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青钊：一评张维迎的市场神逻辑

点击：作者：唐青钊来源：昆仑策网发布时间:2017-05-25 10:5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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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书桌上，摆着几本张维迎的书——《市场的逻辑》、《理念的力量》、《经济学原理》和《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对张维迎，我作为俗人自然不能免俗，实是“久仰大名，如雷贯耳”。摆着的书，真的还不是摆设，倒是遵了古人的几分遗训，焚香而拜读的。然而，正应了那句“不看（读）不知道，一看（读）吓一跳”的老话，一读张维迎，竟让我惊诧莫名——他竟然是远远超过他的鼻祖亚当.斯密的人物！说张维迎的鼻祖是亚当.斯密，是因为他自己的认祖归宗；说张维迎远远超过他的鼻祖亚当.斯密，是因为张维迎不仅像亚当.斯密是一位经济学家中的历史学家，而且一部中国和世界历史就是他重新发现和重新改写的！

　　不信，请看张维迎的伟大发现：

　　“人们所有追求幸福的方式，大致可以划分为两大类：第一种方式，就是怎么通过使别人不幸福，让自己变得幸福，比如，偷盗、抢劫、打仗，把别人的财富拿到自己手里边，然后自己变得幸福，这是强盗逻辑；第二种方式，就是怎么通过使别人幸福，自己也变得幸福，这叫市场的逻辑。

　　从古到今，人类的历史就是这两种逻辑作用的结果。罗马帝国的逻辑是强盗的逻辑，丝绸之路是市场的逻辑。秦始皇统一中国用的是强盗的逻辑，而欧盟的形成则基于市场的逻辑。人类的进步可以说是用市场的逻辑逐步替代强盗逻辑的过程，因为，强盗的逻辑只是在分配财富，甚至在毁灭财富，只有市场的逻辑才能真正创造财富。在过去200年，人类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就是因为用市场的逻辑代替了强盗的逻辑。虽然现在国家之间仍然有很多强盗的逻辑，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人类只有按照市场的逻辑交换，才能共赢，才能不断改造我们全人类的生活。”（张维迎：《市场的逻辑》第12页）

　　这真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可以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从来没有过的历史观和历史发现！它很可能叫司马公气得死去活来，因而与其对薄公堂；更令亨廷顿在阎王面前哭诉：世界明明是“文明的冲突”，怎么就全成了“活雷锋”——通过使别人幸福，使自己也变得幸福了？至于亚当.斯密，大概是不会认这个不肖之徒了——我不是说过，绝大多数人牺牲了自己的幸福、安宁和自由，怎么在你张维迎那里就全变成了幸福、安宁和自由？

　　不看不知道，一看还吓一跳。自以为落泊但不潦倒的我，不但曽经被“强盗的逻辑”奴役过，而且后来又被“市场的逻辑”被幸福过：

　　“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是一个从强盗的逻辑走向市场的逻辑的过程。计划经济本质就是强盗的逻辑，一切生产资料归政府所有，生产什么、如何生产由政府说了算，人们没有基本的自由，更没有创业的自由，政府所制定的‘价格’也不过是政府掠夺和分配财富的工具，与税赋没有什么不同。我们中国人历来是很辛苦的。每个人都在追求幸福。但是过去在计划经济时代，个人追求幸福常造成相互伤害，最后结果是所有人都不幸福。改革开放之后逐步走向市场的逻辑，从包产到户给农民自由，到价格自由化、私人企业的崛起、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改造，都是逐步走向市场的逻辑的过程。30多年来越来越多的资源、精力与时间转向为他人创造价值，这样社会的财富增加了，每个人的生活都得到了改善。”（同上第21页）

　　不看不知道，一看更吓一跳。伟大如张维迎这样的经济学家，人们对他们的学说竟像对待“死狗”一样，真是可恶极了:

　　“经济学这么不受欢迎......”（同上第32页）

　　不看不知道，一看还得吓一跳。指点江山、呼风唤雨并且让人们顶礼膜拜的经济学家，竟只有捍卫市场经济的职责：

　　“经济学这么不受欢迎，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社会为什么需要经济学家？我们为什么要出钱养活这么多经济学家？这个问题可能有各种答案。我自己的回答是：社会需要经济学家，一个重要原因是市场经济需要有人去捍卫。如果我们不需要市场经济，就不需要经济学家。”而市场经济为什么需要捍卫，是因为“既得利益者、特权阶层不太喜欢市场经济”、“由于人们的无知”、“人们的无知很容易被机会主义者利用”。（同上第32页）

　　“经济学这么不受欢迎”！张维迎开口闭口就是“逻辑”，唯有这一句倒有点合乎逻辑；张维迎开口闭口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唯有这一句倒有点合乎事实！说这句话有点合乎逻辑和事实，是因为这句话的真实意思应该是：在一个人人谈经济、个个想发财的时代，人们对那些既能让国家富强又能使个人富裕的经国济世的“经济学”，以及它的创造者、传播者是翘首以盼、热烈欢迎的；而对张维迎这样开口闭口“逻辑”却讲的是神逻辑、开口闭口“历史”却讲的是神历史、开口闭口“幸福”却讲的是少数人的幸福，开口闭口财富却讲的是少数人的财富——其实质就是在为豢养他的“既得利益者、特权阶层”辩护、立论和鸣锣开道！——对于这样的经济学家，绝大多数人是不欢迎的！

　　张维迎之所以“不受欢迎”，首先最不受欢迎的就是他的神逻辑：思维逻辑是神的逻辑、历史逻辑是神的逻辑，至于他的学术，更是神的逻辑。

　　一、张维迎的思维逻辑是神的逻辑

　　稍有一点形式逻辑常识的人，都会潜意识地做到自己的观点能够自洽，不能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可是，作为经济学家兼历史学家的张维迎，却很不屑“常识性”的形式逻辑——偏用他发明的神逻辑，使自己的观点自相矛盾，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张维迎认为，一部世界文明史，绝大多数时间是“强盗的逻辑”，只有资本主义200多年来，才将“强盗的逻辑”让位给“市场的逻辑”；张维迎又认为，“强盗的逻辑”只是“分配财富”甚至是“毁灭财富”，只有“市场的逻辑”才“创造财富”。但是，既然“强盗的逻辑”不创造财富，那“强盗”分配的财富，甚至是毁灭的财富，又是从哪里“创造”出来的？张维迎给出的答案是“丝绸之路”。可是“丝绸之路”不仅与“强盗的逻辑”共兴衰，而且也不是中国财富的主流，更不是世界财富的主流，因而以有限的“丝绸之路”“创造的财富”，又哪里经得起几千年“强盗的逻辑”“分配”和“毁灭”？这无异于说，有一个叫“张维迎”的人，不是具有“强盗的逻辑”的“张维迎”父母的创造——我们这样说不是侮辱“张维迎”的父母，因为“张维迎”的父母是占中国古代，甚至是近现代大多数的农民！——他们是拿不出很多财富来发展“市场的逻辑”的！张维迎通过错乱时空、颠倒乾坤，将根本不能对立的事物对立起来，然后臆造一个只“分配”，甚至“毁灭”财富而不“创造”财富；一个却只“创造财富”，却又不分配财富，这是哪家的逻辑？这只能说是张维迎神经错乱的神逻辑。

　　张维迎认为，人类文明数千年，绝大部分时间是“强盗的逻辑”，因而是“恶”；张维迎又认为，最近200多年来是“市场的逻辑”，因而是“善”；张维迎还认为，“现在国家之间仍然有很多强盗的逻辑”，比如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但由于人们认识到了“市场的逻辑”，因而能避免“恶”。这就奇了、怪了，且不说最近200多年来帝国主义发起的连绵不断的侵略战争，单就张维迎例举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难道不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绝人寰的“强盗的逻辑”？“现在国家之间仍然还有很多强盗的逻辑”难道不是“强盗的逻辑”？

　　张维迎认为，“人的本性”是追求幸福的，但“人对幸福的理解不一样”，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又有各种各样的幸福。张维迎又认为，只有“市场的逻辑”才能使人“幸福”，因为“通过使人幸福，自己也变得幸福”；张维迎又唯独认为，“计划经济”这种“强盗的逻辑”由于“个人追求幸福常造成相互伤害，最后结果是所有人都不幸福”。试问，既然人对幸福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和追求，如果有一群叫“张维迎”的人，偏要追求集体的幸福并且行动起来实现了集体的幸福，难道他们就不幸福？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则何如？

　　张维迎认为，市场经济是自古就有的伟大的经济制度，因为“丝绸之路”就是“市场的逻辑”；张维迎又认为，经济学家的责任，就是捍卫伟大的“市场经济”；张维迎还认为，“经济学很不受欢迎”。这就奇之怪也，既然“市场经济制度”如此伟大，人们箪食浆壶、夹道欢迎还来不及，哪里还有那么多“无知的人”？哪里还要你张维迎这样的经济学家来捍卫？更哪里容得了你张维迎这样“不受欢迎”的经济学家传播的“经济学”来为“市场的逻辑”辩护和鼓吹？既然“市场经济制度”是自古就有的伟大的经济制度，几千年来没有经济学家也过得好好的，又要你经济学家干吗？既然，市场不要你张维迎们的经济学，你们就是多余的人——一个对于市场多余的人，却偏要赖着捍卫市场，岂不滑天下之大稽？

　　张维迎认为，他的职责，就是捍卫市场经济制度；张维迎又认为，如果有人给他十个亿，他可能会写出一部反市场的著作。（见张维迎的一次访谈）那么，张维迎是赞成市场呢，还是反对市场呢？抑或像张维迎自我标榜的：经济学家是价值中立，不需要价值判断的？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凡此种种，也无处不矛盾，无处不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人们的思维讲的是形式逻辑，而你张维迎却讲的是神逻辑——神马逻辑，你还能不被宣布是“不受欢迎”的人吗？

　　二、张维迎的历史逻辑是神的逻辑

　　张维迎是作为经济学家的历史学家出现的，但是，他的最出名的学术成果，看来不是“经济学”，而是“历史学”。这就是他以上那个伟大的历史发现：一部中国和世界历史，就是“强盗的逻辑”和“市场的逻辑”的这一伟大发现。

　　正像得了脑膜炎留有后遗症的人也能说出接近真理的话来一样，张维迎的“丝绸之路”是“市场的逻辑”确实接近了部分真理。然而，张维迎只说“丝绸之路”是“市场的逻辑”，证明他的历史知识也很小儿科。因为在“丝绸之路”很久很久之前——这自然是说书人的口吻——就有过“玉石之路”。这条“玉石之路”就将西域、中亚、西亚、西伯利亚地区与中原地区联系在了一起。中国上古的商朝之所以名为“商”，据说他们就是一个很会经商的民族建立的国家。因此，中国的商品经济，——也就是张维迎说的市场经济——至少在商朝就比较发达了。但是，商品经济的出现，必须有一个前提即产品有了剩余以后，才会有商品的交换，由此才会形成商品经济。这就必然引起人们这样的思考：商品经济到底是怎样产生的呢？产生之后商品经济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又是怎样的呢？

　　（一）中国奴隶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

　　显然，商品经济不是从来就有的。人类社会曽经有过漫长的“美妙”而“素朴”的原始社会。但是，随着石器，尤其是以青铜器为代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美妙”而“素朴”的原始社会，被“强盗的逻辑”——产生了农业与畜牧业的人类第一次分工，接着又产生了农业与手工业分工——的奴隶社会打败了。漫长的奴隶社会，虽然有了商品经济，但商品经济正因了社会生产力的制约，从来没有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占据主导地位的必然是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奴隶主农业自然经济。

　　这种奴隶主农业自然经济，可以从《诗经》中反复出现的描写农业经济和农耕生活中窥见一斑。

　　《诗经.大雅.什民》篇写道：“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茀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实种实褎。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粟，即有邰家室。”

　　《诗经.豳风》更是这样描写的：“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昼尔于茅，宵尔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

　　因此，并不是奴隶主阶级不喜欢“市场的逻辑”——他们不是不宝爱玉石宝马，相反，他们太爱了——不然西域、中亚、西亚、西伯利亚地区的玉石宝马，就不会进入奴隶主阶级的宫殿、家室。奴隶主阶级之所以要选择他们厌恶的“强盗的逻辑”——奴隶制的农业自然经济，是因为他们在那样的生产力条件下不得不作出这“最优的选择”：为了他们自己能生活得更好，并且能“瓜瓞绵绵”地永远美好地生活下去，就不得不从农业中索取每个人都需要的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等营养物质，就不得不像圈养牲畜一样圈养活奴隶们，不然必然会“一起捉住，一起绞死”。然而这样一来，可恶的“强盗的逻辑”立马变成了“历史自然的逻辑”——在漫长的奴隶社会，选择奴隶主农业自然经济，是一个历史自然的过程，哪里是神马“强盗的逻辑”或是神马“市场的逻辑”？将“强盗的逻辑”和“市场的逻辑”超脱于或游弋于人类社会之外，才是神的逻辑呢！

　　正是由于这种以奴隶主农业自然经济为主、以奴隶主商品经济为辅的奴隶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到奴隶社会末期催生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政治经济学”——管子的经济思想：

　　“不生粟之国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粟也者，民之所归也；粟也者，财之所归也；粟也者，地之所归也。粟多则天下之物尽至矣。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有人之涂，治国之道也。”（《管子.治国》）

　　显然，在管子看来，粟米——粮食——农业是关系到强国富民、经国济世、开疆拓土的战略性经济，同时也是工商业经济得以发展的基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只有“以农为本”，人民丰衣足食，天下才能太平，社会才能和谐。

　　对于工匠——手工业者，管子是这样论述的：

　　“令夫工群萃而州处，相良材，审其四时，辩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计制、断器，尚完利。相语以事，相示以功，相陈以巧，相高以智。”

显然，在管子看来，只有使工匠们居处相聚集中，使他们能互相议论工事，展示成品，比赛技巧，提高智慧，才能推动手工业技术的进步和手工业经济的发展。

　　对于商人——市场的主体，管子又是这样论说的：

　　“令夫商群萃而州处，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荷，服牛辂马，以周四方；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余于国，奇怪时来，珍异物聚。”“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贾。”

　　管子在这里说的是：要使商人居处相聚集中，让他们观察年景饥凶，了解国家情况，观察四时变化，注意本乡货物，而预知市场物价。让他们负任担荷，赶牛驾马车，以周游四方；估计物资多少和商品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贱买贵卖。雉羽和旄尾一类的珍品不必远集而自至，竹箭一类的产品，国内就有孚余。奇怪的商品经常到来，珍异的东西也有聚集。让他们互相谈论赢利，互告买卖时机，互相陈说对物价的了解。——管子不愧是做过生意的，他对商贾们的心里和行为是多么的了解！他对商贾们的了解，其实就是对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了解！

　　总之，管子的思想是“以农为本，兼顾工商”的思想。这个思想，对于当今经济社会的发展，都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管子的这个思想，是张维迎的市场神逻辑根本无法相比拟的，也就是说，张维迎的“市场的逻辑”，比较管子的“农本经济”不是前进了，而是严重地倒退了——张维迎的“市场的逻辑”哪里有一点经国济世、治国安邦的科学成分？

　　（二）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

　　奴隶主阶级自然希望瓜瓞绵绵、世袭罔替的，无奈情势总比人强，随着以铁器为代表的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奴隶主和奴隶确实是“一起捉住，一起绞死”，新的生产力代表产生了，这基本就是从奴隶主阶级分化出来的新兴封建地主阶级。

　　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但这个漫长的封建社会绝不是像张维迎描写的是一个几乎停滞、没有什么发展的社会。相反，中国的封建社会，在很长的时间里，是江山一统、经济社会发展的社会。这个江山一统、经济发展的封建社会，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显著特点。

　　一是空前辽阔的疆域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市场空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夏商周三代王朝奴隶主们共同的愿望和追求。然而，真正把这一愿望变成现实的是秦始皇，就是张维迎恶狠狠地称为用“强盗的逻辑”“统一中国”的那个人。张维迎没有料到，当他赌咒用“强盗的逻辑”“统一中国”的时候，实际是在赌咒他迷信的市场经济。正是这种国家大一统的局面，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培育提供了空间：疆域辽阔，必然造成土地多多、人民众多；土地多多、人民众多，必然造成土地富饶、物产丰富；土地富饶、物产丰富，必然产品多有剩余；产品多有剩余，才能多有交换，才能形成商品经济。这就使张维迎产生了悖论：他迷信市场，可他却赌咒市场空间；他谴责“强盗的逻辑”，可它又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然而，无论是张维迎的谴责，还是张维迎的赌咒，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的局面基本得到维持，至今还惠及咱们中国，因而中国社会的发展自有自己的逻辑，反正没有张维迎的神逻辑。

　　二是经济的发展与国家治理能力密切正相关。综观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凡是中央集权得到加强、地方豪强巨富的兼并掠夺得到比较好的抑制、人民的生命财产得到一定的保障，那个时候经济就比较发展壮大、社会就比较安居乐业。中国几个称得上盛世的时代，譬如“文景之世”、汉武帝之世、“贞观之世”、唐高宗武周之世、“开元之世”、“康乾之世”，等等，莫不如此。反之，如果中央集权得到削弱、军阀土豪横行、人民的基本利益得不到保障，经济就凋敝、人民就流离失所，中国社会分裂的时期，封建皇朝的末世，等等，莫不如此。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只有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生产力才能发展”，大概就是对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历史的总结吧？然而，这个总结正是打张维迎嘴巴的事：在张维迎看来，政府越小越好，能力愈弱愈好，管得愈少愈好。好像错的不是张维迎的神逻辑，错的总是历史。然而，这样一来，反历史逻辑的必然被历史反掉，这正是张维迎屡屡如丧家之犬的缘故。

　　三是农业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是一个相互促进的发展过程。总起来说，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还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这个社会基本在践行管子的经济思想，以封建农业自然经济为根本和基础。但这样的经济实践，并没有从根本上妨碍商品经济的发展，相反，在农业自然经济发展的同时，商品经济也在不断发展。这大概是一方面农业生产有了更多剩余，另一方面瓷器、盐铁、茶叶、金银等手工业经济不断发展壮大的缘故。因此，说农业自然经济就是“强盗的逻辑”——恶的经济，说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的逻辑”——好的经济，并且好像他们天然对立，哪里有一点合符历史事实呢？

　　四是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基本是国际贸易的中心。张维迎是欣赏“丝绸之路”的，但张维迎并不明白“丝绸之路”的真谛。“丝绸之路”之所以形成并发展壮大起来，并使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的中心，是因为中国不仅农业自然经济发达，而且以瓷器、盐铁、茶叶、金银器为代表的手工业经济更是超常的发达。因此，漫长的中国社会总体上不是经济停滞、社会混乱的社会，而是“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是农业自然经济发达，商品经济相对（相对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而言）更发达的社会。这样的社会经济结构，哪里又存在着“强盗的逻辑”与“市场的逻辑”的对立呢？

　　因此，以农业自然经济为主、以商品经济为辅的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不管人们喜不喜欢、赞不赞成，农耕时代的经济发展规则，也就是张维迎的“强盗的逻辑”，必然会强行为自己开辟道路，直到新的更高级的生产关系出现。

　　（三）西方“市场的逻辑”其本质是“强盗的逻辑”

　　张维迎将西方“工业革命”发生以来，形成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说得美如天仙、灿若桃花，是历史的真实吗？

　　否！可以斩钉截铁地断然否定。

　　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内，是压迫工人——仗剑经商的。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作了生动的阐述：

　　“现代的工人却相反，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愈来愈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63页）

　　这就是张维迎笔下的西方社会的“王道乐土”，这个“王道乐土”里的工人哪里享受过唐太宗享受（张维迎语）的九牛一毛呢？

　　也许有人说，马克思的时代早就是“昨天的故事”了，我们要听今天的故事了。好吧，我们就请我国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先生，讲一讲中国当下还不很充分的“市场的逻辑”下的中国故事吧：

　　“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中国也存在着严重的债务危机。好了，资产阶级崛起，土豪们要权!从过去要钱到现在要权。很相似啊!过去要求的是国企放开竞争性经营领域，现在要求什么呢?要求是让政治权利。就像当年法国大革命，第三等级，土豪们跟贵族和教士谈判差不多?但是，我再问个问题，这世界上可有任何资产阶级革命，在革命成功获得权力之后，向弱势群体、普通劳苦大众分享权力?历史上有没有?毛主席，算一个，好!我问的是，世界范围内资产阶级获取权力愿意跟大众分享的，请务必给我个邮件或给我短信。然后我好好的做点儿研究，我满世界找，还真找不到。”（温铁军：《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与法国大革命》）

　　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外，更是赤裸裸的掠夺——仗剑经商的。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同样作了概括和揭露：

　　“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同上第252页）

　　这个概述和揭露，其实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西方工商业，正是靠了仗剑经商，占领“东印度和中国市场”、使“美洲的殖民化”、开展“对殖民地的贸易”，才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

　　对于西方仗剑经商的事实，韩毓海先生有过深刻而中肯的分析。他认为，在西方现代兴衰的过程中起支配作用的，从根本上说是现代民族国家这种组织形势的奠定，最初就是16世纪地中海地区的银行家们投资于国家间的战争，最终则是金融家通过攫取“世界货币”的发钞权，而让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乃至整个世界为他们的投资冒险埋单和作担保，而上述军事——金融——国家相结合的特殊组织形式，既催生了西方的工业革命，使西方生产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从而使财富像听从魔鬼的呼唤一般从地底上冒了出来，又使“仗剑经商”成为了这种“特殊组织形式”与生俱来的“使命”，因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至于那被奉若神明、而又众说纷纭的‘资本主义’，充其量只不过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充当了‘帮手”的角色而已。”因而最近200多年的历史，总体上是欧美列强的军事暴力和金融垄断支配世界的时代。但是，由于这个时代靠的是“军事实力”和“金融财力”说话，因而是一个没有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时代。（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

　　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这一逻辑，在它一步一步将中国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过程中充分而又典型地表现了出来。

　　它向中国举行多次的战争，强迫中国租借、割地、赔款，极大地打击和削弱了中国这个封建帝国。

　　它强迫中国订立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根据这些不平等条约，取得在中国驻军的权利和领事裁判权，使中国成为了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

　　它控制了中国一切重要的口岸，从而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和对外贸易，控制了中国的交通事业。

　　它直接在中国经营了许多的工业企业，直接利用了中国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并以此对中国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压迫，直接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它通过借款给中国政府，并在中国开设银行，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控制了中国经济的咽喉。

　　它在中国造成了一个买办阶级，这个买办阶级既直接为帝国主义服务，又残酷剥削中国人民。

　　它使得中国封建地主阶级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支柱和基础，控制了这个阶级也就基本控制了中国。

　　它造就了中国的军阀混战，并且直接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使得中国社会积弱积贫日甚一日。

　　因此，张维迎对西方200多年来“仗剑经商”赤裸裸的殖民和侵略的历史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反而将其美化成“通过使别人幸福，从而使自己变得幸福”的美妙得不能再美妙的制度，只不过是为了丑化中国历史、中国革命的历史、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跪舔他的西方主子，为中国走向全盘西化之路鼓唇摇舌、鸣锣开道罢了。然而，他的西方主子并不领情，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句“我们的航空母舰在哪里”！不仅道出了西方“市场的逻辑”的实质，更是打张维迎的脸比变脸还要快！

　　（四）近古和近现代中国落伍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国家能力的严重下降

　　中华文明古国古。在世界文明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国绝大多数时间占据着世界中心的位置，尤其是被张维迎赌咒的中国封建社会，在西方工业革命之前，几乎都占据着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的位置。直到1840年，中国的经济还是一个超级大块头。据估算，中国当时的经济总量大约占世界GDP的三分之一,世界贸易的中心仍然还是中国。然而，一场鸦片战争就将大清帝国打回了原形——一个中看不中用的大花瓶！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近古和近现代中国的逐步落伍了呢？

　　答案可能多种多样。但最根本的，必然是“物必自腐，然后虫生之”，政府严重腐朽，国家能力弱化，从而使中国成为老大帝国，以至国将不国。

　　这要从两个漫长的世纪说起。

　　布罗代尔将1350—1650年的300年时间，视为“漫长的16世纪”。在他看来，“漫长的16世纪”，总体上是一个“亚洲，特别是中国主导世界经济的时代。”

　　与此相对应，社会史学家阿瑞吉认为，1688—1915年的200多年时间是“漫长的19世纪”。这个“漫长的19世纪”，是欧洲与中国经济社会分道扬镳的时代，前者成为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火车头”，后者则由世界历史和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沦落为世界体系的边缘和“东方”，甚至是“远东”。

　　这一沦落局面，是中国内外部一系列因素综合运动的结果。

　　一是中国封建势力的变本加厉，使得国家治理能力严重下降。中国在“漫长的19世纪”，皇权得到了继续的加强。但这个加强仅仅是针对统治阶级内部而言的。对于整个劳动大众而言，不管是朱姓皇朝，还是爱新觉罗政权，反正都是当差和纳粮，至于这个政权的强弱、好坏好像与他们没有什么严重关联。然而在统治阶级内部则完全不同了。随着封建农业自然经济和封建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逐步形成了“官无封建，而吏（地方巨富豪绅）有封建”的制度，国家基层的治理就靠这些地方巨富豪绅。这些地方巨富豪绅凭借自己掌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积蓄田产、包揽税收和财政、充当买办等，积累了富可敌国的实力。这样的阶级基础在国家能力强的时候，就成为朝廷统治的基础，然而在国家能力弱化的时候，必然就成为瓦解朝廷的基础。大清帝国逐步从兴旺走向衰亡，很大程度上就有地方巨富豪绅的功劳，到大清末世，竟是各路军阀割据一方、称孤道寡了。

　　二是儒学演变为道学，统治集团缺乏安邦治国的能力。中国的儒学本来是“苟日新，又日新”的人伦大道之学，可是，经过程朱理学的改造，又经过明清统治阶级的鼎力相助，儒学成为了只谈性命、不谈经济的僵死的学问。由这样的儒学熏陶出来的官僚集团，讲“祖宗家法”那是满腹经纶、学贯古今；至于讲经济之道，则胸无点墨、全无半点知识。这样的官僚集团，自然无法担当起推动中国由宗法国家向近代财政国家，尤其是向民族—人民国家的转变的责任。中国是老大帝国、国将不国，也就成为必然了。

　　三是生产力水平持续下降，造成社会经济严重缺乏扩张能力。中国虽然早就有了发达的农业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但是，在“漫长的19世纪”，巨富豪门与新兴外商勾结，使得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市场垄断复又加剧，造成一般小农和手工业生产者流离失所、失地失业，导致社会生产力大幅下降，更遑论出现“工业革命”的奇迹了。

　　四是武备松弛，造成国家不堪一击。政权就是军队，军队强，则国家强；反之，军队弱，则国家弱。在“漫长的19世纪”，由于小农大面积破产、手工业者大面积失业，国家大量丧失劳动力，国家税收长期短缺无着。税收短缺无着，则无以养兵，就不能使军队近代化。不能养兵，不能使军队近代化，就必然武备松弛、军队不堪一击。帝国主义架几尊大炮就能在中国横行无忌，也就见怪不怪了。

　　五是金融业委于外国，被外国资本掐住了咽喉。中国并不产银，或很少产银。可是自明朝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后，中国的财政、金融基本实行的是银本位制。整个满清都实行的是金融银本位制。这样的货币制度，必然受制于国际资本，从而造成在“漫长的19世纪”里中国货币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白银大量外输，中国的金融和财政自然日甚一日地混乱，最后只有仰仗帝国主义的鼻息，靠借贷过日子，中国的财政和金融竟被帝国主义基本控制了。

　　因此，中国近古和近现代之落伍，不是败在万恶的“强盗的逻辑”，也不是败在至亲至善的“市场的逻辑”，恰恰是败在张维迎深恶痛绝的“国家能力”上。这是张维迎十分痛心疾首的事，这也是张维迎根本不想承认的事。但不管张维迎是痛心疾首，还是张维迎想当鸵鸟，事实就是事实，而事实胜于雄辩！

　　（五）超强的国家能力是中国重新崛起的根本原因

　　历史的钟摆行进到了1949年9月21日。

　　这一天是中国人民新政治协商会议开幕的日子。

　　这一天，一个代表了全国五万万人民心声的最强音在中南海怀仁堂里久久回荡：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毛泽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经过短短的68年的建设，中国不仅站起来了，而且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了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实力排名靠前的强大的国家了。

　　这一事实特别让张维迎咬牙切齿：前三十年竟是最坏的“强盗的逻辑”——计划经济，后三十多年，也不是冀望的“市场的逻辑”——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竟然内涵着计划经济的内容！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新中国迅速崛起并繁荣富强起来的呢？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扫除了张维迎鼓吹的“市场的逻辑”——消灭了代表“市场的逻辑”的特权阶层，形成了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国家组织能力和国家执行能力，既形成了强大的国家能力！

　　这一点，是张维迎根本不愿看到，看到了也根本不会承认的。

　　也许我们本来是两股道上的车——根本走不到一起，也谈不到一起。那我们就来看那位生活在美国、有国民党背景、著有《万历十六年》的黄仁宇先生。这位老先生对毛泽东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进行了不是赞扬的赞扬：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改革了中国的农村，创造出一个新的低层结构，使农业上的剩余能转用到工商业。中国今后的趋向，也能从这基础上发展。其目的是根据各地区的条件，使全民就业。”（转引自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第138页）

　　在他看来，“共产党不仅仅是恢复了基层的小农生产，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孙文主义’，最为关键的是，共产党更建立了牢固的社会组织结构，尤其是把一盘散沙的农民组织起来，把农业剩余从地主豪商手中夺取，用于国家工业化建设，同时又为新中国培育了大量合格的现代劳动者，工业发展反过来使得过剩农业人口得以充分就业。这是中国国家复兴的最大希望。他的名言是：‘过去的近百年史，过于注意上层结构，很少涉及底层’，而只有共产党改造和建立了中国的基础结构。”（韩毓海：同上第143页）

　　“在当时的背景下，黄先生的写作实际上更属意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建立独立自主的财政货币体系的努力，他独具慧眼地把这看作是500年来头一件大事。”（同上第150页）

　　当然，黄仁宇先生作为明史研究专家，他只是在论及明史的时候顺带论及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当代社会的改造的，因而这个观点既是从“历史的经验”中得出的真知，又只是得出的很不全面的真知。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社会政治结构、社会文化结构的改造几乎是全方位的革命性改造，或者直言，就是革命。正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进行了这样脱胎换骨的革命性改造，从而建立起了新中国超常的国家动员能力、国家组织能力和国家执行能力，既超常的国家能力。正因为新中国有了这样超常的国家能力，才使得新中国仅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就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变成了繁荣富强的工业化，乃至现代化的国家，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才走完的路。这不是张维迎的“市场的逻辑”解释得了的，更不是张维迎咬牙切齿赌咒“计划经济”是万恶之源，就能改变的。

　　因此，张维迎说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是“强盗逻辑”，既不学术，又根本不合乎历史事实。他只不过在充当他真正的老师哈耶克的鹦鹉，重复“社会主义是通向奴役之路”的老调，企图消解新中国业已形成的超常国家能力，变独立自主、繁荣富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罢了。

　　三、张维迎的“市场的逻辑”是市场神的逻辑

　　上面的评论，我们是对作为经济学家的历史学家的张维迎的评论，这个评论就是本文的主要任务。这个任务已基本完结了。但是，张维迎本质上是一个经济学家。因而作为经济学家在本文中不出现是说不过去的，对张维迎的经济学观点进行系统的评论又不是本文能够胜任的。因而只能是概略性地进行一点评论。

　　张维迎说他的经济学鼻祖是亚当.斯密，这是他故意扯的招牌。斯密的经济学是既讲经济人理性又讲人的道德情操的，在他看来，人是具有自利的欲望和互利的道德理性的双重本性的，自利的欲望在道德理性的指导下会呈现互通有无、互惠互利的倾向，由此，建立了他的“原子”社会观；并且，斯密的经济学是讲价值和使用价值的，还讲劳动价值论的。然而，张维迎的经济学只是从斯密那里偷来了“市场”二字，然后把“市场”神圣化、神秘化，只讲市场、价格，以及企业家等，根本不讲价值、使用价值，更遑论劳动价值论了。这样，张维迎就将斯密经济学中最后那根科学的刺都连根拔掉了，张维迎的经济学也就成为了神学或庸俗经济学。

　　张维迎这样做是别有用心的。张维迎神圣化、神秘化市场的目的，实际是为了论证社会主义经济，尤其是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万恶之源。

　　“计划经济本质就是强盗的逻辑，一切生产资料归政府所有，生产什么、如何生产由政府说了算，人们没有基本的自由，更没有创业的自由，政府所制定的‘价格’也不过是政府掠夺和分配财富的共军，与税赋没有什么不同。我们中国人历来是很辛苦的。每个人都在追求幸福。但是过去在计划经济时代，个人追求幸福常造成相互伤害，最后结果是所有人都不幸福。”（张维迎：《市场的逻辑》第21页）

　　“在计划经济下，我们不一定不幸福，但往往不是通过使别人幸福自己变得幸福，而是通过使别人不幸福自己变得幸福，我们的精力耗在争权夺利上面。我们在竞争，甚至你死我活地竞争，但不创造价值。”（同上第22页）

　　“我认为，中国从世界人口大国回归世界经济强国发关键是利用企业家精神开发国内市场的潜力。为此，中国必须继续减少国有经济的比重，减少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并在未来30年将重点放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完成宪政民主制度的建设。”（同上第7页）

　　什么是市场神的逻辑？张维迎的这些话就是市场神逻辑——当他认为公有企业没有效率的时候，他就说公有企业缺乏竞争；当他训诫公有经济奴役人——使人不幸福的时候，他又说公有经济“你死我活”地竞争，反正嘴巴两块皮，随他信口雌黄、颠倒是非。

　　什么是市场神的逻辑？张维迎的这些话就是市场神逻辑——西方庸俗经济学从来是只承认价格而不承认价值的，而拾西方庸俗经济学牙慧的张维迎在这里却破天荒地谈起了“价值”！既然计划经济“不创造价值”，那毛泽东时代仅用短短的27年就实现了国家的初步工业化，那那些“价值”是不是从你张维迎的大嘴里跑出来的？既然市场创造价值，那市场创造的价值又哪里去了？

　　什么是市场神的逻辑？张维迎的这些话就是市场神逻辑——既然市场经济那么美妙，还要“恶”的政府“保护产权，推动竞争”干什么？既然政府的责任是“保护产权，推动竞争”，那计划经济就是保护全民的产权，并且是“你死我活”的竞争，为何就成了古今中外最坏的“强盗经济”？

　　什么是市场神的逻辑？张维迎的这些话就是市场神逻辑——张维迎谈经济的时候，他实质最关心政治；当他谈“企业家精神”的时候，其实他最惦记的是用他的“企业家”占有国有企业；当他高喊“市场的逻辑”的时候，其实高扬的是“民主宪政”的旗帜！

　　因此，张维迎的经济学就是庸俗的西方经济学的滥觞。他将亚当.斯密科学的一面，全部抛弃；而将庸俗、辩护的一面神圣化、神秘化。这实际说明，张维迎的经济学不是科学，而是为资本张目的意识形态。

　　因此，张维迎的经济学就是他杜撰的“强盗的逻辑”与“市场的逻辑”。张维迎之所以要杜撰一个所谓的“强盗的逻辑”和“市场的逻辑”对立，就是为了证明“社会主义就是通向奴役之路”。这就充分证明张维迎的鼻祖不是斯密而是哈耶克——一个社会主义的掘墓人。

　　因此，张维迎的“市场的逻辑”，就是市场神的逻辑。这个市场神的全部使命，就是瓦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基础，消解中国的国家能力，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为资本家树碑立传，为实现他心目中的“宪政民主”摇旗呐喊、鸣锣开道！

　　（【原创】来源：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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