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华北：“杀鱼弟事件”折射城市务工子女教育存在短板（外二篇）
点击： 作者：陆华北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发布时间:2018-08-17 09:04:14
“杀鱼弟事件”折射城市务工子女教育存在短板
据《中国青年报》8月9日报道：2010年，年仅10岁的小孟，因一手“杀鱼绝技”而爆红网络，人称“杀鱼弟”。然而时过8年，竟然发生了悲剧，8月3日，“杀鱼弟”服用剧毒农药百草枯自杀，目前正在山东齐鲁医院接受治疗。发生在“杀鱼弟”身上的悲剧，值得整个社会反思。
一是家庭教育缺失
与城市儿童相比，务工家庭在子女教育上面，物质和精神层面都存在明显差距。由于务工家庭大多知识水平不高，把在城市“务工赚钱”当成“第一要务”，往往忽略孩子的成长教育，与他们之间缺少交流互动，教育方式简单粗暴。
近年来，有些城市务工家长也开始重视家庭教育，却因自身教育水平限制，在具体教育过程中缺乏科学方法，使得子女没有得到正确的教育。
“杀鱼弟”的悲剧虽然是个例，但映射出很多城市务工家庭缺少沟通、方式简单、亲子关系维系困难等教育痛点。
二是社会教育缺项
8年前，“杀鱼弟”辍学“挣钱”，公众没有意识到这是辍学，而陷入无意识的舆论狂欢，从侧面反映出整个社会对待教育的“畸形观念”。
当前，我国社会教育尚未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幼儿园就起跑”的高考心态，在教育资本市场的作用下，催生了大量“提高应试成绩”的补习机构，而真正在儿童心理健康成长方面的科学施教体系尚未建立，作为其中的弱势群体，针对城市务工子女的“心理疏导”和“健康成长”投入更是严重匮乏，出现“社会资本不进来、政府财政不跟进”的尬尴境地。
三是政府管理缺位
城市务工家庭由于经常在家乡与务工城市之间流动，加大了政府管理的成本。由于户籍、居住地政策不同，针对这部分人群很容易出现“两不管”的“空白地带”，家庭超生、子女辍学、未成年家暴游走于社会治理的“边缘地带”，折射出政府管理的覆盖面和衔接机制存在制度缺位。
“杀鱼弟”家庭共有6个孩子，作为家中长子其从辍学到上学再辍学，呈然与父母教育理念有关，但两地政府也应承担一定的管理失责责任。针对一再违反国家政策的现象，相关政府部门的“视而不见”起到了重要的“催化作用”。
基层工作该少一些“表哥”“表姐”
乡镇工作人员大多有此感受，每天上班就被上级部门的各种报表“幸福缠绕”，“日报周报月报天天报，一个都不能少”，扶贫次数量化指标、组织生活数字人头，甚至一些招商项目尚未真正落地，“耀眼”的经济数字就已“列统”。
大数据时代要有大数据思维，通过对基层上报的数字进行梳理分析，可以快速了解某项工作的部署落实情况，及时修正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偏差。但过度依靠“基层报表”，在办公室里“研究”工作，也是形式主义在作祟。
基层工作人员全都变身“表哥”“表姐”，每天疲于应付各种报表，就会滋生“数据造假”乱象。有些职能部门为了讲究前后数字的逻辑关系，即使前面“报错了”，也要求下面单位按照“错的数据继续报”，自欺欺人的工作态度，让基层数据掺杂太多水分，没有了“数字透视工作”的基础，对科学研判具体工作执行情况起不到任何帮助作用。
“报表”固然重要，也是开展工作的一个有效抓手，但过分强调“报表”作用，甚至强制把“报表”作为单独任务与实际工作割裂开来，就丧失了“报表”的存在价值。
只有运用系统性思维，把数字报表与工作实践有机融合，才能真正把工作落细落实。
“南京无名女童尸体案”后续事件引热议，折射我国社会社会救助体系存三点不足
6月25日，南京江宁一河道发现一具无名女童遗体。7月25日，南京警方经一个月调查后通报，女童身份已查明，是被自己的爷爷和爸爸推入河中溺亡。该事件在社会公众持续引发热议，大家在谴责其父亲和爷爷残忍的同时，进而转向表达对这个家庭的“理解”，以及对我国社会救助保障体系的深思。
一是社会救助政策与群众需求存在差距
当前，我国救助水平仍然偏低，城乡低保补助、五保供养经费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在现阶段仍是造成我国家庭困难的最主要原因，家庭成员中一旦有患慢性病、大病人员，新农合、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医疗救助往往都有一定的报销比例和救助标准，对困难家庭而说只是杯水车薪，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此外，个别家庭因突发事件、意外事故花费了巨额医疗费，而此类“大病”往往不在国家救助范围之内，大多数都是由家庭来进行承担。
二是社会救助体制和政策衔接机制有待加强
社会救助体系建设涉及多个政府职能部门，各部门要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做好政策衔接。社会救助制度包括了最低生活保障、五保供养、医疗救助、教育救助、司法救助、住房就业援助等多项制度，但诸多救助制度还没有专门的条例，存在管理多头，条块分割的问题。
针对此案中的“璇璇”等脑瘫残疾儿童，家庭仍然是看病和康复治疗费用支出的“主力”，政府在发挥兜底功能，利用医保和大病救助机制，以及公益组织捐赠等机制上面仍然存在诸多短板，疾病成为压垮整个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
三是救助队伍与救助工作不相适应
目前，社会救助工作量大、政策性较强，乡镇民政办以及村“两委”干部面对上级民政、残联等多个部门的业务对接任务，存在工作人员数量不足、政策知识掌握参差不齐等现象，直接影响社会救助政策在基层的落实。
此外，部分基层党员干部事业心责任感不强，责任主体不明确，入户调查不深入，救助公示走过场，存在村“两委”干部说了算的现象。
此案中，女孩出生时就患脑瘫，经过近3年的治疗没有好转，每天要服用40多元的药物来维持生命，母亲离异出走、奶奶患癌、家庭欠债十几万，生活如此艰难，但迟迟享受不到国家相关救助政策“兜底”保障，然而在悲剧发生一个月后却拿到当地村委会开具的“困难家庭证明”，这从侧面也印证了当地基层干部工作上的“失职”。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委办公室；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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