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月上旬，关于胡耀邦辞职的生活会召开前，尚昆、薄老把我找去，说学生闹事是胡耀邦同志的错误引起的恶果，中央要开一个生活会议。他们要我准备一个批评胡耀邦的发言，把我所知道的胡耀邦的问题说一说。我作了一个长篇发言，3个半小时。一共讲了六条批评意见。六条批评意见中讲得最多的是怎样对待精神污染和自由化的问题。

对这两个问题，一会儿肯定、一会儿否定：一会儿又肯定、一会儿又否定；从总的变化看出来，邓一发现就讲，他一讲，情况就好一点;讲完了以后，经过胡耀邦这样搞那样搞，形势就又逆转了。总之，几次肯定，几次否定，以至于造成1986年的学潮。学潮的发生是与胡耀邦同志的态度直接相关的。

关于反对精神污染

1983年8月，我还在外地，邓小平找乔木谈了一次话。邓小平说，他最近看了一些材料，觉得文艺界的问题复杂，思想界的问题严重，人们的思想很乱，所以他准备在二中全会上讲讲这些问题，并出了个题目：“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责任”。胡乔木说这个题目太窄了，是不是放宽一点，讲党在思想工作中的任务。邓小平同意这个意见，并让乔木帮助搜集材料，准备稿子。9月6日，我从外地回京。9月7日上午，邓小平通知我去他那里，要谈二中全会讲话稿的事。

他说，原来就是想讲不要搞污染。所有的灵魂工程师，包括理论工作者在内，演员也是，不要搞污染。在文代会上讲了污染问题。灵魂工程师不要对社会风气、对青年思想搞污染。现在好多是搞污染。他说，我准备了，也想了，就讲两个问题：一是整党不能走过场;一是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

从邓小平那里回来后，我们把邓小平的谈话整理了一个记录稿。先送给邓小平。谈话记录稿经邓小平修改后，我把这个稿子送胡耀邦，并在9月12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了邓小平9月7日关于整党和不要搞精神污染等问题的谈话。(P274、275)

10月12日，邓小平在二中全会上讲话，着重讲整党不能走过场和思想战绩不能搞精神污染。针对理论界、文艺界存在的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存在精神污染的现象，强调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指出：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搞精神污染的人只是少数，问题是对这少数人的错误言行缺乏有力的批评和必要的制止措施。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误民。它在人民中混淆是非界限，造成消极涣散、离心离德的情绪，腐蚀人们的灵魂和意志，助长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想泛滥，助长一部分人当中怀疑以至否定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思潮。

还指出：在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离开马克思主义方向的情况。有一些同志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他们的兴趣不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批评社会主义。有些同志至今对党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仍然抱怀疑态度。文艺界的一些人热心于写阴暗的、灰色的，以至于胡编乱造，歪曲革命的历史和现实的东西。“一切向钱看”的歪风，在文艺界也传播开来了。因此必须大力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对于赞成思想混乱和精神污染的各种严重问题，必须采取坚决严肃认真的态度，一抓到底。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站出来讲话。

最后强调：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已经成为全党的一个迫切任务。(P278-279)

十二届二中全会结束后，中央决定把邓小平、陈云在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转发党内学习、讨论。由我起草、乔木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转发邓小平、陈云同志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讲话的通知》，经过领导审阅，以中发{1983｝36号文件发下去了。《通知》中说，要着重通过学习讨论，达到统一党内各部门对精神污染严重危害的思想认识。(P303)

就在中央36号文件即将印发时，胡启立于10月22日，给乔木和我来了一封信。信中说：“小平同志讲精神污染问题已一个多月了。在二中全会上讲话也过去十多天了。在这期间，人民日报还没有一篇言论(包括社论、评论、今日谈等)专门谈到这个问题。整个报纸宣传反对精神污染问题也给人以气势不足、分量不够的感觉。”(P305)

10月22日当天，胡乔木在胡启立的信上批：退力群同志照办、快办。会后，广播电视部部长吴冷西，通过广播电视系统，催各省、市、自治区表态：表示对二中全会决议和邓、陈讲话的意见和态度。催得相当紧。有那么几天，每天都有三、四个省表态。当时确有些像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时的那种气势，谁不表态谁就落后了。这样一来，确实有一点紧张气氛，加上下面的传达也没有按着通知的精神去做，这样就形成对精神污染的各种不同的理解;要讲扩大清除范围也确实有点这样的苗头。在这个期间，苏州还开了一个农村精神文明的座谈会。在会上有人提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也要清除精神污染。《人民日报》还写了一篇评论员的文章，题目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也要清除精神污染》。(P305-306)

1983年11月28日，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全国广播电视宣传工作会议上，我还讲了清除精神污染的若干政策界限，一共十条意见。强调这次整党、清除精神污染，绝不要重犯过去“左”的或右的错误。这个讲话稿整理出来以后，12月8日，送给邓小平同志.请他审阅指示。同时也送给了胡耀邦。12月13日，邓小平让他的秘书王瑞林把讲话稿退回。王瑞林在退回的附函上说：“小平同志说，这篇讲话是好的。”(P307-308)

胡耀邦同志没经书记处会议讨论，没向胡乔木、邓力群打招呼，更没有报告邓小平同志和政治局常委，到12月底，就在全国叫停了。这个事就没继续下去，就是后来所说的只搞了28天，究竟这28天从哪天算起，搞到哪天，我也搞不清楚。到了1984年邓大姐讲话，先念讲话，赵紫阳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以后，这个事就基本结束了。(P310)

这个时候我和乔木都感觉到，在清除精神污染问题上，邓小平和胡耀邦之间出现了不同意见。可以看得出来，胡耀邦对邓小平提出的清除精神污染问题是消极地加以应付。我对此采取的做法是：尽可能消除邓小平和胡耀邦之间的不一致之处，使胡耀邦和邓小平一致起来。

12月14日，胡耀邦找人民日报社社长秦川、新华社社长穆青、广播电视部部长吴冷西去中南海勤政殿谈话。吴冷西把谈话的记录稿拿来给我看。我把胡耀邦谈话中与邓小平、陈云讲话中不一致的地方都删去了。实际上我是帮胡耀邦的忙，遮掩了他的真实观点，在稿子中看不出来错误的观点了。经过我修改的胡耀邦谈话，12月23日在中宣部的《宣传动态》发表了。

这时，胡乔木从外地回到北京，我把胡耀邦这个谈话给他看了。他说：你改得远远不够。胡乔木把胡耀邦谈话中与邓小平的思想不一致的地方，都划了杠杠。

从胡耀邦谈话记录中乔木划杠的地方可以看出，胡耀邦对于清除精神污染问题有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同小平同志颇不一致。(P311-313)

1984年2月11日胡耀邦到上海。在从飞机场到市区锦江饭店的途中，他与陪同的人谈到清除精神污染问题时说，我曾经和几个同志议论过关于清除精神污染这个提法是不是合适。小平同志讲话中，讲了十一个字：思想战线不要搞精神污染，是十分正确的，也是有严格政策界限的。后来我们在决议中，提出了“清除精神污染”，这个提法恐怕不够合适。当然，这不是追究哪个人的责任，我们都是举过手的。精神污染就像个人主义、唯心主义一样，是无法清除的。所以，这个提法理论上站不住，实际上也办不到。(P314)

2月17日晚，胡耀邦在石家庄同中宣部新闻局局长钟沛璋谈话时说：小平同志是说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这个命题是正确的，但做法有问题。有些省委书记就对此有意见，说清除精神污染从一开始做法就不对，报纸上铺天盖地。36号文件是我同意签发的。现在看来，清除精神污染这个提法不妥，像宗教也是一种精神污染，就不能说清除。接着，胡又说：唯心主义能够清除吗?个人主义能够清除吗?还是反对或抵制精神污染比较妥当。(P314-315)

胡乔木看到胡耀邦这个谈话材料以后，给我写了一个条子，要我查一下“清除精神污染”这个提法的由来。我请人查的结果是：

邓小平在十二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用的是“清理”。邓力群起草、胡乔木修改的中央1983年36号文件中央《通知》中无“清除”字样。1983年10月12日邓力群在十二届二中全会的发言、10月18日在宣传文教单位传达二中全会会议上的讲话，均没有“清除”的提法。1983年10月21-26日，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人民日报》10月24日、25日、26日、28日陆续发表有关报道，题为《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胡耀邦在会上讲话》。据报道，彭真同志、邓颖超同志讲话均有“清除精神污染”的提法。报道还说，“胡耀邦同志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许多党外同志在座谈会上就整党和清除精神污染两个方面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胡耀邦讲话是在10月26日。10月23日，王震在南京召开的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成立大会和全国党校第四次科学社会主义教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清除”的提法。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王震的这个讲话。11月1日邓力群在宣传文教单位领导干部会议上讲话中，有“清除”的提法。11月1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污染须清除　生活要美化》。这篇文章是按胡耀邦的意见写的，《人民日报》也转载了。12月12日，胡耀邦的讲话题目就是《清除精神污染》。在此前后，特别是以后，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谈话中，许多都有“清除精神污染”的字样。(P314-315)

1984年2月20日胡乔木把我们查的结果，送胡耀邦、赵紫阳阅。他们都圈阅了。按理说，查清了，也圈阅了，这件事该结束了吧。可是，1984年3月18日胡耀邦在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时的谈话依然故我。胡耀邦说，反对精神污染是邓小平同志提出来的，主要是指思想战线上的问题，指我们的同志在宣传、广播和文艺工作中不能搞精神污染。但后来在宣传中走了样，出现了扩大化，提出要清除精神污染。现在我们已经不用这个提法了，而是提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与此同时，邓小平的态度是怎样的呢?在胡耀邦会见日本访华团之前半个多月，即2月28日，邓小平同薄一波有一个谈话。当谈到胡乔木1月3日的文章(指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时，薄一波说，国内外反映很好。邓小平讲，反映不一，有些人还在准备反驳。邓小平说，前一段清除精神污染是完全必要的，看来镇住了，把文艺界、思想界的一些人的气势压下去了。又说，人道主义、异化问题一时间闹得很厉害，我说过，他们实际上是搞自由化，现在这样就可以了。我讲到，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是长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侵蚀也将会是长期的，因此反对思想上的精神污染也将是长期的。(P316)

3月14日，小平同志同乔木和我谈话。在谈到清除精神污染问题时指出：过去一段时间，精神污染搞得很厉害。我说过，那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二中全会后，整一下精神污染，很有必要，把那股搞精神污染的风刹住了。起码现在没有发现有什么人再搞二中全会以前那一套了。同精神污染的斗争，是长期斗争，要做长期的工作。(P316)

夏衍看到胡耀邦3月18日同日本访华团的谈话后，就在文艺界广为传播。“美国之音”的记者嗅到了气味。4月12日，“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温尼·科里在电话中向外交部新闻司提问：“中国的反对精神污染的运动是否还在进行?外交部新闻司就根据胡耀邦对日本访华团讲话的精神，起草了一个答复稿，其大意是：前一段清污搞错了，以后不再搞了。外交部还算慎重，他们把答复稿打印出来送中宣部，问对这个答复稿有什么意见。我看了这个稿子以后，认为这个答复与十二届二中全会的精神、与邓小平的讲话、与我们过去所讲的，都不一样;乔木也认为这个稿子发出去后，会使党外海外的人感觉到中央的意见不一致，就让中宣部按照中央精神重新起草了一个答复稿。我在4月16日致胡耀邦、李先念同志并姬鹏飞志和外交部函中是这样写的：“……精神污染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只是有时放肆些，有时收敛些。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只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这并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地方。去年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是完全正确的，并收到巨大成效。只在去年11月一小段时间内，在一些地方发生了一些违反中央政策的毛病，经中央同志多次划清界限，这一问题早已不存在。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今后仍将实事求是地继续进行。因精神污染这一现象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不可能清除净尽，所以今后将不再用‘清除’的提法。4月28日，赵紫阳批示赞成我们的修改稿。胡耀邦同意赵的意见。(P317-318)

事情并未终结。真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关于反对精神污染的问题并没有至此终结。以后还不时掀起波澜。

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小平同志重提这个问题，是在1980年。先是说反对自由主义化。大家知道，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代表杜勒斯提出，向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自由主义化政策，使这些国家通过“和平演变”回到他们的所谓“自由世界”，把这作为他们一项基本国策。我们说“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有确切含义的。

1980年年底，小平同志在《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中明确地讲，要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随后，1981年《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再次指出，“理论界也有某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 1984年4月讲，搞精神污染实际上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1985年5月、6月，他两次讲话都一再提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说“自由化的思想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实行对外开放，就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又说：“在我们的国家，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统一不起来了。不是同台湾的统一，而是大陆内部的统一问题。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内部就成了一个乱的社会，什么建设都搞不成了。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则的问题。”

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我没有听到、也没有看到，耀邦同志对小平同志所讲的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则问题有过什么表示，更说不上按这个精神来部署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听说1985、1986两年的6、7月，小平同志曾先后两次指名批评耀邦同志对待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态度消极。我没看到他有什么改变。1986年六中全会邓小平同志关于决议中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法删留问题讲话之前之后，耀邦同志有两次讲话，我认为，他对这个争论的态度是模棱两可，很不明确的。闭幕以后，也没有主动通知传达邓小平同志这次的非常重要的讲话。(P435-436)

1985年5月20日，邓小平会见原台湾大学教授陈鼓应，讲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邓小平说：“我们大陆坚持社会主义，不走资本主义的邪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国家拿的这一部分，也是为了人民，搞点国防，更大部分是用来发展经济，发展教育和科学，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文化水平。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的人，不严肃处理是不行的。”“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风，这是相互关联的问题。不刹住这股风就不能实行开放政策。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实行开放政策，就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化的思想前几年有，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总之，一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不安定，政治动乱，就不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都谈不上。”

邓小平的讲话是作为统战部的内部文件整理的，在书记处没有引起注意。我看到之后，认为非常重要，首先就在北京市委党校的一个会议上宣读了。我传达以后，胡耀邦在党校期间的一个秘书，说要组织几个人写文章，公开批评邓力群。党校也有人听了我的传达，知道我宣读的是邓小平的讲话，回去和他一讲，他们准备写批评文章的班子只好撤销了。(P353-354)

1986年春天，胡启立到上海调查研究，在小型的座谈会上多次讲话，主张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形成“民主、和谐、相互理解和信任”的气氛。这以后，朱厚泽提出在意识形态领域要提倡宽松、宽容、融洽、和谐。朱厚泽还发表了他自己的一些意见，其中尖锐的语言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一个政治概念，它并不直接等同于或者取代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行为规范。他们认为，在思想战线跟这种、那种错误思想做斗争，批评这个人、那个人，造成了一种紧张局势，于是提出宽松、宽容、宽厚的所谓“三宽”方针。

当时，上海的市委书记是芮杏文，他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大文化战略的讨论会。与此同时，武汉也组织了类似的讨论会。在这些会议的讨论中，由于“三宽”方针，导致各种错误意见发表。一些搞自由化的人以蔡元培在北大提出“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针为根据，宣扬这一方针在社会主义时期，在我们现在、今后的文化和思想建设中也同样适用。他们提出各个学派、各种观点，古代的、现代的，西方的、东方的，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应该和平竞争、百家争鸣。

这样一来，冒尖的人物和冒尖的议论就纷纷出笼了，乱得不得了。最突出的几个人，外地以方励之、王若望和张贤亮、温元凯为代表;北京则是王若水这些人。

张贤亮给温元凯的信，全文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他说：“我们知道，马克思思想史上，在马、恩逝世以后，只有列宁一个人清醒而深刻地肯定过资本主义在人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不可逾越性。我们不能迁就由于极左思潮造成的恐惧心理和感情倾向。关于种种强加于资本主义头上的‘污蔑不实之词‘，现在是需要我们理论工作者大力给以’平反‘的了。给资本主义平反，将会使我们更好地解决我国当前政治、经济、法制改革中的种种实际问题。”这是很有代表性的言论。

那时，方励之在上海、北京、合肥讲话，可是时兴得很啊!当时就有人尖锐地提出：一个共产党员这样讲话，行吗?而胡耀邦对此采取宽容态度，本来是由组织出面找方励之谈话的，但后来好像也没有谈。

1986年夏天，《中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的决议》初稿已经起草出来了，当时把7月25日的稿子发到下面来征求意见。8月5日，我和书记处研究室的几个同志对征求意见稿提了一个书面的修改意见，等到《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送审的稿子发出后，胡启立在北戴河连续打几次电话，要我去参加讨论。这样，我只好去了。8月9日，我做了一个发言，讲了一个多小时。主要讲了送审稿子有“三个不够”，比十二大倒退很多。我的发言却引起了胡耀邦的很大反感，在会场上我就看出来了。(P398)

8月16日，起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的同志又改出了一个稿子，我和书记处研究室的同志又搞出了一个书面修改意见。在9月7日，我把这个书面修改意见分送常委一人一份。我还写了一封信。我在信中说：作协四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和会后，有些人讲没有前提、没有限制的创作自由，在文艺界、思想界引起一些混乱。去年2月8日耀邦同志新闻工作讲话后，混乱情况有所克服。今年以来，不讲前提，不讲界限，只讲宽松、宽容、宽厚，出来了不少东西，想必常委同志已经了解重要情况。去年王若望说要全面引进资本主义一套，还是在台上讲，当场有人反驳。今年张贤亮讲得更明确，说：“我们要给资本主义‘平反’，要参照现代资本主义的经验和模式来改造自己国家的社会——政治体制。”他的文章已在《文艺报》8月23日公开发表。现在有些人要求批评马克思主义的言论合法存在。其实，这些东西在我们报刊上已经发表不少了，倒是反批评的文章很难发表。我们报刊、出版社的一些编辑，喜欢登前一类文章，不喜欢登后一类文章。看来，精神文明决定有必要在分辨是非、澄清混乱方面，下一番功夫。我的修改意见得到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的肯定.(P399-400)

在9月20日上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草案原则通过了。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在后面。9月28日上午，这个《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提交十二届六中全会讨论时，一下子冒出来个陆定一。陆提出要去掉“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万里出来响应，会上一小部分人为此鼓掌。胡耀邦是主持会议的，在争论中间他的的插话，最能代表他的内心思想了。邓小平即席讲话，坚持要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说：看来，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杨尚昆、余秋里、薄一波、宋任穷、赵紫阳、陈云、李先念、彭真都同意保留原意。这样，全会通过了这个《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

会议上有争论，争论得非常热烈，而且争论的时间也不短。这是我所参加的中央会议中空前绝后的一次。

陆定一说，有一点意见讲一讲，我已经在起草这个《决议》的过程中今天第四次提这个意见了。在第14页第12行，这里有一句话，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等等等等，我主张“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这几个字删掉。1956年我们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的时候，苏联方面就说，我们这个方针是自由化。

这时，胡耀邦插了一句话说，“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文化大革命”以前1959年刘少奇同志第一次提出的。陆定一否认这个说法，坚持苏联提出来的，并说少奇同志说“双百”方针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他没有给“资产阶级自由化”做什么定义。

耀邦同志重复了定一同志的意见。并说，在“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问题上，我们党确实一度出现过有某些同志滥用这个帽子。所以，后来小平同志讲，“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讲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这个范围。现在请同志们考虑一下，保留下来有什么好处没有?我没有肯定的意见。定一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来，是我们党内民主，活跃一下有好处嘛。请同志们考虑一下。

小平同志接着发表了一篇重要讲话。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为什么?第一，现在在群众中，在青年人中，有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自由化。第二，还有在那里敲边鼓的，如一些香港的议论，台湾的议论，都是反对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主张我们把资本主义一套制度都拿过来，似乎这样才算真正搞现代化了。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所以，我多次解释，我们搞的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实行开放政策，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一个补充。

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实际情况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管什么这里用过、那里用过，无关重要，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在决议中写这个。我主张用。看来，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你们注意看一些香港的议论，一些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议论，大都是要求我们搞自由化，包括说我们没有人权。我们要坚持的东西，他们反对，他们希望我们改变。我们还是按照自己的实际来提问题，解决问题。(P407-410)

9月28日下午，胡耀邦召集参加会议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作了一个长篇讲话。对上午在全会上要不要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争论采取淡化的方针，只说：“定一同志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说他不赞成文件的精神，他只是说删去第十四页那九个字并不损害原意。”但用了不少篇幅，为他改掉十二大报告中“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提法进行辩护，对邓力群不同意这样修改进行不点名的批批判.(P411)

《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做出后，在实际生活中，好的方面没有多少进步。相反，原来一些成功的经验、做法，因为在这个《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中不提了，也就都不起劲了。而在《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中虽然没有“三宽”的文字，但“三宽”的精神却充斥其中，这样，搞自由化的人感到这个可以接受，那个也可以利用。这样，9月份做出《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以后，自由化的风潮就泛滥起来了，一直搞到1986年12月学生闹事。结果，连胡耀邦自己也待不住了。(P411-412)

1986年12月中下旬，合肥、北京等地一些高等院校的少数学生上街游行。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从中煽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有的地方出现了扰乱交通秩序和违反社会治安规定的情况。后经各地有关方面的教育和疏导，事件逐渐平息。

1986年12月30日上午，邓小平与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等同志谈话，指出学生闹事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邓小平讲话的第一个重要内容，是分析事件的发生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自由化的泛滥没有得到遏制，不是一、两年的事了，而是好几年的事了。第二个重要内容是点名批判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说早就应该把这些人开除出党，他们的很多言论，没有得到批判，狂妄得很，这些人早就不够共产党员的资格了。接着，邓又说：这些人之所以这么猖狂，传说是因为党中央里面有个保护层。这实际上就是不点名地讲到胡耀邦。因此，邓小平提出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是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

邓小平同志谈话后，胡耀邦同志即做出反应。1月2日，他写了一封信给邓小平，承认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还表示了这样一个意思：自己不适宜再担任总书记，愿意辞掉总书记职务。

1月6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谈了话，这前后，由邓小平同志提出，经过中央常委议论，举行一次解决胡耀邦同志问题的党内生活会议，对胡耀邦的错误进行批评，也要他在这个会议上做出处自我批评。中央常委委托赵紫阳、薄一波、杨尚昆、万里、胡启立五个人来召集这次生活会议，指定薄老主持会议。会上有口头发言，也有书面发言。会议还印发了一些参考材料。(P414-415)

生活会议的气氛是正常的，会前提出的四条原则对会议的成功起了好的作用，开完生活会议后，接着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1月16日，薄一波向政治局扩大会议汇报了生活会议的情况，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了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的请求，推选赵紫阳代理总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