欧大国的流动性紧缺，其银行等机构纷纷从中东欧国家回调资金，直接引发拉脱维亚等国金融危机。

20世纪70年代中期，拉美开始第一次金融自由化，信奉自由主义的相关各国政府先后采取了放松金融管制、利率市场化、取消定向发放贷款、降低银行储备金比率等一系列改革措施。金融自由化导致储蓄和信贷迅速增加，外资流入大幅增长，利率快速上升，大幅提升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在虚热实冷、头重脚轻的情势下，金融市场日趋动荡。1982年墨西哥债务危机引爆拉美经济危机，由此结束了第一次金融自由化。

80年代末与90年代初，拉美自由主义者重整旗鼓，开始第二次金融自由化。自由化几乎遍布整个拉美大陆，除了采取放松利率管制、取消定向贷款和降低银行储备金比率等措施以外，还采取了对国有银行实施私有化、积极引进外国银行以及加强中央银行独立性等措施。自由化结果既没有实现金融稳定，又没有达到经济增长。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很快便将拉美卷入危机旋涡。20世纪60、70年代拉美实施保护主义，经济增长达到3.1%，然而自80年代实现新自由主义后，拉美经济增长率只有1.7%。

东亚于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开启金融自由化，1997-1998年便爆发了金融危机。“过快地推行金融市场自由化和资本市场自由化可能是这次危机唯一最重要的原因”。1960-198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平均GDP的增长率为1.6%，而奉行经济自由主义政策后，光景一年不如一年，1980-1998年平均GDP增长率为-0. 8%。威廉森研究了1980-1997年间35个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的案例，发现有24个金融危机案例与金融自由化有关。特别是阿根廷（1980）、智利、墨西哥（1994）、菲律宾、泰国、土耳其、美国、委内瑞拉更加突出，这些危机导致了数千亿美元的损失。

自由化时代是金融危机格外频发的时代，是资产价格形成大泡沫的时代。纵观这几十年来，大凡实施金融自由化的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视四大自由化的程度不同，而陷入烈度不等的金融危机，包括金融自由化的大本营——美国，1987年发生储贷机构危机，2007年爆发次贷危机，尤其是2008年9月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破产后直接引爆国际金融大危机。

中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2007年的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主导的以金融自由化为基础的全球化战略已归于失败。然而时至今日，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仍在极力鼓吹在中国推行金融自由化，仿佛中国例外，仿佛中国免疫，仿佛国际金融危机与中国无关。“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已经逐步走向金融市场开放，自由化的空想家已经逐渐占领了阵地。虽然暗藏风险，但是自由化步伐越来越快”。

中国的金融自由化早先更多来自外部——中国加入WTO的金融开放承诺，以及美国政府在华尔街游说下所施加的巨大压力。“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便是传递压力的有效渠道。理由无非是中国巨额贸易顺差以及人民币严重偏离所谓“均衡汇率”。在一轮接一轮的对话、一波接一波的施压过程中，中国的金融自由化步伐被不断推向前进。

美国在中国金融市场的渗透和扩张是华盛顿经济政策中的一项长期战略目标。实际上，美国针对中国的大部分贸易摩擦、经济刁难，都可以被看作是换取中国金融市场彻底开放的筹码。美国的金融战略，第一步是获得中国对金融集团购买股权的开放许可，这样就为占领银行、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抢占了滩头阵地。第二步是把美国的金融巨人引入到中国巨大的投融资渠道，让其投资于本地的制造业、商业、技术和金融部门，从而控制中国各战略经济部门。最后，通过企业并购最终获得对中国经济施加金融压力的能力。目的就是争取中国金融部门的自由化，通过直接的制度介入，以及对中国海外投资资金的管理施以间接影响，进入并控制中国的外汇储备、储蓄和投资资本领域。

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中国的金融利益集团获得极大的好处，逐渐加入到金融自由化的内外大合唱中，积极主动邀请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到中国“自由行”，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做贡献”。他们联手用一个又一个议题，来诱导中国金融开放、金融自由化。例如，资本项目管制，过去是中国抵御国际金融动荡的防火墙，是国际金融资本巧取豪夺中国财富的最大障碍。如今，国际金融资本便积极用人民币国际化的诱饵，钩钓中国政府积极推动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没有公开的资本账户，人民币国际化甚至还达不到其潜力的10%。如果不取消对资本的控制，资本控制将在今后几年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瓶颈。”他们高度称赞深圳前海地区货币自由流通的实验：“为建立新的深圳特区而提出的货币改革也可能证明是朝着人民币更大范围的自由化方向迈出的第一步。从理论上说，这一进程将以人民币完全实现自由兑换收官。”

里应外合积极推动一波接一波的金融自由化的同时，国际金融资本倒打一耙，甚至渲染“中国国内存在强大利益集团，反对实现金融自由化”。

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埋头苦干，努力发展实体经济，70-80%的劳动者辛勤劳作在实体经济，第一、二产业占国民经济的60%，中国一直被称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遍及世界，价廉物美誉满全球。相反，美国经济严重空心化，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只有10%多一点，以金融、保险、房地产（FIRS）为代表的金融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超过60%。但是一波接一波的金融自由化，加速中国财富的外流与稀释，中国的通货膨胀远远高于美国，同样的“中国制造”在美国售价远比中国便宜。这种严重不合常理的经济现象，恰恰是中国财富持续流失的结果。

随着金融自由化的不断推进，资本的自由流动，中国的金融主权如货币发行权也在逐渐丧失。如果我们不能阻止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执着推动中国金融自由化行动，那么我们便一起见证中国金融危机在某个时刻到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