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看各种宫廷剧，看得多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这个字是耳熟能详了。奉天承运，其实就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理念在政治上的表现，即人主代表天主，皇帝替天行道。道这个东西玄之又玄，说不清道不明，那么如何让国民认可皇帝是替天行道，这可是关乎皇权正统合法性的一件大事。于是制订科学严谨的天文历史，以合四时八节，万物生长，人们可以根据历法制定农时，对任何皇帝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大事。天文历法的推广通行，更是有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政治隐喻。看看，你时间都是我皇帝制订的，我代天行道你还怀疑不成？与民授时，就成了各朝各代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

中华二千多年的历史，经历了无数次的更迭，但任何统治者上台极为重视的一件事就是重订历法，改正朔，以彰显皇权。可见历法在皇权代表正统性的方面作用是非常重大的，历朝历代的皇帝对历法也是极为重视的，这是他向世人证明其天子身份的最好工具。

在中国这个农业为根本的国度里，一部合适农时的历法，就显得无比重要。在中国有大量的农时谚语，如“一年打俩春，碌碡慌了心”、“芒种不种 过后落空”、“白露早，寒露迟，秋分麦子正适宜”、“立秋种，处暑栽，小雪出白菜”……如何让历法与农时谚语八九不离十，是人们检验一部历法正确与否的指标之一。

历法合乎日月规律，更是皇权天授的证据。

中国的 农历，是中国这个农业社会长久以来对天文观测进行积累总结出来的一部历法。最早的历法，也许可以上推到夏商时期，早在春秋时代，我们的祖先已运用圭表（古老的天文仪器）测日影的方法定出“两分”（即春分和秋分）、“两至”（即夏至和冬至）四大节气，然后又定出“四立”（即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到秦汉时代，已经形成完整的二十四节气，并成为安排农事活动的主要依据。

中国农历，是一部有着浓厚东亚农耕文明背景的历法。然而在我国的网络上，经常有人把这么一部伟大的历法归结于西方来华传教士汤若望。真是让人感慨不已，卖祖宗不是这么个卖法啊。

这是一种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更是确确实实的文化不自信。用脚指头想想也能知道，在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方式的欧洲，它能制订出远在外里之外的东亚农耕文明需要的历法吗？然而这种论调却有着不小的影响力，究其原因，却是让人非常的无语之极啊。这个论调的最初发源地竟然是我们国家有着极为权威的宣传机构——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2009年第81期《他与帝国同行》，在这期节目中，cctv把汤若望奉为神明，并直接定义汤若望为后来中国所用农历的“编撰”人。

这是一期科普性质的节目，竟然没有任何相关专家出面予以支持这个结论，也没有引用任何专家说法，就这么堂而皇之地播了出来。这当中有人要脸红吗？

早期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确实给中国带来了当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比如天文观测手段，计算方法等。然而我们应当看到，这只是西方宗教势力渗透中国的一种手段，是他们在中华文明中得以立足的方法。

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路遥就说过：“多是以精神讨伐姿态出现。”利玛窦就曾说过:“我们耶稣会同人依着成立本会的宗旨，梯山航海，……做耶稣的勇兵，替他上阵作战来征讨这崇拜偶像的中国。”然而让西方传教士失望的是，中国是一个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国度，在宗教方面更是一个信奉多神教的国度，中国的祖先崇拜文化更是与西方宗教格格不入。传教一进无法开展。怎么办，就成了横亘在传教士面前的一个巨大问题。他们的解决思路就是向皇权渗透，再利用皇权的影响来推广宗教。

如何影响皇权？当时已在中国生活多年，对中国文化、社会、政治作了深入研究的利玛窦盯上了历法修订。这是皇权极为重视的一个领域嘛。于是他就给驻葡萄牙的耶稣会副会长去信，要求迅速派遣能精通历算的传教士到中国来，并声称若能“把他们的历法修正一下，这就可以使我们得到极大的荣誉。我们也就把中国的门户开放了，又可以巩固我们的地位，增进我们的行动自由”。他在北京还向罗马教团发了一封紧急求援信，报告了他所知道的中国情况，说道在中国宫廷内，皇帝雇佣了200多人来计算天文历法，为此“我恳请教团领导从欧洲派遣一两个天文学家给我，无论隶属何种国籍，让他们带来所需之书，那时我们便可以完成历法的修改，而这些工作对我们的圣教无疑是十分有益的”。于是，邓玉函，罗雅各，汤若望等一批有天文历法知识的西方传教士来到了北京。邓玉函到北京的第二年就死了，罗雅各于三年后死去。

由于在此之前，明末主持修历的徐光启已成为天主教教徒，于是在1630年这些西方传教士得已顺利进入历法修订队伍。在数学学科网，徐光启条目下，就载有参与历法修订的西方传教士名单，而汤若望只是这个名单中的最后一位。

西式算法好还是中式算法好，在当时斗争得非常激烈，互有输赢，然而我们现在的媒体却只讲西式历法赢的一面，对于输的一面只字不提。这无形中就会让现在的人们认为，西方带来的历法远胜于中国传统历法，呵呵。

徐光启主持修订的历法为《崇祯历书》，这是自崇祯四年(1631)起直至十一年(1638)，始克完成。参与修订历法的人员多达几十人，全书46种，137卷，共五册。然而这部历法命途多舛，几经修订完成之时，却遇上了朝代更替。此时的徐光启已死，不知何故，历书落到了西方传教士汤若望之手。

此时的中国有着三个政权年号，南明的永历，清朝的顺治，农民起义军的大顺。俗话说良禽择木而西，畜生也会趋利避害。然而在当时形势并不是非常明了之时，何去何从，确实考验着西方传教士的政治眼光。大部分人随明朝政权南下；也有几个投向了大顺政权，并向大顺政权献上了历法并获封国师。

然而就在明朝覆亡前夕，汤若望就说过：“如果这个皇帝不在了，会再来一个，对我也许比他更好”。就是基于这种政治投机理念，汤若望就在北京教堂里坚守了下来。虽然农民军的大顺对西方传教士较为宽容，可汤若望却用“强盗们”、“土皇帝”等词语予以讥讽。

1644年5月2日清军入主北京，发布安民告示。几个月来一直镇定自若的汤若望耐不住了，5月11日，向清朝皇帝上了一封极为肉麻的呈辞称：“此乃天主上帝宠之四方，降以君师之任，救天下苍生于水火者也”，同时也不忘提到：“于崇祯于二年间，，因旧历舛，奉前朝敕旨修政历法，推测日月交食，五星蹄度，悉合天行。著有历书一百四十余卷，并测天仪器等件向进内廷，拟欲颁行。”

看到这里明白了吗？汤若望把徐光启等人修订的《崇祯历书》当成了他在清政府的敲门砖了！！集中华文化之大成的中国农历，就让他轻轻的说成是他个人所作了！！

定都，颁历是新皇朝更替的标志性大事，在皇权的与民授时理念下，汤若望此举可谓是挠到了痒处，别人要瞌睡他就恰好送上了枕头。说汤若望是个政治投机高手是一点也不为过的，这也是汤若望期望借新皇权推广西方宗教的一个重大举措。

相比于利马窦，汤若望有着更为强烈的传教意愿。这一点中国网络电视台——纪实台——历史纪事栏目下的一个文章可以得到验证；同样在路遥的文章《汤若望评议三则》中也有提到。汤若望贪天功为已有，为的就是接近中国皇权，以有利于传教而已。

传教就传教，然而汤若望却对《崇祯历书》大肆删减，将历法137卷修订改成了103卷。他删了些什么？《探索·发现》栏目并没有告诉大家。诸龙飞先生在2017年的《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明版<治历缘起>起源新探》，该文章通过世界各地的馆藏的明朝版本的历书分析，发现汤若望删减了大量不利于西方历法的事实。

诸龙飞先生核对后发现：

【相较于明版《治历缘起 》，清刻本共删 除 30 篇奏疏 ，其中与交食相关者多达 17 篇 。事实上，汤若望删除这些奏疏的原因很难一概而论 。与交食相关的被删除奏疏中，确有个别西法预报失误的情况，最典型者即崇祯七年三月初一日日食预报；然而，被删的交食记录并非两法预报错误最严重者，相反，不少误差较大者都被保留了下来，如崇祯四年十月初一日与十四年十月初一日日食预报。即便按照改历当时的交食观测，而非现代天文理论回推结果，被删除者同样并非西法计算失误最严重者 。 以徐光启所奏交食预报为例，被删的崇祯四年四月十五日月食预报误差并不大 ，而误差更大的崇祯五年九月十四日月食预报却没有被删。因此，预报精度并不是导致交食记录被删的最主要原因 。尽管如此，笔者仍然同意汤若望删除这些奏疏是为了维护西法的形象 。仍以徐光启奏疏为例，在关于崇祯三年十月十六日、四年四月十五日与十月十五日三次月食的奏疏中，西法所用时制由算外变为算 内、月体从十五分变为一十分，虽就计算结果而言西法预报并无大错，但这些记载会让读者认为西法反复不定、历局“朝令夕改 ”，这难免会使西法的形象受损 。与之类似，崇祯七年三月初一日日食预报以及《古今交食考 》中的相关内容 ，除了存在计算食分失准之外，还会显露出西法前后矛盾的问题，因此也被删除 。】

诸龙飞先生在文中也提道：

【在徐光启去世之后，崇祯皇帝曾一度质疑西法的准确性，而这些记录了皇帝怀疑态度的奏疏也大多被删除 。例如，共三篇关于崇祯八年正月十五日月食的奏疏被删，除历局月食预报外，另外两篇分别是在北京与外地的观测记录。而这两份奏疏中崇祯的批复非常耐人寻味 。关于在京观测记录，李天经奏陈西法预报与观测吻合，崇祯却批复道：“李天经新法所算止复圆不差，何得全称密合？”随后接到宣府、保定二处奏报观测结果与西法密合，崇祯仍然将信将疑：“前监局各官公同测验，新法独复圆不差 。这宣、保二镇所测报称俱合，是否确核，以后还择该监熟谙生儒再行详验具奏 。”显然，崇祯这样的态度不利于维护西法形象，故后来都被删 。】

那么，汤若望到底是在帮助中国修订历法，还是在纂改中国历法以求彰显西方高大上呢？这是不言而寓的事。删除不利于自己的事实与言词，删减的东西也不是以正确与否为准绳，那么这必须就与严谨扯不上关系，这更不是科学的态度。

汤若望为什么要这么作？同期来华的邓玉函给罗马教廷的信里有这样一句话：“我们在中国修历，对日、月蚀的推算最感需要，因靠修历名义，便不致被驱逐出境。”

是的，为了能在中国传教而不被驱逐，科学与技术就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立足的手段。这无关奉献与爱心。

汤若望虽然对中国的科学技术有所促进，但中国给予了过多甚至过份的赞誉，以至成了历史虚无主义了，这种情况应当要扭转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