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对中国的核心产业伤害最大的，主要是因为当时新自由主义对改革开放的干扰和误导，而不是因为所谓前三十年的黑暗造成中国落后，使中国的科技人才觉得中国没有希望进而不爱国离开中国。黄旭华带领的核潜艇团队、以及运十大飞机、红旗轿车等大批在80年代被解散、人才流失的遭遇，很好地说明了一切。2020年1月10日上午，2019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举行，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公布，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获得者之一是原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九研究所黄旭华院士，他是中国核潜艇事业奠基人、“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当被问到800万奖金如何花这个“俗”问题，黄旭华说：“800万我现在还没概念，我曾经和大家讲过，这个钱我不要，给了会变成我的负担，处理不好会惹祸。我会和单位好好商量一下，至少要拿出相当一部分给我们单位设立一个奖励基金。具体现在还没计划，不能夸海口。”
一、“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感动中华
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在央视开讲啦演讲中的一段视频曾在网络上疯狂传播，感动了无数的读者和网民：
黄旭华隐姓埋名30年，他说“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大家都清楚，世界上高新尖端技术，尤其对于核潜艇技术，都列入为国家最高级别的机密。我们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领导再三向我们强调，一定要确保国家的机密，不容许泄露你们的工作单位。要隐姓埋名、默默无闻，当无名英雄。而且进了这个领域，就得准备干一辈子。如果你犯了错误怎么办？犯了错误也不能走，可以在里面打扫卫生。1958年，我从上海上调北京，走前领导只告诉我：你出差北京，帮助工作。我行李也没有带，一到北京，我就被留住了。我的父母多次地写信问我：你在北京哪一个单位？你到北京去干什么工作？我一直闭口不答复。慢慢地，我也同他们的关系淡化了。1987年，上海文汇月刊有一篇题目为《赫赫而无名的人生》长篇的报告文学，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中国核潜艇总设计师的人生经历。我把这份报告文学寄给我的母亲，这篇文章永远只提黄总设计师，没有具体的名字。但是他提了一个，他提了黄总设计师的夫人李世英的名字。我母亲一看，文学里面所报告的黄总设计师，就是三十年没有回过老家，而被弟妹们误解为不要家，忘记了养育他的父母，不孝的三儿子，我是老三。虽然我母亲，她一直深信她的儿子大学学生不可能忘了养育他的父母，但是三十年一直没有回家，她难免也有怨言。我听我的妹妹讲，我母亲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阅读这篇文章，是满脸泪水呀，我母亲终于自豪不已了。她在痛心之余也自豪，她把我的弟弟妹妹们，还有她的子孙们召集过来，只说了一句话，“三哥的事情，大家要理解，要谅解。”知儿莫若母，母亲这句话传到我的耳朵，我哭了。有人问我忠孝不能双全，你是怎么样理解的？我说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我们核潜艇阵线广大员工，他们呕心沥血、淡薄名利、隐姓埋名，他们奉献了一生最宝贵的年华，还奉献了终生。如果你们要问他们这一生有何感想，他们会自豪地说：这一生没有虚度。再问他们你们对此生有何评述，那他们会说：自己是中华民族的儿女，此生属于祖国，此生属于事业，此生属于核潜艇，此生无怨无悔！
黄旭华还在演讲开头谈到了当年党中央决策上马核潜艇的过程：我们国家自行研制核潜艇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为了突破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的包围、封锁。为了早日掌握好核潜艇的研制技术，我们国家曾经寄希望于苏联老大哥的技术援助。1959年国庆10周年，赫鲁晓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来到中国，我们国家政府再一次地向他提出研制核潜艇的技术问题。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上有这样几句话：中国要研制核潜艇简直是异想天开。他傲慢地拒绝了中国的要求，说核潜艇技术复杂、要求高、花钱多，你们中国没有水平，也没有能力来研制核潜艇。毛主席一听非常气愤。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上是这么讲，说他，那指的是毛主席啊，愤怒地站了起来，挥动他巨大的手掌，说：“你们不援助算了，我们自己干！”我们寄希望于苏联老大哥援助的梦想完全破灭。这年10月底，毛主席在同周总理、聂荣臻还有罗瑞卿等研究发展尖端武器的时候，毛主席就发出了誓言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就是这句话也坚定了我和我的同志们献身核潜艇事业的人生走向。
二、曾惨遭新自由主义势力破坏——黄旭华和核潜艇背后还有更加悲壮的故事
众所周知，核潜艇对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两弹一星。可以说，如果不是在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国搞成功了两弹一星并完成了核潜艇的大部分工作，那么今天的中国恐怕没有核潜艇。2004年黄旭华接受《现代舰船》采访时，曾概要描述过核潜艇的历史（见《龙啸九天——中国核潜艇专家采访录》《现代舰船》2004年12月下半月）：http://www.huaxia.com/zt/js/2004-74/hjxgbd/840365.html核潜艇的故事可以从1958年说起。58年有两件事情对我们工作影响比较大，一个是二机部在苏联专家帮助下在房山建成了我国第一个试验堆，另一个是我们按照“二四”协定转让制造的潜艇，58年也基本告一段落。另外，这一年中苏关系开始紧张，接着59年，10年大庆，赫鲁晓夫来了，我们正式提出希望苏联老大哥能帮助研制核潜艇，赫鲁晓夫非常傲慢：“核技术非常复杂，花钱很多，你们中国没有水平也没有能力研制，我们苏联有了，就等于中国有了。你们把海军基地给我们用，我们的核潜艇可以帮助你们”。毛泽东主席非常气愤：“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此话立即传遍09战线，大家听了很兴奋。国家搞核潜艇是有决心的，一万年也要搞出来，但是权衡下来，最重要，首先要搞的应该是“弹”。核动力比原子弹技术要求更严，核动力是可控的，原子弹不需要控制，要把爆炸威力变成可控的，技术要求更高。当时“弹”还未爆，国家要把全部力量集中到“弹”上，09项目58年刚刚组建，开始预研，62年就开始下马，过了2年，这个项目正式解散了。于笑虹，刘华清坚持下，中央同意保留少数人继续调研工作，并维持了几个关键设备的研制工作。64年原子弹爆炸成功，有此基础，国家可以抽出力量搞09了。于笑虹，刘华清有关领导抓住机会立即向中央打报告，要求09上马。65年报告批下来，同意！此时面临困难仍然很多，核潜艇里面到底是什么内容，我们都没搞清楚。工作条件也很差，我们搞数据，要用算盘、计算尺算。为一个数据常常要发动一批人日日夜夜算。2、第一条艇带有一定试验性质，但建成后要可以作为战斗艇用3、大力协同，全国有关科研单位共同努力，把09搞出来我们就因陋就简，创造上办法，能拿出点成果就算一点。我们绝不等条件，就算你等得及，国家也等不及啊。09是65年正式上马的，不过58年到65年期间，虽然没有正式立项，但预研没停，这期间的工作给65年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所以65年上马后，才能搞的那么快。再过2年，核潜艇开工，70年下水开始试航，74年交给海军。这个速度是很快的，而且我们的艇比苏美前几艘要强的多。有人讲你的艇下水是70年，鹦鹅螺号是54年，差了十几年，能不强么。不过你可以想想，我们70年代的工业能力、科研水平和美国50年代能有多大差距。
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院士也在这次访谈中披露了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核潜艇项目曾被强行下马，一下就是20多年：88年，核潜艇进行了最后两个大的试验，算是总鉴定。第一个是深潜，反应堆全功率航行，水下大深度发射鱼雷。这个试验是在南海搞的，很成功。然后回过头来，到北海，做洲际导弹发射试验，两发，打的很准。中央领导立即打来电话祝贺，说“你们打的比陆地上还要准！”我一边感谢领导关怀，一边哭笑不得。严格讲，这话是不科学的，海上打，艇的姿态参数不断变化，当时条件下是不可能比陆基更准的。当时打成这样，实际算侥幸，陆地上一个正误差，艇上一个负误差，两个正好抵消，所以打的非常准。这里说个题外话，我们第一次打洲际导弹，不是这次而是82年，在常规艇上进行的，失败了几次，最后一次获得了成功。在此基础上，才到09上搞。两个试验成功后，聂力问我有什么感想，我说：“一喜一忧”。当时冷战刚刚结束，很多军工项目都在下马。我高兴因为我打成功了，但大概明天我们就失业了。如果打不成功，我们还可以再吃几年饭，因为你们还会投资。聂力听完也哭笑不得。果然，打成功后，我们项目就下马了，一下就是20几年。20几年过去，美国走了多少型号，冷战结束，战争的危险并没消失。美国(包括日本)的科研工作一点没放松，而我们的科研生产都断线了。团队解散，很多人才都流失了。如果我们也像美日那样，技术抓的很紧，我们的技术水平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就算不超过美国，也至少不会和他差这么远。
八十年代中国大批军工项目下马，连核潜艇也团队也解散，人才流失，但是美国日本却仍然对这些军工技术抓的很紧，以至于使中国当时的军工和很多高精尖技术本来能够赶上并超过美日，却由于那个时间阶段和美国差的很远。尽管中国当时主动废除自己的军工军备和众多高新技术行业，一心一意与美日搞好关系，但是美日亡我之心不死，尤其是苏联解体后，中国成了头号敌人。
假如在前三十年，中国不搞以国防工业为重心的高科技工业而将宝贵资金用于改善民生的话，中国的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会高出很多，但是由于缺乏两弹一星及核潜艇以及相关的国防工业，中国只能选择依附于美国或者苏联。如果依附于苏联，那么中国肯定在1989-1992年间和苏联一样被美国瓦解。如果中国依附于美国，那么当苏联被美国瓦解后，美国肯定会向已经牢牢控制在手中的中国下手，将中国肢解。1999年大使馆被炸后，航空航天等众多军工项目才重新开始振兴。包括运十下马在内，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在新自由主义和美国情报机构的误导下曾经走过的一些弯路，经过的一些波折，好在我们没有像苏联那样翻了船，今天终于挺了过来。
2、截至1982年，中国空军总计下马原定项目31项：3、截至1982年，中国海军总计下马原定项目11项：4、截止1982年，第二炮兵部队下马原定项目多达45项：包括了多弹头形式的“DF6A”固体发射的“DF7A”“DF12”空射火箭。直-7是中国空军原定于设计制造，用来替换早期研制的mi4即直-5使用的。他的最大运载能力与适航性，均达到了俄罗斯产米8的基础。而在同时代出现的法国AS332。其性能与直-7设计参数十分接近。1975年定型后，在1978年原计划投入试验生产。但是，1978年一声“春雷”把这个“文革产物”下马了。如今21世纪我国面临灾害却缺少直升机运输能力，唯一可靠的竟还是为数不多的俄国的麋鹿和美国的黑鹰。若曾有机会中国是否愿重新提高直升机产业？要是当年直7搞下去,这次救灾那会出现今天这种情况，至少你不卖，我自己可以造，现在自己又造不出，买又买不来，给别人牵着鼻子走，要是青藏高原真的有事，装活塞式发动机的直5是飞不上去的，靠那24架使用了30多年的黑鹰怎么行？现在据说中国又在仿制米17，性能和直7差不多，走了30多年，又从头开始，本来只比人家落后几年，现在比人家落后几十年了。现在的直8性能完全比不上已下马的真的直8，真的直-8是中国早期设计的武装专用直升机。其设计诸元类似前苏联设计的米24。其性能绝对可以与当时欧美国家的武装专用直升机匹敌。原定于1979年试验生产！结果，1980下马。原型机于当年被解体。真的歼8战斗机，并不是今天我们看到的I型。而是在1974年就定型的歼8II。虽然中国国家军事刊物，对此作出了“技术处理”但是，早期设计的痕迹依旧显露了歼8II不属于80年代的特征。按照正常计划。1982年应该上马的并不是后来再一次从新翻新“放大样”长须鲸I。而是歼8II。但是那个时期没有“洋人”认可是很难设立项目。因此1984年在美国格鲁门公司首肯下，定型并且与格鲁门公司联合改进“和平典范”计划。也称“军刀1”中国空军为此耗费了10年的拖延时间。歼9战斗机设计定型于1975年。这是中国早期设计的前鸭翼布局的战斗机。其设计好于歼8。是用作中国主力制空战斗机的项目。与同时代出现的美制F14A，法国幻影IIIV。都是同一个级别。其性能与作战能力均不在后者之下。原定于1979年生产的歼9战斗机，随即在80年初被下马，原型机按照要求应该在当年内解体。好在有良知的中国设计者，保留了它。使得今天你可以在航空博物馆见到他的身体。原计划的歼10战斗机，是在歼9基础上的持续研发的，它的气动布局远比现在的半以色列，半F16要好很多。采用大批的当时较为先进的设计。其技术诸元含量不低于同时期出现的美制F16A，F15A。而且他是中国早期设计定型重型制空战斗机。但是，改革初期，它也被迫搁浅。093核潜艇计划，是中国海军早期定型项目。这个项目包括双壳耐压壳体建造。流式冷却散热核技术。潜射早期导弹。鱼雷10A尾流指导武器，反舰鱼雷管道发射导弹。CH1型作战指挥中心系统，K1型水下无反馈卫星接受系统。自导鱼雷规避系统。等等13项重要科技。094型是同时期定型的。他采用前者同类型类似的核技术。而且加入了消音瓦概念。是早期设计核潜艇中的佼佼者。对比美国70年代的核潜艇，它绝对不逊色于“培临斯”级。如果按照原定计划，它将以中国最习惯使用的方法“边设计，边改进”。顺延到80年代，他的能力与凶悍可见一斑。。但是1981年它与她的姊妹093被搁浅。而随后应该在1982原定上马的095，096级核潜艇。均在1980年被PK。反导计划。中国早期设计于上海的卫星试验中心，曾经设计并且在西昌发射了1箭多星。而DF6型弹道导弹是中国研制的早期最大的3枚搭载弹头计划。这是中国在继人造卫星出现以后，又一次叫美苏震惊的举动。它的出现将使得中国获得与美苏几乎同步的“多弹头”能力。而且它具备了“二次载入”机制。这是美国在1979年才开始引入的。然而在80年代对和平和幻想中，它砰然倒地，被作为文革产物肢解，1998年，竟然有人在废旧纸堆里面找到了他的设计原型图纸，上面占满了污秽。DF7计划，他的最大搭载能力达到6枚弹头。每枚当量12万吨。在搭载3枚弹头2枚欺骗弹头之际，他的最大飞行距离，抱歉！已经可以覆盖USA。而他的指导机制采用了惯性导航引导指导技术。这是中国首批采用这样设计的导弹。而同时期美国、苏联也开始采用。但是，好呀！终于世界人民看到它被需要它保护的国家肢解销毁。大型驱逐舰计划。这是中国海军自49年开始，仅有的一个大型水面舰艇计划。他是在原有基础上，重新设计完成。为了适当解决当时南部中国海域与越南问题。威慑南亚国家。延续扩展12海里使用的。他的设计与法国海军的同时期“花月”，“梅临”级同等。采用了早期的箭楼合体结构，引入了作战指挥中心结构。为此研制了大型平板雷达即最早期的多普勒三座标雷达。它是相控阵技术的前身。而美国海军斯普鲁恩斯于1975年建造。1978年下水。他是第一艘安装了A型早期相控阵的美国海军驱逐舰同时也是采用了大平板三座标多普勒技术。但是中国原本与他同级别，同档次，同等能力的。准宙斯盾驱逐舰。在全民经商，国防靠后的热潮中，连图纸都没有留下。
这份名单中涉及的众多被下马的高科技军工项目，笔者无法一一核实，但是这份名单在网络上流传了十几年，从未遭受任何质疑。其真实的可能性较高。
三、新自由主义势力破坏中国核心工业的四大案例
与核潜艇及大批军工项目相印证，笔者介绍几个比较重要的关键行业，看看当年新自由主义势力和资产阶级自由化高官是如何摧残中国的核心工业的。第一，是被新自由主义彻底摧残的计算机芯片和信息技术行业。新中国建国后的第一个三十年，我国计算机和集成电路事业在自主赶超路线的主导和公有制科研、生产体系的统筹下，从无到有，初步建立起了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缩小与日本、美国的差距，比韩国起步早，发展快，对今天的芯片产业自主研发仍有重要的启示。科研和生产配置方面，早在建国初期，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为解决军队电子通信问题，国家成立电信工业管理局，在北京酒仙桥筹建北京电子管厂（京东方前身），由民主德国（东德）提供技术援助。酒仙桥还建起了规模庞大的北京电机总厂、华北无线电器材联合厂（下辖706、707、718、751、797、798厂）、北京有线电厂（738厂）、华北光电技术研究所等单位。在1952年，中国便成立了电子计算机科研小组，由当时的数学研究所所长华罗庚负责。1956年，中国提出“向科学进军”，国家制订了发展各门尖端科学的“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把计算机列为发展科学技术的重点之一，并筹建了中国第一个计算技术研究所。根据国外发展电子器件的进程，提出了中国也要研究发展半导体科学，把半导体技术列为国家四大紧急措施之一。从半导体材料开始，自力更生研究半导体器件。为了落实发展半导体规划，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所首先举行了半导体器件短期训练班。请回国的半导体专家黄昆、吴锡九、黄敞、林兰英、王守武、成众志等讲授半导体理论、晶体管制技术和半导体线路。参加短训班的约100多人。当时国家决定由五所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和南京大学联合在北京大学半导体物理专业，共同培养第一批半导体人才。五校中最出名的教授有北京大学的黄昆、复旦大学的谢希德和吉林大学的高鼎三。1957年就有一批毕业生，其中有现在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王阳元（北京大学）、工程院院士的许居衍（华晶集团公司）和电子工业部总工程师俞忠钰等人。之后，清华大学等一批工科大学也先后设置了半导体专业，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1958年，上海组建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及上海元件五厂、上海电子管厂、上海无线电十四厂等企业。使上海和北京，成为中国电子工业的南北两大基地。1960年，中国科学院在北京成立半导体研究所，集中了王守武博士、黄昆博士、林兰英博士等著名海外归国专家。同年组建河北半导体研究所（后为中电集团第13所），进行工业技术攻关。到六十年代初，中国半导体器件开始在工厂生产。此时，国内搞半导体器件的已有十几个厂点。当时北方以北京电子管厂为代表，生产了II-6低频合金管和II401高频合金扩散管；南方以上海元件五厂为代表。1961年我国第一个集成电路研制课题组成立。1962年由中科院半导体所，组建全国半导体测试中心。1963年中央政府组建第四机械工业部，主管全国电子工业（1982年改组为电子工业部），由通信专家王诤中将任部长。1968年，我国组建国营东光电工厂（878厂）、上海无线电十九厂，至1970年建成投产，形成中国IC产业中的“两霸”。中国早期电子工业，主要以军事项目为牵引，研制军用航空电子设备、弹道导弹控制设备、核武器配套电子设备、军用雷达、军用通讯器材、军用电子计算机等产品。1958年开始研制东方红卫星后，又将防辐射级太空电路列入研究项目。民用电子产品以收音机为主。70年代初，受国内外微电子业迅速发展的影响，加上集成电路的利润丰厚，国内出现一股电子热潮，全国建设了四十多家集成电路工厂，包括四机部下属的749厂（甘肃天水永红器材厂）、871厂（甘肃天水天光集成电路厂）、878厂（北京东光电工厂）、4433厂（贵州都匀风光电工厂）和4435厂（湖南长沙韶光电工厂）等，各省市另外投资建设了大批电子企业，为以后进行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研究和生产提供了工业基础。在科研和生产成果上，前三十年我国整体上紧跟世界相关领域的先进成就，不断缩小同发达国家的距离，下面是几个具有标志性的成果比较：1957年，北京电子管厂通过还原氧化锗，拉出了锗单晶。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和二机部十局第十一所开发锗晶体管。当年，中国相继研制出锗点接触二极管和三极管（即晶体管）。国外最早是在1947年，美国贝尔实验室发明了半导体点接触式晶体管。中外差距：10年。1963年（一说1962年），河北省半导体研究所制成硅平面型晶体管。平面工艺技术是半导体元件制作中的一个关键环节，是制作集成电路的基础。国外最早是在1958年，由仙童半导体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也译作“飞兆公司”)首先发展出平面工艺技术。中外差距：5年。1962年，为解决晶体管制造难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四系四○四教研室康鹏（25岁）临危受命，成功研发“隔离-阻塞振荡器”（后被命名为康鹏电路），解决了晶体管的稳定性问题，使中国比美国晚近8年进入晶体管时代。在解决晶体管制造难题后，哈军工（由慈云桂主持设计）成功研制出新中国第一台全晶体管计算机441B-I于1964年诞生，比美国第一台全晶体管计算机RCA501只晚了6年。441B计算机1966年参加北京的计算机展览，恰逢邢台大地震，在地震中稳定运行。1964年，吴几康成功研制119计算机，该计算机运算能力为每秒5万次，运算能力略强于美国于1958年制造的IBM 709计算机，IBM 709计算机的运算能力为每秒4.2万次。119计算机同1965年研制成功的109机，在我国研制氢弹的历程中立下很大功劳，被称为“功勋机”。1965年12月，河北半导体研究所召开鉴定会，鉴定了第一批半导体管，并在国内首先鉴定了DTL型（二极管―晶体管逻辑）数字逻辑电路。1966年底，在工厂范围内上海元件五厂鉴定了TTL（晶体管-晶体管逻辑）电路产品。DTL和TTL都是双极型数字集成电路，它们的研制成功标志着中国已经制成了自己的小规模集成电路。国外最早：1958年-1959年，美国德州仪器公司和仙童公司各自研制发明了半导体集成电路，1960年仙童半导体研发了第一块商用集成电路。中外差距：5-7年。有了初级规模的集成电路，就有了制造第三代计算机（中、小规模集成电路）的基础。中国第一台第三代计算机是由位于北京的华北计算技术研究所研制成功的，采用DTL型数字电路，与非门是由北京电子管厂生产，与非驱动器是由河北半导体研究所生产，展出年代是1968年。国外最早是在1961年，德州仪器为美国空军研发出第一个基于集成电路的计算机，即所谓的“分子电子计算机”。中外差距：7年。与双极型电路相比，MOS（金属氧化物）电路具有电路简单、功耗低、集成度高的优势。1968年，上海无线电十四厂首家制成PMOS（P型金属氧化物半导体）电路，拉开了我国发展MOS电路的序幕，并在七十年代初，永川半导体研究所（现电子第24所）、上无十四厂和北京878厂相继研制成功NMOS电路，之后又研制成CMOS电路（互补型MOS电路）。国外最早：1960年，美国无线电（RCA）制造出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晶体管。1962年，美国无线电（RCA）制造了一个实验性的MOS集成电路器件。1963年，仙童实验室研制成CMOS电路。中外差距：6-7年。1972年，我国自主研制的大规模集成电路在四川永川半导体研究所诞生，实现了从中小集成电路发展到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跨越。国外：1971年，Intel（英特尔）推出1kb动态随机存储器（DRAM），包含2000多只晶体管，标志着大规模集成电路出现。中外差距：1年。1975年，北京大学物理系半导体研究小组，由王阳元等人，设计出我国第一批三种类型的（硅栅NMOS、硅栅PMOS、铝栅NMOS）1K DRAM动态随机存储器，它比美国英特尔公司研制的C1103要晚五年，但是比韩国、台湾要早四五年。此时，台湾才刚刚在向美国购买3英寸晶圆厂。1975年，上海无线电十四厂成功开发出当时属国内最高水平的1024位移位存储器，集成度达8820个元器件，达到国外同期水平。到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又陆续研制出256和1024位ECL高速随机存储器，后者达到国际同期的先进水平；可以生产NMOS256位和4096位、PMOS1024位随机存储器；掌握了对于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起着重要作用的无显影光刻技术，可用于制造分子束外延设备。总体来看，在这个时期，虽然美国计算机发展迅猛，但中国同行追得也很快，从无到有，差距逐渐缩小，甚至在某些局部领域追平西方，达到先进水平。中科院上海冶金所还独立发展了制造集成电路所需要的离子注入机，并出口到日本。截至70年代末，中国科研人员和产业工人发扬自力更生、自强不息的精神，建成了中国自己的半导体工业，基本掌握了从单晶制备、设备制造、集成电路制造的全过程技术。在当时，只有美国、苏联掌握从单晶制备、设备制造、集成电路制造的全过程技术，虽然日本技术很强，但个别领域被美国限制和阉割。而此时，韩国、台湾才刚刚起步。总结新中国前三十年集成电路事业的赶超发展，有几点经验值得今天学习（专业研究产业问题的学者铁流对此有很好的总结，笔者也颇为认同，以下部分参考了其文中的一些观点或论述）：贯穿前三十年技术进步的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50年代，即使我国已经引进了苏联的技术资料，依旧保留自己的技术研发团队，例如夏培肃于1954年即着手基本逻辑电路的设计、试验和运算器、控制器的逻辑设计，这为我国同苏联交恶后自主研制计算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后，中国的科研工作人员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自力更生，完成了一个又一个技术攻关。从有国外留学经验的老科学家，到共和国自己培养的年轻科研人员，都发挥了极大创造力，例如前述25岁就研发出“隔离-阻塞振荡器”，解决重大技术难题的康鹏。这一时期，中国也抓住有利时机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设备。进行充分消化吸收。但无论是50年代末引进苏联技术资料，还是70年代通过特殊渠道少量购买欧美先进设备，走的是都“消化吸收、融会贯通、推陈出新、举一反三”的路线，技术引进不仅没对自主技术造成冲击，反而使其融入自己的工业体系中，使中国自主技术更上一层楼。70年代，通过购买国外单台设备，我国自己组建了三条生产线，以缓解国内制造计算机的迫切需要。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中国开始从欧美引进技术。对于当时属于高科技领域的半导体产业，中国虽然始终无法从官方途径大规模引进半导体设备和技术资料，但也通过特殊渠道少量购买单机设备，并将其消化吸收后，大量仿制，推陈出新，搭建了自己的生产线。在此期间，西方有意遏制中国尖端技术的发展势头，1973年我国7个单位分别从国外引进单台设备，以期建成七条3英寸工艺线，但由于欧美技术封锁等各种因素，最终拖了7年才引进，引进时已经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这也说明不论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坚持自主创新为主始终是第一位的。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依靠“高积累、低消费”的方式集中大量资源用于国家工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国防技术研发，一代人吃两代人的苦，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拥有核武器的世界第六大工业国，计算机、集成电路这样的高科技产业也从无到有，发展壮大。在此期间，虽然国家财政并不富余，但中国用于科技研发的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比例为1.28%，达到当时几个初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如意大利、西班牙）；到70年代末，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该比值提升到2.32%，做到了竭尽所能为科研工作保障资金。这一投入远远超越改革开放后的水平（80年代中期以后一度降到0.6%以下），达到同期几个最发达国家英、法、西德的水平，仅比当时的美国、日本低一些（美国长期为2.8-3.0%，日本70年代以前1.6%，进入70年代后与美国接近）。在人才方面，我国一方面积极吸引在海外留学、工作的技术人才回国效力；另一方面积极培育自己的人才，在开设短期速成班的同时，在院校开设计算机专业，培育专业技术人才，并送优秀尖子赴苏联深造。高水平的科研经费比例，保证了即便在困难时期和政治动荡的年份，也能尽可能的为科研人员提供基本的生活、工作条件。从前述列举的重大成就来看，当时的科研单位虽然分散在全国各地，但在重大问题的攻坚上却是协同作战和成功共享的。在全国统筹协作的举国体制下，各个单位互帮互助，以集中全国科研力量攻坚克难的方式解决了科研道路一个个难题。国家还经常举办各种展览会，方便各单位进行技术交流。正是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公有制体制的保障下，我国计算机和集成电路事业在前三十年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成就。1956年，中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周恩来随后主持制定了“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以下简称“科学规划”）。他有远见地提出和确定了四项“紧急措施”，即大力发展计算机、无线电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并将新技术应用于工业和国防。1956年，在周总理的正确领导下，我国提出“向科学进军”，根据国外发展电子器件的进程，提出了中国也要研究半导体科学，把半导体技术列为国家四大紧急措施之一。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所首先举办了半导体器件短期培训班。请回国的半导体专家黄昆、吴锡九、黄敞、林兰英、王守武、成众志等讲授半导体理论、晶体管制造技术和半导体线路。在五所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和南京大学联合在北京大学开办了半导体物理专业，共同培养第一批半导体人才。培养出了第一批著名的教授：北京大学的黄昆、复旦大学的谢希德、吉林大学的高鼎三。1957年毕业的第一批研究生中有中国科学院院士王阳元(北京大学微电子所所长)、工程院院士许居衍(华晶集团中央研究院院长)和电子工业部总工程师俞忠钰(北方华虹设计公司董事长)。1957年，北京电子管厂通过还原氧化锗，拉出了锗单晶。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和二机部十局第十一所开发锗晶体管。当年，中国相继研制出锗点接触二极管和三极管(即晶体管)。1958年，美国德州仪器公司和仙童公司各自研制发明了半导体集成电路(IC)之后，发展极为迅猛，从SSI(小规模集成电路)起步，经过MSI(中规模集成电路)，发展到LSI(大规模集成电路)，然后发展到现在的VLSI(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及最近的ULSI(特大规模集成电路)，甚至发展到将来的GSI(甚大规模集成电路)，届时单片集成电路集成度将超过10亿个元件。1960年，中科院在北京建立半导体研究所，同年在河北建立工业性专业化研究所――第十三所(河北半导体研究所)。1962年，天津拉制出砷化镓单晶(GaAs)，为研究制备其他化合物半导体打下了基础。1962年，我国研究制成硅外延工艺，并开始研究采用照相制版，光刻工艺。1963年，河北省半导体研究所制成硅平面型晶体管。1964年，河北省半导体研究所研制出硅外延平面型晶体管。1965年12月，河北半导体研究所召开鉴定会，鉴定了第一批半导体管，并在国内首先鉴定了DTL型(二极管――晶体管逻辑)数字逻辑电路。1966年底，在工厂范围内上海元件五厂鉴定了TTL电路产品。这些小规模双极型数字集成电路主要以与非门为主，还有与非驱动器、与门、或非门、或门、以及与或非电路等。标志着中国已经制成了自己的小规模集成电路。1968年，组建国营东光电工厂(878厂)、上海无线电十九厂，至1970年建成投产，形成中国IC产业中的“两霸”。1968年，国防科委在四川永川县，成立固体电路研究所（即永川半导体研究所，解放军1424研究所，现中电集团24所）。这是中国唯一的模拟集成电路研究所。同年上海无线电十四厂首家制成PMOS（P型金属-氧化物半导体）电路。拉开了中国发展MOS集成电路的序幕。七十年代初，永川半导体研究所(现电子第24所)、上无十四厂和北京878厂相继研制成功NMOS电路。之后，又研制成CMOS电路。七十年代初，IC价高利厚，需求巨大，引起了全国建设IC生产企业的热潮，共有四十多家集成电路工厂建成，四机部所属厂有749厂(永红器材厂)、871(天光集成电路厂)、878(东光电工厂)、4433厂(风光电工厂)和4435厂(韶光电工厂)等。各省市所建厂主要有：上海元件五厂、上无七厂、上无十四厂、上无十九厂、苏州半导体厂、常州半导体厂、北京半导体器件二厂、三厂、五厂、六厂、天津半导体(一)厂、航天部西安691厂等等。1972年，中国第一块PMOS型LSI电路在四川永川半导体研究所研制成功。1973年，我国7个单位分别从国外引进单台设备，期望建成七条3英寸工艺线，最后只有北京878厂，航天部陕西骊山771所和贵州都匀4433厂。1975年，北京大学物理系半导体研究小组，由王阳元等人，设计出我国第一批三种类型的（硅栅NMOS、硅栅PMOS、铝栅NMOS）1K DRAM动态随机存储器，它比美国英特尔公司研制的C1103要晚五年，但是比韩国、台湾要早四五年。那时韩国、台湾根本就没有电子工业科研基础。1975年，上海无线电十四厂成功开发出当时属国内最高水平的1024位移位存储器，集成度达8820个元器件，达到国外同期水平。1976年11月，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研制成功1000万次大型电子计算机，所使用的电路为中国科学院109厂(现中科院微电子中心)研制的ECL型(发射极耦合逻辑)电路。1978年10月，中国科学院成立半导体研究所，由王守武领导，研制4K DRAM，次年在中科院109厂投入批量生产（比美国晚六年）。5、中国本来先进的半导体和集成电路产业为何八十年代开始日益落后，并被韩国反超？最直接原因就是完全开放国内市场后，放弃了对国内半导体和集成电路产业的市场保护。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的芯片技术只落后于美国六年，但是远远领先于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集成电路作为渗透到国民经济所有领域的基础行业，门类、品种繁多，它的发展依赖于全社会的需求支持，但是我国却在这一国内市场领域采取完全开放的状态，由于开放之初没有在政策上的主动向国产自主产权的芯片倾斜，加上国际市场上的成熟芯片产品要么比我们的先进（当然在最开始，先进的芯片并不卖给我们，当我们自己的芯片开发出来后，他们就开始卖了，甚至廉价倾销，以击垮中国的产业），要么是和我们同等技术水平的进口芯片价格更加低廉（国际市场需求量大，生产量大，机器设备等固定资本转移到产品里，成本自然就低），导致国产芯片市场需求骤降；更有甚者是甚至存在芯片领域的崇洋媚外现象，在同等水平进口芯片更贵情况下，国内厂家仍然首选进口芯片。由于缺乏国家强有力的统一计划领导，80年代并没有充分利用好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对于国外资源，马宾（建国后历任鞍山钢铁公司总经理、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指出，对于国外资源未能很好利用，如重复引进外国落后的生产线，未能利用机会选择更好的技术，这就是例证。殊不知电子技术人才更为可情地荒废而未加以应用。本来凡国内能够供应的元器件、零部件、配套件、整机，都应尽量采用，国内生产一时供应不上的元器件和零部件，可以从国外选购。在设计上要考虑选购通用的元、器件，货源不单一，同时要有采用国产元器件和零部件的替代方案，以免受制于人。对于一些关键的东西，当前我们生产不出来，可暂时从外面购买，但要下决心集中优势力量攻下技术关，力争早日在国内重点供应，凡此，说明在国内国外资源利用上，要有个自主发展，立足国内的重点，而不是两种资源都应用而无所区别。
（见马宾，《电子信息产业的作用与发展》，78页，电子工业出版社1995年7月第一版）
这真是高瞻远瞩、黄钟大吕的建议。
马宾在《发展、改革的两个关键——高技术产业化与反腐败》中指出：对我国而言，真正需要的设备和技术是有钱也买不来的。应该说更需要包括对设备、工艺、支撑产业的多层次立体投资由于技术进步速度快，一次投资购置的集成电路设备的技术寿命及更新周期缩短(在日本仅为2-3年)。为了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及时跨上新的技术台阶并不断完善各技术环节，适应激烈的竞争，必须不断地连续投资。为使巨额固定资产折旧入产品后产品价格还有竞争力，企业规模必须大于某一门限值才能生存；投资必须高于特定的门限值才有效。（该书18页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1年10月第一版）
在这种情况之下，国产芯片和厂家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努力研发，自主创新的产品即使是质量不错，也在崇洋媚外的文化氛围及缺乏市场的经济环境下难以收回研发投入和生产成本，不得不在市场开放的头几轮与国际芯片的交锋中败下阵来。美日芯片对垒的十年，美日政府各自建立其高昂的关税壁垒，从而为本国企业在巩固自己国内市场份额的道路上，不断注射强心针。马宾指出，日本政府对本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支持是全面的。日本政府为促进电子产业发展，除了像其他国家一样采取一些一般性措施，如限制进口、关税壁垒、鼓励技术引进、限制外资渗入等以外，还专门制定了种种法律、制度和计划。其中主要有1957年的“电子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1971年的“特定电子工业和特定机械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和1978年的“特定机械信息产业振兴临时措施法”。在三项法律中，集成电路都被提到了突出的地位，根据不同时期国内外市场环境、本国生产技术条件和企业竞争能力，对集成电路产业提出了明确的阶段发展性能要求和市场目标，并采取相应的技术政策、财经手段、政府指导和组织措施予以促进。到了70年代末，日本在集成电路领域赶上了美国。
日本、韩国的芯片产业都是通过保护国内市场才发展起来的，而80年代的中国却反其道而行之。尽管最终，美国通过采取比日本更强力度的市场保护、税收信贷优惠、政府资助组织企业研发等手段战胜了日本，但这并不代表政府扶植和保护本国产业是不合理的。恰恰证明了，离开了政府强有力的扶植和保护，本国的芯片产业是很容易被赶超甚至是击垮的。可以说，半导体和集成电路产业及技术的飞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也是发达国家对其他后进国家保持技术优势的重要筹码。整个上世纪80年代，中国集成电路产业虽有发展，但整个产业的自主研发能力却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在发展战略上，不仅缺乏上述的纵览全局的把控，而且存在严重的短视。自80年代初开始，在国内市场完全对外打开的前提下，美日等发达国家有政治策略的对我国的集成电路产业进行挤压和封锁，导致我国本来比较完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从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不大逐渐演变成与世界水平的差距极大。我们的产品失去世界竞争力，以至于自主研发能力在外围封锁下逐渐丧失。甚至，原本发展很好的国有集成电路厂家，大规模出现亏损的现象。也由于技术比较容易掌握，更因为美日在该领域对我们进行封锁力度较小，国内厂家在这一时期的技术引进重点，开始转向电视、收音机等生活消费类电子产品的生产技术平台上来，仅1987年达35亿美元之多。这些电子产品生产技术的引进和消化，虽然在短时间内为产出了大量的经济效益，但是对整个国产集成电路技术的自主研发没有任何益处。反而占据了大量的国家投资的研发资金，甚至一度掩盖了集成电路在国防和基础经济建设中极端重要的作用。马宾在《发展、改革的两个关键——高技术产业化与反腐败》中指出，“六五”、“七五”期间，利用改革开放所形成的有利形势,全国直接大量引进电子信息产品(仅1987年达35亿美元之多)，使不少部门得以用先进技术武装，取得了极好的效果，电子信息产业本身，采用“逆向发展”模式，引进整机装配测试等后工序技术，从散件装配开始，仿制……经“国产化”逐步引进前工序技术，执行仿制进口替代的技术经济路线,使电子信息产业,特别是使消费类电子产品有了相当迅速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是以消费类产品为主体，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需要；设备，技术、关键元器件……各层次都建立在“引进”的基础之上；西方视其政治、军事、经济的需要，在使我国与国际市场水平保持一定差距的前提下，向我国“开放”技术，导致在关键技术的发展上我们总是受制于人。（见该书13页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1年10月第一版）
6、归根结底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势力的干扰和破坏1、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全国集成电路行业固定资产总投入仅15亿元人民币，折合美元仅3亿美元。据报道，现国外建一条有一定规模的存储器生产线投资就要2亿美元。”（见马宾，《电子信息产业的作用与发展》，69页，电子工业出版社1995年7月第一版）2、1984年之前，韩国集成电路本来远远落后于中国。中国的集成电路和日本同步，80年之前，按照马宾的说法，中国已经建立“较完整的设备、仪器、材料、科研、生产的体系”。韩国1977年才搞集成电路，比美国晚16年，比中国和日本晚12、13年。84年之前韩国每年就向集成电路和半导体行业投资1亿美元，从84年至87年，在连年亏损的情况下，每年投资5亿乃至10多亿美元发展芯片行业，韩国四大企业集团到1988年底，以累计投资47亿美元，亏损16亿美元为代价，使得1988年韩国集成电路销售额44亿美美元，出口39.4亿美元，1990年销售额将达54.1亿美元，出口达46.8亿美元。仅以韩国三星集团为例，“到1988年底，一共投资17亿美元，承担高达5亿美元的早期巨额亏损，建成了有竞争力的集成电路产业，1989年集成电路销售额达15亿美元；月产1M DRAM680万块。1990年1-6月份月产4M DRAM10万块，预计年销售额达20亿美元。”这就是在前三十年远远落后中国的韩国集成电路产业，为什么在80年代反超中国的重要原因。3、在韩国、日本及中国台湾地区大搞芯片产业的同时，中国花费巨额资金引进电视、收音机等生活消费类电子产品及相关生产技术平台，仅1987年就高达35亿美元之多。“仅七五期间，中国用于彩电的投资就在150亿元以上，面临的是已经过热问题。”这里，高达几百亿人民币的投资，有相当大的比例是重复建设和浪费。可见，如果当时中国拿出相当多比例的经费用于芯片行业，中国芯片也不至于那么惨，资产阶级自由化官员们非不能也，实不为也。与此同时，中国在对国外集成电路产品全面开放的同时，对集成电路技术的引进，在消化、吸收方面遇到严重困难，“使产业处于动力不足、市场萧条的两难境地”。85年之前，前三十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本来生机勃勃已经赶超了国际先进水平，全面领先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但85年之后，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就处于土崩瓦解的境地。“1986年半导体设备产量比上年递减22%，87年比86年又递减58.1%，88、89年连续递减。”（见马宾，《电子信息产业的作用与发展》，57页，电子工业出版社1995年7月第一版）
新中国辛辛苦苦建立的80年代之前远远领先韩国和台湾地区的芯片产业，就是这样被80年代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新自由主义势力破坏、阻击的。等马宾1990年向中央写报告反映危险局面时，时间已经被耽误10年多了，在80年代整体上看，中国的集成电路产业不仅仅没有进步，反而在后起之秀韩国、台湾地区的赶超下在不断退步。可以说，韩国集成电路发展成功的秘诀，就完全反新自由主义比较优势，马宾指出，南韩的集成电路产业起步虽晚，然而起点很高。在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过程中，南韩甘冒风险，采取了跳跃式发展战略，一开始就跃过了4K、16K，直接从市场需求大而又有相当水平的64K起步，继而又攻下了256K和1兆位DRAM从而迅速缩小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南韩提出，要用日本所花时间的一半达到日本同样的水平，成为世界第二个电子大国，可谓雄心勃勃。在对半导体工业投资方面，南韩的态度是要搞工业就要花钱，没有钱就去借。在大举外债的情况下，南韩对半导体产业给予了大量投资。
第二，是被新自由主义彻底摧毁的红旗轿车和汽车产业。汽车强国的明显标志是有自己被世界认可的自主品牌，就老牌汽车工业强国来说，德国有宝马、奔驰、大众、保时捷，法国有雷诺、标致、雪铁龙，意大利有法拉利、菲亚特、兰博基尼，英国有MG，美国有通用、福特、克莱斯勒，后起的日本、韩国也有丰田、本田、马自达、日产、现代、起亚等品牌。到目前为止，虽然中国的汽车生产、销售、消费水平如此之高，却没有造就一个能同世界名车比肩的民族品牌，国产汽车在国际汽车市场上地位、声誉不高，缺乏与国际汽车品牌竞争的实力和抵御国际汽车产出风险的能力。中国汽车工业的迅速发展和汽车市场的空前繁荣，成就的是外国汽车垄断巨头的利益。据前几年报道，中国市场已迅速成为跨国巨头们利润的主要来源地：2010年一季度，德国大众汽车集团获得税前利润7.03亿欧元，其中2.86亿欧元来自中国市场，是去年同期的3倍，而近3亿欧元的利润已经占到大众集团全部税前利润的40%;世界汽车产量第一的丰田汽车，2008财年亏损44亿美元，但丰田在中国的两家合资公司一汽丰田和广汽丰田2008年的利润在10亿美元左右；日系本田汽车2009财年净利润为31.8亿美元，其中在中国的净利润便达到28.6亿美元之多。为了在中国攫取更多的高额利润，越来越多的跨国车企巨头干脆把亚太区总部设在中国。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分析认为，中国汽车市场格局是，国际资本以40%的资本，占据50%的份额，攫取70%的利润。市场被外企占据、利润被外资拿去的关键原因还是自主技术欠缺。据前几年《中国汽车报》报道，汽车零部件是我国汽车工业的软肋，尤其是核心技术零部件领域。汽车电子、发动机电喷系统、涡轮增压器、变速器电磁阀、等速传动轴等基本上被国外先进厂家垄断。据该报道，在汽车制动系统配套方面，我国整车企业基本上形成以BOSCH(博世)、TEVES、VALEO等外商独资、中外合资的企业配套为主的局面。美系车如上海通用等以DELPHI、TRW在华合资企业为主，如上海德尔福底盘公司、廊坊卢卡斯、重庆南方天合等；日系品牌车如丰田、本田主要由日本ADVICS、AKEBONO、TOKICO、HITACHI等在华独资企业配套，如广州日信、天津爱德克斯、广州爱得克斯、苏州东机工、佛山捷贝等。韩系品牌车如北京现代、东风悦达起亚主要由韩国MANDO在中国的合资企业配套。汽车核心、关键零部件技术均被外资把持，中国自主品牌汽车公司只能完成前期的市场调查、产品定义、外观及内饰设计，中期的冲压、焊装、涂装、总装、检测，以及后期的经销商招募、销售管理等步骤。中国汽车产业的空心化问题日趋严重。据最近一份由美国汽车杂志Automotive News发布的《全球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百强排名》显示，100个上榜品牌中，87个席位都由欧、美、日企业包揽，其中总部位于欧洲的供应商有35家上榜(德国企业占据19席)，日本与美国分别占据29席和23席。在德、美、日等传统汽车强国之后，汽车产业实力最强的当属韩国，百强榜单中韩国零部件供应商有5家上榜，数量甚至超越了法国。此外，榜单中的五家韩国供应商此次排名均有所上升[9]。至于发展中国家阵营，中、印、巴与墨西哥总计仅占据5个席位，且排名靠后。一些人认为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始自改革开放，认为经过几十年的合资发展道路，现在终于认识到了自主研发的重要性。实际上，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汽车工业就已经有相当成就的起步，而且是不掺水分的“自主研发”，当然，用那时候的话叫做“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直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自主汽车工业都领先于韩国。然而，这条健康发展的道路却被生生中断了，才有了后来的“引进外资”、“合资经营”、“以市场换技术”，才有了我国汽车工业的畸形、空心、附庸化。早在1957年，一汽员工就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于1958年5月制造出我国第一辆轿车“东风”，定牌为CA71，车身底盘参考法国希姆卡维迪蒂(simca vedetee)车型，发动机参考奔驰190，变速器为三档，自行设计。一汽人在东风轿车造出不到一个半月后，又提出制造高级轿车的计划。1958年7月1日，高级轿车项目正式上马。当时技术条件十分落，没有完整的设计图纸、技术资料供参考。全厂上下总动员，组成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的攻关突击队，日夜奋战，通过手工测绘、打造，终于于1958年8月，设计试制出了第一辆红旗CA72-1E样车。“红旗”的品牌名称由吉林省省委书记吴德在CA72诞生时召开的全厂万人集会上正式命名。红旗CA72轿车诞生之后，一汽开始对样车进行测试及升级设计，参照克莱斯勒帝国车型和凯迪拉克Fleetwood、林肯大陆轿车，到1959年5月，红旗车整车先后作了5次系统性试验改进。1959年8月31日，红旗CA72型轿车正式定型。1959年9月24日，首批质量过关的30辆红旗CA72轿车和2辆红旗检阅车送往北京；10月1日，10辆崭新的红旗轿车在首都的国庆庆典上登台亮相，国内外竞相报道了中国第一车的消息。1960年，红旗车参加莱比锡国际博览会，意大利汽车权威人士评价说：“红旗轿车是中国的劳斯莱斯。”红旗轿车被编入《世界汽车年鉴》，列入世界名车品牌，活跃于国际舞台，担当着世界了解中国的文化使者。随着红旗车各项技术的日臻完善，从60年代开始，被规定为副部长以上首长的专车和外事礼宾车。“红旗”被誉为“国车”。1964年，一汽正式成立轿车厂，开始按正规化程序研制三排座高级轿车。1965年9月12日，全新设计的第一辆红旗CA770型三排座高级轿车问世，并于19日送到北京，由国家专业部门验收和定型。1967年，红旗CA771型双排座高级轿车研制成功并投入批量生产。1968年，红旗CA773紧凑型三排座高级轿车研制成功并投入批量生产。1969年4月10日，完全自行设计的红旗CA772型高级保险车问世。该车具有良好的防弹和保险功能。整车重4930公斤，车身防弹装甲厚度4-6毫米，防弹玻璃厚度65毫米，轮胎被子弹击中后可继续行使100公里。发动机排量为8L，最大功率为300马力，最高时速为130公里。1975年3月，试制成功的第一台772B型300马力大发动机装上第8号保险车。此后开始为已出厂的红旗保险车全部更换772B型发动机。期间的CA774型号，从1973年到1975年完成了四轮样车的试制，其造型设计逐步完善，表现出棱角分明、轻快动感的风格，符合国际上的发展潮流，做到了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目标。1965年定型的CA770从发动机、底盘到车身进行了全面改进，完全摆脱了红旗的原型车——克莱斯勒的影子，摆脱了仿制，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主设计制造。“CA770”的发动机按“CA72”的结构局部做了改动，发动机功率为210马力。从东风CA71与红旗CA72的逆向开发逐步学习、积累实践经验，根据当时的工业基础与配套环境，自主进行产品系统的技术集成，在此基础上正向开发红旗CA770，走过了产品定位、自主设计、工程开发、试制试验、批量生产等各个环节。从简单模仿到技术创新，完成了一次产品开发层面的自我学习与提升，培养出当时国内最完善、水平最高的轿车开发体系与团队。2014年9月，红旗CA770入藏法国米卢斯国家汽车博物馆。这座号称世界最大的汽车博物馆里，馆藏几乎囊括了所有世界经典名车：布加迪、玛莎拉蒂、法拉利……新闻报道普遍采用“再一次证明了世界汽车工业对红旗的认可”来描述，整个博物馆现在只有一辆亚洲车，就是红旗CA770。意大利设计大师宾尼法瑞纳称赞红旗CA770是“东方艺术与汽车技术完美结合的典范”。在没有外国技术援助的条件下，红旗CA770的成功充分证明了自主开发是学习先进技术最有效的途径。同时它的成功也离不开研发体系有统一的精神与目标、领导层综合素质高、思想比较单纯、干群关系有民主氛围，并且技术人员与工人的才能得到尊重与发挥等多种因素。文革期间，一汽技术人员对“CA770”进行了不少改进，包括“CA771”两排座、“CA772”防弹车、“CA770W”救护车、“CA770检阅车”。八十年代引进美国福特公司的5.8LV8发动机的“CA770-G”。在CA770的基础上还衍生出众多车型，包括防弹车、检阅车、救护车、运灵车、工程车、摄影车等。从1966年投产到1998年最终车型CA7560停产，CA770系列在30多年的时间里一共生产了1300多辆，是老红旗系列中产量最多、最为成功的型号。直到1984、1999年两次大阅兵还在乘用CA770(从中可以看到中国民族汽车工业在80年代以后进入了停滞阶段)。实际上，诞生于“大跃进”时期的第一代“红旗”绝非粗制滥造，其配备的V型8缸发动机已经达到了当时世界先进水平，并且确属自主开发研制。在试验过程中，V8发动机的试制困难最大，特别是缸体的铸造，成了当时的难题。据红旗造型设计师程正回忆：“苏联专家说，你们不要搞V8发动机，我们苏联还造不出来呢”。为了解决V8发动机的技术问题，全厂集中全部技术力量奋斗了一年多，最终还是创新性地制造出了V8发动机。据原一汽厂长李刚回忆介绍，从技术上说，V8发动机才是第一代红旗的亮点。V8发动机堪称上世纪50年代超一流技术，除了美国三大公司的顶级豪华车采用，苏联也刚刚在领导人乘坐的海鸥轿车上采用。在德国、日本，采用V8发动机则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红旗轿车还凝聚着当时许多的技术精华：液压变速箱、V8缸体铸件、车身冲压件等都是各分厂攻关的技术成果。当时全国的协作厂研制的四腔化油器、达到美国标准的高级润滑机油、车用空调、防弹玻璃、防弹轮胎等，都是可圈可点的自主开发成果。改革开放不久，外资就盯上了中国汽车业。1979年10月，美国通用汽车董事长来访二汽，提出“中外合资”的经营形式。这就是“中外合资企业”的由来。也正是在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哈耶克、弗里德曼、科斯等人所主张的)等各种资产阶级自由化理论在中国开始泛滥成灾，并随后得到一些官员如赵xx等的鼎力推广、实践。1982年中汽公司成立后，提交关于引进“一条轿车生产线”自己生产轿车的报告，希望像以前引进苏联技术那样，引进国外技术消化吸收，最终能够独立生产，但得到的批示却是“合资”。从此之后各地开始发展汽车“合资经营”。从此以后，外国汽车潮水般涌入中国。在这个“合资”的大潮下，自主开发的“红旗”似乎成了弃儿。1981年5月14日，《人民日报》刊登“国务院发出节电、节油指令”，出现“红旗牌高级小轿车因油耗较高，从今年6月起停止生产”23个字。1984年8月11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北戴河开会，听一汽汇报规划。中汽公司领导饶斌和李刚一块被叫去。会上谈到红旗，资产阶级自由化领袖赵xx当面对饶斌说，红旗油耗大、速度慢、不可靠，就停了吧。饶斌辩解道，四抬轿和十二人抬轿就不一样，四抬轿用人少，十二抬轿人就要多。车子大，车子重，当然耗油就高些，但是和国外的比不算多。李刚接着说，生产十台解放牌的成本才能造一台红旗轿车，红旗轿车送给中南海的领导坐，也是我们的一片爱国心吧。赵xx说，“你别打肿脸充胖子了”，“你给我停产就完了。”饶斌问，以后这个事怎么办？赵xx说，以后就进口吧。就这么一个过程，当面给枪毙了。红旗轿车停产后，政府部门增加了中、高档轿车的进口量。有数据显示，1982年至1986年共进口轿车17.34万辆，是前32年进口的两倍多(1950年至1981年共进口轿车7.38万辆)，其中1985年进口轿车10.6万辆，共花29.5亿美元。实际上，停掉自主研制“红旗”的决定是粗暴的、无理的，其后果是严重的。从前面已经介绍过的“红旗”性能，赵xx所谓“油耗大、速度慢、不可靠”纯属无稽之谈，是典型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不是说红旗的质量、性能已是尽善尽美，没有缺陷和问题。由于计划体制下，红旗成本每辆约5-25万，而国家以5万购去，亏损由一汽“解放”弥补，这就不能不带来后续的研发资金短缺，致使红旗质量与外国车拉开一定距离，但这完全可以在新的条件下改进提高。据一汽老厂长、原一机部部长饶斌之子饶达2013年披露说：“费油和可靠性差仅是(官方勒令红旗下马)借口，几吨重的红旗百公里19升油，与当时进口的豪车比油耗不高。”实际上，1958～1984年的26年间，红旗的质量和技术水平均在大幅提高。“红旗”停产的十年后，1991年5月13日，复活后的红旗CA770-90样车重新获得了最高领导的支持，但量产时发现红旗厂真的“老迈”了，十年停滞，工装模具损坏严重，找不到零部件厂商，技术骨干也大都退休了。1993年“红旗”生产了一批车，质量仍旧不过关，乏人问津。中断的十年不只是产品的停滞，更是一支优秀技术团队的流失、一套成熟的生产体系的毁坏，其损失是巨大的，致命的。“红旗”摧折，“合资”开花。中国在汽车工业的合资浪潮中体验了门户开放的巨大陷阱。我国高铁在2010年之后横空出世，强势崛起，我国自主研发出的CRH380系列中，只有CRH380A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由四方、株洲（中国南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和南车株洲电机有限公司，简称两株）等单位联合全新设计，故障率极低，而且没有涉及到安全的故障。在区分一列动车组知识产权归属的四个关键部分（车头造型，转向架构造，车体强度密封，网络控制系统和牵引系统）上，CRH380A都有重大突破，与外国车型完全不同，其“心脏”部分（牵引系统和网络控制系统）属于株洲所完全自主研发，不需要依赖外国技术。CRH380A已经通过美国的知识产权评估。不过，CRH380A的轴承依然需要进口，这缘于我国制造业“三基”（基础器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存在很大短板。中国完全自主创新的CRH380A技术团队两株（其骨干也正是之前被刘志军封杀打压的中华之星团队），却是奉行市场换技术路线的刘志军的死敌、并且是铁道部倒刘的重要力量，并曾一度被刘志军残酷打压。当八、九十年代大飞机、汽车等等产业对外盲目开放时，而中国的铁道部门（另一个是航天部门）则被美国、日本敌对势力攻击为计划经济最顽固的堡垒，1998年3月至2003年3月任职的第十一任铁道部长傅志寰仍然支持以自主创新为主、以引进吸收为辅。当在IT、汽车和大飞机及很多高新技术领域中国的核心技术团队和技术积累被新自由主义经济杀手成功破坏的同时，前三十年在铁路机车领域留给我们的独立自主并在国际上比较先进的宝贵技术，则作为几个仅剩的案例在90年代基本被保存下来，蓝箭、先锋、长白山号、中华之星等当时在世界上比较先进的自主高速列车纷纷成功研发，这批在前三十年打下基础的自主派技术骨干在新自由主义狂潮中幸存下来，是今日中国高铁成功的关键之处。2003年，刘志军接替傅志寰成为铁道部部长，旋即否定了自主创新为主、引进消化为辅的发展路线，提出了铁路“跨越式发展”的总体思路，即所谓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强硬坚持自主研发道路的傅志寰曾明确表示刘志军不是合适的接替铁道部长的人选：“我与刘志军没有个人利益冲突，但在发展理念、改革思路、行事准则、思想作风等问题上，存在重要分歧。”傅志寰在这一点上态度坚定。2003年，刘志军一上台就在铁道部内部做了一个秘密报告，报告的口号就是要创造“中国铁路的桑塔纳和奥迪”，要让中国高铁走汽车行业“市场换技术”的邪路。2004年，刘志军主导我国高铁第一次大规模国际招标，彻底封杀国产机车的产业化空间。为了封杀国产机车，2004年刘志军铁道部发布的《时速200公里铁路动车组项目投标邀请书》规定，此项目合格投标人应该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注册的，具备铁路动车组制造能力，并获得拥有成熟的时速200公里铁路动车组设计和制造技术的国外合作方技术支持的中国制造企业(含中外合资企业)”。也就是说，类似“中华之星”这种国内自主研发的机车，甚至连投标的资格都没有。国内机车厂要想拿到订单，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跟日本川崎重工、加拿大庞巴迪、法国阿尔斯通和德国西门子等跨国公司合作。南车集团上游供应商曾对外透露，在启动高铁招标之前，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宣称“不买国产机车”，考虑租赁国外机车，后来因触动的利益太广泛而不得不收回成命。2005年初，由科技部办公厅调研室组织完成的《中国高速铁路技术发展路线》的研究报告，在《科技日报》上分四次刊登，引起极大关注，该研究报告对刘志军“引进-消化吸收-自主创新”的路线提出直截了当的质疑，并表示“我国在运输装备制造业中最为完整、最有发展潜力的铁路装备制造业将毁在我国的高速铁路建设中”。刘志军主导的大规模招标，把傅志寰时代自主研发道路的主力——两株坚决排除在外。据当时参与铁道部谈判的人士回忆：“第一轮技术引进都是国内企业和国外企业组成的联合体，南车株洲所当时还不想放弃自主研发，没有主动参与，当发现不参与就没有订单时，才在铁道部和西门子再次谈判时积极申请，但刘志军坚决反对，以南车集团不能垄断200、300公里以上平台为名，将西门子的300公里平台分配给了当时技术力量远不如南车株洲所的北车唐山轨道客车厂。”自此，原本整车生产技术力量最强的南车株洲所出局，只能做部分配套件，不得不拓展地铁市场求存。显然，如果刘志军路线继续践行下去，中国的高铁事业就会被彻底葬送。但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正是刘志军的死敌，南车株洲所旗下的株洲时代最终成了CRH380A的牵引系统供应商——牵引系统被认为是动车研发的三大关键系统之一。2007年十七大前后，随着习近平为代表的爱国力量有所增强，刘志军及其背后庞大的新自由主义官僚买办势力受到一定的压制。正是在这个阶段，中央初步排除了新自由主义的干扰，接受了中国新左派及爱国主义阵营提出的自主创新方案，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科技部和原铁道部于2008年2月签署了《中国高速列车自主创新联合行动计划》，要求京沪高铁必须坚持自主创新，堵死继续引进日本技术应用到京沪高铁上的大门。2007年之后，中国高铁路线逐步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核心自主研发技术团队得到部分地重新启用，刘志军所倡导的市场换技术“引进”战略被迫韬光养晦暂收锋芒，曾被刘志军残酷打压的以刘友梅（“中国电力机车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株洲电力机车厂高速牵引研究所所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99年11月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3年3月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自2010年1月起任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所带领的株洲地区技术团队（中国高铁最核心最强大的技术力量）重新得以参与部分引进项目。CRH380A的出现，其根本原因不在于“引进”战略，而在于中国工业原本就具有的技术能力，是中国早期自主研发过程中培养的技术团队——这些核心技术不但不是引进的，甚至也不是对引进技术“再创新”而来的。直到2007年后，刘志军路线被中央与科技部反正，刘友梅及其他坚持自主研发的中国铁路自主创新团队才得到重新得到部分参与（而非傅志寰时代的主导）高铁项目的机会。从完全不信任到不反对。2008年底铁道部领导开始支持国内企业搞自主研发，株洲所翻身。最具反讽意味的是，因坚持自主研发路线被刘志军排挤的南车株洲所出现在了南车制造的CRH380 AL系列的供货商名单中，且供应的是最关键的牵引系统。刘友梅称，株洲所完整提供了包括网络控制系统在内的CRH380AL牵引系统。虽然中华之星被尘封，技术和人才积累还在，这些遗产在技术引进阶段派上了用场。……一位株洲所工程师说：“后来铁道部领导私下也都知道株洲所还在做自主研发，但会上不再提，不反对。有这样一个转变过程，从完全不信任国内企业到不反对国内企业搞自主研发，再到2008年底铁道部领导开始集体支持国内企业搞自主研发。”由于刘志军路线的危害，CRH380B在国产化自主化方面比CRH380A要逊色。如果按照之前傅志寰搞“中华之星”的模式，把中国的科研技术人员拧成一体，让北车和南车联合起来，让两株也参与对德国技术的消化破解逆向和自主创新，今天CRH380B的成就将和CRH380A一样辉煌。中国高铁技术的发展，是中国近十年间取得的一项伟大成就。但这个结果当初不是由部门政策设计出来，而是被几种力量共同塑造出来的。就其进步的速度和成功的程度来讲，这项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意外”。这个过程中，最为各方所忽视，但对结果产生了最大作用的力量，是中国铁路装备工业的技术能力基础。这些能力在2004～2006年的大规模技术引进期间遭到贬抑，但后来中央提出自主创新方针的国家创新战略、两部(原铁道部和科技部)联合行动计划的干预以及大规模高铁建设所提供的技术应用机会，为这些能力的迅速发挥提供了条件。…这个能力基础的形成过程是60年，不是30年，更不是10年。因此，解释中国高铁技术成就的关键变量不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而是该工业在自力更生阶段形成的技术能力基础和使这个基础继续发扬光大的自主创新路线。自己的能力是中国发展的力量源泉，而坚持自主创新就是因为它是增强自己能力的唯一途径。1970年7月下旬，毛主席视察上海，鼓励工业基础好的上海市搞大飞机，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批准，国家计委、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于1970年8月27日联合批复发文：原则同意上海市试制生产运输机的报告，并纳入国家计划。该项目定名为708工程，飞机代号为“运10”。运10是中央直接指挥协调、中央各部委、军队及全国21个省、市，262个具体单位集体创作、密切协同的产物。历经艰难险阻，于1978年完成飞机设计。参与“运十’飞机研制直接配套单位近三百家，二次配套单位近千家，分布在冶金、机械、仪器仪表、航空、化工、交通运输、设计、研究院所、高等院校各大系统。在研制“运十”飞机过程中，各参战单位以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为重，不拜孔方兄，不考虑个人和小团队的得失，发扬共产主义大协作精神，一方有难、各方支援，不管是直接配套单位还是二次配套单位，都以国家需要为己任，使上飞厂机所需要的各项材料、附件能及时得到，保证了工程的质量和进度。运10研制过程突出了那个时代极为流行的三个“三结合”，即“设计、制造、使用三结合”，“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产、学、研三结合”，实施研制、生产并行工程。在运-10项目上，确定了“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洋’为中用，发展国防科学技术”的路线。运-10的气动设计吸收了来自英国的技术，结构设计和系统综合则参考了来自美国波音707的技术。1980年9月26日，运10首飞上天。运10共试制了两架，一架作静力强度试验，完全符合设计要求，一架从1980年9月首次试飞上天后，飞到过北京、哈尔滨、乌鲁木齐、郑州、合肥、广州、昆明、成都，七次飞到拉萨。到1985年，共飞了130个起落，170个小时，没有发生过问题，系列化的发展设想也曾着手考虑。运10客舱按经济舱布置是178座，混合级布置124座。最大起飞重量110吨，最大商载25吨，最大巡航速度974公里/小时，最大航程8300公里。运10的研制费用总计5.377亿元人民币，其中研制费3.34亿元，基建费1.747亿元，上海市提供流动资金0.29亿元(西方研制一架民用大型客机的费用一般15-20亿美元)。运10飞机上飞机本体原材料100%国产化，包括所有的高强度钢材，铝合金板材、型材、大型锻件，起落架完全国产，机载附件95%国产化。运十比欧洲空客起步晚两年，成功试飞后，成为美、苏、欧之后世界第四个掌握大型飞机设计制造的国家。外电评论说，中国航空业与国外大约30年的差距一下子缩短了15年。运10的研制采用了近百项新材料，一百多项新标准、新工艺，获得了研制组织工作的宝贵经验。它的研制突破了苏联飞机的设计规范，是我国第一次参照美国适航条例FAR-25部标准研制的。据参与运10研制的原上海飞机制造厂车间主任、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党委副书记任治侯同志介绍，为运10飞机研制的三钉(虎克铆钉、环槽铆钉，抽芯铆钉)，高强度镙栓，超高压无扩口液压接头，当时已达美国标准，可惜的是铆钉生产线现已没有，厂房变成了房地产，使我国支线飞机及C919飞机的铆钉依靠进口，超高压无扩口液压接头现已用在了我国新型战机，海军、深潜等领域，先进程度已达到或超过美国。大飞机工业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大飞机上使用的特殊钢材、高强度铝合金、非金属材料、各种复杂的机载设备不是一年二年能研制出来的，有的甚至需10年左右的时间才能研制成功。在“运10”飞机研制过程中，我国一批重点企业，组成“三结合”科技攻关小组，经过艰苦而又卓越的努力，才攻克了许多难题，在原材料、加工工艺等诸多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走上了正轨。由于“运10”的夭折，航空工业的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加工工艺的研制处于停滞状态，一批企业转产或停产，甚至被解散。据运10总体设计参与者、ARJ21飞机副总设计师周济证实，当年运10用的机体材料，几十年之后的现在反倒搞不出来了。运10开始试飞用的发动机仍是B-707(PW)的JT3D，运十研制期间上海也同步研制了915发动机(涡扇8)，与运十当时使用的涡扇发动机JT3D―7的性能相当。现如今，制造915发动机的工厂现在早已转产，为上汽集团的合资企业上汽大众和上汽通用生产汽车配件。运10飞机研制过程中，全国优秀人才从五湖四海汇聚上海，建立起一支政治觉悟高、技术水平好、组织纪律强的队伍。运10夭折后，他们只能为美国麦道公司打工，组装MD-82飞机。设计队伍无事可做，三结合攻关组相继解散，制造能力大幅下降，部分职工被迫转行或下岗，有的被等待退休。上飞厂液压件制造、表面处理、热处理、地面设备制造等车间又被剥离出去，国有资产变成了私人资产。上飞厂的厂区面积也大大缩小。大场厂区的铆接、钣金、焊接等方面的人才青黄不接。如今的上飞厂职工队伍同当时研制运十飞机的职工队伍在精神、技术方面已有很大差距。2007年国家重新上马大飞机项目，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技术队伍青黄不接。“运10”的舆论现象背后，却体现了我国科技和工业发展过程中两种道路、两条路线的争论：一些汉奸买办们为了延续依附性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拼命否定以运十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项目取得的成绩，刻意遮蔽当前中国经济由于新自由主义干扰出现的依附性及去工业化去技术化的迹象，极力回避当前中国工业个别领域如航天、高铁等等有所成就主要是继承和延续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体制和技术积累的结果（越是充分市场化私有化的行业部门越是依附性地溃不成军），甚至不惜伪装成五毛，鼓吹当今中国通过市场模式(即新自由主义模式)已经实现了帝国主义和工业崛起。航空、航天、船舶、原子能这样尖端科技和工业涉及的工业门类最多，产业链条最长，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体系是否完备的重要参考。因此，完全自主研究和制造的大型民航客机“运10”绝非仅仅是一个给领导人撑面子、给中国人民争光的虚名，近三百家配套单位、近千家配套工厂的大兵团协同作战正是现代科研-工业复合体系特性的全面体现，是我国工业体系初步完备的象征。“运10”的研制过程带动了材料、机械、发动机、空气动力、电子与自动控制等众多工业领域的研发和制造的突破性进展，这种机遇是单一工业门类发展过程中完全无法提供的。路风教授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指出，“运十”的下马，绝不仅仅是扔掉了一架飞机，而几乎是自废武功，中国从此丧失了民用客机的产品开发平台，其结果就是中国民用航空技术能力的长期停滞和倒退。波音和空客在各自的产品开发平台上连续改进和创新，技术能力随着产品更新升级而不断提高。于是，中国的技术能力与美国、欧洲的技术能力差距在过去二十年间呈现出剪刀差的趋势，越拉越大。这种不断拉大的差距实际上造成中国再进入民机领域时所遇到的不断抬高的门槛。20多年后当我们重新做大飞机的时候，现实的问题是，国内已经没有相关的产业链了，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四、警惕敌对势力捧杀中国工业
然而，近几年网络上却流传一个莫名其妙的谣言，造谣声称八十年代学航天、宇航、飞机制造、现代船舶、发动机等这类学科的高科技人才大批选择离开这个国家，是因为经过罪恶的前三十年，中国最穷最弱，连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都不如：http://mt.sohu.com/20160917/n468576621.shtmlhttps://baijiahao.kunlunce.net/s？id=1552766312599435&wfr=spider&for=pc八十年代，中国是孱弱的，那时候不但有像英、法、德、日、美等发达国家凌驾在我们的头上，还有‘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虎’：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在我们身边耀武扬威，仿佛是个国家或地区就比中国强。前段时间和一名搞战略研究的前辈聊天，他说当年中国科研领域里成绩最好、业务最优秀的一批人，都选择离开中国，因为他们觉得中国没有希望了。尤其是那些学航天、宇航、飞机制造、现代船舶、发动机等这类学科的高科技人才都选择了离开这个国家。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去国外后只能在一些小公司打一辈子零工，但他们依然义无反顾地离开中国。因为那时的中国没有任何平台给他们施展技术才华，而在国外一个月就能赚到几千元薪水，这几乎等于当时在国内研究机构干一辈子的工资。但事实证明当初选择留下来的人反而成就了一番伟大的事业，而选择离开的那批人，则默默无闻地浪费了自己的生命和才华。随着这些年中国航母、‘天宫’空间实验室系列、“神舟”飞船、隐形战机、核聚变、运-20、096型核潜艇、056型驱逐舰、99-A坦克、多核手机芯片、IT硬件、数控设备、精密加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等国之重器不断研制成功，那些创造了它们的人也将名留青史，总有一天，后人会不断地去书写他们的故事，因为这追赶过程之艰辛、奋斗之辛苦、牺牲之巨大，举世罕见。
其实八十年代对中国的航空、航天、大飞机等核心产业伤害最大的，主要是因为当时新自由主义对改革开放的干扰和误导，而不是因为所谓前三十年的黑暗造成中国落后，使中国的科技人才觉得中国没有希望进而不爱国离开中国。黄旭华带领的核潜艇团队、以及运十大飞机、红旗轿车等大批在80年代被解散、人才流失的遭遇，很好地说明了一切。敌对势力伪装成五毛，宣称这些人离开中国是因为经过前三十年中国最黑暗，连泰国、马来西亚都在中国身边耀武扬威，都比中国强，因此航空航天、飞机制造、现代船舶等高科技人才都觉得中国没有希望了，因此离开中国。这些汉奸美分伪装的五毛为了替赵xx等新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辩护，可谓无所不用其极。黄旭华老人及其核潜艇团队、运十团队、红旗轿车团队的老人们如果知道当今网络上盛行的这样的言论，不知会不会被气死？有迹象表明，上述谣言由美国情报机构一手锻造，其目的就是掩盖当年和今天新自由主义势力、新自由主义杀手对中国经济和工业造成的巨大危害，论证市场化改革（其实美国主要指的是新自由主义式的改革）使中国实现了大国崛起，甚至已经可以和美国平起平坐。当今中国网络上流行的某些爱国和五毛化的言论，仔细分析发现他们并非是在替中共说话，其实是在替如新自由主义势力破坏中国的行为进行美化和辩护。美国情报机构制造这些谣言和舆论，颠倒黑白操纵舆论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即用“捧杀”的方式，忽悠中国继续走新自由主义式的自杀邪路。（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察网”，有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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