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府承认误射击落乌克兰客机后,伊朗不仅面临国际的批评,还有来自国内的愤怒。伊朗多个城市周末爆发反政府示威活动。西方媒体看热闹不嫌事大,大篇幅报道了示威。据称,抗议者高喊反政府的口号,矛头对准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伊斯兰革命卫队,并和军警发生冲突,警方为此开枪驱逐示威者。要知道,特朗普两次专门发推警告伊朗政府“不要杀死你的抗议者”。对于开枪的指控,德黑兰警察局长侯赛因·拉希米予以否认。他说得斩钉截铁:“德黑兰警察绝对没有向示威者开枪。”到底有没有开枪,一方给出的是未经证实的网络视频,另一方是官方的说辞,谁真谁伪,尚难定论。大家看,苏莱曼尼被炸死才不过短短10天,伊朗局势已经几经起伏。一开始,人们以为伊朗对美会很“刚”。舆论普遍认为,华盛顿点燃了德黑兰反美的火药桶。伊朗爆发大规模反美游行示威,人们口里喊的是“美国去死”“打倒美国”。“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度成为美国社交媒体的热搜。5天后,伊朗对伊拉克的美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火箭弹,世界屏息等待美国的反应。“我们没有人员伤亡。”特朗普的讲话给这一轮冲突降了温。谁也没想到,就在伊朗发射火箭弹的同一天,乌克兰客机在德黑兰机场起飞不久后坠毁,机上176条生命就此陨落。但那会谁会知道,伊朗国内民众会为此指控政府“刻意隐瞒真相”,怒而上街,甚至要求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承担误击乌克兰客机和隐瞒真相的责任,为此下台。伊朗国内因苏莱曼尼被暗杀事件凝聚的反美情绪似乎正在被新一轮反政府抗议取代。西方媒体在猜测,伊朗政府会不会为了国内稳定,动用强力镇压手段。按西方媒体的报道,伊朗当局之前就是这样对付反政府示威的。 “鸡蛋太贵了!”据说,这是2017年底2018年初,伊朗宗教圣城马什哈德爆发示威时人们喊出的第一个口号。那会的伊朗失业率高达13%,通货膨胀率保持在9%的高位,一些食品的价格高涨30%。还有年轻人的问题。伊朗8000万人口中35岁以下的年轻人占70%,这个人群中又有40%左右失业,年轻人的日子不太好过。被失业、通货膨胀和生活物资匮乏等问题困扰的伊朗,很难让社会保持平静。再加上外部势力的诱导,“鸡蛋骚乱”演变成全国性游行活动。由民生引发的社会动荡,在2019年11月的伊朗又再次上演。在政府宣布汽油涨价并实施定量配给后,伊朗多个城市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一些情绪激动的年轻人喊出了“反政府”“复辟巴列维王朝”的口号,还在街头焚烧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画像。伊朗媒体的报道称,在抗议活动中已有1000 多名抗议者被逮捕,2人死亡,大约100家银行和57家商店遭到抗议者纵火。路透社等西方媒体却给出了“1500人死亡”这一令人震惊的数字,描绘出一幅伊朗“暴力镇压”示威者的场景。比如,这些年来,除了与美国之间对抗的民族矛盾那点事,伊朗的阶层矛盾也非常突出。首先,贫富差距较大。富人和穷人的居住区域、环境和生活条件分野明显,德黑兰的北部是富人聚居区,而穷人只能拥有南部狭窄的生活空间。签署伊核协议原本可被视作鲁哈尼政府的一项功绩。它曾经让全世界都放下心来,觉得一个火药桶的引信被拆除了,就连伊朗国内大部分民众,也会觉得平和的日子重新回归了。美国的退出让一切又回到了冰点,如今,这份协议就好像从没存在过。之后,美国重启的制裁扼住了伊朗的石油出口以及金融、航空等领域,等于握紧了伊朗的经济命脉,导致伊朗原油出口下降超过80%;里亚尔贬值200%左右;失业率高达11%;通胀水平上涨40%等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伊朗经济今年将萎缩9.5%。萎缩率那么高,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不小的打击。虽然鲁哈尼上台后,曾经想要针对性地治理严重的通货膨胀,但效果并不理想。再有,在这样的背景下,伊朗的高层选择的道路似乎不是更倾向于发展经济,而是把大笔钱投向了海外扩张和“革命”,类似的投资显然远远超出了正常的“对外援助”的范畴。所以,伊朗的那么多颗火星,似乎只要外部轻轻扔一根火柴,伊朗就会像很多中东国家一样,爆发颜色革命。就像刀哥上面提到的那样,伊朗人上街搞街头政治,进行示威游行,可以说是有百年历史的“光荣传统”,政府也将其当成了家常便饭。“阿拉伯之春”中出现过的颠覆一国政权的场景,目前没有在伊朗重演。伊朗的情况和那几个发生“阿拉伯之春”的国家有所不同。突尼斯的本·阿里、埃及的穆巴拉克和利比亚的卡扎菲等,基本都是昔日靠政变上台的军人,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将国家变成自己的私产,早就失去了民众的支持。随着军队在最后一刻的倒戈,便出现了墙倒众人推的局面。伊朗的现政权不一样。它是在当年反巴列维的群众运动中出现的。领军人物即宗教领袖的特殊地位,还有什叶派意识形态的思想纽带,迄今都牢牢保持着在伊朗草根民众中的影响力。霍梅尼当初创造政教合一的政权模式,试图走出一条独特的非西方发展之路。支持这一发展模式的群众基础至今仍在。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虽然导致几十万伊朗青年战死沙场,但同时也使伊斯兰政权拥有强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巩固了国家机器。美国40年的打压和制裁,又使这个政权学会了在国际高压下求得生存的各种手段。当然,民生和经济问题,确实是伊朗伊斯兰政权遭遇的一道坎,但这个政权毕竟不是一堵一推就倒的墙。 不过,西方,主要是美国,从来没有放弃通过“颜色革命”改变伊朗政权的企图。在最新一轮反政府示威中,伊朗当局逮捕了英国驻伊朗大使马凯尔,被指控煽动反伊朗政府的抗议活动。马凯尔在短暂拘留后被释放,并否认他参加了任何的抗议活动。虽然没有证据证明伊朗的多次反政府示威游行是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策划的“颜色革命”。但美国人为此幸灾乐祸,是确凿无疑的。博尔顿都辞职了,这次都忍不住跳出来直陈“政权更迭在即”,“伊朗人民看得见”。国防部长埃斯珀说得隐晦些,但意思差不多。他说:“你可以看到伊朗人民站起来维护他们的权利,维护他们对一个更好的政府的渴望,一个不同的政权。”而特朗普这次在推文中表态说“和伊朗人民站在一起”,这话和蓬佩奥去年底说过的一模一样。事实上,这两年的伊朗反政府骚乱后,特朗普等美国政要总是第一时间跳出来谴责伊朗政府“残忍”“腐败”,煽动伊朗人民反对政府。美国为主的西方媒体总是拿着放大镜和显微镜观察伊朗国内示威游行,又拿着哈哈镜无限夸大示威游行的规模和推翻现政权的政治口号。伊朗的示威游行有两大类情况,一类是反美的游行,一类则是对如今的生活不爽、不快,借着示威发泄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希望政府解决问题。了解伊朗情况的人告诉刀哥,反美游行的频率是最高的,而且人数规模都比较大,但一般是政府组织的。第二类上街游行,参与的人一般都是自发的,规模大小要视乎情况,有时候多达数千上万,但有时候也就几百、上千人,这次就是这样。比如,对于这次的示威,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都花了大篇幅报道。福克斯新闻在报道时还引述了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伊斯兰问题专家艾哈迈德的话说,最新的反政府抗议是伊朗现政权有史以来第一次面临如此严重的威胁,德黑兰政权正处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最脆弱和危险的时刻。即使结合当下世界和伊朗社会的背景看这次示威,似乎也难以得出这么严重的结论。此外,在第二类示威中,西方,特别是美国政客都会发出诸多言论力挺示威者。刀哥在上面已经提到,特朗普、蓬佩奥和奥布莱恩都发了声。这些因素似乎都还不足以成为伊朗发生颜色革命的第一张骨牌,它们都还没有超出伊朗政府能够应付的状况。事实上,由于有关伊朗的信息,我们多从西方媒体上得来,导致我们对伊朗的印象也有些刻板而不准确。比如,伊朗社会虽然没有明面上的反对派,但在其体制内部,还是有不同的派别,大类上可以划分为激进派和温和派,这对应了西方媒体所说的保守派和改革派。温和的一派会更加倾向于与西方搞好关系,西方利用这些人来撬动伊朗局势会更容易吗?伊朗社会很反感于这种外部的干涉,而且伊朗政府也很善于将内部的问题转化成是有外部力量插手。这种情况下,没有人愿意与西方发生太大的关联,充当它们在伊朗的马前卒。所以直到现在,西方对伊朗的实际渗透是很有限的。这或许是伊朗与其他发生了颜色革命国家的一大不同。即使暂时没有颜色革命之忧,但当下的伊朗确实需要面对一个根本矛盾,那就是伊斯兰革命40年了,是继续革命还是要大力搞经济建设?这在伊朗国内有相当大的分歧,对政府不满的人中,有相当多的一部分认为伊朗应该改变内外政策,还有一些人甚至无法接受现有的伊斯兰政权。真正处理好内外诸多的现实问题,或许才能让伊朗彻底消除颜色革命的隐患。
(特别致谢:华黎明大使、田文林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 补壹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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