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为了贩卖他的“市场的逻辑”——实际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逻辑，于是像上帝的使徒一样充当起了市场神的使徒，向生活在“强盗的逻辑”里的中国人布下了他的市场神的“福音”：

 

　　“私有产权、自由价格、企业、企业家、利润，这些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隐形的眼睛得以运行的基本制度安排。正是这些制度安排保证了在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满足别人的利益成为追求自己幸福的前提，不能干损人利己的事情。”（《市场的逻辑》第4页）

 

　　张维迎从他的“市场的逻辑”出发，自然得出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人类最可恶的“强盗的逻辑”：

 

　　“计划经济本质上就是强盗的逻辑，一切生产资料归政府所有，生产什么、如何生产由政府说了算，人们没有基本的自由，更没有创业的自由，政府制定的所谓‘价格’也不过的政府掠夺和分配财富的工具，与税赋没有什么不同。”（同上第21页）

 

　　显然，张维迎的市场神的逻辑，就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赞美和歌颂，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诋毁和谩骂。

 

　　然而这样一来，张维迎的市场神的传教士资格就有了问题，或者说，不那么合格。

 

　　为什么呢？因为，张维迎的鼻祖和前辈在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作解释和辩护时，基本是讲学术套路——学术范式的，也就是说，是很学术的。张维迎则严重违背乃祖乃宗的学术范式，——哪里管什么套路不套路，只是毫不掩饰地歌唱或辱骂。

 

　　张维迎的歌功颂德和诋毁谩骂，也有一个好处，即激发人们去探究一下西方的市场经济和中国的市场经济的异同，为什么西方的市场经济是“通向奴役之路”，而中国的市场经济是“通向强国富民之路”。

 

　　也许，这就是张维迎的可爱之处。

　　也许，这正是张维迎的功劳。

 

　　一、两种本质上不同的市场经济

 

　　正像张维迎作为经济学家的历史学家在描述他的杜撰的“强盗的逻辑”和“市场的逻辑”的对立的时候，正确地指出的那样，中国古代就有商品——市场经济。然而，张维迎的正确只能是到此为止。因为，他不知道，商品——市场经济的产生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是在原始社会共同体的尽头。因为，他不承认，商品经济要与社会制度结合，才能明确商品——市场经济的性质：与奴隶制社会制度结合，就是奴隶社会商品——市场经济；与封建社会结合，就是封建主义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社会结合，就是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经济，或者，按照张维迎及他的乃祖乃宗们的说法，就是市场经济。但是，不管张维迎们承认不承认，当今世界上存在两种本质上不同的市场经济，即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一）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正像笔者在前面已经叙述过的，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西方经济学中已经作了“科学”的学术的揭示。西方经济学理论，看似千奇百态、争奇斗艳，但万变不离其宗，即西方经济学确立的经济学“硬核”：

 

　　一是确定的、轨道世界的经济社会观；

　　二是理性经济人；

　　三是个体主义。

　　并且作为补充，一些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还将私人产权和市场经济塞进了经济学理论的“硬核”。

 

　　因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制度，实质就是理性的经济社会观，理性经济人，个人主义，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 

 

　　长期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坚信，经济世界是理性的。其“自然秩序”是，经济社会的一切均处于严格的逻辑秩序之中，而且按照精确的数学规律合乎逻辑和理性地运动，其运动的轨迹是有序的、稳定的和确定的。同样，这个世界里的活动主体也是理性的，他们严格按照“理性原则”进行选择和行动，他们总是为了自身的目的和利益而行动，而且能够以最合乎目的的方式行动。

 

　　但是，“被研究的东西是经济学家心目中的，而不是现实中的体系”，是虚拟世界里的虚拟人的虚拟的“理性成为”，而不是真实世界里的人类行为。

 

　　也许是看到确定的轨道的经济理论的荒谬，西方经济学理论发展出了实证的理性主义经济学。在实证的理性主义经济学看来，经济学欲成为科学，必须尽可能驱逐诸如价值判断之类的不确定因素，必须放弃归纳推理，运用逻辑严密、能够提供必然性知识的演绎推理，从“不证自明”的公理出发去发现“不可抗拒的真理”，这样，也就拥有了“不可抗拒的真理”。但是，这样一来，“科学就被看作是某种超出人类或高于人类的本质，成为一种自我存在的实体，或者被当作一种脱离了它赖以产生和发展的人类的状况、需要和利益的母体的‘事物’”，也即实证的理性主义经济学成了“科学神”。

 

　　也许是看到确定的轨道的经济学理论、实证经济学的荒谬，西方经济学家族里又发展出了证实的理性主义经济学。在证实的理性主义经济学家看来，“预言就是一切，假设无足轻重”，于是他们放心大胆地运用各种假设，建立起一个个貌似科学的理论模型，并且他们确信这些貌似科学的理论模型就是科学的经济学。然而，这种证实的理性主义经济学理论，在它假设一开始就产生了“科学的”结论，因为它们不过是由经验所证实的循环理论。

 

　　对于西方经济学这种全体的“科学”的荒谬，张维迎是有所认识的，他认为：

 

　　“我们现在仅仅关注一些数据模型，但就我所知，在现在的经济学家里边，真正突破亚当.斯密的基本思想的人是少之又少。亚当.斯密的基本思想是研究国民财富增长的本质与原因的。我们后来的经济学变成了研究资源配置、研究均衡，变成了一种静态的研究，而不是研究进步和变革，我们把很多注意力转移到了不太重要的地方。”（同上第10页）

 

　　这样，张维迎自以为已高居于西方现代经济学之上了，可是，他连基本的“科学”的学术范式都没有，因而只能在西方现代经济学之下；他似乎横扫了西方现代经济学家，但他又几乎将自己连根拔起，因而又将自己也横扫了。

 

　　可是，这样一个连自己都被自己横扫的人物，却要我等相信他的“市场的逻辑”！

 

　　当然，张维迎的横扫，其实横扫的也不是西方经济学家和西方现代经济学，张维迎实际想横扫的是西方经济学为什么没有“科学”地研究出使中国发生资本主义“进步和变革”的经济学！——张维迎由于生于斯、长于斯，又偷得了西方经济学的“真经”，就有意成为了西方演变中国的马前卒，从而担当起“研究”和“教导”中国的“进步和变革”的责任！

 

　　当然，我们早就知道他的责任，是怎样的一种什么责任！

 

　　（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随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经验越来越丰富，随着人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越来越深化，中国也于上个世纪1990年代也转向实行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其他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但是，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进行了长期的、艰苦的探索。

 

　　早在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之初，毛泽东就认识到：

 

　　“斯大林说，‘资本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这个说法对。现在我们有些同志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怕商品干什么？不要怕。那么，商品生产有没有消极作用呢？有，就限制它，否定它。过去的资本主义的鬼已经吃掉了，将来要出现资本主义的鬼，就再吃掉它。我们发展商品生产，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在这方面，商品生产还是一个有利的工具……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个工具。”

　　“要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现在有一种倾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多越好，共产主义要有步骤。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要看他与什么经济相联系。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相联系，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毛泽东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及谈话》）

 

　　毛泽东在他最后的岁月，仍然认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经济制度。”（《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

 

　　1979年，邓小平曽经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真正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奠基的是江泽民。因而，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述也更经典。例如他说：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是有计划的，这在人们的脑子里和认识上一直是清楚的，不会因为提法中不出现‘有计划‘三个字，就发生是不是取消了计划性的疑问。”（《江泽民文选》第一卷第202页）

　　“不管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最后确定哪一种提法，都需要阐明我国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我认为，主要特征应该有这样几个：一是在所有制结构上，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二是在分配制度上，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三是在经济运行机制上，把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长处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作用，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合理调节社会分配。”（同上第203页）

　　“要通过深化改革、加快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增强国有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保持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同上第445页）

　　“从总体上看，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体现在国有经济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体现在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导向作用。”（同上第445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主义’四个字是‘画龙点睛’”。

 

　　胡锦涛在总结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时，指出：

 

　　“必须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

 

　　针对混淆市场经济的不同经济社会性质和类型的误解，习近平明确指出：

 

　　“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之上，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转引自程恩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重大创新》）

 

　　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

 

　　一是，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其他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二是，在公有制经济中，要大力发展国有企业，增强国企的市场竞争能力，国有经济要控制国家经济命脉，要能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

　　三是，在分配上，以按劳分配为主，兼顾其他分配方式；

　　四是，在经济运行机制上，市场和计划两只手并用，发挥各自的优势，避免各自的劣势；

　　五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它的所有制结构必然会越来越向公有化方向发展，在分配方式上必然会越来越向按劳分配方向发展，在运行机制上必然会向计划主导的方向发展。

 

　　因此，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和深化，搞的是科学社会主义。

 

　　因此，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根本不是张维迎的“市场的逻辑“——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

 

　　（三）中国为什么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毋庸讳言，毛泽东时代，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制度。这一制度，计划的手明显强过市场的手。这是不是表明，社会主义公有制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是明显的对立的呢？

 

　　事实表明，不能将他们对立起来。

 

　　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建立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废墟之上的，同时，又生活在帝国主义的严密封锁之中。中国社会主义，要想获得对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赶超，就必须变封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个体土地所有制，再变为国有和集体土地所有制；就必须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就必须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大力发展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就必须尊重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发挥计划经济的作用；就必须”一要吃饭，二要建设“，优先发展重工业。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时代，仅仅用不到27年的时间，就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改革开放不仅奠定了经济基础，更为改革开放奠定了生产力基础。因此，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制度，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功不可没、臻功之伟。

 

　　那末，中国为什么又转向实行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来了呢？

 

　　最根本的原因，是生产力因素的制约,并且，毛泽东时代，实行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制度不是完美无缺的。

 

　　首先，在生产力水平极为地下的前提下，公有制经济占绝对优势，确实存在着窒息生产力发展的问题。

　　其次，在国营经济中，国营企业的地位很不明确，他可以是一个企业，他同样又可能只是国民经济的一个“生产车间”；并且，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相当长一段时间也没有得到很好理顺。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工业经济和国民经济的发展。

　　再次，计划的运用，也有相当的失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新生事物，人们认识他要有一个过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客观上需要人们的主观计划要与客观经济的计划发展相符合。可是人的认识往往很难把握事物的客观规律。中国实行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就是如此。由于长期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方针，没有很好地处理好与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民用工业品短缺，引起了人民的不满。

　　最后，没有很好地发挥商品生产的作用。毛泽东虽然很早就提出，不怕商品生产这个“鬼“，然而，事实上，全党全民基本都怕商品生产这个”鬼“。最终应了那句”越怕鬼，越有鬼“的老话，国民经济明显缺乏活力，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不快。

 

　　无可否认，社会主义的经济，仍然是商品——市场经济。

 

　　“而市场经济或市场化说的是经济如何运行，主要是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定价的问题，要由各类性质不同的经济主体或企业自行决策。”（程恩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重要创新》）

 

　　这就必然要求“各类性质不同的经济主体或企业”，自然包括国有企业，尊重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发挥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作用，成为现代企业，成为商品生产经营者和资本经营者。作为商品生产经营者，不是为了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为了获得商品的价值；不仅要实现生产经营的价值，而且要实现尽可能多的价值，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作为资本经营者，要尽可能地实现资本增殖最大化。

 

　　“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资本论》第一卷 第269页）

 

　　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企业必须有清晰化和独立化的财产权，必须树立起以消费者需要为导向的商品生产经营理念，必须高度重视商品销售的重要性，必须树立市场竞争的理念，必须树立全方位的资本增殖的理念，必须树立起资本的生命在于运动的理念，必须树立规模经营和创新经营的理念。只有这样，现代企业才能增殖自己，从而增益整个社会。

 

　　因此，在我国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之后，吸取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转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是顺应生产力发展的根本要求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而不是哪个人人为操纵的结果。

 

　　因此，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功成身退的结果，因而二者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因此，市场经济“这个铜板没有臭味”，资本主义天然与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社会主义也可以与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只不过张维迎主张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我们主张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罢了。至于张维迎宣称，“任何一个社会，无论叫什么主义，在什么制度下，权利都是通过个人行使的，只有人，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的人，有思维能力的人，才可以行使这种权利”，不过是在为他的“人”——资本家阶级强行诡辩罢了。

 

　　因此，张维迎将社会主义公有制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行对立起来，并将毛泽东时代实行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诬蔑为最坏的“强盗的逻辑“，纯粹是信口雌黄、胡说八道。

                            

　　因此，张维迎的“市场的逻辑”才是强者的“强盗的逻辑”，——是为国际垄断资本张目的意识形态工具。张维迎的“市场的逻辑”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恰恰是弱国穷民的经济毒药。

 

　　二、张维迎和张维迎们是西方搞垮中国的“特洛伊木马”

 

　　1990年代，我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但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是严重缺乏理论准备的。自然，一种理论的缺位，必然有另外一种理论的乘虚而入。于是，西方经济学，这个自己宣称自己为“科学”的精致的西方意识形态，在张维迎和张维迎们的鼓噪和推销之下，在中国攻城掠地、大行其道。

　　一段时间，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竟成了中国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其目的，就是张维迎明目张胆宣称了的：

 

　　“中国必须继续减少国有经济的比重，减少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并在未来30年将重点放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完成宪政民主的建设。”（《市场的逻辑》第7页）

 

　　张维迎和张维迎们的改革确实在中国取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以至张维迎得意洋洋地说，中国的经济改革基本取得成功，并且，政治改革也会沿着张维迎和张维迎们设计的路线图施工：

 

　　“我预测，中国始于1840年的历史性转轨或许能在2040年完成。到那时，中国将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同上）

 

　　一是公有制主体地位严重丧失。

 

　　2015年，国务委员王勇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包括三资企业在内的私有制经济已占60%以上，公有制经济已经只占30%多。这一数据表明，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已经严重丧失。

 

　　随着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严重丧失，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自然也随之丧失：

 

　　“最明白不过的事实是：新中国后三十多年，全民和劳动者集体所有制企业近乎荡然无存之际，原工人阶级的至少80%立刻丧失国家主人地位，其中六千万人下岗和被买断工龄，其余和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一道沦为替中外资产阶级提供剩余价值的雇佣奴隶。”（施树民语）

 

　　以至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何干强认为，

 

　　“从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到，对应于在第二次、第三次产业中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从开始‘明显下降’（2005年），到公有制经济‘已经不占主体地位’(2008年)，到在‘公有制经济比重下降到了严重地步’（2013年）；相应地，中央领导同志对产业结构的状态的描述，也在逐步加重，从‘产能过剩的不良后果正在显现’（2005年），到‘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矛盾长期积累’、‘日益显现’（2010年），直至‘重大结构性失衡’（2016年）。”（何干强：《必须纠正公有制经济被严重消弱的态势》）

 

　　二是产生了比较严重的两极分化。

 

　　据《参考消息》报道，中国2015年亿万富翁达到596人，超过了美国的537人。又据中国权威部门的数据显示，中国目前0.4%的人占有中国70%的财富。这意味着中国的财富集中和两极分化问题已经十分严重。

 

　　三是产生了严重的利益集团分化。

 

　　严重的利益集团分化与比较严重的两极分化，实际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两极分化，实际说明，有人拥有一切，有人一无所有。中国社会目前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利益集团分化？据程恩富、詹志华的分析，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多种社会利益集团：

 

　　第一，是损害公有制企业的利益集团，他们贱卖和侵吞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本，损害国家利益和普通职工的利益；

　　第二是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集团。他们“通过跨国公司、基金会以及在华的金融机构，通过企业并购、品牌控制、参股控股等形式，攫取大量的财富，给我国造成了巨大的资产流失。它们还通过控制核心技术，对华实施技术封锁，并通过价值链布局，把我国牢牢固定在产业价值的低端环节，从而达到其破坏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目的”；

　　第三是黑商利益集团，“他们通过双轨制、官倒、操纵证券市场、非法集资、侵吞国有财产、骗取贷款、行贿、房地产投机、欺行霸市、生产假冒伪劣黑的商品等方式大肆谋取个人利益”；

　　第四是买办利益集团，他们在国际资本与本地资源的博弈过程中，往往充当本地资源的背叛者，不惜牺牲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国际资本盘剥和控制中国大开方便之门；

　　第五是贪腐利益集团，他们他们利用权力为某些单位和个人创造“商机”乃至保驾护航，以谋取金钱、物质和精神等的回报，等等。这些利益集团，说穿了不过是已经新生了一个资本家阶层而已。（程恩富、詹志华：《当前我国利益集团问题分析》）

 

　　四是中国经济失去了一定的独立自主性。

 

　　法国总统经济顾问阿塔利在《国家的破产》一书中指出：“中国人负责劳动，美国人负责享受。作为美国最大债权国，中国抱怨借给美国的血汗钱（美元债务）在随着美元贬值而不断地缩水蒸发。”

　　专家黄卫东指出：“根据央行发布的资产负债表，仅在过去10余年里，我国央行就印钱25万亿，都换美元、欧元交给了美国和西方，主要是换美元交给美国。加上美国资本家用免费得到的人民币在中国购置的资产做抵押，从银行贷款，实际获得的资金恐怕高达上百万亿元。而我国建国六十多年积累的资本存量，包括被美国控制部分，仅有84万亿。考虑美国在我国获得的利润和拿走的物资，可以说，美国控制了我国大部分资产，拿走了我们的大部分产出。”

 

　　因此，由于张维迎和张维迎们一段时间基本掌握了中国改革的话语权和解释权，中国社会确实发生了他们希望的变化，他们的企图确实取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

 

　　因此，我们的全部努力，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将张维迎和张维迎们的企图和努力化作泡影。

 

　　三、十八届三种全会成功反击了张维迎们的企图

 

　　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改革路线，深化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改革，重新拨正了中国改革的航向，使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重新走在了正确、健康的道路上，使张维迎和张维迎鼓噪和倡导的改革遭遇到了重大挫折。

 

　　（一）这次会议举起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旗

 

　　这面旗帜自然还“重复昨天的故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确保改革正确方向;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

 

　　这面旗帜上又写着一首“新词”：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中国将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

 

　　这面旗帜上实际上大写着两个字：人民。如“要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维护人民权益，让人民监督权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形成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这面旗帜，最根本的是两个加强：加强党的领导，加强人民民主。

 

　　 这面旗帜，其实是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重申的一个观点：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性，也即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

 

　　这面旗帜，其实是反映和体现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早就强调过的一个基本原理：

 

　　“为着战胜强大的敌人，无产阶级专政要求权力的高度集中。这个高度集中的权力，是必须和高度的民主相结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二）这次会议提出的改革是全面深刻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改革

 

　　会议提出：总的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中国将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国家的安全事务工作；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同时指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还要深化财税改革和军队改革，等等。

 

　　仔细品味这份改革书的基本内容，如果不带偏见，人们就不难发现：

 

　　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改革，而不是什么别的改革。

　　这是一个欲图中华民族复兴的改革，而不是导致中国成为西方附庸的改革。

　　这是一个体现人民利益的改革，而不是体现资本利益的改革。

　　这是一个逐步致社会主义复兴的改革，而不是转轨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

　　这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改革，而不再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

 

　　（三）这次会议再一次重申了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

 

　　会议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要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这段话好像是似曾相识、老生常谈。但在一个对公有制经济几乎一边倒地口诛笔伐、欲致死地而后快的舆论氛围里，在一个国际国内垄断资本视国企为俎上肉、盘中餐的时候，强调这一点，确实是像会议公报指出的那样：保住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保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基。

 

　　（四）这次会议打破了中国买办资产阶级和国际垄断资本的迷梦。

 

　　这次会议打破了“资改派”妄图肢解和消灭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的迷梦。会议强调，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这次会议打破了“宪政党”妄图在我国推行资本主义宪政的迷梦。会议强调："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要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发展基层民主”。

 

　　这次会议打破了“法律党”妄图在我国推行资本主义法律体制的迷梦。会议强调：“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

 

　　这次会议打破了“资改派”妄图肢解和阉割党的指导思想的迷梦。会议强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这证明毛泽东思想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四、与张维迎及张维迎们的斗争还未有穷期

 

　　但是，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改革，还是像张维迎和张维迎们企图进行“市场的逻辑”——资本主义的改向的问题上，谁胜谁负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正是斗争尚未有穷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一）在经济理论的较量上，斗争正未有穷期

 

　　一切理论都是为现实服务的理论，一切经济理论都是为现实的经济服务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如此，张维迎和张维迎们鼓吹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也如此，只不过他们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截然对立的服务对象罢了。

 

　　对于张维迎们迷信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庸俗辩护性，长期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家如程恩富、吴易风、张薰华、洪远朋、周肇光、赵磊等给予了充分的揭露和批判。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系统研究，又对西方经济学有充分了解的余斌研究员，给于了无情的揭露：

 

　　从这里，我们看到，“既拿不出周密可靠的数据做依据，又不引用基本的经济理论，随随便便就得出了自己的结论”的恰恰是现代西方经济学。

 

　　首先，为什么要引用那些根本不能成立的所谓基本的经济理论呢？其次，按照如数理统计学所代表的科学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经济学可以任意给出行为假设，但必须对假设进行检验......实际上，现代西方经济学是拒绝检验其假设的，最多只允许检验其假设的结论，尽管田国强连对结果的检验也是排斥的。而一旦其结论未被实证研究拒绝，现代西方经济学就宣称自己的理论假设是成立的，其实未被拒绝并不等于接受，这在统计学中是一个常识。而一旦其结论被表明不成立，现代西方经济学就托辞其假设过于理想，拒绝承认其假设是不成立的。这种做法就象算命先生以生辰八字决定命运为假设，给出了一个人的命运结论，一旦结果蒙对了，就吹嘘生辰八字是如何如何决定命运的，而一旦没有蒙对，就说还有其它的什么因素，比如姓名的选取等影响了命运，决不承认生辰八字决定命运的假设是不成立的。

 

　　既然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算命先生的做法相一致，全盘否定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性当然就是有依据的。

 

　　（因此），西方经济学已经丧失了古典经济学残余的科学性，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正因为如此,这套在学术逻辑上无法成立的理论才得以借助其经济基础即阶级基础的壮大而在国内外的经济理论界处于显赫的地位。进而使得国际垄断资本得以强化现有的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能够更加方便地攫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西方经济学的不科学性主要体现在它的基本分析框架和学术逻辑上,应予基本否定。（余斌：《西方经济学只是一种意识形态》）

 

　　与此同时，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学家即积极承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又积极进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立和建构。比如，对中国经济社会学界有一定影响力的、由程恩富等倡导建立的“海派经济学”，比如，经济学家刘永佶先生创立的“劳动经济学”——《劳动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原则》。

 

　　但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终究是在解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进行的，终究是在张维迎和张维迎们贩卖的西方经济学在“科学”“理性”的纯学术的包装下成为影响和指导中国的经济改革的“科学”理论的，终究是凭借国际垄断资本的强大威力进驻中国的，终究是对中国那些“精英分子”进行了彻底的洗脑下使相当一部分中国人成为“最坏的经济学家最坏的经济学说的奴隶的”，因而西方经济学在中国得以横行无忌几近二十年，因而在那些被洗了脑的精英学者们看来“历史必然要向西方经济学低头”，因而西方经济学仍然占据着中国大学经济学的主要讲堂，因而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社会仍然阴魂不散甚至借尸还魂，因而西方经济学还在不同程度地误导中国的经济改革，因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伊壁鸠鲁的神——他是存在，但是在中国社会的某个角落里。

 

　　这正是，在经济理论阵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的较量远未分出胜负，这正用得着孙中山先生的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二）在经济事实的较量上，斗争正未有穷期

 

　　本来当代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发展的事实已经完全证明了，张维迎和张维迎们贩卖的“市场的逻辑“——西方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是国际垄断资本，尤其是美国剥夺全世界的战略工具。但在国际垄断资本和国际垄断资本控制的媒体舆论的忽悠下，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仍是忽悠中国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意识形态工具。

 

　　我们在第二部分例举了张维迎和张维迎们鼓吹的资本主义改向对中国经济和社会造成的危害。上述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事实说明：张维迎和张维迎们鼓吹的资本主义改向对中国经济社会造成的危害，罪恶滔天、罄竹难书。

 

　　然而，对于罄竹难书、罪恶滔天的张维迎和张维迎们，那些被张维迎们俘虏了的人，那些本来希望和放纵资本主义改向的人，还在那里高呼“历史将向弗里德曼低头”，还在为新自由主义歌功颂德，还在荫蔽新自由主义造成的滔天罪行，还在重复“国有企业低效”、“产权虚置”的谎言，还在那里对私有经济“眼里的梁柱”视而不见而对公有经济“眼里的刺”口诛笔伐、横加指责！还在那里不置国有企业于死地而誓不罢休！

 

　　这正是，在经济事实的阐释上，资本的声音还远远强过劳动人民的声音，同样用得着孙中山先生的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三）在对公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话语权上，斗争正未有穷期

 

　　长期以来，中国的公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早就被资本的代言人张维迎和张维迎们妖魔化：什么“国企低效论”、“产权虚置论”、“国企腐败论”、“国企冰棍论”、“经济崩溃论”、“大锅饭论”、“经济票证论”，等等，不一而足。

 

　　但是，有妖魔化，必然有反妖魔化的——中国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和有良知的左翼经济学家事实上早在用理论和事实驳斥着这些无耻谰言。

 

　　郎咸平先生就曾论证了：公有经济的效益并不必私企必然低，且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普遍高于私企和外企。（见《郎咸平博客》）

 

　　武汉大学战略决策研究中心主任、美国东俄勒冈大学终身教授龙斧博士就证明了：“国有企业效率效益必然低下”是中国长期存在的一个经济学理论误区，与西方所谓主流经济学封闭系统方法论下产生的效率效益决定不无关系。运用包括西方经济学、管理学在内的交叉科学方法，我建立了效率效益决定的13个变量关系，揭示了1949-80时期中国国企投入条件极为有限，由这些变量所构成的笛卡儿空间测度几乎是西方国家的无穷小倍。考虑到这些因素，给定中国取得的增长和综合目的的实现，国有企业不仅不是效率效益低下，而是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国企效率效益低下”则是一个具有伪科学性的概念。

 

　　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赵磊先生则认为，国有企业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这一点切勿有糊涂认识，千万不能上普世价值的当。

 

　　对国有企业的去留必须有“整体主义”观念——龙斧教授和王今朝教授做的实证分析，值得重视。

 

　　对执政的共产党而言，国企存在的理由决不仅仅是纯经济的，更是政治上的。尽管当下的国企越来越具有“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性质，但这并不能成为将国企彻底私有化的借口。在当下的市场经济关系下，国企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守住公有制基本盘的底线，中期目标是完善民主管理和监督机制，远期目标是践行“鞍钢宪法”。必须强调，要保证改革既不走邪路也不走老路，不论是近期目标、中期目标，还是远期目标，贯穿国企改革的逻辑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而不能是别的神马主义。

 

　　然而，不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和有良知的经济学家对公有经济和国有企业进行了怎样的科学论证和奔走呐喊，这些论证和呐喊几乎都淹没在逐步的代言人高八度的分贝之中了，也被那些欲肢解和消灭中国公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资产阶级买办集团消解得无影无形了。

 

　　这正是，在对公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话语权上，代表中华民族和中国劳动人民的声音远远低于代表资本的声音，这同样更用得着孙中山先生的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因此，斗争正未有穷期，意味着中国劳动人民与张维迎和张维迎们的斗争，是尖锐的、复杂的、反复的、长期的“韧”的战斗。

 

　　因此，这场“韧”的战斗，需要中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拿起战斗的笔，为中国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正本清源、摇旗呐喊。

 

　　因此，这场“韧”的战斗，需要所有的中国人民，捍卫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中国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正本清源、摇旗呐喊。

 

　　因此，这场“韧”的战斗，需要所有的中国人民，牢记孙中山先生的教导：“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原创】来源：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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