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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最简练的党史:《陆定一文集》自序
点击:  作者:陆定一    来源:《人民日报》  发布时间:2020-10-03 09:1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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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的陆定一】

正有着文人性格和学养的陆定一,毕生从事宣传工作。他最后的一篇文字,是1991年3月发表于《人民日报》的《陆定一文集 自序》。这一年是中共建党七十周年。文章洋洋洒洒万余言,陆定一为此耗时三个月。文章写毕,他送请薄一波审阅。薄一波阅毕感叹:“这是一篇最简练的党史啊。”

虽是文集之“自序”,陆定一却几乎未谈文集内容,也没有言说一己之事,全文所云几乎全是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和中共七十年来历史,观点不乏独到,情感不乏真切。85岁的陆定一在回顾了中共走过的曲折历程之后说:“共产党是这样的一个党,它是正确的,所以是光荣的和伟大的。它会犯错误,但是它总是能把错误改正过来。革命中是如此,建设中也会是如此。过去是如此,希望将来也是如此。”

——摘自庄若江《陆定一:书生革命家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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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定一文集》

自  序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七十周年。

中国革命,这是一个大试验。试验成功了。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

以前,已经有过几次试验。

林则徐抗英,依靠的是当时的皇上——道光皇帝。结果是道光动摇了,林则徐失败了,自己被充军到新疆的伊犁。

太平天国输入“基督教”,并企图依靠农民来推翻清皇朝。到了南京之后,内部发生分裂。太平天国灭亡。

康有为、梁启超,主张变法维新,依靠的是光绪皇帝和“公车上书”。后来被西太后一举摧毁了。

孙中山,主张三民主义,依靠华侨,会盟,有组织和无组织的知识分子,和分化小军阀。他推翻了清皇朝,完成了辛亥革命。但因为军事力量不如袁世凯,所以把总统让给了袁世凯,然后再来革北洋军阀的命。“革命尚未成功”。

中国共产党,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依靠工人农民,坚持斗争二十八年,革命成功了。所以这是一次成功的试验。近百年来所有的试验中,只有这一个成功了。

回溯党的历史,我们看见:

五四运动以后,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成立之后,党员到工人中去工作。先是为工人服务,取得了工人的信任。当时,工人阶级的人数不过三百万。工人是破了产的农民,在乡下不能生存,到城市找工作谋生。所以工人是被人看不起的。为什么共产党看得起工人?因为马列主义的教导。马列主义认为,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最革命的阶级。

接着是两次罢工。京汉铁路工人的罢工,安源矿工的罢工。京汉铁路工人的罢工失败了。安源罢工胜利了。这是两次经济罢工。安源罢工是刘少奇同志领导的。我曾问过刘少奇同志,安源罢工是怎样胜利的?刘少奇同志说,要事先告诉干部和党员:革命的目的是夺取政权。在没有取得政权以前,工人是不能得到完全解放的。所以,罢工中所提出的条件,只能是有限的。谈判的结果,也一定是有限的。只要达到增加工资和承认工人俱乐部,就宣布罢工胜利,结束罢工。

接着,是两次政治罢工,这就是“五卅”上海罢工和省港罢工。这是政治罢工,因为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

再接着,是三次暴动。一,上海工人暴动,成立了上海市人民政府;二,南昌暴动,这是军队的暴动,主力为两个军、一个团;三,广州暴动,主力为一个团,打出了苏维埃(工农兵代表会议)政权的旗子。这三次暴动,是城市暴动,都在一九二七年。以后直到全国解放,再没有城市暴动了。

中国共产党没有退让,而是转到发动农民,武装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权的道路。当时,除了共产党以外,没有一个党派敢于这样做。

这个历史性的转变,就是一九二七年的“八七”会议。所以这样做,又是根据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导。这就是:一,贫农是半无产阶级,是工人阶级最亲密的战友;二,民主革命的实质,是土地革命;三,工农联盟的政权,可以保障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

革命从以城市为中心转到以乡村为中心。这在以往是没有前例的。法国的巴黎公社和俄国的十月革命,都是首都的暴动。只要在首都夺取了政权,就是全国革命的胜利,否则,就是失败。而中国革命却不是这样,城市革命处于低潮时,可以到乡村去,继续革命,以“乡村包围城市”的方法夺取全国政权。

农民起义,从陈胜吴广以来,在中国历史上,有二百多次。许多都失败了。朱元璋的农民革命,是唯一胜利的。但胜利之后,朱元璋的明朝,变成了大地主的政权。

一系列的问题放在党的面前。从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到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有四次党内斗争

一、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陈独秀是根本反对到农村去,实行土地革命,武装农民,打倒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八七”会议的决议,就是针对他的。

二、反对瞿秋白盲动主义的斗争。瞿秋白自己承认了错误。

三、反对李立三“全国暴动”的斗争。李立三也自己承认了错误。

四、反对王明路线的斗争。这个错误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全党全军达四年之久。王明宗派主义依靠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而上台。他们背诵马列主义的词句,以此来解决中国革命中的各种具体问题,“凡是马恩列斯说过的话,必须遵循,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必须执行”。他们的建党路线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杀害了很多苏区的创建者。他们的军事路线是不顾敌强我弱这个形势,反对运动战:进攻时要打大城市,结果是无功而返;防御时,要打阵地战,“不失一寸土地”。分配土地时,他们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在统一战线工作上,他们反对上层统一战线,主张只能与下层进行统一战线,说什么“中间势力是比公开的敌人更危险的敌人”。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坐看发动“福建事变”的十九路军被蒋军消灭。最后,红军被迫去长征。

每一次错误路线的统治,都使党的力量受到损失。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使党员由五万人减为一万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使党员由三十万人减为三万人,红军亦由三十万人减为三万人。

反对王明路线,比起反对其他错误路线来更为困难。因为(一)他们有共产国际的米夫作为靠山,而在当时,中国党对共产国际有迷信,以为共产国际的任何决定都是正确的。共产国际相信王明宗派,那么王明宗派也一定是正确的。(二)他们言必称马列,在马列主义词句的掩护下干错误的事情。当时,中国党还没有这种理论水平,不能分别马列主义的词句中哪些是适合中国情况的,哪些是不适合中国情况的,所以就受到他们的欺蒙。(三)他们亦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地主资产阶级,主张土地革命的。所以就很难看出有什么路线的分歧。

这里,我要讲讲瞿秋白同志。瞿秋白同志是我的老师。因为是他第一个告诉我,在党内有斗争。他是党内反对陈独秀、彭述之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先锋。在知道自己犯了盲动主义错误的时候,他立即自我批评,承认错误,改正错误。他当了中国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反对王明在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里的胡作非为,因此同共产国际东方部长米夫有意见分歧。

王明宗派主义的形成,是一九三〇年初,在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校党支部局召集学校学生三百人,都是党团员,开了十天大会,讨论支部局的工作报告。拥护支部局的报告的人被称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十天大会后,学校实行清党,把反对支部局的人,加上各种罪名开除党籍团籍学籍,或者流放西伯利亚。罪名之中,有“江浙同乡会”、“工人反对派”、“第二条路线派”等等。学校也关门了。

一九三〇年六七月,代表团回国。回国的原因,是共产国际要中国共产党“改变代表团的成份”。六届中央三中全会,反对李立三路线,李立三同志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且多次作了自我批评。这时,王明和他的一伙人起来反对三中全会。米夫秘密来到上海,要中共中央召开四中全会。这次会议我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否定了三中全会。三中全会说,李立三路线是左倾的错误。四中全会却说,李立三是右倾而不是左倾,因此,三中全会是“调和路线”。三中全会的领导人是瞿秋白,因此,瞿秋白是“调和路线的负责人”,应当撤职。王明应当做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的时候,出席者争吵不休,最后,由米夫提出名单,当即要求表决,不许讨论。这样,王明就上台了,从此开始王明路线统治全党的时期。不久,我亦以“调和路线”的罪名,被撤销团中央宣传部长和团中央委员的职务。

我想,瞿秋白同志至少同我一样,从那时起就知道,我们同王明之间有分歧,而且是路线的分歧。并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聪明,而是因为客观事实迫得你不能不承认。但是,我们当时讲不出王明路线是怎样的东西,讲出来也不能取信于全党。理由三条,上文已经说过。

瞿秋白同志被捕,是在红军长征出发之后。他被关在福建长汀监牢里。国民党陈果夫派人去劝降,被他拒绝了。临刑之时,他唱《国际歌》。从容就义,慷慨赴死,表现了共产党人的气概。

他留下了一份遗书,《多余的话》。

我在延安当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时候,看见国民党统治区的报纸上发表了这个文件。我当时认为,这个文件情绪消沉,恐怕是国民党伪造的。

到了北京,我看见香港的报纸又发表了《多余的话》。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有毛主席和周总理在座,我向他们报告了这件事以及我的看法。周总理说,他亲自看见过《多余的话》的原稿,确是瞿秋白的笔迹。这样,我原来的“伪造”的假设是错误的。

但还有一个谜:为什么情绪消沉呢?

近来,我又想了这个问题。也对孙克悠同志(她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专门调查秋白同志事迹的。现已离休)谈了。我现在认为,这不是情绪消沉,而是秋白同志有内疚。《多余的话》说,“我是一介书生”,把我推到领袖的地位上,这是“历史的误会”。秋白同志所以内疚,是因为他当了共产党的领导人,但没有把王明路线反掉,以致革命遭到灾难,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有愧于被推为领袖。

可惜,我已不能把这种想法,向毛主席周总理报告和请示了。我要把这个想法原原本本写在这里,还我思想上的欠债,表扬瞿秋白同志。

反对王明路线的斗争,是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完成的。从遵义会议算起,全部过程有十年之久。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开了“遵义会议”。这是王明路线统治全党4年的时候。“遵义会议”上,只有两票赞成博古的报告,大多数人反对这个报告,主张毛泽东同志重新领导军队。这是说,王明宗派开始分化。但遵义会议的决议,认为王明的军事路线是错误的,政治路线还是正确的。

王稼祥同志从苏联回延安,带回共产国际书记季米特洛夫同志给党中央的口信,说:“中国党在毛泽东朱德同志的领导下,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同志。全党应该团结在毛泽东同志的周围。王明同志不要再玩什么花样。”这样,就把王明路线所以能够存在的第一个原因——共产国际的支持——取消了。

一九四二——一九四五年延安的整风运动,毛主席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两篇演讲,提出了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提出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这就把王明路线所以能够存在的第二个第三个原因也取消了。整风运动以后,王明路线就不存在了。

毛泽东同志比瞿秋白同志,强在什么地方呢?论读书,读马列主义的书,他们都读得很多。论实践,毛泽东同志自始至终在军队里、在苏区里,亲身经历过胜利与失败,深深了解军情与民情,这是瞿秋白同志不能相比的。《左传》里有段赞晋文公的话:“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晋文公是春秋五霸之一。

毛主席讥讽教条主义者,说他们“头重脚轻根底浅,嘴尖皮厚腹中空”。读了一点书,目空一切,自以为是的人,都是属于这一类。毛泽东同志强调,凡是有了经验的人,都要学点理论;凡是学了理论的人,都应该到实际中去,磨练自己;这样才能使自己有比较完全的知识。

农民的武装斗争,(一)发动者必须是当地的共产党员。不是当地的人,不知道当地的情况。这个人必须为当地农民做过好事,取得农民信任的。(二)必须有旧军队的人参加,否则不能把农民游击队训练成为精兵。我军十个元帅里,有五个是旧军人出身的共产党员,就是证明。(三)必须实行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太平天国有“天朝田亩制度”,孙中山有“耕者有其田”,但他们都没有实行,因此,他们没有相当巩固的根据地可以依托。分田的时候,要划分阶级,这里最难的是怎样分别富裕中农和富农。毛泽东同志经过调查研究,确定了凡是剥削收入占总收入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的是富农,以下的是富裕中农。分田的时候,地主富农同农民一样,各得一份土地。农民分得土地,实现了祖祖辈辈的梦想,感激共产党,革命积极性和生产积极性就迸发出来。国民党统治区的农民,听到这个消息,希望红军早点到来。(四)只没收地主,不许侵犯工商业。对于地主兼工商业者,只没收其地主部分的财产,不准侵犯他的工商业的财产。

土地改革,为农民办了好事。它的影响,一直到现在还感觉得到。人民民主的政权,所以能够经历大风大浪,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土地改革,也影响到长征。长征的胜利,当然是因为“遵义会议”,有了个好领导,然而全军将士,这样的坚决顽强,那是因为他们是农民出身,受到过土地革命的好处。长途行军,要找很多向导,过金沙江大渡河,要找船夫,这些人明知红军是要走的,他们留下来,一定会遭到国民党和地主的追究。但是他们不怕,那还不是土地革命的影响?行军要带粮食。红军在长征中的粮食,是靠没收当地的大地主得来的,农民并不见怪,而且帮助红军。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在蒋介石进攻我们以前,我们必须在抗日根据地进行土地改革。然后,在全国胜利之后,在全国进行土地改革。虽然当时有些好心人不了解,全国胜利之后他们是会了解的。

“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清楚地划了一道界线。以前,党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还是幼稚的,可以说是党的幼年时期。以后,党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是成熟了,可以说是成熟时期。从一九三五年一月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十五年,经历了长征的胜利结束,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成,抗日战争,反对顽固派的斗争,重庆谈判,人民解放战争,到全国解放的胜利,这样一个非常曲折的过程。每一个关键时节,全党都得到党中央的及时的正确的指示,因而能够不受挫折,一步一步地向胜利前进。如果说“世界奇迹”,这十五年才真正足以当之无愧。

这十五年,党内也不是没有斗争的(一)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红军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合,大家都很高兴。这是十万大军,如果进入陕甘,北上抗日,就可以形成很有利的局面。谁知即在此时,张国焘不同意北上,主张到西康藏族地区建立根据地。这意味着,共产党和红军退出中国的政治舞台。张国焘还认为,一方面军只存三万人,四方面军有八万人,这证明中央的路线是错误的,张国焘路线是正确的。所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都应当由张国焘领导。这是军阀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表现。为了争取张国焘同意北上,在没有人、没有吃、没有穿的雪山地区“蘑菇”了一个多月。战士们饿坏了。于是,在经过草地时,损失了一半有生力量,都是在高山气候下冻饿而死的。过了草地之后,张国焘还要返回草地,到四川的天全芦山去。不能不分家了。毛泽东、彭德怀带了一、三军团六千人北上,到了陕北。隔了一年,再把二、四方面军接到陕北。后来,张国焘投奔了国民党,我党中央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把他的妻子送出陕北根据地,与他团聚。(二)第二次王明路线。全国抗日统一战线建成以后,王明从苏联回国,带回了两个口号:“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这是重复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的口号。照此去做,那么,红军(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四军)抗战开始时为三万人,经过八年抗日战争和反对顽固派战争之后,最多还是三万人,而不是一百万人。以三万人对国民党的三百万军队,不可能有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这条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随着王明的垮台而不存在了。(三)土地改革中侵犯中农的错误。这个错误应由康生负责,后来由党中央把它纠正了。——以上三次斗争都没有影响到全党。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民主党、无党无派民主人士的领导人在天安门阅兵和检阅游行。当陆海空三军的方队通过时,想起二十八年前共产党还没有一支枪,连子弹也没有,现在却有了四百万军队,有了坦克、飞机、大炮,还有海军。看见游行队伍红旗招展,想起多少先烈,抛头流血,那红旗不是血染成的吗?


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以和平方式进行和完成的,这就是“赎买政策”。中国的工商业、银行业资本,百分之九十是官僚买办资本,这部分已经没收,成为国有的了。因此,对于民族资本可以用赎买的办法。

从此,中国再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而是社会主义的国家了

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从陈胜吴广算起,经历了两千余年。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从林则徐算起,经历了一百多年。至此,两个革命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了。我们老一辈的人,再没有“革命尚未成功”的慨叹。余下来的任务,是反对“和平演变”,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设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译成现代的白话,就是“道理(理论)、(凡是)可以讲得出来的,(都)不是真理”。辩证唯物主义,把真理分为两种: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所以,人类只能无限地接近它,而不能达到它。相对真理,例如中国革命的真理,则是人类能够达到的,而且可以讲得出来的。中国共产党讲出了中国革命的真理,而且用事实证明它的确是真理。这个真理就是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但是相对真理还不是绝对真理,所以不可以把它全盘照搬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可以而且必须照搬的,只有共产党的领导和思想方法:调查研究,实事求是

一九七八年党中央召开的第十一届第三次全会,其伟大功绩就在于恢复了这个思想方法。从此,中国党就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由幼年时期进到成熟时期。

“大跃进”和十年“文化大革命”两次全国性的错误,是“左”的错误,是在党处在社会主义建设幼年时期发生的,因而有它的必然性。同时也有偶然性,这两次都是由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其主观目的是要“快”,恨不得使中国很快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正确的意见不能形成气候。非到“焦头烂额”不能改正。

党进入成熟时期以后,情形就不是这样。一九八九年六月,有一小批党员被“全盘西化”等口号所迷惑,党中央就能纠正他们的错误,平定了动乱与暴乱,避免了犯全国性错误。

“文化大革命”时,“踢开党委闹革命”。“造反派”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是站在人民之上,命令和强迫群众做这做那,为全国造成浩大的灾难。时间长达十年之久。这样的局面,党居然能把它挽救过来。真是了不起。

共产党是这样的一个党,它是正确的,所以是光荣的和伟大的。它会犯错误,但是它总是能把错误改正过来。革命中是如此,建设中也会是如此。过去是如此,希望将来也是如此。革命经过了二十八年,建设将是更长的过程。现在估计,从一九四九年到二〇五〇年,即一百年,我国才能达到世界上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建设的过程,也像革命一样,将是波涛起伏的,即是“胜利——失败——胜利——失败——胜利”的过程。“一帆风顺”只有在党的路线正确的前提下才会出现。

有些青年同志向我抱怨,说自己“生不逢辰”,没有早生若干年,没有参加轰轰烈烈的革命。他们向往革命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要提醒他们:革命是艰难的,因而是伟大的事业。但是,建设何尝不艰难,何尝不伟大。你们能够迎着艰难而上,那就对得起人民,对得起中华民族了。

我只举两个数字。(1)我国人口每年以百分之一点二四的速度增长,而粮食生产的增长比较缓慢。每人平均粮食现在是三百多公斤,估计到二〇〇〇年只能有这个数目,可能还要减少些。(2)我国工业产值的增长,去年定为百分之六,而工资的增长到去年九月已达百分之九。能不感到形势的严峻么?

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解散,一条是更加团结一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生产,努力节约,渡过困难。显然,只有第二条路才是真正的出路。

长征时经过雪山草地,“文化大革命”时坐牢十三年,那时我是怎样想的?我(还有许许多多同志)想,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没有任何其他政治势力能够这样做。个人的生死荣辱是次要的,主要是共产党这个集体,才是最重要的。哪怕天崩地裂,只要共产党在,就有希望。所以才能性情开朗,哈哈大笑,熬过难关。我并不希望后代再过这样的苦日子,希望(而且相信)后代比前代强。

综观七十年来中国的历史,不论是中国的革命,或是社会主义建设,其成功和失败,决定于有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所以成功,是因为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所以失败,是因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

反对共产党领导权的这种错误观点,有的来自党外,有的来自党内。其表现,既有右的,亦有“左”的。

在革命时期:党外,有国民党右派,以蒋介石为首,主张“限制共产党”,“清洗共产党”,“溶化共产党”,直到“剿灭共产党”。党内有陈独秀,反对共产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取得领导权。两者互相配合。结果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然后,蒋介石继续“剿共”,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共产党内有了王明路线的统治。米夫和王明认为,老的共产党领导必须撤换,代之以王明教条主义宗派。这是从“左”面来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权。两者互相配合。于是,使得红军长征,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国民党统治区党的组织几乎全部损失。日本帝国主义得以长驱直入。中华民族遭到前所未有的灾难。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外,有章伯钧、罗隆基,提出“大鸣大放,轮流坐庄”,从右的方面来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党内有“文化大革命”,提出“踢开党委闹革命”,从“左”的方面来反对共产党的领导。结果是全党全国的灾难。

方励之在党外鼓动学生反对四项原则,要共产党下台。党内则有“一手软,一手硬”的领导。所谓“一手软”,归根到底,就是不要共产党的领导权。结果是名为“天安门事件”的动乱和暴乱。这时,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已经成熟,所以能平定动乱和暴乱,不致酿成全国性的大灾难。

回顾七十年来的历史,可以看见,共产党的领导何等重要。有了一个经验丰富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中国人民的幸福。不论党内和党外,都应当拥护这个领导。

就此结束我的序言。时年八十五岁。

(来源:昆仑策网,正文原载1991年3月13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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