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历史，再看看毛泽东的这两个批示，我们不能不深刻感受到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精神和高瞻远瞩战略眼光。尼克松回到美国，受到了一万五千人的热烈欢迎。当时认为他此行有建树的民众高达七成。一时尼克松看来风光无限。毛泽东则坚持实事求是、知己知彼，因势利导，防“左”反右，“只争朝夕”地利用美国这把钥匙在打开世界大门的作用上狠下功夫。

20世纪60年代末，由于中国国力的不断强大和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总统尼克松急欲改善中美关系。中国方面出于改善国际环境和打破西方国家长期封锁的目的，也采取相向而行的措施。1971年7月9日-11日，基辛格秘密访华，中美双方讨论了国际形势及中美关系问题，并就尼克松访华一事达成协议，发表了震惊世界的公告。

尼克松急欲解冻中美关系，除了其它原因外，还有青史留名的的小算盘。在这个方面有两件事情对他来说特别重要：一是见到毛泽东；二是发表一个联合公报。

毛泽东晚年，访华外宾都以见到毛泽东为莫大的荣耀。尼克松出发前往中国时还没有把握，因为此前基辛格与中方谈判时并没有落实这个议程。

1972年2月21日上午11点30分，尼克松到达北京。下午两点半，周恩来通知他去见毛泽东。会见时，他把事先作足的功课都派上了用场。这些史实至今都是被很多人津津乐道的话题。2017年3月，被《纽约时报》称之为“第一本关于中美建交的史料翔实的著作”的加拿大知名历史学家玛格雷特·麦克米兰所著的《当尼克松遇上毛泽东：改变世界的一周》（以下简称《改变》）一书中文版出版。2019年5月，《尼克松回忆录：时代的破冰者》中文版上市。

《改变》写道：

“直到临行那一刻，尼克松还是不能确定他是否能见到毛泽东。尼克松若未能与毛泽东见上一面就打道回府，那么他的中国行将被视为一种挫败，令美国颜面扫地。”（见该书第2页）

基辛格在《论中国》中回忆道：毛泽东的约见，

“好像过去君王召见臣民的方式。第一次知道毛泽东要会见尼克松的消息是在我们刚刚到达之后。我获悉周恩来要在会客厅同我见面。我到那儿后，他说：‘毛主席想见总统先生。’我不想留下尼克松是蒙召的印象，因此提出了几个有关晚宴上活动次序的问题。周恩来一反常态，竟露出不耐烦之色，说：‘毛主席既然邀请他，就是想马上见到他。’尼克松刚刚抵京的欢迎仪式上，会谈未开始，毛泽东就在向国内外人民示意他的权威了。我们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坐上了中国的国产轿车，前往毛泽东的住所。美方的特工人员不准随行，至于媒体，也只是被事后通知。”

第二个就是发表联合公报。经过双方努力，2月25日完成了公报文本。毛泽东和尼克松都予以批准。2月26日尼克松一行前往杭州。这时，公报出现了变数。

美国外交的主管部门是美国国务院，当时的国务卿是罗杰斯。尼克松开始与中国接触时，选定了与他理念相同的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而避开了对改善中美关系不甚积极的罗杰斯。当访问中国时，罗杰斯等国务院的专家们也随同前往。但毛泽东会见美方人员只有尼克松、基辛格和洛德三人。他这个尼克松访华的第二号人物没有份。开始还指望毛泽东有第二次接见，他有机会参加。结果直到离开北京也没有消息，使他非常窝火。再加上公报的谈判是在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和基辛格之间进行的，他和国务院的专家没有参加，尼克松只告诉过他部分内容。这无异于火上浇油。在拿到公报文本后，罗杰斯就和那些国务院的专家们一口气挑出了15条错误，然后书面提交给尼克松。

尼克松大为光火，基辛格也郁闷不已。

“若是没有这份公报，那么尼克松此行将会视为一大挫败。”（《改变》第263页）

基辛格最后只好去找乔冠华想办法。乔冠华开始觉得美方怎么会这样说话不算数，有些生气，甚至冒出一句：结果就会是没有公报。这一来使基辛格十分紧张。最后还是乔冠华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立即打电话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语气坚定地说：

“你可以告诉尼克松，除了台湾部分我们不能同意修改之外，其它部分可以商量。”

停顿了一会又严厉地加上一句话，

“任何要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影响明天发表公报的可能性。”

乔冠华和基辛格连夜加班，完成了修改稿。这份稿件既体现了中国的原则性，也体现了一定的灵活性，即吸收了罗杰斯等人的一部分意见。毛泽东和尼克松再一次批准了这个文件。

两件大事都办妥，尼克松算是满载而归。他刚到北京见到毛泽东的时候,握着毛泽东的手说：

“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

从上海离开中国的时候，他更为踌躇满志地说：

“我们访问中国这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总统，正式访问一个未建交的国家，这在美国外交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两国发表的联合公报，采用中方要求的“各说各话”的写法，也是世界外交文书的一种创新。其中中国方面的声明部分，尽管应美方要求，去掉了那些基辛格认为“好像在审判我们或者凌辱美国总统的文字”，但“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大国不应欺负小国，强国不应欺负弱国”、“反对外来侵略、干涉、控制和颠覆”等等依然被保留下来。这些对美国朝野都有刺激性的文字，特别是在美国国会反华势力十分强大的现实情况下，使基辛格心里不大踏实。他向乔冠华提了一个要求：不要在中国国内宣传、或对外宣传上使用签署公报是美国的重大挫败或者是任何形式的挫败。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写道：

（1972年）3月6日审阅修改周恩来三月五日报送的外交部关于中美联合公报向驻外使领馆、代办处和驻联合国代表团的通报稿。通报稿说：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华和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在美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国际上震动也很大。这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转折，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这些协议还是纸面上的，能否实现还要看美国今后的实际行动。今后事态发展还会有曲折反复，我们必须有所准备。对外表态时要谨慎从事，说话不要过头，特别是不宜由我正面宣传联合公报是我们的胜利，美国的失败。同美驻外官方人员的接触，我不主动，也不回避，应掌握不冷不热、不亢不卑的精神，注意礼貌、落落大方。毛泽东批示：“此件很好，国内似也适用，但应略作修改和补充。”审阅时删去“在公报的冲击下，苏修忧心忡忡，佐藤不知所措，蒋帮丧魂落魄”等语。

同日审阅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三月三日关于编发尼克松访华和中美联合公报的国际反映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着重编发以下几项内容：一、一般欢迎中美会谈和联合公报的内容。二、关于尼克松访华是战后美国历届政府敌视中国政策的破产的言论。三、适当摘发指出中美之间存在原则分歧的言论。四、敦促尼克松政府用实际行动履行联合公报的内容。五、驳斥苏修对我造谣诬蔑的言论。毛泽东批示：“似可不必这样编发，近似张扬，并且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显出苏修和阿、越的不一致。如何请再酌。我们有内部刊物，似可弥补此缺点。”（第430页）

回顾这段历史，再看看毛泽东的这两个批示，我们不能不深刻感受到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精神和高瞻远瞩战略眼光。

尼克松回到美国，受到了一万五千人的热烈欢迎。当时认为他此行有建树的民众高达七成。一时尼克松看来风光无限。

毛泽东则坚持实事求是、知己知彼，因势利导，防“左”反右，“只争朝夕”地利用美国这把钥匙在打开世界大门的作用上狠下功夫。

在国际政治方面，受基辛格第一次秘密访华冲击，促使联合国恢复了中国的合法席位，使中国第一次作为一支主要国际力量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尼克松访华，再添一把火，一举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形成了中、美、苏“三角关系”。新中国最大的建交潮随即汹涌而来。

在经济方面，终于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的宿愿：打破西方阵营封锁，发展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中美贸易额由1971年的不足500万美元急增至1973年的8.05亿美元。1973年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的技术引进潮。中国利用“四三方案”引进的设备，结合国产设备配套，兴建了26个大型工业项目，至1982年全部投产，成为19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他在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后，谈到了中国的经济贸易。他指出：

“自力更生决不是‘闭关自守’，拒绝外援。我们一向认为，各国在尊重国家主权、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条件下，开展经济技术交流，取长补短，对于发展民族经济，是有利的和必要的。”

《改变》一书指出：

“尼克松访问中国，不啻承认中国在世界的重要地位，标志60年代的孤立状态的结束。尽管‘文化大革命’在中国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毛泽东去世，但1976年后中国的苏醒、振作，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第287页）

2019年6月29日，习近平在大阪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开场，习近平就回顾了48年前发生在日本名古屋的中美“乒乓外交”。习近平指出，回顾中美建交以来的40年，国际形势和两国关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一个基本的事实始终未变，那就是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比摩擦好，对话比对抗好。

因此，在今天中美关系发展遇到严重困难的时候，重温那段历史，重温毛泽东的那些批示，很有必要，特别是对于站在第一线与美方谈判的那些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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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察网研究”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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