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在昨天发布了《1961年，毛主席对张平化等人感叹：我看我们可以学康熙皇帝的办法》一文，文中讲到：1961年2月9日，毛主席乘坐专列离开杭州前往广州，途经江西向塘和湖南长沙，分别对江西省委的杨尚奎、湖南省委的张平化等人展开了谈话。这些谈话内容，后来被整理成了《毛主席关于人民公社体制和一些政策问题的谈话纪要》。

毛主席于2月12日晚离开长沙，13日抵达广州。

2月14日是除夕，也就是说，这一年的春节，毛主席要在广州度过了。

毛主席下榻于广州鸡颈坑招待所一号楼。

老覃在《1961年，毛主席对张平化等人感叹：我看我们可以学康熙皇帝的办法》一文中也提到了，毛主席在2月9日离开杭州的前夕，曾让胡乔木、田家英、陈伯达各自带领一个调查组，分头奔赴三个点，展开新一轮调查工作。

那么，过了春节，毛主席便通知这三个调查组组长各带一名助手前来广州会合。

2月22日，三个调查组悉数抵达广州。

毛主席随即宣布开会。

与会人员除了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之外，还有陶铸、赵紫阳、廖鲁言等人，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问题。

会议连续开了三天，成立了由陶铸挂帅，陈伯达为副帅，廖鲁言、田家英执笔的工作条例起草工作班子。

从2月27日开始，条例起草委员会进入具体起草阶段。

与此同时，刘少奇在北京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听取了外出调查的邓小平、彭真、李先念、陈毅、罗瑞卿、杨尚昆等人的汇报。

在北京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结束后，也即是在3月4日，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人乘坐飞机来到了广州，准备参加毛主席在广州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毛主席在广州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要还是谈论人民公社体制问题。

会议召开的具体地点是广东省委三号楼，时间从3月5日下午开始。

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里的记载，毛主席在会场上心情沉痛地来了一段开场白，他说：“在庐山会议之前，我们对情况的了解还是比较清楚的，但在庐山会议之后就不大清楚了。”

老覃在前段时间写了《1958年，郑州会议拟出了共产主义建设规划纲要，毛主席：太吓人了》《1958年，毛主席在武昌会议上竭力打压浮夸风，却遇上了顽固的阻力》《1959年，郑州会议结束，毛主席愤慨地说：你要我在郑州写诗，不行》等一系列文章，讲的都是毛主席在1958年下半年和1959年上半年如何致力刹“共产风”、“浮夸风”的情况。

那时候的毛主席，经常说自己是有些“右倾”的，他说，在当前的形势下，宁愿“右倾”一点好。

也就是说，在庐山会议之前，他所做的刹“共产风”、“浮夸风”，都是在反“左”。

但是，庐山会议却是要反右的。

毛主席因此感慨说：“右是要反的，也不得不反。但庐山会议之后，但凡有人讲真实话，讲困难，讲存在的问题，讲客观实际情况等等，都被认为是右的东西。结果造成了大家都不敢讲真实情况了。”

毛主席接着举例说：“河南本来粮食产量只有240亿斤，他们不敢按实际情况报，生怕报少了就会被说成了是右的东西，就谎报说有400多亿斤，这都是反右反出来的。”

原本是要反“左”的，为什么到了庐山会议就成了反右了呢？

毛主席说：

“郑州会议的召开，是为了反‘左’。从3月到6月只反了四个月的‘左’，如果继续反下去，那就好了。谁知道彭德怀在中间插了一手，我们就反右，反出一个浮夸风。”

来源：覃仕勇说史今日头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