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风｜重振增长的关键：以伟大复兴"世界观"破除对经济发展的自我设限

点击：  作者：路风    来源：观察者网  发布时间:2024-03-24 08:46:27

 

编者按：长期专注于研究政府和企业关系的北京大学路风教授及其团队撰写的《重振增长的关键：解绑中国工业体系身上的枷锁（上）》，已于3月18日在观察者网发布，引发网友的热烈讨论。今天我们刊出文章的下篇。

 

路风教授的文章使我们听到了来自基层特别是企业的声音。媒体舆论生态中，学界、政策界的声音占比一直很高，基层、企业的声音很少被听到。本文立论视角和调研思考的深度都很难得，路教授团队拳拳爱国报国之心跃然纸上。文章所揭示的“跟随式思维范式”是中国近代以来几代知识精英长期存在的一个思想钢印，也是绝大多数前殖民地国家知识精英头脑中不同程度都存有的，更是这些国家最后都不能完成真正工业化的重要原因。今天中国已经拥有世界最全也很强的工业制造体系，“跟随式思维范式”其合理性已消散，需要全新的思维范式来替代引领。本文作者给出了自已的答案。

 

望广大读者继续理性探讨，各抒己见。观察者网作为舆论平台，尽量呈现多元观点，供大家参考。当下中国经济复苏向好，但仍面临复杂艰巨的内外局面。希望参与讨论的读者能从大处着眼，立足本地经验，贡献自己的思考和良策。

 

【文/ 路风、王晨、何鹏宇、李萌】

 

中国共产党现阶段的中心任务，就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二、“二分法”思维的终极根源

 

工业体系受到“二分法”政策的压制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主要原因，而“二分法”思维的根源则是中国的发展只能跟随西方的“世界观”。正是在这个历史关头，党的领导人提出伟大复兴的“世界观”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可以直接促成新的、强烈的民族抱负——为国家和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敢于在世界范围内竞争的抱负。

 

因此，重振经济增长的关键是以伟大复兴的“世界观”重塑经济政策范式，破除对经济发展的自我设限，并重新把中国工业体系当作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源泉。

 

2.1 新旧“二分法”思维的背后是“跟随”思维范式

 

读完本文第一部分，相信读者很容易理解各个工业之间存在着联系和互补性，很容易理解工业体系的整体性。因此，读者结合他们的生活直观感受也很容易明白，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可能只依靠少数的“新兴产业”，更遑论还见不到的“未来产业”。

 

那么，为什么“二分法”的逻辑能够如此严重地影响政策思维？如果我们层层追问原因，那么就会发现，“二分法”思维的终极根源是对中国道路的不自信。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相差很大。在那个历史背景下，中国的学术界和政策界形成了一种“跟随”的思维范式（以下简称“跟随范式”），其基本特征就是：其根深蒂固的思想潜意识认为，中国只有通过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并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才能发展起来。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想法是部分符合事实的，如果忽略掉其他一些事实的话。但是，当这些最初是实用和朴素的想法变成“信仰”——即变成思维范式——之后，它就成了限制人们继续实事求是的思想“框子”。例如，人们在跟随范式下怀有发展的意愿，但永远不会、不敢想到中国有发展到与“榜样”国家并驾齐驱甚至超越它的可能性，也想不到“榜样”会反过手来给中国的发展“下绊儿”。

 

因此，跟随范式必然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之间产生越来越大的矛盾。当中国经济在21世纪初开始进入高增长时，没有人能够预见到中国经济规模在随后仅仅10年间（2001-2010）就连续超过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工业生产国。

 

跟随范式的思维显然无法解释高增长的原因：第一，它过分强调引进外资和“国际产业转移”的作用，但忽略了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内生力量是在“前30年”奠定基础并在改革开放后迅速扩大的“中国特色”工业体系；第二，它认为中国的技术进步只能依靠引进，但忽略了从引进中受益的充分必要条件是自主创新；第三，它虽然强调了市场化的作用，但忽略了市场化的本质是为人民广泛参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也忽略了中国经济得以长期发展的政治-社会条件。

 

但是，面对他们无法理解的现象，某些中国经济学家给出另一种解释：中国经济之所以出现高增长，那一定是依靠工业体系扩张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存在缺陷，即粗放发展、投资驱动和产能过剩；因此，中国的增长模式应该转向以研发、信息化和服务业为主（因为经历过“去工业化”的美国“先进的”经济结构就是这样的）。

 

 

2011年之后，中国第二产业的增加值以及狭义上不含建筑业的工业增加值占GDP比例均出现持续下滑趋势，截至2018年已经分别较之于2011年下降了5.8和6.1个百分点。图片由作者提供

 

对于部分在跟随范式下成长起来并获得地位的人来说，中国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仅是一个“意外”，而且是一个难以承受的挑战：中国经济如果继续增长就必然引起在经济规模上超过美国的问题。这个前景令西方发达国家和国内的某些“精英”阶层同时感到害怕，前者害怕自己的国际权力地位被颠覆，而后者害怕的是要突然面对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未知世界。

 

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成就的指责下，跟随范式下的“精英”阶层也开始“反省”怀疑中国过去的发展道路，加之对崭新世界的恐惧，使得他们“反思病”发作，在某些领域选择走上“自废武功”的道路：自己给自己找毛病、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放弃继续壮大自己而转向“内卷”。

 

2.2 自我设限的三个行业案例：钢铁、造船、炼油

 

我们可以用经验证据来验证一下，看看“二分法”思维的本质是不是自我设限。

 

对于中国工业来说，过去10年影响最大的政策莫过于“去产能”。2013年10月印发的《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1】指出，“我国部分产业供过于求矛盾日益凸显，传统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产能严重过剩越来越成为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诸多问题的根源。”

 

该文件特别列举了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等行业，但也规定该文件“同时指导其他产能过剩行业化解工作”。当时受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影响，刚刚经历了高增长的中国工业确实出现需求不足的问题。政策文件就是针对因需求不足而产生的产能过剩现象，而且对当时存在的“地条钢”等违规产能确实应该治理，这也没错。

 

但是，更关键的问题是关于产生这个现象的原因：中国工业的“产能过剩”是周期性的还是结构性？如果是周期性的，产能过剩就是一个短期问题；如果是结构性的，那就是一个绝对的、长期的问题。从后来的政策实际走向看，它被当成了结构性问题，恰恰证明“去产能”政策是被“二分法”思维所主导的。限于篇幅，我们只举钢铁、造船和石油化工的例子。

 

2013年，中国的粗钢产量达到将近7.8亿吨（第二年就超过8亿吨）。要知道，在中国之前，从来没有任何国家的粗钢产量能够接近过2亿吨。美国粗钢产量达到峰值（1.36亿吨多）是1973年，苏联达到峰值（1.63亿吨）是1988年，而日本的峰值（1.2亿吨）是2007年（世界钢铁协会数据）。

 

更惊人的是，2000年的中国粗钢产量还是1.2亿多吨，到2014年就增长到令人目眩的8.2亿多吨，看上去实在是太多了。尤其令跟随范式不解的是，2014年，美国的粗钢产量只有8800多万吨，而中国居然生产了8.2亿多吨——这不是中国落后的标志又是什么？因此，有中国经济学家说，中国工业的产能已经达到“物理极限”。

 

不过，如果换掉跟随范式的“滤镜”，我们就可以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在历史上，美国和日本的钢产量都曾经达到过人均一吨钢（按总人口计算）的水平，而日本从1973年至今一直保持着1亿吨上下的产量水平，只是最近几年有点绷不住。

 

 

外媒绘制的2022年全球十五大钢铁生产国，当年中国钢产量为10.13亿吨。

 

以历史为鉴，既然中国的人口是14亿，那么中国钢铁工业的空前规模只不过是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中所必须达到的“台阶”或基础，它并不妨碍中国在高技术和新兴工业领域的继续发展。

 

2023年，韩国人口为5132.53万，而粗钢产量为6670万吨，人均约1.3吨钢（同年中国人均约0.72吨）——这个水平影响韩国发展半导体工业了吗？面对世界工业史，我们真正需要理解的是：如果中国跻身世界发达国家行列，那将会以怎样的工业规模来进入这个行列？

 

2013年判定产能过剩的标志是产能利用率。实际上，这是个实物指标（实际产量与产能之比），它可以帮助判断某个时点的经济形势，但不能被用来判断长期性的产能过剩。但是，“二分法”思维断定产能过剩是结构性的。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2016年10月28日发布的《钢铁工业调整升级规划（2016-2020年）》中说，“今后几年，总需求低迷和产能过剩并存的格局难以出现根本改变，经济增长不可能像以前那样，一旦回升就会持续上行并接连实现几年高增长，产能过剩已不可能通过历史上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来消化。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是结构性的，不是周期性的，是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是环境资源等发展条件的变化决定的，不可能通过短期刺激实现V型或U型反弹，将经历一个L型发展阶段”。

 

根据这个指导方针，这份文件有这样一段今天看起来大大低估了中国发展势头的预测：“从国内看，‘十三五’我国钢材消费强度和消费总量将呈双下降走势……国内粗钢消费量在2013年达到7.6亿吨峰值基础上，预计2020年将下降至6.5亿-7亿吨，粗钢产量7.5亿-8亿吨。”【2】

 

事实与此完全相反。钢价从2015年年底开始周期性回升，订单增长迅速，钢铁行业也在2016年扭亏为盈（同年4月的产能利用率高达88.93%，大幅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其他被列为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但政府部门不承认前几年的生产过剩是周期性的，反而继续推行“运动式”的去产能。

 

由于需求顽强存在，中国粗钢产量仍在缓慢增长：2018年突破9亿吨，2020年突破10亿吨（10.6亿吨）。主管部门要求压减产能，2021年砍掉3000万吨产量，2022年继续实施压减，又砍掉1200万吨的产量（至10.18亿吨）。环保部门和统计部门也加入进来，把压减重点放在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

 

2023年，由于中央和国务院越来越关心经济形势，加上重点钢铁企业的利润大幅下跌，这些部门没有继续大刀阔斧地去产能，改为产能平控（不增不减）。于是，当年的钢铁产量涨回到10.3亿吨，而且钢铁的直接和间接出口非常强劲。

 

无论如何，“二分法”思维经不起一个“灵魂拷问”：为什么中国就不可以达到人均一吨钢的水平？

 

造船工业的例子也有力地证明“产能过剩”的周期性。

 

中国造船工业也是在高增长阶段迅猛成长起来。2010年，中国三大造船指标跃居世界第一（首次超过韩国），新接订单量、在手订单量和造船完工量在全球市场占比均超过四成。但是，全球船舶市场那时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进入下行周期，中国企业普遍遭遇订单不足。

 

2013年，造船工业被列入产能过剩名单。2016年，中国的造船完工量被韩国反超；2018年和2019年，中国在在新船订单方面又被韩国反超。“反复争夺”无非说明造船工业的根本问题是竞争力和技术进步。

 

在大约10年间，中国造船工业经历了惨烈的“去产能”、破产重组等等，也受到一系列政策的限制。但即使在困难阶段，中国造船工业仍然在进步，如2017年和2022年分别造出航空母舰“山东号”和“福建号”，从2020年起实现批量建造LNG（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以及2023年造出超豪华邮轮等。

 

随着疫情后世界航运市场的复苏和技术进步，中国造船工业从2020年起再度超过韩国。到2023年，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以载重吨计分别都超过全球总量的一半，大幅度拉开与名列第二的韩国的距离。

 

这当然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成就，但据2023年9月的媒体报道，从2013年以来，造船工业就被银行列为“谨慎类”行业并在“金融机构授信额度”等方面受限。该报道称，“金融危机过后，十几年来，船企盈利了，产业升级了，落后产能淘汰了，市场洗牌且复苏了，政策上也多次发布金融服务的指导性文件。但是，落实到贷款上，造船民营企业的困境还是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3】

 

造船业是一个高杠杆化的行业，因为造船所需的材料、设备和劳动力报酬需要由造船企业提前支付，而造船企业高度依赖银行的融资。在受到贷款限制的条件下，一些民营造船厂面对旺盛的需求只能放弃部分订单。可见，在“二分法”政策思维的主导下，任何工业一旦被戴上“产能过剩”的帽子就再也摘不下来，所以中国造船工业在生机勃勃的情况下仍然受到压制。

 

毫无疑问，“去产能”政策实际上延缓了中国造船工业的发展，但这个工业凭借自身发展出来的能力，照样敢于吃下全球一半以上的订单量——这恰恰是主张“去产能”的人所永远无法理解的工业力量。

 

最新的例子是以石油为原料来生产成品油和化工产品的炼油工业。2022年，中国的炼油产能（9.24亿吨/年）正式超过美国（9.07亿吨/年），达到占世界总产量的近17%。无论从石油化学工业本身看，还是从世界地缘政治看，这都是一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

 

但刚取得这项成就，发改委、能源局、工信部和生态环境部就于2023年10月联合发文，规定“到2025年，国内原油一次加工能力控制在10亿吨以内”。【4】

 

 

中国石化炼化一体化项目——福建古雷石化基地

 

为探讨限制炼油工业产能的原因，我们从历史的视角回顾一下该工业的发展。人类社会利用石油的时代起始于19世纪中叶。从1860年左右起到2021年，美国的炼油产能一直保持为世界第一，时间超过160年。在早期阶段，石油产品主要用于照明（煤油灯的煤油），如美国历史上的第一家工业托拉斯就是卖煤油起家的洛克菲勒集团。自从内燃机在19世纪末被发明出来后，石油的主要产品随着汽车和飞机等工业的发展而转向燃油（汽油、柴油、润滑油等）。

 

此外，当现代化学工业在19世纪70年代出现后，以煤炭为原料的德国化工一直领先世界。但是，随着在石油工业取得霸主地位，美国在以石油为原料的化工方面成为创新者和主导者。在二战后，石油化工成为一个对经济增长极为重要的工业，也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

 

中国从建国起就非常重视石油工业，但炼油工业的真正发展还是在开发大庆油田之后。1972年中国打开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之后，经毛主席批准，为解决人民的吃穿问题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引进（以化纤、化肥成套设备为主，大部分项目是在改革开放后建成投产的），史称“四三方案”。

 

中国成规模生产乙烯（石油化工最重要的产品）还是从引进西方技术开始的。石化工业在改革开放后得到很大的发展，但直到“十三五”期间，中国的乙烯需求量一半靠进口。因此，政府批准了如浙江石化、恒力石化、盛虹炼化、中石油广东石化等几个千万吨级的炼油化工一体化项目，使中国炼化工业出现迅猛增长。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设备工业为实现石化重大设备的国产化曾经坚持了几十年可歌可泣的奋斗。到浙江石化上马时，这个当时世界最大炼化项目（4000万吨/年）的绝大多数设备，包括加氢反应器、压缩机、汽轮机、冷箱（气体分离）等重大装备，都被中国企业中标。2020年11月，彭博社的一篇报道称，中国的炼油能力即将超过美国，语气间充满了酸楚感。【5】

 

那么，政府部门为什么要在这个历史关头决定限制炼化工业的发展？2023年10月的四部门联合文件没有直接给出解释，虽然从行文上也可看出减碳和产能过剩是主要考虑。不过，还是有几个问题值得追问：

 

第一，中国炼油工业的增长速度受经济下行的影响已经放缓，而目前中东和非洲产油国正在大举增加炼化产能，【6】未来中国的产能份额能否提高还是个悬案。

 

第二，虽然全球都在提倡能源转型，但石化工业本来就可以朝减少成品油、增加化工产品的方向发展。中国近年来建成的都是炼化一体化项目，本身就具有生产的灵活性。

 

第三，石油化工还是个高技术工业，其技术进步影响其他工业的发展。例如，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国内企业发明专利授权量排名上，中石化在过去10年里一直名列前茅，2015年名列第一，2022年第三，而与中石化争夺排名的主要是华为、中兴通讯、腾讯、OPPO这些IT领域的大企业。

 

第四，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为什么炼油能力刚刚相当于美国就不能再发展了？这些疑问不得不令人猜测，政府部门对产能的判断是在遵循一条“潜规则”：哪个工业赶超美国，哪个工业就是“产能过剩”。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工业生产能力曾经占全世界的一半，远高于中国目前的比重。但是，美国人从来没有为此“内疚”过，反而是利用这种优势建立起超级大国地位。当美国于1971年实施美元与黄金脱钩时，许多人以为美元霸权将受到重创，没想到反而得到强化。后来证明，美元霸权有了新的支柱——全世界的石油贸易是以美元结算的。

 

为什么必须这样？因为美国石油工业（包括炼化）在世界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7】1974年，美国炼油产能占全世界产能的比重是将近22%（1965年是几乎30%）【8】。实际上，由于那时炼油能力也很大的苏联东欧集团与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是隔绝的，所以美国的实际影响力远超这个比例所表达的程度。在那种情况下，如果一个没有工业的产油国（如中东国家）不在石油开采、炼化、运输和销售方面依靠美国的工业能力，大概是无法利用石油财富的。于是，世界石油贸易也就逃不掉以美元结算。

 

事实上，美国石油工业从诞生之日起就没有把目光局限在自己国内，如清末民初的中国煤油市场就是被洛克菲勒主导的。如果美国石油化学工业只盯着国内市场，它的产能早就过剩了。

 

2.3 “二分法”思维误读了高质量发展的理念

 

以上不过是举了几个主要工业的例子。实际上，“二分法”思维必然导致对高质量发展的理念的扭曲，它给中国工业体系戴上“产能过剩”的帽子，造成对工业投资的持续紧缩。尤为甚者，它以行政手段推行的“去产能”变成运动式的，波及到所有的传统工业。

 

在地方，金属制品、建材、轮胎、陶瓷、纺织、造纸、制鞋甚至连家具制造都成了“官官喊打”的“过街老鼠”：全世界技术最先进的电解铝生产线，刚建成就因“违规产能”被关，只是因为被扣上“旧动能”的帽子。与此同时，“二分法”思维使得对“新旧动能转换”理解产生偏差，一些地方政府纷纷在执行过程中追逐少数时髦的“高技术”产业，全国将近三千个县都想发展生物制药、新能源和半导体（2018年之后），大量同质化的招商泛滥和投机活动反而瓦解了当地传统优势产业的根基。

 

 

路风教授认为，“二分法”思维导致传统工业被舆论污名化，同时也助推了新产业的扎堆。

 

不得不指出，“二分法”之所以深得一些部门之心，并非是它的理论逻辑多么有说服力，而是背后的权力逻辑在作祟。我们从2019年11月5日北方某省冶金行业协会根据企业座谈会报给该省工信厅的函里，摘取一些只言片语，以帮助理解一些“涉事”企业当时对政府部门做法的不满：

 

“目前一些地区将停产、限产常态化，不符合法律规定”；“对于连续化生产的设备（如高炉），频繁启、停操作，某些地区还要求停炉时扒炉”，造成单位的资源消耗增高和污染排放增加，而“事故主要发生在生产设备启动、停止时”；“排放标准和环保设施要求变化时间间隔过短、幅度过大”；“生态环境部门要求车间、原料场全封闭，安全（部门）要求留有通风口，双方总有一方（可以）处罚企业，尤以生态环境部门，经常顶格处罚”；“环保检查没有统一规划，没有计划，省、市、县、区、乡镇多层检查，不同部门多头检查，检查过于频繁，企业一天要接待多批不同检查人员，疲于应付”；“检查标准不一，检查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前一个检查组提出的要求企业执行了，又被后一个检查组要求整改”。

 

正是因为一些政府部门可以用环保、能耗、质量、标准、安全、市场监督等名义随意关停企业（民营企业首当其冲），才造成所谓“市场缺乏信心”的问题。

 

中国经济发展的要害问题在于，中国要想产业升级、要想发展高新技术工业，就必须保持经济增长，而保持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仍然是以传统工业为主体的工业体系（传统工业占整个工业体系80%左右）。

 

很显然，本文列举的钢铁、造船和石油化工三大工业都远没有达到工业化本身的“极限”——中国钢铁工业能够轧制汽车板是在1998年之后，中国造船工业能够建造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是在2008年之后，中国石化工业自主掌握乙烯生产的成套工艺是在2012年之后，等等。

 

就在这些工业还处于技术突破和升级的过程中，它们却被扣上“产能过剩”的帽子，随之受到压制。“二分法”思维及其政策的根本特征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自我设限，而自我设限的根源在于不敢走独立自主的道路去创造新世界，于是国家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被一些受此思维影响的施政者所俘获，他们选择把中国的经济发展强行摁回到跟随范式的旧世界里。

 

对中国工业体系的压制当然会产生经济下行的后果，只不过这个后果是自我预言的实现——如果在政策思维上认定中国经济增长必将是“L型”，那么实际的增长就早晚会真的变成“L型”。因此，“二分法”思维是跟随“世界观”的产物。

 

三、 破除自我设限要靠伟大复兴的世界观

 

面对同样的历史关头，党的领导人对中国的发展前景做出与跟随范式不同的选择，即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抱负。

 

这是一个新的“世界观”，它以中华文明的历史地位为参照系，为中国的发展定义了一个以实现自我价值为抱负、只受制于自己能力但不受制于外人意愿的目标。因此，国家经济发展的总目标和总任务就“顺理成章”地以党中央决议的形式，被定义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这样的抱负没有颠覆现行国际秩序的意图，也没有从已经融入的世界经济中退回来的打算，相反，改革开放被进一步强调和实践。但新的“世界观”并不承认现有的世界战略结构具有永恒的合理性，也不相信它会固定不变——“这个星球上，不能富国永远是富国，穷国永远是穷国”。【9】

 

3.1 强国范式与跟随范式的根本区别：中国发展没有“天花板”

 

在经受住美国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和技术战的冲击后，这个新的“世界观”进一步表达了对中国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现代化的信念，并在2020年10月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一个更具体的“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

 

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至此，“伟大复兴的世界观”不仅已经清晰可见，而且定义了党的政治任务，证明中国政治领导层在这个历史关头选择了进取而不是退缩。但是，如果“伟大复兴的世界观”能够以逻辑一致的方式落实在理论探索和经济政策上，那么就需要在它的指引下形成一个新的经济政策范式——我们姑且将其称为“强国范式”。

 

为帮助理解这句话的涵义，我们从经济政策范式所必然包括的三个方面——经济发展任务和目标、发展途径以及本国经济与国际经济体系的关系，来说明伟大复兴世界观之下的强国范式应该具有什么特征。

 

在经济发展任务和目标方面，我们以回答一个关键问题来区别“强国范式”与“跟随范式”的根本不同：中国经济发展是不是应该有“天花板”？

 

从伟大复兴的世界观看，中国的发展不可能存在“天花板”——不管是自己所设还是外人所设或“内外联手”所设，否则何谈“伟大复兴”？如果中国的人均GDP达到发达国家的入门级水平，就必须再增加一倍，而那就必然要求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仅仅因为中国的人口规模）。

 

按照同一个逻辑，中国工业体系的发展也没有“天花板”，因为它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如果回想十几年来那些声称“经济增长不重要”、“应该永久性取消经济增长目标”以及产能过剩是中国经济主要问题的言论，人们就很容易理解“强国范式”与自我设限的跟随范式之间的根本区别。

 

强国范式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终极目标，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政治要求，必然要求把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任务定义为力争全面进入发达状态，也就要求把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当作经济政策的中心任务。

 

在发展途径方面，如果中国的发展没有“天花板”，实现现代化就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质涵义。当中国的经济发展处于落后状态时，出现跟随或模仿的行为是难以避免的。但是，中国不可能跟随任何其他国家而发达起来。中国有14亿人口，超过所有发达经济体（38个OECD成员国）的总和。【10】

 

一个如此人口规模的国家的工业化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个非西方国家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事件也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当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时，遭到霸权的压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事件。因此，中国只有走独立自主、自立自强的道路，无惧霸权的打压，才能继续发展，否则就会在压力下倒退。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实际上就是“强国范式”，而“科技自立自强”方针的一般意义就是它代表了强国范式的发展途径。

 

与国际经济体系和秩序的关系。“强国范式”要求中国继续参与国际经济体系和秩序，但绝不被动服从，而是积极主动地塑造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这方面的内容很多，本文仅集中于中国工业生产能力的战略意义。

 

3.2 工业生产能力是中国最大的战略性资产

 

在“强国范式”下，道路自信的一个主要来源就是为中国经济高增长立下汗马功劳的工业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走向世界，不会也不可能再退回到出发之前的状态。但是，如果中国不愿意按照霸权的意志退回到国际经济体系的边缘位置，那什么是中国能够在世界经济中保持一席之地所依赖的战略性资产？很显然，如同美国有美元霸权、俄罗斯有石油和天然气那样，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就是其最大的战略性资产。

 

“制造业”不是可以移动的物品（如厂房、设备和生产线），而是有组织的“能力”，既包括单个企业和工业的能力，也包括“体系”的能力。与自然资源在不用时也不会“贬值”不同，工业生产能力只有在不断的生产经营中才能被保持和发展。

 

同时，由于各个工业的企业还存在以彼此之间的需求和供应关系为纽带的共生关系，所以一个工业的消失会导致其他工业的消失。能力的发展是累积性的——昨天的能力塑造了今天的能力，而今天的能力决定一个组织明天能干什么。

 

因此，对于任何国家而言，去工业化过程一旦持续一段时间，一个经济体就会失去对工业的社会“记忆”，其间发生的社会变化会成为“再工业化”的障碍。正是从能力视角可以看出“二分法”政策思维的破坏性。

 

无论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还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中国正确的战略就是要把现有的每一个工业都做到竞争力十足，同时依托整个工业体系的力量把暂时落后的工业发展起来。

 

欧美对中国的打压——从芯片到纺织（新疆棉）、起重机、新能源汽车等——都是从产业下手。有人担心欧美以各种壁垒阻止中国工业进入它们的市场会导致“脱钩”，但世界上没有人能够违反经济规律。只要中国工业不断保持进步并进入一切可以进入的市场，欧美的保护主义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例如，它们只能保护出来高成本的钢铁工业或其他工业，使它们自己的产品无法进入世界市场，从而抬高它们自己所有其他工业的成本。

 

 

工业生产能力是中国最大的战略资产

 

就像口罩的例子那样，当中国工业能够以美国十分之一的成本无限制供应口罩时，什么关税和标准壁垒以及美国议员的政治喧嚣都归于无用。因此，中国工业体系虽大虽全，但没有一个工业是多余的——你要不想用稻草或芯片去接孩子的屙物，那纸尿布工业就是重要的。

 

今天的中国工业体系及其生产能力就是中国屹立于世界经济而不可能被排挤出去的最大保证。这项战略性资产越强大，世界经济就越不可能与中国“脱钩”。

 

3.3 二分法思维对新执政理念的误读

 

因此，对于伟大复兴“世界观”下的经济政策范式来说，经济增长目标本来就应该占据经济政策的中心位置，保持经济增长速度本来就是经济政策的首要任务。为帮助继续深入理解这个逻辑，我们在伟大复兴世界观的语境下，重新解读受到热议的几个有关发展的方针、原则和概念，以避免“二分法”思维对它们的误读或曲解。

 

关于“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党中央确立的方针，但在“二分法”思维下也存在诸多误读甚至曲解。最大的曲解就是以“高质量”为名，把工业分成三六九等，然后要求以“高端”工业和服务业来代替传统工业。如此一来，“高质量”与“发展”就成为对立的关系，因为其中把对工业体系的限制发展或不发展变成了这个方针的主要内容。

 

这种对立关系的扩大还把高质量发展与增长速度对立起来，谎称重视经济增长速度就会不利于结构调整。只要破除掉“二分法”的思想钢印，我们就可以明确，高质量发展与增长速度没有矛盾，反而要求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

 

例如，日本确实是一个发达国家，但谁会认为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状态是“高质量”的？为结构调整而必需牺牲经济增长速度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经济增长失速或衰退必定阻碍和压抑结构性变化，而创造性的结构重组在经济上升阶段发生得更多且更具革命性。正如两位长期研究这个问题的美国经济学家所说，“结构性变化在经济收缩时会下降而不是上升”。【11】因此，如果增长速度过低，其实就没有质量可言。

 

关于“先立后破”

 

“先立后破”的原则，是党中央针对2021年9月下旬波及全国的限电限产风波【12】提出的。那场风波的原因就是运动式“减碳”和强化煤炭“去产能”的后果。“先立后破”的原则一举扭转了供电危机，证明了党中央站在人民一边的鲜明立场。

 

实际上，这个原则还具有普遍的意义，因为它直指“二分法”思维违反客观规律的要害：世界上的任何新事物都是在现有事物的基础上产生的，不管是通过创造或灾变，而新旧事物的转化需要一个过程。因此，这个原则完全可以用来指导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

 

中国需要保持经济增长，以解决任何“结构性”问题；中国需要保持传统工业的发展和升级，以支持高技术工业的突破。因此，如果“高质量发展”是目标，那么“先立后破”就是方法论。

 

关于“现代产业体系”、“新型工业化”和“新质生产力”

 

“现代产业体系”、“新型工业化”和“新质生产力”是中央提出的三个概念，互相联系。由于这三个概念比较新颖，所以引起热议。但只要撇开“二分法”思维的误读，我们就很容易看出这三个概念在政策逻辑上，是与伟大复兴“世界观”和强国范式相一致的。

 

现代产业体系的标志不是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代替传统工业，正如本文所分析的那样，累积性发展起来的传统工业不可替代。

 

事实上，钢铁工业可以是现代化的，造船工业可以是现代化的，石油化工可以是现代化的，纺织、建材、粮食加工等等工业都可以是现代化的。判定它们是否“现代化”的标准也很容易理解，就是任何一个工业在技术水平、生产率、成本、环保水平和竞争力方面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因此，就工业来说，现代产业体系的标志不可能是以某些工业代替另一些工业的问题，而应该是所有的工业——即工业体系——都成为现代化的。

 

现代产业体系指的是由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划分的产业所组成的体系，其关键在于“体系”：它要求三次产业之间和每个产业的各个部门之间要协调发展，还要求产业的门类完整，而产业体系的整体现代化就是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根本任务。

 

新型工业化是以新的或创新的方式完成中国发展的历史任务——工业化。中国尚未完成工业化的任务。2022年，中国乡村人口约占总人口的34.8%，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24.1%，更重要的是农业劳动生产率只有非农产业的四分之一。

 

中国人口超过所有发达经济体的总和，而且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如此人口规模的国家要实现工业化和共同富裕，不仅历史空前，而且必然遇到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没有遇到过的困难（如资源瓶颈）。在这个历史背景下，中国能不能以新的、社会主义的方式来完成工业化，就成为一个时代的问题。

 

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和共同富裕，就不能在劳动收入（亦即劳动成本）不断提高的条件下失去工业，包括那些被称为劳动密集型的工业。这就是中国遇到的挑战，如果中国传统工业能够通过融合新技术来提高自身的技术密集度，就完全可能以生产率的提高来抵消劳动成本的上升。

 

 

路风教授认为，今天提倡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要以新的精神面貌、新的方式使中国工业在任何领域做大做强。图为伊利乳业工厂的机器臂在工作

 

新型工业化的任务同时说明，如果不像“二分法”那样人为地干预经济规律，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可能在三大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趋近之前就增速放缓。

 

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和推进新型工业化要靠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个表述在逻辑上没有任何问题。问题在于，什么是“新质生产力”的根本标志？

 

最近一个带有流行性的解读是从构成生产力的四个要素看，即新质生产力表现为新型劳动力、新型劳动对象、新型劳动工具以及新型的基础设施。这又是一个类“二分法”式的解读。如果把新质生产力的要素之一说成是新型劳动者，也就把今天所有在岗的劳动者（包括如此解读这个概念的经济学家们）排除在新质生产力之外。那么，新型劳动者从何而来？其他的要素——新型劳动对象、新型劳动工具和新型基础设施也都面临这个逻辑矛盾。

 

如果从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过程看，改革开放后在发展方面的最大教训就是没有坚持自主创新，这是今天出现“短板”和“粗放”现象的主要原因。针对这样的问题，今天提倡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要以新的精神面貌、新的方式使中国工业在任何领域做大做强，包括通过自主创新进入任何高附加值领域，也包括敢于创造新的领域。这与把生产力的物质内容分为“新的”和“旧的”毫无关系。

 

动态地看，在“伟大复兴世界观”或跟随范式两种不同的精神状态下，某个时点上相同的物质生产力会产生出非常不同的结果，前一种能够超越而成为“高端”，后一种则甘于跟随而陷入“低端”。因此，生产力的“质变”恰恰发生在伟大复兴世界观和强国范式所倡导的行为准则上：当中国的产业发展彻底摆脱曾经的跟随模式，当大多数的企业都敢于以自立自强来创造前无古人的业绩时，中国的生产力就是新质的。

 

伟大复兴的“世界观”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发展指明了方向。今天，重振经济增长需要以这个“世界观”重塑中国的经济政策范式。新的范式要求把经济增长目标重新拉回到经济政策的中心位置，破除“二分法”思维对中国发展的自我设限。重振增长的途径是从中国现有的产业基础出发，推动基础广泛的产业升级，因为脚踏实地才能实事求是。

 

中国的发展要靠党对发展方向的指引和人民的创造，让市场和企业发挥作用的实质就是让人民的创造性可以充分发挥。因此，应该改变过去由政府部门天天计算产能、天天管制市场的做法，使每一个政府部门的工作方向与“伟大复兴”相一致。

 

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是毋庸置疑的，但要“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首先要改变“二分法”思维对中国经济的“自限”紧箍咒。

 

3.4 新型举国体制的意义是党领导人民创造新的奇迹

 

以伟大复兴的“世界观”重塑经济政策范式，必然伴随着相应的体制变化。新型举国体制的概念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提出的。在本文最后一节，我们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和科技自立自强的两个侧面，来讨论新型举国体制面临的任务。虽然这个体制的具体形态还需要在实践中探索，但它的实质是以党领导人民的方式，破除任何对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束缚”。

 

金融体制问题：党管金融一大障碍还是“二分法”思维

 

中国经济出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出现脱节趋势。如果金融体系陷入自我循环，那么实施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因为政策当局将无法保证资金流入工业。我们需要简要理解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

 

在计划经济年代，中国能够集聚和配置社会资金的“金融中介”只有财政部和人民银行，且有“大财政、小银行”之说。由于计划体制几乎取消了信用的作用，所以财政和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工业企业的利润上缴和居民的储蓄，资金的投资方向也比较单一（主要是工业建设）。

 

改革开放后，国家针对计划体制对金融活动统得过死的问题，逐步放开金融中介机构参与市场活动的限制，但对金融机构的背景保持严格的审查（如主要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信托都是国家控股）。当时的金融改革方案与国有企业改革高度相关，主要目的是以资金的有偿使用代替无偿拨款。

 

围绕着改革国家资金管理体制的主线，央行从财政部中独立出来，各类金融中介机构快速成长，信用的作用大大加强。但是，国家保持对这些金融机构的控制，没有贸然让市场占主导地位。

 

相比之下，国家对于金融机构的投资行为则放松很多。从那时起，国家就将越来越多的社会投资职能交给资本市场，资本市场逐渐成为连接企业和社会资金的通道。

 

直到中国经济在21世纪初进入高增长后，中国金融体系的运转都主要围绕着工业体系的发展。第一，国家保留了对工业直接投资的渠道，如成立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就是为了承接原来的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成立国家开发银行是为了给国家重大项目提供长期贷款。此外，从“五五”期间就开始实施的设备更新改造贷款的政策也是由国家预算引导、银行信贷支持的工业投资。

 

第二，资本市场的发展其实是相对缓慢的，早期各种金融产品和市场上发行的股票不多，居民对于银行储蓄以外的金融投资也很陌生，这是金融资本主要流向工业体系的一个客观原因。尽管资本市场的闸门刚一打开，金融的投机性就随之显现，但金融机构的丰富和信用的恢复对中国工业体系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如对市场主体贷款限制的放开使得计划外的经济主体可以参与到经济建设当中，而国有企业在拨款减少的情况下仍可以申请到贷款以求发展。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金融体系表现出越来越强的“独立性”。例如，当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反思自己的金融体系的缺陷时，中国金融部门却认为自己开放程度还不够，需要继续往金融自由化的方向推进，央行独立、开放资本账户等呼声也越来越强大。

 

2013年是一个转折点，“二分法”思维的舆论通过把中国工业体系“污名化”，也把国家控制的投资“妖魔化”。既然“投资驱动”、“粗放发展”的工业体系已经“产能过剩”，于是被“二分法”思维俘获的政策思路就以“不刺激”为名，转向实施紧缩政策，以消化“四万亿”货币“大水漫灌”的影响。

 

同时，对于全社会融资和投资的需要，政策转向通过市场化改革（包括取消行政审批和国有企业、金融、财政等方面的改革）来盘活货币信贷存量，由市场的资源配置引导资金流向效率最高的经济活动。

 

“二分法”思维影响了新一轮的金融改革。从2013年起，相关政策出台的节奏明显加快，其内容包括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进一步丰富市场选择，放松监管力度、鼓励混业经营，利率市场化，民营银行放开审批，发展互联网金融（包括后来变得臭名昭著的P2P平台），以及金融国际化（陆续成立10个自由贸易试验区）。

 

这些被民间称为“金融自由化”的措施改变了1997年以来国家定下的“分业经营”的金融政策基调，在最后一块让历任国家领导都犹疑是否放开的金融领域启动了改革。在金融机构方面国家退出的更多，并且逐步放开了外资持股的限制，能够在中国国内社会上融资的金融中介机构数量更多、背景更加复杂，甚至有建议向国外金融机构开放中国的居民储蓄。

 

社会投资方面，在政府监管放松和金融机构投机性的驱使下，金融产品的增长非常迅速，各类金融衍生品更是得到蓬勃发展，成为金融投资追逐的热点。这些变化终于使日益膨胀的中国金融体系不必再“被迫”向实体经济投资，只是依靠买卖自己的金融产品就可以完成商业闭环。于是，金融体系开始俘获宏观经济政策，无论是社会资金还是政府投资都越来越难以进入实体经济。

 

今天，中国重振经济增长的关键是重振工业，而重振工业需要保证资金能够流入工业。但是，国家对金融中介机构的控制和金融产品的衍生监管已经放松到可以讨论谁在掌握调配社会财富权力的程度，而受控于国家政策的工业投资渠道也已经逐渐消失。

 

这里需要指出，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的运行逻辑之间是有矛盾的。金融资本永远要赚快钱、赚大钱并具有高流动性，而工业资本的增值则需要长期累积性的改进和研发，而且一旦以固定资本的形式投入就基本上变成“沉没”资本。因此，一旦金融彻底自由化，经济运行就会朝着不利于工业发展的方向演变。

 

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与制造业的衰落其实是同一个过程的两面，为什么具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波音飞机公司也会在最近几年出现产品质量问题。

 

2023年3月，中央金融委员会的成立。如果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原则，那就需要国家在金融体系和工业体系之上进行协调。守住金融风险的底线不仅在于被动的防御（加强监管），更意味着国家需要主动出击，一是国家坚持主导调配社会财富和信用的权力，二是国家有意识和能力抵消金融资本市场的投机性，保证生产体系能够获得足够的投资。

 

在现实世界中，上文所指的“国家”是分层的，包括中央、部门和地方。在金融体系和工业体系之间的“顶端”协调，政府部门是无法做到的，因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是一个跨部门、跨领域的任务。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党中央居于国家的最高政治决策层，于是产生了党管金融的必要性。

 

 

路风教授认为，党管金融仍需打破“二分法“思维，守住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基本原则

 

“党管金融”的最大障碍还是“二分法”思维。如果继续沿袭这个思维，那么占中国实体经济80%以上的工业领域就被排除在投资对象之外。如果排斥掉大部分投资对象，那么管住金融体系又有何用？

 

事实上，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原则比金融体系自身强不强更重要。因此，中央提出推动设备更新的政策是重要的，但其重要性不仅在于扩大需求，而更为关键的是在借鉴过去技改投资体制的基础上，重新恢复在国家政策指导下的银行贷款和专项债，建立起向工业体系和实体经济提供产业投资的渠道。

 

一旦破除“二分法”，投资的对象就应该包括所有的工业企业，不分所有制，没有行业限制；只要产品有市场需求、可以提高生产率、可以降低污染和能耗等，就符合贷款条件；同时要强调自主创新，优先支持补上“短板”、突破核心技术、提升产业链的项目。

 

总之，实施“基础广泛”的产业升级就可以打开投资需求的大门，而抓住创新和技术进步机会的工业体系将产生更大的经济盈余，推动经济的发展。创造这种循环应该是新型举国体制在金融问题上最大的任务。

 

科技体制问题：“成果转化”难在科技体制与工业发展割裂

 

科技体制也同样存在一个“脱节”的问题。举个例子。当美国发动的贸易战使中国遭到被“卡脖子”的威胁时，现行“科技体制”流行起一个主张，即解决“卡脖子”问题要靠加强基础研究。但是，这个主张不符合解决问题的逻辑顺序。

 

在问题的起点上，中国所有被“卡脖子”的地方都体现为可用的产品，如芯片、软件、设备等等；那么，解决问题的终点一定是中国能够自主供应这些产品。因此，无论基础研究多么重要，它都处于解决“卡脖子”问题的中间环节，都不可能绕过工业去直接解决问题。实际上，这个主张本身就说明科技体制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脱节”的问题。

 

中国的“科技体制”是在1950年代伴随着工业化和计划体制的建立而形成的，它包括从中央政府到地方的主管机构及其所属的科研机构。从事后看，计划经济年代科技体制的最大缺陷是研发与生产的脱节，如研发机构与企业是分立的，它们彼此之间的联系是通过计划。但无论存在什么样的缺点，计划经济年代的“科技体制”却具有很强的任务导向特征。

 

例如，在科学院工作过的吴明瑜有一个总的评价：“当时科学院主要的力量跟军工紧密集合……其实中国科学院从来没有把理论研究放在最主要的位置。在‘文革’之前，有几次那么强调搞基础研究的时候，也没有把它放在最主要的位置，而是把军工放在前面嘛。”【13】

 

1956-1967年主持中国科学院工作的张劲夫回忆说，“参加‘两弹一星’研制任务的科学研究人员占全院科研人员的2／3。”【14】如果连中国科学院都具有如此明显的任务导向型特征，那么工业部门的科研院所就更是如此。

 

从总体上说，虽然那时的科研任务完全由行政部门以国家指令性计划的形式下达，但任务导向却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计划体制的缺陷。不过，在后来对计划体制的否定中，任务导向型科研的积极作用既没有被从理论上识别和概括出来，也没有得到承认，而是被一并抛弃。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曾经大幅度削减国防经费并大量取消国防科研项目，同时中国工业走上主要依靠引进来实现技术进步的道路。这些变化使那些曾经主导了中国科技发展的国家任务迅速消失，而任务的消失则使科研受到忽视。这种情况引起科学界的忧虑和呼吁。

 

1986年2月，在中国科学院89位院士的建议下，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1986年3月，四位著名科学家的建议得到邓小平的重视和同意，促成中国政府推出了“中国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简称“863”计划）。

 

“863”计划对中国的“科技体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在历史上第一次采取了“专家决策管理制”和不再按行政系统下达经费的拨款制，在计划的各个领域设立首席科学家职位和专家委员会；科研项目由专家评审决定，经费跟着项目走。后来这种“专家决策管理制”逐渐扩散，成为其他所有国家科技计划的基本模式。这些改革具有积极的意义（尤其对于保住科研而言），但也留下科研系统可以转向“自我服务”的漏洞。

 

 

“863”计划四位倡议者合影（左起：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

 

在市场化改革中，绝大多数地方所属的科研院所都实行了转制。从1999年起，最后242家原来属于各工业主管部门的科研机构实行转制，或转变为科技型企业，或整体或部分进入企业，或转为技术服务和中介机构等。至此，计划经济年代建立的工业科研院所基本被撤销。

 

这个变化使“科技体制”的组织管理范围大大缩减，而大学的地位则得到很大提高。不过，从21世纪初年开始，中国越来越多地出现企业内设研发机构的现象。那时，华为和中兴通讯的生产人员就已经不到总员工的10%，而研发人员的比重数倍于此——这是中国从来没有过的企业形态。当汽车工业出现自主开发企业后，它们中的每一家都必须建立起数千人的研发中心，否则无以自主开发车型。这种情况逐渐成为工业的主流。

 

“科技体制”的基本特征也发生了一个深刻的变化，即从“任务导向型”转变为“成果转化型”。

 

随着经济情况越来越好，国家设立越来越多的科技计划，包括发改委和工信部等政府部门分管的专项计划。但是，所有这些计划都遵循“线性模式”的假设：技术进步的过程就是从先进研究产生“成果”，然后把“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于是，“成果转化”就成为中国政策语汇中的高频率关键词。为了促进“成果转化”，国家不仅于1996年专门立法，而且采取了多种政策手段促进“转化”，但“成果转化难”或“创新成果的转化应用效率低”成为一直绵延至今的现象。

 

“成果转化”的逻辑其实并不成立，即使基础研究是重要的。如果能够有一项细致的研究去分析国家科技计划的项目，那么它一定能够证明决定这些项目能否有用的条件：

 

（1）如果项目是由已经具有足够强大基础的工业或工业研发机构来执行，那么就可能取得较好的效果，但它们也就不属于“成果转化”模式了。

 

（2）如果项目是尚无工业基础的原理性突破，那么就需要等待工业去解决所有为产业化所需要解决的问题。但这也不是“成果转化”模式，因为工业此时不是被动接受者，而是使这些研究能够有用所不可或缺的创造者。

 

（3）如果国家科技计划的项目只是从科学家的想象或认知开始，但工业既没有基础也没有介入的意愿，那么这些项目就会成为无用的，而这样的项目恰恰是遵循了最纯粹的“成果转化”逻辑。

 

事实上，中国在高技术领域的突破主要是中国工业崛起的结果，而不是“科技成果转化”的结果。从早期突破的电信程控交换机到后来的智能手机、半导体显示器、互联网应用技术、消费级无人机、光伏、锂电池，和能够大规模使用的新冠病毒疫苗等等都与国家科技计划无关，亦即与“成果转化”无关。

 

今天，中国在集成电路上的顽强成长也是由工业所驱动，没有“成果转化”什么事。基础研究当然对中国的科技发展做出贡献，但其最大也是最无可替代的作用，是为工业培养了受过科学训练的大学毕业生。因此，理工科高等教育是重要的，为理解技术的科学原理并发现新原理的基础研究是重要的，但声称单方面加强基础研究就能够解决“卡脖子”问题显然是有误导性的。

 

到中国遇到“卡脖子”问题时，“科技体制”已经变成一种自我服务式的科研模式：

 

（1）跟随国外的研究议程选题，然后申报国家资助的项目，并由同样是跟随国外研究议程的专家评审项目申请。

 

（2）只要拿到钱，就总能做出“成果”，不管是以论文、样品还是专利的形式，因为课题形式的项目总可以通过专家评审而结题。

 

（3）由于这样的“成果”很难用成败来衡量，所以就形成了按“中间状态”而不是按结果的评价和奖励方式，特别典型地表现在“帽子”横飞的现象上。例如，在国家层次上，科技人员有“院士、千人、长江、杰青、青千、青江、优青、青尖”八大“铁帽子”，其他各类人才称号（省市级）堪称全世界最复杂和最丰富的。这种在中间过程就把科技人员分为三六九等的评价方式，反而证明“成果转化难”的实质问题是，国家科技计划在大量支持与解决实际问题无关的研究项目。

 

美国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和技术战冲击了中国社会，也冲击了中国工业和科技界，而提出“科技自立自强”则是政治领导层对这个冲击的回应。如果中国能够经受住这种冲击，就必须改变把科技发展与经济发展割裂为两个主题的政策思维和体制，从中国发展的全局来把握科技进步的问题。

 

从全局看，完成有关发展的重大任务是高于任何局部议程的，而完成这些任务的途径要靠工业和基础研究的紧密结合。因此，在科技方面实施新型举国体制的意义，也同样是在完成重大任务的导向下，把原来的“脱节”重新联系起来。这大概是中央科技委员会的最大任务。

 

新型举国体制的意义：将“二分法”割裂的各种“脱节”联系起来

 

我们以金融和科技两个领域的例子说明，新型举国体制的一个主要任务是把被部门分割造成的各种“脱节”重新联系起来。这些“脱节”有其历史原因，但因“二分法”思维而加剧。工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但政府一些部门却离工业本身越来越远，反而借压制工业来扩张权力。

 

例如，对传统工业的抛弃与金融自我服务的取向具有一致性，解除金融对工业投资的责任更符合金融自由化的底层逻辑；“科技体制”要求把大部分资源拨给它并由专家们来决定用途，其理由是他们的高精尖研究项目决定经济发展，虽然这些项目的议题大多是跟随美国，而且大部分不产生什么实际效果。

 

局部利益当然不只是金融和科技，如环保部门不断要求以牺牲工业发展来提高空气质量指标，哪怕是极端气候造成的指标下降也要以工业减排来“对冲”，原因很可能是，这些由它自己定的指标可以为其官员赢得升迁的“政绩”；而权势更大的部门则是在限制本国工业产能的同时，力促对外资的彻底开放，虽然人们不明白，为什么受到限制的传统工业一旦换成外资所有就变成“先进”的、就不过剩了，等等。

 

部门利益是老问题，但由于行政体制变化等客观原因，工业逐渐失去与政治领导层的直接联系，导致一些部门的权力扩张抑制了工业发展，但问题却难被重视。

 

虽然把各种“脱节”重新联系起来会触及到既有的利益结构，但这也恰恰说明，新型举国体制应当发挥的核心作用是重申经济发展的人民性，以党直接联系人民和工业，而非诉诸部门体制的方式去完成重大任务——重振增长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建立新型举国体制的根本意义是以党领导人民的方式“解除”对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任何“束缚”，放眼全球、放开市场、放开增长，使整个社会发展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之抱负的能力。

 

结语

 

从支持实施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立场出发，本文兜了一个大圈子，目的是讲清楚阻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中国迫切需要实施扩张性的宏观政策，因为就像余永定老师讲的那样，增长是最重要的。反对这个立场的人经常把讨论拉入在给定生产结构下的供给与需求之间平衡的问题，拿纸上算出来的“潜在增长速度”来说事。

 

但是，重振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完全不是在现有结构下的平衡，而是解放被“二分法”思维压制的生产体系，从而释放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的增长动力（经济增长就是这两个方面通过彼此互动而共同增长）。通过扩张性宏观政策来恢复和增加对于工业的投资，不仅可以扩大眼前的需求，而更重要的是促进基础广泛的产业升级和持续的技术进步，使中国经济再上台阶。

 

因此，以伟大复兴的“世界观”打破自我设限才是推动中国经济回升向好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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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路风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经济学系教授，观察者网专栏作者；来源：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