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功：美国目前对华研究的最大问题是自以为足够了解中国

点击：作者：陈功来源：安邦智库发布时间:2015-05-11 16:30:05

原标题：自以为足够了解中国，这是美国目前对华研究的最大问题

美国是一个政策大国，拥有强大的影响力，他们的政策影响力不仅仅是对国内的，也是对国际的，无论你对这个国家持何种看法都无法忽视。这样的“政策大国”，之所以能够做得到、行得通，远不仅仅是靠保密——保密通常更多实现的是无知以及无知造成的复杂，它之所以能够实现，主要是基于战略学者，尤其是智库学者的远见卓识。可问题是，以往“富有远见卓识”的美国，正在悄悄出现某种改变的迹象和信号。

现在美国政府工作的学者或官员，如美国国务院的政策部门，他们正在实现一个关键的年轻化过程，但这个过程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和结果，尚未可知，只是有些迹象显示已经足够令人担心。

最大的问题在于，美国身处关键部门的战略学者尤其是智库学者，他们认为自己已经“足够了解中国”，已经“充分了解中国”了，但实际情况却往往并非如此。在以往美国政策的制订过程中，就曾经多次因为战略学者和智库学者的傲慢和自以为是发生过多次失误和误会。

比如，朝鲜战争美国认为中国不会介入，再比如美国的智库学者和政策制订者认为，中国的改革不可能发生。其实，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美国的政治制订者也一再犯错，不但屡屡低估过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也曾屡屡高估过人民币汇率。

作为政策的制订者，作为战略学者和智库学者，很难确保绝对不犯错，这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在哪一个国家都一样。问题在于，政策犯错的影响有多大？结果有多严重？以美国保有极大政策影响力的世界银行来说，他们在中国改革进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这家机构投入了很大的努力推动中国走向泛滥成灾的城市化。

世界银行行长金镛直到2013年4月18日还公开承认，世界银行与中国在城镇化方面有着广泛的合作，世行和中国有发展中国家城镇化问题的联合研究项目，并且在积极寻求进一步加深这种合作。金镛认为，城镇化对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十分重要”。

实际上，中国利用城市化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战略，美国不少智库学者是这一政策最重要也是最热心的推动者之一。当年世界银行以及美国学者们的研究报告、书籍、演说和文章现在依旧都还在网络流传。

在基本脱轨的中国城市化过程中，世界银行就有两位美国权威战略学者扮演过重要作用，一位是原世界银行的中蒙局长杜大伟，一位是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他们都是城市化的重要推手，都对因此而来的中国基层政府的强拆侵害、土地经济、城市病、巨额债务以及各种社会发展缺陷视而不见，但却继续发挥着不可思议的重要政策影响力。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的美国政策部门当中，很多人走的是一条重复的、可循环的人生道路，而且这样的一条道路看起来越来越像是某一位大学教授的成长道路。

他们毕业自名校，往往是比拼财力和家族影响力的哈佛大学，还要到中国来转一转，游山玩水之余，还要听人讲讲中国故事，翻阅一下图书馆的书籍和国务院的资料，无非先是写论文，后是写报告。最后居然就成为政策的“权威专家”，甚至有了自己的影响力，开始为美国政府制订未来对华政策了。

现在进入美国政策部门的这种年轻人越来越多，随着他们的地位上升，他们对于中美两国的一知半解，很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影响。对中美两国健康关系产生隐患和威胁的，还有一种危险的倾向，这就是对权力的误会。很多美国的“中国通”是以认识中国高层人士为荣耀的，他们自以为对很了解，知道中国社会的“特权”意义，所以认为只要知道了高层的观点，那么一切就都OK了。

这样的政策制订者和智库学者，几乎与20多年前进入中国的外商们完全一样，那个时候的外商，也是到处寻找“关系”，他们当时同样认为，有了“关系”，就有了生意，因为中国是一个“关系”社会。结果当然几乎无一例外，被骗的体无完肤，狼狈而归。

与现在美国战略学者和智库学者的傲慢不同的是，过去在美国历史上发挥可验证影响力的战略学者和智库学者，他们的表现和能力是令人尊敬的。而他们所导致及推动的政策，也往往是真正具有历史性成功的。

而在美国，这样的学者很多，比如乔治•凯南，他用8000字的电报提出了著名的“遏制政策”。活了101岁的凯南，去世的时候，美国的《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同时在报纸的头版刊登了他的黑白照片。在美国的历史，只有另外的一个人享有如此的地位和尊敬，他就是里根总统。

还有一位是小约翰•P•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 Jr.），他于1908年生于中国四川，1999年在美国去世。他的父亲老约翰•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 Sr.）是来自美国的、生活在四川的传教士。小约翰•戴维斯是美国二战前后著名的“中国通”之一，他的远见卓识足可以证明，他是真正的中国通”，而不仅仅是靠政治游说和学历地位。戴维斯曾预测毛领导的共产党将赢得中国内战，他明确主张美国与中共要加强关系，以防中国被苏联控制。

不幸的是，戴维斯的这些意见与当时美国俗不可耐的政治和政策有着很大的距离，戴维斯坦荡的意见、谈话和发表物都被麦卡锡作为证据而指控戴维斯为共产党人。他在1948年和1954年之间，戴维斯经历了9次“忠诚调查”，但未能查出任何证据。最后1954年美国国务院还是解雇了他。失望的戴维斯后来移居秘鲁做家具生意，放弃了战略学者的生涯，他于1999年去世，享年91岁。在他去世之后，《纽约时报》曾发表长文纪念戴维斯。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其实，战略学者和智库学者的地位是崇高的，尤其是那些可以被历史进程所验证为正确的学者，他们的地位更具有历史价值和非凡意义。一个国家，无论中西，只有去除那些轻浮的影响，政策和战略才能拥有正确的轨道和方向。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同样的原因，现在以至将来的美国政策，它可能会拐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