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骨、显性、直接的历史虚无主义，由于其明目张胆、明火执仗地丑化领袖、否定革命、曲解历史，极易被人看穿识破，一经批驳便成“过街老鼠”。但是，必须看到，作为一种思潮的历史虚无主义并没有绝迹，也没有消停，而是变换了策略，变换了手法。这其中，软性历史虚无主义就是它在眼下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

软性历史虚无主义在思想界、理论界、学术界和文艺界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有些领域还很活跃。其突出特点是比以往历史虚无主义乔装打扮得更为隐蔽、更为巧妙，因而它对受众来说也更具欺骗性和迷惑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软性历史虚无主义亦可称为隐性历史虚无主义。

软性历史虚无主义的出现，是时代和社会的客观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产物，也是复杂的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规律所决定的。由于历史虚无主义不得人心，它要想存活就得伪装自己，寻找避难所，于是，软性历史虚无主义就成了防空洞，成了避风港。

总体来看，不管是硬性还是软性，不管是显性还是隐性，历史虚无主义的内在本质都是一样的，其理论基础也大同小异。它们的区别，只不过一个投的是“明枪”，一个放的是“暗箭”。对于力求保持历史清醒的人来说，无论历史虚无主义怎么变幻，多么狡猾，用何障眼法，都需要戳穿它的“画皮”，揭露它的实质，批驳它的谬误，认清它的危害。

软性历史虚无主义在散布错误历史观和价值观方面，已经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一是其议题设置更加广泛、更加宽阔，涉及的领域已开始向社会生活的底层、向一些常被忽视的思想边缘地带渗透和延伸；

 

二是手段更加隐晦、含混，喜欢以小见大、以偏概全，其蕴含的观念、价值立场和人生态度往往是软中带硬、绵里藏针；

 

三是传播的途径和方式发生了变化，一些娱乐性和消遣性的平台以及受众较多的媒介体，更容易成为其藏身之所；

 

四是一些软性历史虚无主义趋向“学术化”和“学理化”，打着冠冕堂皇的研究和探讨的幌子，运用一些个别的不具普遍性的所谓“史料”或“事例”，进而达到扭曲正确认识、颠覆革命传统、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目的。

可以说，通过观察思想界、理论界、学术界和文艺界历史虚无主义表现的具体状况，是不难得出上述结论的。从另一方面讲，这些特点也形成了我们将之称为“软性历史虚无主义”的主要根据。

为了说明问题，不妨举例而言。

譬如，有些史学研究，不愿肯定应该肯定的正面人物，却偏偏绞尽脑汁为一些已有定评的反面人物去翻案、去正名、去颂扬；有些文章，故意掀起一股所谓的“民国热”，把“民国”时期说得头头是道，样样都好，执意要制造出“今不如昔”的效果；有的论者，特别善于利用人们的怀旧、好奇和探究心理，把一些普通人的、个体的、偶然的遭遇故意描绘和影射成是时代的命运、历史的氛围、事件的全局；有的研究，美其名曰“历史真相大揭秘”，结果却是将一些本来名垂青史、可歌可敬的优秀而杰出的人物，糟蹋得丑恶低俗、面目不堪。

再如，有些文艺作品，对大革命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描写得昏天黑地、善恶不分，充斥着历史唯心论和抽象人性论的表演；

有的小说、剧本，把正面人物和历史处理得无比肮脏、下作、龌龊，尽管带有某种“魔幻”或“变形”的色彩，却终脱不开扭曲历史、丑化革命、虚无价值的干系；

有的作品，把信仰抽象化，把国民党的特工人员描写得比共产党的特工人员更有品格、更有信仰、更为坚毅、更有牺牲精神；

有的作品，非要把“过去的故事反着讲”，采取混淆视听的手法，将翻天覆地的土改运动描绘成是对“善良”“勤劳”“开明”“有功”的地主的迫害史和杀戮史，把农民群众、共产党人和人民政权塑造成一群凶狠残暴、戕害无辜、作恶多端的恶棍与暴徒；

有些影视作品，价值取向、审美好恶和反映视角严重倾斜，以嘲笑英雄、揶揄时代、贬损军队、解构历史为能事，除了晒颜值之外，其他方面不能给人一点儿正义感和美感，人性的丑陋描绘到极致，让人对正能量的事物失去好感和信心。

又如，有的文论研究者主张，把我国20世纪50至60年代的文艺理论这一页“全掀过去”，缘由是它们都受到苏联文艺理论的影响，都是苏联文艺学的“翻版”，主张把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直接接续到20世纪初西方现代文论和王国维的理论脉系上去。

这种割断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衔接历史的主张，打着否定苏联文论的旗号，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引进、传播和同中国实际结合过程中做出积极贡献的历史一笔勾销，全部推倒，既不一分为二，也不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把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内的一切进步的革命的文论传统通通一棒子打死、一股脑否定，其结果只能是“全盘西化”。

软性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还可以列出许多。从中我们可以发现，软性历史虚无主义软的是形式，硬的是内核；软的是手段，硬的是理念。正因如此，它在具隐蔽性和迷惑性外套的包装下，更容易产生雾霾般的弥散性毒害效果。

显性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性很大，这是学界和思想界所公认的。软性或隐性历史虚无主义，由于隐蔽得深，善于伪装，善于包裹，善于打着“普世”或“人性”的幌子，因之其危害性更不容忽视。有些软性历史虚无主义的言论和作品，由于出自名家，不仅受到舆论界追捧，而且还有获得国内外荣誉或奖项的护身符，这就更增加了它的欺骗性和诱惑性。

不难设想，假若一部软性历史虚无主义作品，在媒体和文坛上始终被推崇、被褒奖、被当作范本和荣耀，从而在读者——尤其是在青年人——当中留下神圣不可侵犯的印象，那么它产生的负面效果将会是多么严重。

这种表面“合情”、貌似 “合理”、戴着某种光环、把消解的锋芒藏得很深的历史虚无主义作品，对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所起的负面作用，是比一般的历史虚无主义还要严重和突出得多的。

习近平同志十分重视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评，对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提出过许多有针对性的要求。他指出，对待历史须有史识、史才、史德，不能用无端的想象去描写历史，更不能使历史虚无化，研究者虽“不可能完全还原历史的真实，但有责任告诉人们真实的历史，告诉人们历史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戏弄历史的作品，不仅是对历史的不尊重，而且是对自己创作的不尊重，最终必将被历史戏弄”。（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只有树立正确历史观，尊重历史，按照历史规律和艺术规律呈现历史的面貌，才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才能立之当世、传之后人。他曾对文艺创作中“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提出批评，认为这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也是他对防止和警惕各种历史虚无主义的严肃告诫。

如果按照习近平同志的这些要求去观察和分析当前的某些文章和作品，那么不难发现，在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上有虚无主义偏颇和缺欠的文章和作品是并不鲜见的。

毋庸讳言，历史虚无主义不管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它们直接的哲学基础固然很复杂，但其核心是西方“新历史主义”是毋庸置疑的。现在某些写“家族史”“村落史”“秘史”“野史”“外史”“异史”“民间史”“战争史”的作品，大多采取一种所谓个性化、碎片化、边缘化、底层化的书写方式。其中，比较普遍的倾向就是“重构历史”“调侃历史”“戏说历史”，甚或“曲解历史”“颠覆历史”“解构历史”，唯物史观成了被鄙弃的对象，唯心史观的喧嚣却成了“香饽饽”。

因此，我们要看清“新历史主义”的本质、看清“新历史主义”同软性历史虚无主义之间的联系。这对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和创作导向，是有帮助的。我们要汲取历史上虚无主义泛起的教训，认真地开展对形形色色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来源：《红旗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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