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佳木：陈云与改革开放后的意识形态斗争

点击：作者：朱佳木来源：昆仑策网【授权】发布时间:2020-08-23 16:35:23

【内容提要】陈云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自改革开放后，陈云开始高度关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提出了许多振聋发聩的具有预见性和战略性的重要意见：第一，要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第二，要加强宣传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第三，要警惕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阴谋；第四，要继承和发扬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这些意见直到今天仍然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陈云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从延安时代后期到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间，他一直领导党的经济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搞吃饭穿衣的”。但自改革开放后，他开始高度关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并且发表了许多振聋发聩的具有预见性、战略性的重要意见，有些直到今天仍然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要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

我们党是干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在革命年代和改革开放前都是不成问题的。如果说那时有问题，主要是发生在性急上，一度想三步并做两步走，为此还付出过沉重代价，也接受了惨痛教训。然而，自改革开放后，党内有些人特别是有些领导干部，又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认为共产主义是乌托邦，根本实现不了；中国应当先补资本主义的课，不要再举社会主义的旗。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之所以会出现那么多问题，与此有着很大关系。那时，陈云同志正兼任中纪委第一书记，他关注这个问题，首先还是从整顿党风这个角度出发，强调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对于共产党员的重要性。

改革开放初期，一些干部从国外考察回来，到处作报告，宣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先进，鼓吹我们不仅在技术上要学人家，而且在制度上也要学。在1983年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之前，陈云同志在起草发言稿时特别交待，要讲一下防止对外开放中消极后果的问题，最后还要写上“社会主义万岁，共产主义万岁”这样的话。后来，他在大会发言中指出：“对外开放时，我们也讲了要充分注意对外开放中带来的消极东西。但现在看来，防止消极后果的工作还做得不够。”“有些人看见外国的摩天大厦、高速公路等等，以为中国就不如外国，社会主义就不如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对于这些人，我们要进行批评教育；对其中做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经过教育不改的，要调动他们的工作。”发言中有些话是他审稿时亲笔加上去的，比如，“中国现在还很穷，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根本制度比资本主义优越得多。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有百万富翁，但他们的财富是剥削劳动人民得来的。资本主义必然要被共产主义所代替，这是无可改变的法则。现在世界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这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铁证”。在发言的最后，他提高嗓门对全体中央委员说：“我们可以充满信心，高呼：社会主义万岁！共产主义万岁！”

针对个别同志提出“共产主义遥遥无期”的观点，陈云同志说：“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应当说，共产主义遥遥有期，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嘛。”“无期”和“有期”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鲜明地反映了两种截然相反的世界观和思想境界。针对有人要求我们党改名的主张，他说：“共产党的名字表明了她的奋斗目标，改名字怎么能行！延安时期就有人提过让共产党改名的建议，毛主席说：‘什么名字好？国民党的名字最好！可惜人家已经用了。’”为了抵制这类错误思想，陈云同志只要有机会就强调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问题。1985年，中纪委召开全国端正党风工作经验交流会，他在书面讲话中再次指出：“要使全党同志明白，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非常重要。”他还说，我们进行的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也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每时每刻都必须牢记，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进行的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

对于共产党员要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陈云同志不仅时常给大家敲警钟，而且主张要同违背共产主义理想的言行进行斗争。在党的十二大前审阅大会报告稿的过程中，他特意转告起草组，在报告里要加上提倡斗争精神的意思。他说：“目前在我们的党风中，以至在整个社会风气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是非不分。有些同志在是非面前不敢坚持原则，和稀泥，做老好人，而坚持原则的人受孤立。”他指出：“过去受‘左’的指导思想影响，过分强调斗争哲学，不该斗的也斗，动不动就上纲到路线是非。现在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即怕矛盾，怕斗争，怕得罪人。”他强调：“要提倡坚持原则，提倡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的精神。只有我们党内首先形成是非分明的风气，党的团结才有基础，党才有战斗力，整个社会风气才会跟着好转，才会使正气上升，邪气下降。”后来，在中纪委另一次会议的讲话中，他更加明确地提出：“要同一切违反共产主义理想的错误言行，进行坚决斗争。”

陈云同志既是这样要求别人的，也是这样率先垂范的。在1983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前，他从简报上看到有些农村党员集训，除了伙食补贴以外，还发误工费。他认为这种做法很不合理，说：“解放前，同样在农村，支援战争，运送炮弹、伤兵，非但没有误工补贴，而且常常因此受伤或死亡。相比之下，拿误工补贴的共产党员应该想一想，这样做是不是合乎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共产党员的标准是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他提出，一切集训、开会要钱的人不能成为共产党员，凡要求集训发误工费的党员应开除党籍，并要求把这些话写进他在全会上的发言稿。有的同志知道了他的意见，还听说他要在大会上讲，便提出不同观点，认为职工党员开会不扣工资，为什么农民党员开会不可以拿误工费？了解到这个看法，陈云同志说，这个问题涉及两种分配制度，不能相提并论，并在全会上用他的发言稿照讲不误。

要加强宣传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

陈云同志提醒党内要注意宣传工作对社会稳定的作用，是讲得比较早的。1980年7月，波兰发生团结工会事件，陈云同志敏锐地察觉到宣传工作在其中所起的消极作用，及时提出要把宣传工作和经济工作都作为社会主义政权稳固的重要条件。他说：“如果我们经济工作处理得不好，宣传工作处理得不好，有可能发生波兰事件。”后来，他又让人转告《人民日报》负责人说：“经济工作搞不好，宣传工作搞不好，会翻船的。我讲的宣传工作，不只是讲报纸宣传工作，实际上包括党的整个政治工作。”

报纸宣传要搞好，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从已知的陈云同志当时的讲话中，起码可以看出以下两点。一是要防止在生活福利上讲一些暂时做不到的事，把群众的胃口吊起来却又兑现不了，从而引起群众不满，有些事情甚至可以只做不说。比如，他在1980年底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书记的会上说：“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的问题，报上登得很厉害。你能够都解决吗？宣传要有人把关。可以做，但不登报。好事要做，但要量力。有时做好事，不必讲话。”在相隔一个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又提出：“有些好事，只能做，不登报。”二是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多鼓劲，少泄气。比如，1981年初他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仔细阅读了《人民日报》刊发文艺、杂感类文章的副刊，发现其中20天里都有一些消极的东西，于是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报纸杂志是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媒体，应当特别注意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多发表积极向上、催人奋进的文章。”

【毛泽东和陈云】

如何看待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是改革开放后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一个焦点问题，也是宣传思想政治工作亟需正确解决的紧迫问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后，各领域的拨乱反正得以深入进行，特别是历史上的冤假错案陆续平反，使人们长期被束缚和压抑的思想获得极大解放，大大有利于集中精力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但与此同时，“文化大革命”中积累的一些社会问题也突显出来，社会上怀疑和否定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开始泛滥。对此，邓小平同志及时而鲜明地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并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起草过程中提出“确立毛泽东同志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方针和对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的起草原则。他深刻指出，评价毛泽东同志是同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分不开的，丢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否定了我们党。对于邓小平同志的这些意见，陈云同志不仅完全赞成，而且建议在《决议》中增加回顾新中国成立以前28年历史的段落，以便更有力地说明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对《决议》起草组负责人胡乔木同志说：“一定要在我们这一代人还在的时候，把毛泽东的功过敲定，一锤子敲定，一点一点讲清楚。这样，党的思想才会统一，人民的思想才会统一。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将来就可能出赫鲁晓夫，把毛主席真正打倒，不但会把毛主席否定，而且会把我们这些作含糊笼统决议的人加以否定。因此，必须对毛泽东的功过问题讲得很透彻。”他还建议，在《决议》通过后，要组织全党和青年学生认真学习毛泽东和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学习中国革命史和党的历史。

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搞“假大空”的宣传，加上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些人错误地认为宣传和思想政治工作可有可无，甚至对宣传和思想政治工作部门冷嘲热讽，使这些部门的威信受到很大伤害，工作一度很难开展。陈云同志认为，“文化大革命”中的宣传和思想政治工作部门犯错误，是党一时犯错误的结果，不等于这个工作不重要，相反，能否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下将这项工作做好至关重要。他在1985年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话指出：“现在有些人，包括一些共产党员，忘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丢掉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们为了私利，‘一切向钱看’，不顾国家和群众的利益，甚至违法乱纪。”“这些问题的发生，同我们放松思想政治工作、削弱思想政治工作部门的作用和权威有关，应引为教训。”他强调：“各级党组织都应把思想政治工作认真抓好，都要积极维护思想政治工作部门的权威。”

有些人认为，只要抓好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自然会提高；还有人认为，现在先集中精力抓物质文明建设，等这个问题解决得差不多了，再回过头来抓精神文明也不晚。对于这些观点，陈云同志自始至终都是坚决反对的。他在1983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前提到，他在全会上的发言要讲三个问题，其中一个就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一起抓”。他说，对于竞争中出现的某些消极现象和违法行为必须重视，并进行必要的管理和教育，不使它们泛滥成灾，败坏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既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也要有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我们永远要坚持的奋斗方向。”他在1985年中纪委第六次全会的书面讲话中再次指出，必须在思想上纠正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现象。“社会主义建设，包含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者是不能分离的。社会主义事业不可能是单纯的物质文明建设，又不可能是单纯的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也不可能先进行物质文明建设，然后再来进行精神文明建设。”他还说：“在党内，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忽视思想政治工作，就不可能有好的党风；在社会上，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忽视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就不可能有好的社会风气。总之，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我们的整个事业就可能偏离马克思主义，偏离社会主义道路。那种‘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资本主义哲学，那种不顾国格人格的奴才思想，就是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因素。”他告诫大家，当时比较普遍存在的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现象“绝不是一个小问题，全党同志务必高度重视”。

思想政治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究竟应当以什么为核心，要不要以共产主义教育为核心，这个问题曾一度存在很大争论。其实，这个问题说到底还是在于共产主义理论是否科学，我们党还要不要以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对此，陈云同志明确表态：“应当把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内容。”他还说：在精神文明建设中，要“有针对性地进行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教育”。他解释道：“民主革命时期，我们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党员和群众中的先进分子，才使党始终有战斗力，使革命取得了胜利。”“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更加要有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精神。”他的这一论述实际上是在告诉人们，如果说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在民主革命时期尚且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话，那么到了社会主义时期总不会离共产主义更远吧。

要警惕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阴谋

警惕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问题，是毛泽东同志最先提出的。不过，在帝国主义还对中国实施全面封锁的状态下，要使这一战略在中国发生效力也是不大容易的。然而，自从中国打破了帝国主义封锁，尤其是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后，他们认为时机已到，开始实行接触加遏制的两手政策，加紧对中国和平演变的步伐，而且把主攻方向选在思想文化领域。20世纪50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所谓“十条戒令”流传很广，尽管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但事实说明他们就是那么干的。比如，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尽一切可能利用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等做好传播工作，以便把青年的注意力吸引到色情、性的滥交、享乐、游戏、宗教、犯罪上，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观，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使他们逐渐摆脱共产主义的“说教”。如果有人认为这个例子还不足以说明问题，我们可以再看看美国政治家布热津斯基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所谓“奶嘴计划”。这个计划的大意是，为避免全世界80%的人对贫富悬殊产生不满和反抗情绪，尤其是为防止发展中国家的实力超过美国，就要像安抚婴儿一样，给那些国家的人民塞一个“奶嘴”，即用开放色情行业、鼓励网络游戏、大量报道明星和娱乐八卦、拍摄偶像剧和播放真人秀等发泄性娱乐和满足性游戏，刺激他们的感官，麻醉他们的神经，使他们沉溺于享乐和安逸中，从而丧失思考能力。接着，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果然陆续出现了中国电影明星的大幅照片，中国年轻人中也果然兴起追星热和“韩流”等一个又一个热潮。对于这个现象，陈云同志也是注意比较早、看得比较重的。

在20世纪80年代初打击沿海走私活动时，陈云同志发现，从海外走私进来的东西中不仅有日用消费品，而且有不少淫秽色情的印刷品、录像带和录音带，其中有些已经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非法刊物一起流传到一部分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手中了。陈云同志针对这个情况当即指出：“黄色书刊、图片等要和非法刊物一样处理，要严查严办……对为首的和教唆犯要严惩。”1982年2月，他又告诉中宣部：“现在期刊和广告上用女人、美人的像太多。我们国家应该是宣传英雄主义的。要特别严格地掌握这个问题。”1983年9月，他在一份反映社会上淫书淫画流行问题的内部简报上批示：“对社会上特别是学校中流行的诲淫性手抄本，必须干净、彻底、全部收缴。今后凡是制造者要处重刑，传抄的也要处罚。”1985年3月，他在同中纪委领导同志谈话时又指出：“现在，有些小报上面讲的，无非是男女关系等乱七八糟的东西，它会腐蚀干部，腐蚀青年。这不只是党的问题，还关系到我国青年的志向问题。把青年的思想和兴趣引向这些乌七八糟的方面，也会亡党亡国的。”同年，在前面提到的中纪委第六次全会那个讲话中，他在强调要特别注意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渗入问题时，特意把“贩卖、放映淫秽下流录相，引诱妇女卖淫”同制造和销售假药、假酒谋财害命等违法犯罪活动相提并论，把它们都作为必须抵制和清除的丑恶行为。

对于中西文化交流中出现的不健康思想、作品、表演等现象，邓小平同志曾用“精神污染”一词加以概括，并把它们提到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看待。在1983年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就这个问题专门发表了关于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的讲话，指出：在对外文化交流中，有些人热心写阴暗的、灰色的以及胡编乱造、歪曲革命的历史和现实的东西，大肆鼓吹西方的所谓“现代派”思潮，公开宣扬文学艺术的最高目的是“表现自我”，“个别的作品还宣传色情”；有些人“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以至连一些在西方国家也认为低级庸俗或有害的书籍、电影、音乐、舞蹈以及录相、录音，这几年也输入不少”。他强调：“不要以为有一点精神污染不算什么，值不得大惊小怪。有的现象可能短期内看不出多大坏处。但是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和采取坚定的措施加以制止，而任其自由泛滥，就会影响更多的人走上邪路，后果就可能非常严重。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

“八九”政治风波使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以更加尖锐的形式提了出来，引起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反思。风波刚过，邓小平同志就指出：“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 1989年9月8日，陈云同志在同一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也鲜明提出：“从历史事实看，帝国主义的侵略、渗透，过去主要是‘武’的，后来‘文’、‘武’并用，现在‘文’的（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突出起来，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搞所谓的‘和平演变’。”他大声疾呼：“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时隔八天，邓小平同志在接见外宾时进一步指出：“美国现在有一种提法：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我们要警惕。资本主义是想最终战胜社会主义，过去拿武器，用原子弹、氢弹，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现在搞和平演变。”

“八九”政治风波过后，陈云同志对意识形态问题愈发重视。1990年，当他看到几份有关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特别是披着宗教外衣从事反革命活动的材料后，立即批转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并在附信中指出：“利用宗教，同我们争夺群众尤其是青年，是国内外阶级敌人的一贯伎俩，也是某些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丢失政权的一个惨痛教训。现在是中央应该切切实实抓一抓这件大事的时候了。”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清楚地表明，陈云同志当年的这个提醒的确是见微知著、未雨绸缪的。

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改革开放初期，在大量引进和介绍国外有益文化的同时，也出现了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采取虚无主义态度的现象，以及教育界重理工轻文科等偏向。这种情况同样引起了陈云同志的注意，其中抓得比较早的一个问题是对古籍的抢救和整理。他早年在商务印书馆当学徒时就接触过中国古代典籍，一直为其中的文言文没标点、看不懂而遗憾。新中国成立后，国务院曾设立了一个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北京大学中文系也创建了培养古籍整理研究人才的古典文献专业，遗憾的是都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关门，只是由于毛泽东同志的过问，《二十四史》等古籍的校点工作才得以进行。粉碎“四人帮”后，陈云同志也开始思考古籍整理问题。恰在这时，教育部要调整文科专业设置，决定撤销北大这个全国唯一的古典文献专业，引起有关师生强烈不满，并把意见反映到陈云同志这里。于是，他经过反复斟酌，在1981年春天发表了一篇系统地讲这个问题的谈话。

在这篇谈话中，陈云同志既讲了古籍整理的意义和方法，也对组织工作、依托单位、文献收存、人才培养、经费支持等问题提出明确意见。他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关系到子孙后代的重要工作。”他说，我们的学校教育注意理工科较多，这虽是国民经济的需要，但学理工的人没有一点中国文化传统知识也不行，而且从小学开始就要读点古文。我国现存古籍一说八万多种，一说十二万多种，但已整理出版的只有两千多种，还差得很远。整理古籍不能只作标点、注释、校勘、训诂，还要有今译，使多数能读报纸的人看得懂，这样才会有兴趣去读。他要求恢复国务院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并先制定为期30年的规划；对现有古籍的孤本、善本要加强保护、抢救、翻印，对散失海外的古籍要设法弄回或复制；对高校古典文献专业不但不能取消，还要扩大师生规模，成立研究所。他强调：“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希望现在就认真抓一下。”他的这篇谈话受到中央书记处的高度重视，将全文以《中共中央关于整理古籍的指示》的形式印发，并得到了认真贯彻落实，从而使大批濒危的文物古籍得以保存、整理，也使硕果仅存的研究队伍得以发展、壮大，为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发挥了积极作用。

除了关注古籍整理工作，陈云同志还十分重视评弹艺术的继承和发展。评弹是流行于我国苏浙一带的民间说唱艺术，听评弹是他自幼养成的爱好。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在养病期间重拾这一爱好，并在欣赏大量评弹录音和广泛接触评弹艺人、创作人员的过程中，就如何继承和发展这一古老艺术的问题发表了大量真知灼见，后来被集中编入他“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一书。他的这些意见大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条。第一，“文艺是意识形态的东西，要为经济基础服务，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第二，对传统书目要整理、保留、演出，“如果不整理，精华部分也就不会被广大听众特别是新一代接受”。“闭目不理有几百年历史的传统书，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只有既说新书，又努力保存传统书的优秀部分，才是百花齐放。”第三，“对待现代题材的新书，要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对老书，有七分好才鼓掌；对新书，有三分好就要鼓掌。”第四，评弹“应该是既严肃又活泼”。听众来听曲艺，“不是来上政治课。做报告也要讲几句笑话。思想教育的目的要通过艺术手段来达到”。从这几条意见，我们可以看出，评弹对他来说既是艺术，也是意识形态，是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艺术。

改革开放后，陈云同志把听评弹和接触评弹界人士作为工作之余放松心情的方法，同时也作为他了解文艺界情况、用党的文艺方针引导文艺工作者的一个途径。1981年，针对评弹界的状况，他提出“出书出人走正路”的响亮口号，对曲艺界乃至文艺界、学术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当时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个重要指导方针。1984年春节前夕，中央有关部门为做好节日新闻报道，要求中央主要领导都参加一次公开活动。陈云同志提出，届时就在家里会见曲艺界人士的代表，并提前准备了一个用于新闻报道的谈话稿，对“出书出人走正路”作了进一步阐发。他说：“出人，就是要热心积极培养年轻优秀的创作人员和演员，使他们尽快跟上甚至超过老的。出书，就是要一手整理传统的书目，一手编写反映新时代、新社会、新事物的书目，特别是要多写多编新书。走正路，就是要在书目和表演上，既讲娱乐性，又讲思想性，不搞低级趣味和歪门邪道……只要做到这几条，曲艺就一定能适应时代的需要、群众的需要，不断发展，日益繁荣。”在那次谈话中，他还针对当时文艺界某些人抵制邓小平同志关于“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讲话精神的问题指出：“现在，有些同志对批评和自我批评很敏感，以为某某人一受批评就大事不好了。其实，批评也罢，自我批评也罢，都是我们党解决思想性质问题的行之有效的老方法。我们在文艺界也要提倡这个方法，使它形成风气，逐渐为人们所习惯。”陈云同志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在党的思想文化战线与邓小平同志相互呼应，共同捍卫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阵地。

意识形态阵地从来是党的重要阵地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不仅在经受长期执政的考验，而且在经受市场经济和外部环境的考验；不仅要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增加物质财富，还要在境外敌对势力利用我们对外开放的机会加大渗透和西化、境内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不断制造思想混乱的情况下，守住并扩大意识形态阵地。对比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应当说要做到这些是很不容易的，而我们党为什么做到了呢？原因固然有很多，其中有一个原因不能不看到，那就是我们党拥有像邓小平、陈云那样一批久经考验、经验丰富、深谋远虑的老一辈革命家。现在，这些老一辈革命家已相继去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接过了他们的火炬，正带领全党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继续为巩固党的意识形态阵地而不懈奋斗。习近平同志指出：“当前，各种敌对势力一直企图在我国制造‘颜色革命’，妄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国政权安全面临的现实危险。他们选中的一个突破口就是意识形态领域，企图把人们思想搞乱，然后浑水摸鱼、乱中取胜……历史和现实都警示我们，思想舆论阵地一旦被突破，其他防线就很难守得住。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上，我们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必须取得全胜。”我坚信，只要按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要求去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我们就一定能取得意识形态斗争的完全胜利，一定能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 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2]《陈云文集》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

[3]《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北京：中国曲艺出版社，1983年。

[4]《陈云年谱》（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

[5]《陈云传》（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马克思主义研究”，原刊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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