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学者的畅想：两个超级大国都会出于一种特有的紧迫感而达成这项协议：美国是担心出现可能有利于北京的权力转移——特别是经济权力的转移；而中国则担心焦虑的华盛顿可能会选择尽快主动挑起一场冲突。美中两国基本上都会长期奉行一条自我约束的路线，用自己的克制换取对方的克制。
日本“外交学者”网站刊载本文。
在中美关系日益紧张之际，美国哈佛商学院学者泽莱克在日本“外交学者”网站撰文，呼吁两国建立暂时机制，稳定双边关系。
作者认为，美国应“接受中国最终成为世界最大，并可能是最强大的经济体”，“从根本上尊重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文明、主权国家和超级大国，尊重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经济学模式。”
但作者在分析中，仍站在西方立场，要求对中国施行遏制加联盟政策，并认为中国对现有国际秩序发起了挑战，甚至声称中国“欺凌”周边国家，还有“领土野心”等等。对他的这些片面观点，观察者网不予认同，翻译本文谨供读者参考。
从根本上说，美国曾向中国提出过什么“可接受的提议”吗？鉴于美中关系已处于自由落体状态，已故谈判大师罗杰·费舍尔（Roger Fisher）今天可能会问出这样的问题。为了避免新冷战造成巨大损失和错失相关机会——更不用说灾难性的热战了——有没有一个可以让华盛顿和北京都感到满意的未来愿景？或者，能否在备选方案中找到至少一种方案最低限度地满足两方要求？或者无论明示还是默许，斗争双方能接受一个稳定平衡状态？拜登将承担起制订美国对华政策的责任，并将拥有这项政策所要达成的目标。除了新总统应该放弃的许多东西，他的前任还将留下两块中国政策的基石，拜登在做出重大调整后，应该保留这些基石：遏制与联盟。
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更为宽泛的中国政策中，遏制战略占据着显著位置，其具体表现是在南海展开的航行自由行动、形成印太战区概念，以及日益加强了美国与其非条约同盟台湾的关系。他还试图通过发动一场并无把握的贸易战来遏制中国经济实力的发展，遏制其主导5G基础设施等战略性技术的野心。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在特朗普前任奠定的基础上。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团队添加了一些说辞，能让人回想起冷战版的遏制措施，有时这些说辞还暗示其对华政策的终极目标是推翻中国政权。特朗普认识到建立联盟以支持其遏制战略的价值。他的努力集中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在这，他帮助成立了包括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在内的“四国集团”安全机制，该机制主要针对中国。在特朗普的中国战略中，欧洲和北约的地位远没有四国机制那么突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他声称“美国优先”、嘲讽北约以及在与欧洲领导人打交道时保持了一种不敬的作风，但他似乎在将华为排除出欧洲5G网络建设方面取得了一些胜利。拜登将渴望与北京就解决气候变化、新冠疫情和核扩散等全球紧急问题展开富有成效的合作。但他将认识到，在这一政策领域只能做加法——而不是替代——中国正谋求在经济、技术以及最终的地缘政治和军事领域获得主导地位，美国应对这种努力做出有力的政策回应。因此，他的遏制方案（以及支持该方案的政策措施）应在军事、经济和技术领域保持稳健性。其目标应该是在东亚、更广泛的印度-太平洋地区以及全球范围内保持相对中国的有利力量平衡，并将中国的经济和技术力量控制在令美国及其盟国满意的水平上。考虑到中国的规模、其多领域迅猛发展的实力以及它的远大抱负，这种反应是恰当的。然而，拜登应该坚决并明确地拒绝任何如下观点，即遏制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发展，其最终目标是使中国共产党失去其统治中国的合法性。乔治·凯南最初对遏制政策的表述明确表明了该政策所追求的终极目标：苏联共产主义的内部崩溃。尤其是在特朗普下台后，拜登应该非常清楚一点，他要承认中国选择怎样的政治制度是其内政。在联盟方面，主要是在经济和技术领域，拜登有机会让有意愿的欧洲国家更坚定地参与遏制行动。在这方面拜登应比特朗普走的更远，他应该致力于组织一个志同道合的经济大国联盟，愿意根据需要协调它们与中国的商业关系并保护它们的共同利益，其途径是（1）集体行动，确保其成员国不会因关键技术、产品、资源或供应链问题而受到过度威胁；以及（2）中国近年来对澳大利亚、韩国、挪威、菲律宾、日本和其它国家实施了地缘经济“欺凌”行为，联盟要对类似行为作出惩罚性回应。更广泛地说，这个联盟应该认识到中国的经济技术综合实力必然是一个涉及联盟共同利益的问题，联盟应监督这种力量以防止它破坏联盟的整体实力平衡。
拜登应该努力为美中关系的发展谋划出一个有吸引力的构想。尽管在可预见的未来可能存在遏制和结盟的现实，但他应该思考出一条可以让北京满意的权宜之计。尽管美国分析家们出谋划策，赞成对中国实施某种形式的遏制，但很少有人能详细阐述这一战略所要达到的“最终状态”是什么。有些人甚至认为没有必要拟定最终状态。但是，一个战略应该拴定一个预期目标，哪怕只是要达到一个暂时的平衡状态。美国的中国战略——以遏制为核心——需要阐明其预期目标，以此作为其成功的前提。例如，在对华盛顿的有限目标放心后，欧洲国家就可能会更愿意加入由美国领导的联盟。如果北京和华盛顿能各自得出如下结论，那持续数年甚至数十年的一个平衡状态就可能出现：（1）没有国家能在所有关键领域都一直保持领先地位；（2）如果不能经过谈判达到平衡状态，那可能出现的情形就是，即使两国可以避免打一场更加悲剧的热战，那两国在持续数年或数十年的冷战中也都会筋疲力尽并浪费大量资源——基本上就是天量的税收；（3）为实现平衡状态而达成的实质条款虽然远远没有达到理想状态，但却也是可以接受的；（4）这一解决方案可以使两国保持互相尊重，并不会使两国政府在本国民众面前丢脸或失去他们的信任；（5）它为两国展开合作应对共同关心和全球关切的紧迫挑战创造了机会，例如在应对核扩散、气候变化和新冠疫情方面。两个超级大国都会出于一种特有的紧迫感而达成这项协议：美国是担心出现可能有利于北京的权力转移——特别是经济权力的转移；而中国则担心焦虑的华盛顿可能会选择尽快主动挑起一场冲突。美中两国基本上都会长期奉行一条自我约束的路线，用自己的克制换取对方的克制。要实现一个合理的美中平衡状态，其条件可能是什么？下面是一个可能的过渡方案应具有的几个关键要素，包括美国可能坚持遏制中国的领土野心，并通过建立联盟来保持于己有利的力量平衡（军事、地缘政治、经济和技术）。
可接受的力量平衡要有利于美国领导的联盟。对华盛顿而言，这几乎是任何平衡都必须具有的毫无回旋余地的特征。美国目前受益于自己拥有大量强大的盟友和伙伴；尽管特朗普采取了“美国优先”政策，但鉴于中国最近显得越来越咄咄逼人，美国与很多盟国的关系已经或能够获得进一步加强。只要美国致力于并有能力维持一个“志同道合”的高层次联盟，那北京就将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这种力量平衡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
接受中国最终成为世界最大，并可能是最强大的经济体（就其单独一国而言）。拜登应修复被特朗普破坏的跨大西洋关系，并在欧洲最近开始将中国视为“体制性竞争对手”后，利用这种形势。
正如我所指出的，拜登应该致力于组建一个联盟（包括欧洲各大国），专注于维护美欧在经济和技术领域的共同利益。不过，在这些前提下，这个联盟应该欢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包括中国几乎肯定会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或许联盟该为中国的经济发展留出一定空间。
从根本上尊重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文明、主权国家和超级大国，尊重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经济学模式。华盛顿将完全承认，中国采用什么样的政体取决于中国和中国人民。中国采用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学模式也同样由中国和中国人民决定，只要中国遵守北京为了建立更多经济联系而已经和即将做出的明确承诺。华盛顿很可能会同意，它将只会私下批评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
两国共同致力于建设稳定的双边关系，缓和竞争，并展开例行对话。两国将共同致力于建设广泛稳定的关系，并限定竞争的烈度和方式。
两国致力于共同应对最紧迫的全球性挑战。两国达成广泛共识解决争霸问题将使两国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应对全球威胁和挑战方面。现在，两国都忙于争霸而无法在这些领域展开有意义的合作。确定一个新权宜之计的大致轮廓可以为有效解决这些全球性挑战创造机会。毫无疑问，北京方面会认为实现这个平衡状态的条件过于苛刻。但形成一个有能力且有凝聚力的联盟将造成既成事实，很有可能迫使北京最终必须接受这些条件。
（作者系哈佛商学院高级讲师；来源：“观察者网”微信公号，由冠群译自日本”外交学者“网站；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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