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全世界有84个国家和地区约20亿人先后参与或被卷入这场大战，军队和民众伤亡总数超过1.05亿，财产损失达4万多亿美元。其中，中国抗日战场持续时间最长，牵制和毙伤日本陆军最多，付出代价最大。中国人民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打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第一枪算起，至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前后达14年之久。中国人民在抗战中取得了巨大战绩，共毙伤俘日军155.9万余人，占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军队伤亡总数的75％以上。同时，中国人民也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以上，其中军人伤亡383万余人。中国官方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民独立坚持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是东方唯一的反法西斯战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仍然是东方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中国战场始终抗击和牵制100万左右的日本陆军主力和2/5的日本海空军力量。

　　一、中国人民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在世界东方开辟了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

　　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形成法西斯侵略战争策源地的国家。早在19世纪末，日本由资本主义发展成为帝国主义国家时，即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并把“大陆政策”定为它的基本国策。1931年9月18日，日本悍然发动侵略我国东北的战争。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局部战争不断扩大，从七七事变全面侵华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且对世界和平造成严重威胁。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在东北兴起的中国人民的局部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和东北部分爱国官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支持和影响下，激于民族义愤，冲破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奋起抵抗，组成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抗日游击战争，遍布辽宁、吉林、黑龙江省的70多个县。到1933年，东北抗日武装发展到30多万人。东北三省的抗日游击战争沉重打击了日本法西斯的殖民统治。在局部抗战和全国抗战的整个14年里，东北抗日联军等部共歼灭日军25万余人。苏联检察官克伦斯基1948年在远东军事法庭曾说：“如果我们可以指出一定的日期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段血腥时期的开端的话，1931年9月18日恐怕是最有根据的”。（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太平洋战争史》第4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50页）战后，日本许多历史学家也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是“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占‘满洲’(九一八事变)为导火线而开始升起的”。（同上书，第150页）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并不是以东北作为其侵略的最终目标，而是以它作为基地和跳板，进而侵占整个中国，再扩大到远东和太平洋地区，从而实现称霸世界的野心。1936年8月7日，日本广田弘毅内阁五相会议确定了陆军“北进”、海军“南进”和全面侵华的方针，企图以侵占中国为其征服世界的战略出发点，并作为“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为了寻求国际力量的支持，并出自全球战略的需要，日本于1936年11月25日与德国在柏林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一年后意大利也加入了这个协定，“柏林——罗马——东京”，一个世界范围的法西斯国家的侵略同盟正式组成。日、德、意三个法西斯国家在法西斯化、侵略扩张的道路上，从逐渐接近到互相支持、合作，终于在重新瓜分世界、反共反苏的共同目的下紧密勾结在一起了。日德意三国同盟的成立，表明这是三个法西斯国家在分头发动世界性侵略战争中互相支持和配合的思想政治契约和基础，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日德意结成法西斯侵略同盟之后，日本以“卢沟桥事变”为契机挑起的全面侵华战争，是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政策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日德意法西斯轴心国全球侵略计划的重要部分。所以，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无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

　　以七七事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中国开始全国性抗战，首先在世界东方开辟了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举国一致，奋起抗击，实行全民族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抗战方针，特别是八路军、新四军开辟的广阔的敌后战场和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与正面战场的正规战，在战略上共同对日军构成夹击态势。中国军队先后进行了淞沪、平型关、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歼灭日军44万余人，开创了人类战争史上以弱克强的有效作战方式，粉碎了日本法西斯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企图。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中日双方投入兵力400余万人，战火遍及中国10多个省区，面积约60万平方公里。苏、美、英等国均以不同的方式加入到中国抗日战争中来。首先强烈谴责日本法西斯侵华行径、同情和支援中国抗战的，是苏联等各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各阶层进步人士和劳动人民，爱因斯坦、罗素和罗曼·罗兰等国际知名人士联名发表宣言，谴责日本的侵华政策；苏联政府与中国政府于1937年8月21日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无疑是对中国抗战的有力支持，随后苏联政府又向中国政府提供4笔贷款，并直接派遣空军志愿队与中国空军并肩对日作战；朝鲜、苏联、印度、加拿大、美国等10余国志愿援华友人陆续来到中国战场，投入到抗日斗争的洪流中；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等东南亚各国人民通过捐款、捐物和拒购、拒运日货等方式，支援中国抗战。美、英、法在1938年后为防止日本“南进”，逐渐改变中国抗日战争之初的两面政策，也以贷款形式给予中国抗战一定的援助。总之，随着七七事变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由局部战争向全面战争的转折点，世界政治的焦点随之由欧洲转向亚洲、远东。中国抗日战争的胜败，直接影响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进程。无怪美国二战史委员会主席和国际二战史委员会副主席戴德华教授和以色列教授夏阿龙等人撰文明确提出：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

　　二、中国人民的持久抗战打破了日德意法西斯瓜分全球、称霸世界的侵略图谋，中国战场成为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主战场

　　德日意从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起，就一心追求在政治、军事和技术情报方面进行“广泛的紧密合作”。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它们进一步勾结，急切谋求战略上的协同配合，加紧筹建军事同盟。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展开后，德日意先后于1940年9月、1941年12月和1942年1月签订了“同盟条约”、“联合作战协定”和在全球划分作战范围与任务的“军事协定”。据此，德意与日本彼此承认在欧洲和亚太地区“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并保证“互相援助和合作”，一方受到他国攻击时，“三国保证以政治、经济和军事之一切手段互相支援”。然而，整个二战历史表明，轴心国的政治军事同盟是极其脆弱的，特别是一度雄踞欧洲和东方的德日两国，未能实现其预定的战略协同计划。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各怀鬼胎，互蓄异志。签订条约和协定，只是要求对方支援，却不肯为对方着想，有时则是只顾己方的需要，不承担履约的责任；二是中国战场坚持持久抗战，始终抗击和牵制日本陆军主力，从而打破了日本的“北进”计划，遏制和迟滞了日本“南进”的侵略步伐，使日本不能在德军需要战略配合之时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从而使德国企图勾结日本东西夹击苏联和德日两军会师中东的计划无法达成。如前所述，“北进”和“南进”是日本法西斯的既定世界战略，也是轴心国德日双方制定的在东方的战略协同计划。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其狂妄企图不仅要灭亡中国，而且还要以整个中国大陆为后方基地，北攻苏联远东地区，南攻南洋群岛，进而与德意法西斯瓜分全球，称霸世界。不管日本法西斯是“北进”还是“南进”，都以侵占中国为前提。因而，中国抗日战场处于极其重要的战略枢纽点。如果德日意法西斯的军事行动能在欧、亚两个战场联成一气，那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将难以预料。所以，中国抗日战争的发展如何，对于苏联对德作战，美英等国在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的对日作战，都将产生直接的影响，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局势的变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938年7月和1939年5月至8月，关东军先后在中国境内挑起张鼓峰和诺门坎事件，与苏军发生武装冲突，企图以此推动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并以武力试探苏联的虚实，结果由于中国抗战对日军主力的牵制，使日军在兵力悬殊之下均遭失败。

　　德国入侵苏联前夕，希特勒亲自接见日本访德考察团团长山下奉文上将，告诉他，“希望尽早返回日本，请日本从满洲打进西伯利亚”。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国外长里宾特罗甫电示驻日大使奥托：“使用您所能运用的一切办法，希望努力使日本参加对苏作战”，并提出“以德日在冬天以前会师西伯利亚路线为当然的目标”。日本外相松冈在1941年6月22日至28日的内阁联席会议上，力主对苏开战，以与德国法西斯配合，从东西两面夹击苏联。但从中国关内抽调5个师加强关东军的计划却遭到军方的坚决反对，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元说：“日本现在中国使用的兵力很大，北进对苏开战实际上办不到”。（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1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53页）中国抗日战争又一次解除了苏联的后顾之忧。

　　当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时，里宾特罗甫再次向日本提出：“日德两国应迅速联合军事行动，从东西两面夹击苏联，在西伯利亚铁路上握手。”希特勒企图在严冬到来之前，联合日本打垮苏联。当时列宁格勒被围，莫斯科危在旦夕，苏联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倘若日本答应德国的要求，从远东地区进攻苏联，使苏联处于东西两面作战的被动局面，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但此时日本正集中兵力强化侵华战争，对中国敌后解放区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大“扫荡”，企图巩固其“大东亚战争”的后方基地。1941年12月初，日本陆军共51个师，其中35个师用于侵华战争，占其陆军总兵力的70％。由于中国抗日战争消耗和牵制了日本陆军主力，才使其无力“北进”发动侵苏战争。苏联在得到这一情报后，大胆地从远东地区把兵力不断西调，以集中力量对付德国法西斯。可以说，中国抗日战争捆住了日本法西斯的手脚，使德国企图勾结日本夹击苏联的阴谋破产。

　　日本被迫放弃“北进”侵苏的计划，“南进”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也同样因其陆军主力深陷中国战场不能自拔而一再推迟。1940年春夏，德国进攻西欧，法国败降，英军被赶出欧洲大陆，希特勒称霸西欧。日本本来可以在英、法遭受德国袭击、无暇东顾，美国又尚未直接卷入同德、意、日冲突的情况下，趁机南下，向太平洋地区扩张，以攫取英、法、荷、葡在东亚、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既得利益。德国法西斯也竭力唆使日本南进，以期望它从东方打垮英、法等势力，与其在战略上相互策应。但此时的中国战场正在对日进行百团大战，将日军主力牢牢牵制在中国战场，因而日本拒绝了德国的要求，“南进”计划不得不推迟执行。

　　日本海军在偷袭珍珠港得手后，利令智昏地制订了一个用五个师攻打澳大利亚、夺取锡兰，与希特勒在印度洋上会师的狂妄计划。是时，德国也力促日本进军印度洋。但是，中国抗日战争愈战愈强，致使日本陆军根本腾不出手来。由于其主力深陷于中国战场，力不从心，终于不得不否决海军头目的建议，日德在中东会师的战略计划也成为泡影。到1943年11月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开始战略反攻时，日本还有64％的陆军计43个师另24个独立混成旅，和45％的航空兵计75个飞行中队被牵制在中国战场。直至1944年，日本参谋本部才勉强以新建部队替换关东军较老的6个师增援太平洋战场，但由于数量太少，对扭转整个战局根本无济于事。

　　从太平洋战争爆发直至战争结束，日军在亚太地区的行动始终为中国战场所制约。战后日本许多战史著作公认：日本“在对美英开战后，日本陆军主要战场在客观上仍然是中国大陆”，“当太平洋上的战火已经燃烧到这般程度的时候，日本陆军的主力仍然被死死钉在中国战场上，寸步难移”。（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太平洋战争史》第4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43页）中国抗战对反法西斯盟国在亚洲、太平洋战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曾得到西方盟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942年春，罗斯福曾庆幸地对自己的儿子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区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突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割吞埃及，斩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罗斯福见闻秘录》，新群出版社1949年版，第49页）

　　三、中国军队与中国战场是亚太地区盟军重要的战略支柱和后方基地

　　中国战场不仅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而且中国军队是亚太地区盟军重要的战略支柱。二战中，中国曾直接派兵入缅，与盟军共同对日作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很快席卷了菲律宾、马来亚、香港、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地。由于盟军在这一地区接连失利，丧失了太平洋沿岸一系列战略据点，从而使缅甸成为盟军与日军必争的战略要地。英、美在远东的军事力量十分薄弱，为此，丘吉尔、罗斯福都亲自出马，吁请澳大利亚将正从中东调回澳大利亚本土的澳军2个师改调增援仰光，均遭拒绝，于是急切请求中国派兵支援。中国在国内抗战正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以第5、第6、第66军等部共约10万人组成中国远征军，紧急入缅支援英军作战。在担负曼德勒正面及东部地区的防御中，中国远征军浴血奋战，屡挫敌锋，先后取得东吁保卫战、斯瓦阻击战、东枝收复战等重大胜利，给日军以沉重打击。而英军担负的缅甸西部防御却被日军迅速突破，英军主力被日军包围于仁安羌地区，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上将紧急求救，经中国远征军驰援解围，才使其7000余官兵得以安全撤退。在反攻缅甸作战中，中国为适应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整体利益和实施盟国的战略计划，毅然以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在美、英军一部的配合下，率先发起缅北、滇西反攻，胜利地打通了中印公路，并为盟军最后收复缅甸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军队在援缅作战中，先后投入30余万兵力，在历时3年多的时间里，共歼灭日军6万余人，为东南亚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挽救了盟军在东南亚战场的危局。中国军队成了亚太地区盟军的重要战略支柱。

　　中国战场是亚太地区盟军对日作战的重要后方基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在美国军事当局的战略设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既是对日作战的空军基地，又是最后进攻日本本土的前进基地。1942年4月18日，美军16架B—25重型轰炸机从太平洋上的美军航空母舰大黄蜂号上起飞，轰炸了日本东京、横须贺、横滨、名古屋、神户等城市后，于中国浙江省内的中国空军机场降落。日本本土第一次遭到美机的轰炸，朝野震惊。7月4日，美国援华志愿航空队（即“飞虎队”）被改编为美国空军驻华特遣队。1943年3月10日，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奉命扩编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继续利用中国空军基地起飞轰炸日本的海上运输线和远在台湾、越南及日本本土的战略要点，直接支援了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对日作战。中国为美国提供了所需空军基地、第一线野战机场及地勤人员。为了修建美军所需机场，中国方面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中国军队为保护在华美军空军基地，付出了数以万计的伤亡。中国军民还积极营救美军飞行员，其中包括后来曾任美国总统的吉米·卡特。

　　中国战场为盟国提供了大量的战略军事情报。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苏联一直派军事情报组驻延安，中国共产党方面将搜集到的大量很有价值的情报材料提供给苏方。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情报是1941年6月阎宝航从国民党某高级官员那里得知，希特勒德国将于6月21日进攻苏联。阎立即报告了在重庆的周恩来，周于6月16日报告了中共中央。中共中央从香港方面也得到类似的情报，旋即将这一重要情报转告在延安的苏军情报组。苏德战争爆发后不久，苏方曾以伏罗希洛夫的名义致电朱德总司令表示感谢。中共中央允许美军在晋绥、太行等地和在华中新四军第5师区域内设立电台，并向美军提供日军情报及气象资料。在华南，美国第14航空队也与东江纵队合作，建立了情报、通讯、气象等联系。1941年下半年，中国有关部门从日军航空兵的调动和部署中，侦译了解到日军有在太平洋采取行动的企图。中方立即将这一情报通知了美国国防部。但未能引起美方的重视。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方开始重视中方的情报系统，遂在国统区普遍设立了气象站、水文站和无线电通讯网等。

　　中国还为盟国提供了大量的战略物资。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苏、美等国先后向中国提供了贷款援助，以帮助中国购买军事装备，但这些贷款大部分规定中国以重要稀有金属和农牧产品予以偿还。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中国共向苏联提供钨砂31177吨、锑10892吨、锡13162吨、汞560吨、锌600吨、铋18吨；桐油8868吨、羊毛14300吨、生丝309吨、猪鬃885吨、生皮革223.3万张、茶叶30293吨。中国还向美国提供了价值7.48亿美元的桐油和锡、钨等矿产品，向英国提供了价值1.148亿英镑的农、矿产品。中国向盟国提供巨额数量的矿产品和畜牧农产品，有力地支援了盟国的反法西斯战争。

　　四、中国是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和有力推动者，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联合国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遭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也是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和有力推动者。为了争取抗战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不仅促成并始终坚持国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一贯致力于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将建立广泛的国内外统一战线作为抗战胜利的基本条件。早在局部抗战阶段，在东北即形成了中朝联合对日统一战线。1936年7月至9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多次谈话中明确指出，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海洋政策不仅指向中国，而且也指向美英法苏等国家，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也是美英法苏等国人民的敌人。因此，这些国家应该结成反对日本的统一战线。1937年3月1日，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谈话中又指出：我们主张中、美、英、苏、法建立太平洋联合战线，否则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共中央即公开呼吁：立刻实现抗日的积极外交，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法西斯侵略阵线。同英美法苏等国订立各种有利于抗日救国的协定。明确表示赞成中国在抗日问题上与包括英美法在内的一切反侵略国家合作。为动员一切力量抗战，中共中央制定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中提出“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与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拥护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的抗日外交政策，主张迅速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以联合一切和平民主力量共同抵抗法西斯侵略。

　　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从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英美等国对中日战争实行“不干涉”和绥靖政策，并策划“远东慕尼黑”阴谋，企图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对日妥协。对此，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方面坚持持久抗战，另一方面同“远东慕尼黑”阴谋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坚决的斗争，从而使中国并未成为“亚洲的捷克斯洛伐克”。这对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

　　从苏德战争开始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共中央多次发表宣言、指示，提出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在延安组织了“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联盟”，直接推动了东方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于1941年12月9日发表宣言，呼吁“中国与英美及其他抗日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同时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战争至完全的胜利”。同时，中国政府决定立即对日宣战，建议太平洋反侵略各国成立正式同盟，并声明“中国现决定不避任何牺牲，竭其全力与英、美、苏及其他诸友邦共同作战，以促成日本及其同盟轴心国家之完全崩溃”。在中国政府的提议下，同年12月23日，中、美、英在重庆召开东亚军事联合会议，通过了《远东联合行动初步计划》，中英两国签订了《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会议还决定中美英三国在重庆正式成立军事会议，以加强对日作战的协调。中国对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东方对日战线起了积极主动的直接推动作用。1942年1月1日，由中、美、英、苏四国领衔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这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来源：《红旗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