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青钊：四评张维迎的市场神逻辑

点击：  作者：唐青钊    来源：昆仑策网  发布时间:2017-06-12 11:16:45

 

 

 

　　张维迎作为西方经济学的传教士，在自封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教父。但是，这位自封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教父，不是指导——当然，他也指导不了——中国经济怎样又好又快地发展，让人民获得更多的改革果实和成就感的。他的全部使命，则是消灭国有企业，梦想建立起他的私有化的王国的：

 

　　“未来中国能不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取决于是不是把市场化改革进行到底。所谓市场化改革，就是价格自由化、企业民营化、地方分权化、开放和全球化。”（《市场的逻辑》第375页）

 

　　“这次危机前后，出现了一个现象，即‘国进民退’。大量贷款给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强迫性收购民营企业，这是需要警惕的。”（同上）

 

　　他更是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俨然像上帝一样，向中国颁布着他的私有化改革的“圣谕”和训诫：

 

　　“在我看来，未来30年内，中国国有经济的比重应该降至10以下。现在是36左右，到2040年应该是10以下。不管情愿不情愿，结果可能只能这样。”（同上第375-376页）

 

　　我们不能不佩服，张维迎是一个‘算命’高手：在他们的鼓噪和推动之下，如果中国经济全盘实行了私有化，他会说，我算得精准，——‘结果只能这样’；如果在党和人民的阻止下，逐步奠定了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他同样会说，我算得也准，——‘结果可能这样’。反正张维迎是‘上嘴唇在天，下嘴唇在地。’然而，短短一句话，却确然证明了张维迎既不讲语法逻辑，更不讲事实逻辑！

　　“我说过，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任务已经完成，不需要再大动干戈，不需要再开党代会讨论方向性问题了。最大的那些国有企业也已经上市，以后只剩下技术性、操作性的问题，即以多快的速度减持国有股。像中央电视台这样的机构，未来也很可能走民营化。”（同上第375-376页）

 

　　不过，说张维迎一点不讲事实逻辑，有点不公道。在他需要“事实”说话的时候，张维迎还是会编造一些“事实”，为他的私有化改革开路的：

 

　　“现在活得好的国有企业，基本是靠垄断赚钱，但是他们的效率很低。国有企业占据着社会三分之二的经济资源，但创造的价值只是三分之一。等他们都民营化之后，可以想象中国经济会焕发出怎样的潜力。”（同上第376页）

 

　　总之，在张维迎看来，由于国企占有了大量的经济资源，并且效率低下，必须让国企冰消瓦解，就连中国意识形态的重镇、党的喉舌——中央电视台，都要“民营化”即私有化。未来三十年内的“市场化改革”的根本任务，就是消灭国企，让“他们民营化”！

 

　　我们应该欣赏张维迎。张维迎之所以值得欣赏，是因为他赤裸裸地主张消灭国有企业，以完成他彻底的私有化改革的梦想。这比那些“王顾左右而言他”的人来得直接，因而也比那些人来得可爱。

 

　　我们必须批判张维迎。张维迎之所以必须批判，是因为他的主张是祸国殃民的主张，他的主张是使最广大的工农群众重新沦为现代奴隶，是在消解中国国家能力，是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是在让中国成为“失败国家”。

 

　　一、国有企业是建成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基础

 

　　张维迎和张维迎们不厌其烦、喋喋不休地宣扬他们的“市场的逻辑”和所谓的“企业家精神”，意图非常明显，就是要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才是“千年王国”，才是“人间正道”，并且，由于资本主义“天生”的民主、自由，世界“历史已经终结”，终结于资本主义了，从此，只要依照“市场的逻辑”，天下必然是“王道乐土”的天下了。

 

　　但这不过是张维迎们编织的一个美丽的童话。

 

　　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揭示了，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形成的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克服的对抗性的矛盾，必然产生严重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社会两极分化的产生，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能容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生产由自由，走向集中，走向私人垄断，走向国家垄断，以至走向国际垄断。这就为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创造了客观的物质基础。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断发展，必然造成资产阶级的对立面——无产阶级，这就为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创造了客观的阶级基础。一个物质基础，一个阶级基础，这就形成了无产阶级代表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的可能，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力越来越具有社会的性质，适应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的需要，客观上要求由全社会来占有生产资料，即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来取代已经不适合生产力的社会性质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就是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道理。”（周新城：《坚持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方向》）

 

　　那么，一旦资本主义这个外壳被炸掉之后，又由谁来代表全社会占有资本主义创造的生产资料和物质财富呢？答案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指出：

 

　　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以后，“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6、293页）

 

　　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建立国有制经济的理论依据，这就是被剥夺者剥夺剥夺者的生产资料的理论依据。这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现实之路。

 

　　为什么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现实之路呢？答案是，受到社会生产力的制约。历史上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无一例外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外围国家建立起来的，这样的国家更苦于社会生产力的不发展，更在于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即使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在既定的社会生产力结构上，也不可能一下子由全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也必然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资本论》第一卷第11页）

 

　　正因为如此，历史上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都把国家所有制当作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要组织形式。也正因为如此，我国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通过“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迅速建立起了国家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经济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所有制，快速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不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所有制基础，而且为改革开放和建成社会主义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生产力基础。

 

　　张维迎为了瓦解中国的国有企业，胡说什么，“现在国有企业的好多强盗行为，在2000多年前的中国就已经存在了，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国有企业也不是现在才有的新组织，自从有了国家以后就有国有企业。”（《市场的逻辑》第15页）

 

　　在他看来，幼儿与成人没有什么两样，不过都是人嘛！可是，张维迎这个成人，说出幼儿的“真理”是要让人哑然失笑的——代表中国全体人民经营管理的国有企业能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国有企业的性质是一样的吗？——只有全民占有的国企，才是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反之，变成了管理者“收购”了的国企，就已经不是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如果有一天，中国的国企，变成了管理者“收购”的企业，那也是张维迎和张维迎们对国企污名化，并鼓噪和放纵的结果。

 

　　这是张维迎希望得到的结果，而绝不是中国人民希望得到的结果。从这一点看，一个与中国人民的希望背道而驰的人，必然是资本家的乏走狗。

 

　　因此，国企的发展，不是什么理性的追求，更不是道德的愤怒，它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由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管理全民所有制向全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占有的社会所有制过渡不得不经过的“痛苦”的中间环节。

 

　　因此，国有企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任何时候中国都要做大做强国企而不是削弱甚至是消灭国企。

 

　　因此，张维迎的主张不过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主张，不过是他为之代言核对代理的那个阶级的主张，是他投向资本家阶级最好的投名状。

 

　　二、张维迎们严重误导了中国的改革

 

　　毋庸讳言，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是存在着问题。正因为存在问题，所以才需要改革。然而，正像一个人生病，需要打针吃药，需要实施手术。但不论是打针吃药，还是实施手术，是为了治病救人，而不是将病人治死。可是，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在张维迎和张维迎们那些西方新自由主义传教士们的“国有资产虚置论”、“国有资产无主论”、“国有企业低效论”、“国有资产冰棍论”、“靓女先嫁论”、“对国有资产吐痰论”等等“强奸和抢劫国企论”的鼓噪和推动之下，不是对国企“对症下药，治病救企”，而是将其治死，一破了之、一卖了之。张维迎和张维迎们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路线和方针，不能不说是“莫予毒也”。

 

　　第一，制定激进的市场化转轨方案，让国企遭受严重的价格冲击。1980年代末，我国的国企改革，在张维迎们那些西方经济术士的建议下，实施“休克”疗法，实行所谓“一步到位”、“长痛不如短痛”的价格闯关，结果造成物价飞涨、民怨沸腾，国企在这轮物价飞涨中页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第二，对国企课以重税，将改革的成本转嫁给国企。国有企业作为共和国的长子，既担负着为国家生产利润又担负着稳定社会的重要职责，本应该要政府高看一等，厚爱一层。可是，共和国的长子在1990年代，逐渐变成了共和国的“弃子”，在国家税收政策上，对私有企业实行特惠待遇，而对国有企业则课以重罪。从各种所有制的所得税税负看，私营企业为15%，外资企业为10%，而国有企业约为20%。1996年，广东省各种所得税税率，民营企业为3.8%，外资企业为8.86%，股份制企业为6.7%，而集体企业为20.79%，国有企业竟高达23.2%。同时，私营企业税收监管征收困难，直接导致了国家税收的流失，纵容了私营企业大发偷税漏税的不义之财。直至今天，国企在税收政策上的“二等公民”的待遇，还没有得到实质的扭转。

 

　　“当前，我国强调‘两个毫不动摇’，但在税制上，外企的税收优惠于内企私资，内企私资的税收又优惠于国企，从而‘两个毫不动摇’在实际中成为有偏颇的‘一个毫不动摇和一个有所动摇’，而且在非公经济中，外国资本在中国的势力又是更加毫不动摇地得到了扩张。”（余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经济政策研究》）

 

　　第三，推行“产权革命”，从金融政策上阻断国企的供血渠道。在所谓“破除垄断”、“公平竞争”的口号的鼓噪之下，剥夺国有企业对市场的主导能力；进而对国企断血断奶，使国企陷入金融和市场困境，使得国企大面积瘫痪、破产；进而“卖光”、“送光”——山东聊城“陈卖光”、“陈送光”的雅号就是典型的例子——国有企业，基本走向了不是私有化的私有化改革。

 

　　总之，中国国有企业，由于既有历史的沉重负担，又有现实的沉重负担，既有自己造血不足的原因，更有被断血断奶的原因，既因私有企业的税负较轻的原因，又因国企税负过重的原因，国有企业大面积陷入了金融和市场困境。陷入困境后，不是积极打主意、想办法，治病救企，而是卖光、送光国有企业，从而中国国企在张维迎们那些西方经济术士们的鼓噪和推动之下，实行了不是私有化的私有化改革。

 

　　因此，张维迎和张维迎们确实是西方培养的专门消解中国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的经济术士，是帮助西方瓦解中国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的“特洛伊木马”，是中国资本家阶级不折不扣的代言人和代理人。

 

　　三、国有企业具有强大的盈利能力

 

　　张维迎消解国有企业的一个谬论，就是“国有企业效率低下论”，或者是“国有企业无效论”。现实情况也是，一旦碰触到国有企业的效率和盈利能力的话题，一些主张做强做大做优国有企业的人们，就像打了霜的茄子，仿佛坐实国有企业就是效率低下，盈利能力差。

 

　　然而，国企的效率和盈利能力的高低，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证和实践的问题。中国国有企业几十年来的发展，证明其具有强大的盈利能力。其盈利能力在微观上不比私有制企业差，在宏观上更是超过私有制企业。

 

　　中国前三十年实行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制度，这一制度，按照张维迎们的理论，是不能实现“价值”的，是严重的价格“扭曲”。张维迎们说得没错。中国前三十年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制度，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为第一目标的，这一目标体现的是追求商品的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因而是没有全面反映出整个社会创造的价值。但是，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价值的承载体，而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一般劳动。从前三十年中国社会创造的使用价值，并由此形成的工业总产值看，国有企业的效率及盈利能力还是惊人的：

 

　　——在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80年同完成经济恢复的1952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二十六倍多，达到四千一百多亿元；棉纱产量增长三点五倍，达到二百九十三万吨；原煤产量增长八点四倍，达到六亿二千万吨；发电量增长四十倍，达到三千多亿度；原油产量达到一亿零五百多万吨；钢产量达到三千七百多万吨；机械工业产值增长五十三倍，达到一千二百七十多亿元。在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兴建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国防工业从无到有地逐步建设起来。资源勘探工作成绩很大。铁路、公路、水运、空运和邮电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

 

　　 ——城乡商业和对外贸易都有很大增长。1980年与1952年相比，全民所有制商业收购商品总额由一百七十五亿元增加到二千二百六十三亿元，增长十一点九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由二百七十七亿元增加到二千一百四十亿元，增长六点七倍。国家进出口贸易的总额，1980年比1952年增长七点七倍。随着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发展，人民生活比解放前有了很大的改善。1980年，全国城乡平均每人的消费水平，扣除物价因素，比1952年提高近一倍。（《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的第一目标虽然是为了创造更多的价值，以获得利润最大化，但还担负着重大的社会责任，创造着巨大的社会效益。尽管如此，国企创造的利润远远超过私有企业：

 

　　“‘进入世界500强企业的中国国有企业数，从1990年的1家到2014年的83家。有此前提，国企才能够用1%的全国实有企业总数，创造34.4%的全国税收收入、29.4%的全国财政收入，为13.6亿人民所分享。’（《国企热点面对面3》）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同时制造业规模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更重要的是在西方一直领先的技术方面，中国以高铁、航空航天、装备制造为代表的先进技术也跃居世界的前列……所有这些成就的取得，国企都居功至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国企，就没有中国经济今天的辉煌。”（郭松民：《国企崛起的中国意义》）

 

　　同时，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理工学院原政委、少将教授宋方敏研究，国企具有超常的科技研发能力，这本身就是国企做强做大做优的生产力基础和物质基础，也是国企存在强大盈利能力的物质基础。

 

　　“国企还是科技创新的领军力量，技术进步是其效率考量的重要指标。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绝大多数重大先进工程和技术项目由国企承担；经济技术要求较高的生产资料和重要消费资料的生产领域，80%以上的技术产品都是由国企提供。”（宋方敏：《国企老调重弹为哪般》）

 

　　看到国企这一闪光的数字，张维迎们马上就想到了“垄断”一词，并由此推论国企的利润不是来自经营，而是来自因垄断而获得的超额利润。但是事实真相又是如何呢？

 

　　首先，市场经济必然造成垄断。不仅造成私人垄断，而且造成国家垄断；不仅造成国家垄断，而且造成国际垄断。这正是张维迎们所希望和放纵的事情，只不过张维迎们的屁股坐歪了，一屁股坐到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一边去了而已。姐姐做鞋，妹妹学样，作为后起的国家，运用国家的力量，取得国企的自然垄断，形成与国际产业寡头、金融寡头抗衡的能力，为什么不是好事？

 

　　其次，国企垄断并不必然谋求垄断利润。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他实际还担负着巨大的社会责任，并不追求垄断超额利润。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并没有看到作为国企在搞垄断，谋取超额利润，比如中石油就对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国家重点工程西气东输项目的投资模式进行创新，一改投资全部由中石油自有资金出资的模式，引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基金等作为股东，这一项目具有稳定的投资回报前景，中石油将这样一个效益良好的优质项目向社会资金开放，充分体现了国企的全民所有、为全民服务的性质。然而与之截然相反是我们看到私企在谋求垄断和垄断利润：外企在谋求垄断利润并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处罚。私企也在谋求垄断利润。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中国盐业一进行私有化，就迎来了盐业私企的“价格联盟”——竞相加价；竞相加价还不算，竟买起了假盐、劣质盐！因而张维迎们将矛头对准国企，只不过屁股坐到私有制一边的狂啸罢了。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中国国企除了自然垄断的行业外，其实早就是市场竞争的主体。据独立学者郭松民先生的研究，根据第二次经济普查数据，截至2008年，在全部第二、第三产业中，按总资产算，国有经济占30.5%，全部公有制（国有和集体）经济占35%;各类民营企业（股份制加私营）占54.7%，三资（港澳台加外资）占10.4%。至于GDP总量的构成，有经济学家根据2010年统计数据测算，公有制比重占21.7%，私有制经济占78.3%。在工业总产值中，公有、各类民营、三资企业所占比重，大体是29：44：27的关系。　所以总的来看，除了在“关系国计民生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如重要矿山、能源、电力、铁路、电信等基础产业国企处于垄断地位外。在轻工纺织等领域，国企已基本退出，在电子通讯、仪器仪表等高技术部门实际上由外资占主导，在其他制造业部门，是国有、民营、外资三种成分充分竞争的局面。（郭松民：《垄断与高薪——央企的伪问题和真问题》）

 

　　因此，国企并不天然低效率和无效率，私企并不天然高效率和有效率，关键是看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经营管理能力。在目前，国家财税、金融、劳动政策总的有利于私企的情况下，私企还竞争不过国有企业，按照张维迎的指责——国企在收购私企，也即私企竞争不过国企，那么按照张维迎的“市场的逻辑”，不是国企是低效率，而是私企是低效率，不是国企是低盈利能力，而是私企才是低盈利能力。不怕货比货，就怕不识货，国有企业不仅是市场的主体，而且还有超常的市场盈利能力！

 

　　四、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保证

 

　　习近平总书记曽经明确指出：“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管理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我们党执政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须搞好。”（人民日报 2014年8月19日）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指示虽然简明扼要、提纲挈领，但已经足以说明了国有企业的重要性，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保证。

 

　　首先，国有企业是中国人民利益的保证。我国的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这一企业性质，说明了我国的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的国家企业，是真正民有、民享的人民企业，是为人民谋福利的企业，是保障劳工阶级成为国家主人的阵地，是保障劳动群众充分就业的重要阵地，是维护国家性质的重要阵地。长期以来，由于受张维迎们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误导，我国私有经济已经占据大半壁江山。这一经济结构，表明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一方面是财富迅速向少数人集中，另一方面又是社会的普遍贫困的规律——已经强烈地影响了我国的社会生活。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卢刚博士亲自到私企打工体验调查，中国在私企的打工仔事实上早就沦为了可怜的雇佣工人：

 

　　“我从早上八点上班，一直工作到晚上八点，中间午饭和晚饭的时间加起来不到两小时。临时工没有加班工资，即使长期公的加班工资一小时也只有几元钱。在工厂的经历让我认识到，工人吃饭是为了工作，就是为了配合机器更好地工作。”

　　“工人辛苦工作一天，得到的报酬如何呢？通过吃饭的时候与工人聊天，我得知，工厂里面的长期工，普通男工每个月是3000元收入，但每天要工作12小时，加班费非常少，而且每个月休息的时间不超过两天。对临时工来说，情况更为严重，工厂发给临时工的工资是每天120元，但职业中介要从中拿去50元，工人真正到手的只有70元。”（卢刚:《深入工人群体开展调研的体会与思考》）

 

　　资本家之所以是资本家，只不过他是资本的人格化。私有企业如果不从它购买的劳动力身上，一次不剥下两张皮来，就不成为私有企业。在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让私有经济坐拥大半壁江山，使大多数劳工承受资本家的剥削，绝对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是将劳动群众感到资本主义那一边去。私有经济的过渡膨胀，反证了我们必须加强公有经济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发展，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反证了国有企业是维护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阵地，国有企业是中国人民利益的根本保证。

 

　　其次，国有企业是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的可靠保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私有制的沙滩上，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在私有制的沙滩上，也不可能巩固和加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原因很简单，因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不复存在，让私有经济占绝对优势和统治地位，共产党的前途必然只有两个：要么改旗易帜，成为资产阶级的政党，要么举手投降，自动下台。这绝非危言耸听，这已为资本家阶级的作为所证实了，正像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所指出的，中国资产阶级不仅向中国共产党要钱，而且已经在向共产党要权了。因而只有毫不动摇地将国有企业做强做大做优，使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甚至统治地位，共产党才有执政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否则，任凭你表白你是怎样的无产阶级的政党，都成为不了无产阶级的政党的。

 

　　再次，国有企业是锻造强大的国家能力的可靠保证。国家能力对内是国家的动员能力、执行能力和强大的综合国力，对外是具有与国力相匹配的强大的影响力。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要想形成强大的国家能力，就不能走西方国家对内转嫁国内矛盾、对外进行思想殖民和经济殖民的老路，而必须走出一条经济民主、政治民主和文化民主，让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国家主人的新路。走出这样一条新路的前提和基础，必然是国有经济是主导，公有经济是主体。因而只有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才能真正锻造出我国的强大的国家能力。

 

　　最后，国有企业是引领国家创新的主要阵地。中国今年好事连台，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仅仅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名发出的贺电就有三次：4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天舟一号飞行任务圆满成功发贺电；5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对C919大型客机首飞成功发贺电；5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南海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试采成功发贺电。这一事实表明，以国企领航的中国科技创新已经到了井喷的时候。是的，是到了井喷的时候。比如，中国的神州11号与天宫2号成功对接，已使中国成为2020年前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空间站的国家；石墨烯高端材料的研制成功，将由外国控制石墨烯材料价格一克5000元的天价变成了3元一克的白菜价；中国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比此前世界上最牛的美国阿雷西博望远镜的综合性能高出十倍；中国建成的世界上最大的基因库，中国敢称第二没有人敢称第一；船过三峡坐“电梯”，高峡不仅出平湖而且长江从此变坦途；中国标准动车组在世界上首次实现420公里会车，使中国成为地上跑得最快的国家；“神威太湖之光”成为超算世界第一，量子实验计算机拔得世界头筹，使中国站在了计算机领域之巅；长征七号实现首飞，中国空间实验室任务顺利开启；世界首颗“量子卫星”发射成功，使中国成为第一个拥有量子卫星的国家，等等。这一桩桩、一件件，说明中国不仅在向世界经济强国迈进，而且还在向世界科技强国迈进。在迈进的过程中，中国的国有企业功不可没，——因为这些世界第一流的科技成果基本是国有企业或与公有制联系在一起的国有科研单位研制出来的。这些事实表明，国企缺乏科技创新的动力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国企具有强大的科技创造能力才是基本的事实，国企是引领国家创新的重要阵地。

 

　　因此，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保证，我们有一千条、一万条理由搞好国企而没有一条理由瓦解和消灭国企。

 

　　因此，张维迎们那些明理暗里还在搞国企私有化的人，就是对国家的犯罪，对民族的犯罪，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就是在肢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五、做强做大做优国有企业必须打出“组合拳”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7月18日视察吉林时指出：“国有企业是推进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要坚持国有企业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不动摇，坚持把国有企业搞好，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不动摇。创新是企业的动力之源，管理是企业的生存之基，必须抓好创新、质量、管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始终掌握主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要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人民日报》2015年7月19日）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为我国现阶段的国企改革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和前进的道路。

 

　　但是，仅有习总书记的指示是不够的，拨正国企改革发航向、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必须打出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法律和政策的一整套“组合拳”。

 

　　首先，必须树立国企改革和发展的宪法“红线”意识。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任何政党、组织和个人必须服从宪法、执行宪法。

 

　　我国《宪法》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第七条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当前国企的改革和发展，必须遵守《宪法》第六条、第七条划定的红线。首先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必须遵守《宪法》第六条、第七条划定的红线，任何政党、组织和个人，都必须遵守《宪法》第六条、第七条划定的红线。只有自觉遵守《宪法》划定的红线，才能真正坚持社会主义的国企改革、发展好国有企业。

 

　　其次，必须坚决宣传好、落实好、执行好习总书记关于国企改革和发展的一系列指示。习总书记为我国国企的改革和发展，作了一系列的指示，对此，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不折不扣地落实和执行。

 

　　再次，必须夺得国企改革和发展的话语权。长期以来，污名化、妖魔化国有企业的舆论甚嚣尘上，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国企改革、做大做强做优国企的话语权基本不在社会主义改革派手里。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就必须从张维迎们那些新自由主义者手里夺得国企改革的话语权，打赢国企改革和发展这场意识形态领域的“上甘岭”战争。

 

　　又次，国家公共经济政策的修订必须有利于国有企业和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政策是经济发展的生命，要真正确立起公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使国有企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就必须修订国家公共经济政策。在财政政策、税收政策、货币政策、环境政策、公共企业政策，以及限制性政策方面，实行向国有企业倾斜的政策，为此，必须首先废除那些对公有制经济和国有企业歧视的经济政策。庶几，方能确立起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企的主导地位。

 

　　再又次，国企必须苦练内功发展壮大自己。夫人必自助，然后神助之。国有企业只有搞好经营管理，勇于创新，确定好自身最好的发展扩张道路，才能形成强大的盈利能力，才能在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必须创立科学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是如此的丰富，已到了我们总结并创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时候了。当前，最主要是就如何坚持社会主义的国企改革、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作出理论的概括和总结。长远地看，就必须写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是灰色的，但是，理论一旦掌握群众，就会发出巨大的物质力量。

 

　　因此，国有企业已经成了两种对立的改革的试金石。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就必须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进一步壮大公有制经济；坚持张维迎们鼓吹和推动的改革，就必然消解国有企业，进一步削弱公有制经济。二者必居其一，没有调和的余地。

 

　　因此，我们的全部努力，就是发展壮大国有企业和公有制经济，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成社会主义。

 

　　因此，我们的努力，就是不能让张维迎们的图谋得逞。如果他们的图谋得逞了，中国人民确实是失败了。

 

　　（【原创】来源：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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