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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晋年同志1983年在陕北党史中的路线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
点击:  作者:贺晋年    来源:黄土情联谊会  发布时间:2019-12-19 11:32:22

 

 贺晋年同志1983年在陕北党史中的路线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

1983428日)

 

贺晋年

一、我没有多少具体材料,根据我自己几十年的体会和了解的一些情况,谈一谈陕北的历史问题,着重于军事方面。

(一)我是1930年由陕北特委派到甘肃、宁夏去做兵运工作的。

那时,陕北好多同志,包括谢子长、刘志丹、张秀山等一大批同志,都被派到甘肃、宁夏做过兵运工作。我在甘肃参加过两次“兵暴”,搞过两次游击队,坐过两次牢,统统以失败告终。我有几次处于很危险的境地,几乎把老命送了。有一次,敌人把我抓住,装到麻袋里,搞到一条山去,几乎被整死。到1933年秋天,我才回到陕北。我通过几次失败的经验教训体会到搞革命武装斗争,要有两条:一是要有根据地,不懂得搞根据地,就无法开展革命武装斗争;二是必须组织由共产党绝对领导的、和旧军队完全决裂的我们自己的军队。依靠改造哥老会,依靠改造旧军队,几次都失败了。谢子长搞过,没有搞成。刘志丹在旧军队里,组织我们自己的武装,也失败了三、四次。当我们在旧军队里,每次搞得差不多了,人家就先把我们搞掉,结果失败。三道川、职田镇交枪都说明这个问题。应该搞自己的武装,同时要搞根据地,没有这两条不行。如果没有根据地,只依靠游击队孤立地和强大敌人死打硬拼,最后还是把自己拼光。我们好几次失败,就是因为没有根据地。因为我们没有内线作战的条件,总是处于外线紧张被动的作战局面,老是在跑,连个可靠的休息地方都没有。而敌人对我们的情况,又掌握的比较清楚,我们则非常被动。“鱼没有水”,总是要失败的。

认识井冈山道路,并不那么容易。据说晋西游击队开始时,并不是井冈山的东西,一点也不知道如“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他们还是有的。但是真正要把它融化了,不是那么容易。有很多时候,正确的东西,还要经过自己许多次失败,才能认识。没有失败的教训,很难认识正确的东西。正确的东西不是孤立的,要通过自己的实践,才能逐渐接受和融化。我们走了很多曲折的道路,花了不少代价,失败几次(这种情况包括陕甘、陕北都有),一直延续到1933年秋天的陕北一支队在枣树坪战斗失败,埋枪,解散,才感觉到原来的办法不行。陕北在1933年冬天,谢子长回来以后,特委总结了经验教训,决定按井冈山办法,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根据地。随后恢复了一支队,逐渐建立了二、三、四、五支队,很快地建立起几个支队,也建立了分散的小块根据地,组织贫农会、赤卫队、妇女会、儿童团,把群众组织起来了,搞了土改,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群众一旦发动起来,敌人千军万马进来,也等于进了迷魂阵。而我们的传山哨,使我们对敌人的情况能及时了解。由于我们消息很灵通,有利就打,不利就走,甚至我们在敌人鼻子底下,敌人也不知道。有了根据地,我们就有了自由,有了主动权。否则,没有自己的军队,没有根据地,主动权始终在敌人手里,我们则经常处于被动局面。

分散的小块根据地,也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游击队的独立自主权太大,因而就发生了错杀人和不尊重地方政权的情况。比如错杀了杨林的父亲问题,这是红一团二连连长阎应娃干的。因在一次战斗中,我负伤后,决定部队分散活动,把二连分到杨林父亲所在的安定县东区活动。杨林的父亲当过国民党的区长,杨林那时也没参加工作(杨林1930年入党,是我介绍的),下边的同志不了解情况,认为杨林的父亲当过“老总”,阎应娃就把他抓住杀了。我的连长杀了人,我这个团长还不知道。再如,高岗1934年到陕北,在准备派他去上海学习时,在清涧他就杀了个叫党义山的人党义山原在陕甘游击队时是高岗下边的一个中队长,高岗当时既没有职务,又不经过政府批准,就把人杀了。为什么杀他,现在还是个谜。因为临镇(真)战斗高岗带他的大队撤走时,党义山是中队长,并派他和高朗亭同志联系过。那时的游击战争,对井冈山道路,一下子搞不清楚,也领会不了。

(二)军事作战思想问题。193210月,陕北特委派毕维舟去延川宣布成立九支队,队长为高朗亭,政委艾龙飞,以后改编为一支队。这时对游击战的“十六字诀”,不懂得,也不懂得建立根据地。运动战中的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思想,还没有完全形成。虽然偶尔也打点胜仗,但作为军事作战指导思想,没有完全形成。1933年秋天,强世清带的一支队,以几十个人的劣势向驻扎在枣树坪的敌人张建南的一个营打仗,以自己的劣势兵力和敌人的优势兵力死打硬拼,结果造成很大损失。又经过温家铺战斗,主要领导干部死的死,伤的伤,被捕的被捕,逃走的逃走。到1933年我回来时,差不多一片白色恐怖,连我们的区委都停止了活动。剩下的游击队员群龙无首,无处找特委,只好埋枪,解散回家。就在这关键时刻,谢子长等同志回来了,恢复了一支队,又建立了几个支队,陕北特委也开了会,决定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根据地。从此,陕北的武装斗争很快发展和壮大起来。我1928年入党到1934年,这个时期,想搞革命,但怎么搞自己的武装,却不知道。经过几年的实践,我体会到离开群众不行,群众不发动,根据地不建立,革命斗争根本没有办法发展壮大。

(三)建军思想问题。1933年以前,陕北游击队(主要是一支队)的单纯军事观点,脱离群众,军阀主义习气是很严重的。对井冈山的建军思想如何接受过来,再把它融化了,起码是很差的。游击队对群众工作,对根据地工作,做的也是很差的,把自己看成只是单纯打仗的。军队内部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也很差。游击队力量很小,敌人又每天追捕,内部还搞内哄。强世清这个人,作战很勇敢,革命很坚决,就是军阀习气很严重。他1933年春到九支队当副队长,4月就把队长高朗亭的枪给缴了,而后陕北特委把九支队改编成一支队,他任队长。1933年他搞了两次南下,第二次南下时,把政委李成荣捆起来要枪毙,引起干部和队员的反对,他只好把李成荣放回陕北。这说明游击队中党的领导,政治工作,政委的地位,无法实施。井冈山红军的东西,我们学的很差,接受的很少,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很难贯彻。陕北正确的建军思想是在谢子长同志1933年底回来以后,才解决了的。

(四)在谢子长和陕北特委的领导下,在26军老大哥的帮助下,陕北武装部队于19348月,粉碎了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把除神木、府谷以外的小块分散的根据地基本上统一起来了。主要是三块根据地:一块是安定;一块是清涧和延川;一块是葭吴,包括绥德。这三块根据地,除清涧、瓦窑堡还有敌人外,都连成了一片。这时成立了陕北红军,开始成立红一团,就是我这个团,不久又成立了二、三、五团,到1934年底,成立了84师。84师成立后打了三个小仗,安定县的南沟岔消灭敌人一个排,清涧高家村消灭敌人一个排,延川贺家湾和敌人一个连遭遇,打了一个击溃仗。不到两个月,刘志丹同志上来了以后,84师实际上和总指挥部在一起,协助刘志丹同志作一些战情工作,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五)刘志丹同志1935年初来到陕北以后,红26军、红27军的主力,共六个团,可以比较大量的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在刘志丹总指挥的领导下,打了几个漂亮仗,形势发展很快。完成了陕甘和陕北两个根据地的统一,连成了一片。到1935年红25军到达陕北前,并冈山道路的内容,就比较系统一些了,政治工作和政委地位确立了,军队内部也团结了,战斗力也增强了。在谢子长领导时期,我们可以完全消灭敌人一个排或者一个连,击溃一个营。在刘志丹领导时期,可以消灭敌人一个营或一个团。

刘志丹和谢子长,都是我的上级和领导,给我的教育和培养都很多,对我都是很信任的。他们是亲密战友,不是冤家对头。可以举几个例子:在谢子长病重的时候,刘志丹三次去看望,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也是我们深受感动的;谢子长死后,为稳定陕北的群众和部队,不让敌人知道,刘志丹同志考虑很周到,决定不报丧;谢子长死后,刘志丹提议要西北工委把安定县改为子长县。

这里顺便说一下,我写了一篇文章,谈到1935年西北工委召开的周家硷会议,确定的谁是军委主席问题。本来不是个大问题,实质上谢子长没有到任,事实上是刘志丹主持军委工作的。以后有人提供材料说,参加会议的白坚同志(已死),留下了个材料和当时在军委工作的作战科长雷恩钧、侦察科长高朗亭等人提供的材料说,刘志丹起草的布告上,写的是军委主席谢子长,副主席刘志丹、高岗。这个情况,我觉得对歌颂刘志丹大有好处,也很有教育意义,因为刘志丹这个人很谦让,总是把谢子长摆在前边。主席是谁,并没有改变刘志丹和谢子长的基本关系,改变不了谢子长的北方代表派驻西北的军事特派员的身份。我写文章是因为有当事人提供的材料,又觉得对宣传刘志丹的党性更有好处。我写文章的稿子送给西北的许多老同志看了,包括刘景范、习仲勋、张秀山等同志,但后来文章发表以后不知什么原因,引起个别人那么大的火气。

我对红26军,始终认为是老大哥,我们是小弟弟,我们学习了26军的不少东西。红263团,王世泰、吴岱峰先后当团长时和义勇军的郭宝珊同志,红2团的孔令甫等同志,我们都在一个战场协同作战,密切主动配合,从来没有闹过不团结。我们从来是尊重26军老大哥的,正像刘志丹给我们的评语说的:“少年英雄红1团,老大帝国红3团”。意思是红26军老3团是老大哥,陕北红1团是后起的小弟弟,但都是两个主力团,这对我们是很大的鼓励。我们永远是小弟弟,永远向老大哥学习。

在我个人的失败教训中体会到:一是要有根据地;二是要建立起党的绝对领导的红军部队。如果想依靠把旧军队和哥老会改造成红军,从刘志丹和谢子长多次失败的教训中,证明此路不通。因为每次并不是我们改造了旧军队和哥老会,而是人家把我们搞垮了。西北先锋队的刘善忠,汉中红29军的杜润芝是怎样死的,这是血的教训。所以,首先把党领导的自己组织的基本队伍——红军和改造的对象严格区别开来,不能有丝毫马虎。只有我们有了自己的红军和坚强的党的领导,才有可能改造他们。晋西游击队也好,陕甘游击队也好,都是在学习井冈山道路以后,才前进了一大步。否则,仍在搞兵运工作,仍在幻想改造旧军队,改造哥老会中摸索。1933年陕甘、陕北都是在倒霉的时候,南山失败,26军等于全军覆没,一支队在安定也基本全军覆没。所以,如果我们自己不建立红军,自己没有基本力量,你去改造谁?联合谁?谁理你。山西省委、河北省委、北方局在山西建立晋西游击队、在陕北建立陕甘、陕北游击队方面,是很有功绩的。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等同志在开创时期,都是有功绩的。否定谢子长同志,说什么“左倾机会主义”呀!“宗派”呀!什么“背后暗箭”呀!既不利于团结,也不符合历史事实。把阎红彦说成坏人,是不公正的。我给耀邦同志写过信,我说“不公正”。给《刘志丹》小说平反,我赞成。“文化大革命”把我审查了几年,一是《刘志丹》小说,一是高岗分子,彭、高、饶反党联盟成员,一是西北红军战史。说我伙同习仲勋炮制了反党小说《刘志丹》。阎红彦死后,在八宝山开了追悼会,悼词中说他是“被迫害致死”,这是小平同志定的。究竟是被迫害致死?还是康生的同伙?这是个原则问题,人家还有子女后代嘛!如果提出问题,我们怎么回答?象这样的重大问题,中央要定,要表态,否则不利于团结。

在我们这次座谈会的第一次会上,我说过不要在具体问题上扯皮。要扯,我的意见还多着呢!扯几天也扯不完。谁没有错误?“文化大革命”时,说我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中乱杀人,审查了很久。我是杀了人,我在游击队当政委、总指挥部当参谋长、团长、师长,是杀了人的。我说不要算这个帐,这个帐算不清楚。那时候谁没有杀过人?26军的魏友民的老丈人是谢子长同意杀的,李家塌战斗后也杀了一些不该杀的人。不要算那个帐了,把问题说清楚就算了,不要没完没了。

《刘志丹》小说,是不是党史?写军战史是不是和《刘志丹》小说唱对台戏?李建彤写的《西北历史上的几个争论问题》那篇文章,到处散发,那里面提到,说写红军战史是我们搞的阴谋。开始时我根本不知道写红军战史这件事。发起人是张文舟、白寿康、高朗亭、高维嵩、白炳勋五个人,给中央军委写了一封信,罗瑞卿同志批的。当时征求我的意见时我说不参与。说我们要“与《刘志丹》小说唱对台戏”,那么写党史、战史是否要按《刘志丹》小说写呢?编写西北红军战史是兰州军区张达志主持的,他是编委会主任。以后,我虽被列入编委委员,但从未开过全体会,我也只起了被采访对象的作用。写党史也好,写军战史也好,不要与小说对比,把小说作为基调,就没法写了。

全盘否定谢子长,全盘否定晋西游击队,西北历史就不真实或者不全面,这对刘志丹的形象,也没有好处。实际上刘志丹对晋西游击队到达陕北、陕甘,非常高兴。阎红彦给我讲过,他们到了陕甘,刘志丹同志非常高兴,说这回好了,你们的力量一来,咱们就有办法了。甚至于阎红彦给刘志丹送过一支枪。有人说,阎红彦根本未到陕甘,路上掉队了。是有这个情况。阎红彦他们晋西游击队在来的路上,打了一仗,阎红彦掉到沟里了,一天没吃饭,睡在沟里。部队要撤走,吴岱峰说队长没来,怎么办?部队又反攻一下,把敌人打垮了,找了半天,没找到,就撤走了。阁红彦睡到半夜起来,跑到刘志丹家里。是刘志丹的老婆派长工把他送到南梁的,这中间相隔不到三天。晋西游击队的吴岱峰、马佩勋、马云泽、李维俊等当事人都是历史的见证人,和刘志丹见面是在阎红彦回队后。杨琪给我说过。在打延长后,往临镇走,过山时,他讲当年高岗在什么地方将部队撤走,逃跑了。26军刘志丹当总指挥时下达通缉令,开除党籍,抓到后就地枪毙。如果1954年高岗没有反党的那个问题,现在又如何解释呢?高岗在延安也讲过红26军的前身是红24军这是没有根据的。

二、关于领袖问题。

我认为陕北、陕甘都是党领导的。个人来说,刘志丹也好,谢子长也好,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不是唯一的作用。高岗在延安时,出于个人目的,说了些不利于团结的话,提出过领袖人物怎么摆法的问题。有的人提刘、谢、高;有的人提谢、刘、高;也有人提出刘、高、谢。高岗是同意按刘、高、谢的摆法的。他当时提出过谢子长在阎家洼子会议上有错误。所谓错误,无非是撤了高岗的职之后,谢子长当了红26军的政委。高岗是要和死人(谢子长)争领袖的。我在延安时的意见,认为陕北、陕甘大发展是在刘志丹时期,因此,我同意把刘志丹摆在前边,即刘,谢、高。现在我还是这个意见。因为谢子长对陕北的影响比高岗大,在大革命时期,谢子长是有名的“谢青天”,同时又是烈士。高岗和死人争领袖不好。

三、高岗在延安时,提出了“陕甘创造了陕北”,“红26军创造了红27军”的问题。

以后有些人写文章也是这么个写法,直到现在还有人这么写。这种说法和提法对团结不利,我希望老大哥的胸怀宽一点。高岗在延安提出这个问题,引起许多陕北同志的不满,接受不了。何必一定要我创造了你呢!何必象小孩骂仗一样,“我爸爸领导你爸爸,我爸爸比你爸爸大”,不需要嘛!他们的理由是:(1)“陕甘任命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为陕甘第一路游击队”。这种作法和说法是不妥当的。当任命陕甘第一路游击队时,陕北一支队的指战员就有意见,不接受,所以没有传达过。队旗也从来没换过,陕北特委从来不知道。你要改编陕北游击队的番号,给人家打个招呼吗!你的儿子易名,姓贺,要给人家说一声吗!任志贞同志袖章怎么来的?很奇怪。第一,任志贞没有南下;第二,一支队在枣树坪一仗,打垮了,没看见有任志贞。任志贞在白色恐怖下,早已回家在农村隐蔽起来了,不在部队里,哪来的袖章呀!我建议,象陕甘对陕北一支队的改编,最好应该征得一支队指战员的同意,要通过陕北特委比较好。(2)“陕甘向陕北派了干部,建立了陕北武装部队”。这种说法,不太科学,也容易影响团结。陕甘回陕北的同志,情节有许多出入,有的有任务,有的是探家,有的根本没有介绍信,陕北党不知道。就算介绍来了干部,也不能得出“陕甘创造了陕北”的结论。各根据地的人员互相流动,本来是正常的,不论怎么流动,总是离不开当地党的领导。如124方面军互相都有干部交流,但不能说谁创造了谁?肖克同志原是1方面军的,程子华同志原也是1方面军的,陈赓同志原是四方面军的,不能由此得出1方面军创造了6军团和红25军的结论。希望老大哥照顾照顾小弟弟,更多的注意到团结,要有点气魄。不要每次写文章,离不开这句话。刘志丹从来没有提出过这个问题。我觉得高岗提这个问题是有个人目的的。我认为领袖问题,根据地问题,都是高岗在延安搞乱的。如果郭洪涛想争领袖,他不够资格,群众也不会同意。陕北同志提出的主要是谢子长和刘志丹的摆法问题,没有人提郭洪涛。我建议,以后写文章、谈话时不要这么提,陕北和陕甘党是兄弟关系,不要往远里说。

四、肃反问题,我没参加,不是当事人。

26军的干部受了委曲,受了迫害,应该平反。那时如果继续捕下去,就要捕到我的头上。我们也不好受,人心慌慌,饭吃不下,觉睡不好,紧张得很。对这个问题,我相信中央是会找当时主要领导同志核实清楚的。我看过朱理治的两个材料:一个是张秀山给我的朱理治在延安时的交待材料;一个是郭洪涛给我的朱理治1958年在北京写的材料。究竟哪个准确,请中央研究确定,我相信中央。我看朱理治1958年写的材料和程子华同我谈的情况,比较一致。

关于接不接中央的问题,朱理治1958年的材料提到过,我也问过程子华同志。他说:当时前方来电报的意见,为了迎接中央,15军团应主动向彬县、长武方向出击。他在后方提的意见,认为离开根据地太远了,敌人把苏区占了,回不来怎么办?同时,在劳山战斗中,只发现中央的一股红军到了甘肃会宁,估计不会在会宁停留,现在到了什么地方不清楚,所以不能贸然离开苏区。他主张向富县、洛川方向进攻,调动敌人北上,这样迎接中央比较妥当。前方后方都同意程子华这个意见。我认为这个问题,不难解决。是朱理治不接中央?还是郭洪涛不接中央?有历史档案,是能够查清的。

郭洪涛的肃反问题,在延安我们大家都批判过。对解决这个问题,已经搞了四次(1942194519551959年),我参加过19421945年的两次。在北京,中央专门为此事,由彭德怀同志主持,解决过一次,小平同志也过问过。如无出入应该了结。我觉得郭洪涛以后几十年的工作是不错的,特别是在国家经委的工作是有成绩的。肃反问题,他有责任,有错误,搞清楚了,就可以了结。本来“左”的影响,陕北有,陕甘也有。杜衡不影响了吗?1933年红26军南下,全军覆没,还不是“左”的影响?杜衡当政委,在南下未出发前,他就离开部队回西安去了,部队还不是照样南下。如果大家水平很高,看出了杜衡的王明路线,南下起码可以打个折扣。我们是经过“右”的“左”的各种错误的锤炼,最后才认识了井冈山道路的。

我的发言,完了。

建议五人小组找吴岱峰同志谈一下,对了解晋西游击队、陕甘游击队、红26军的情况可能有所帮助;再找高朗亭同志了解陕北一支队(包括九支队)、二支队、三支队建立和活动的情况。他们现在都在北京。

 周国祥辑著

责任编辑:向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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