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到今，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世界上一场没有战火硝烟、却有生死较量的特殊战争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这就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

　　今年1月3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了任内首份国情咨文，他在这份主题为开创“新美国时刻”的演讲中说：“我们在全世界遭遇到流氓政权、恐怖组织，以及中国和俄罗斯这样挑战我们利益、经济和价值观的竞争对手。”种种迹象表明，特朗普对华战略模糊期即将翻篇，中美战略博弈大势已定，态势已经越来越明显。

　　事实上，颠覆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一统世界，始终是西方敌对势力梦寐以求的战略目标。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他们便把进攻的重点直接指向了中国，攻势变得更加猛烈，手段用得更加多样。在美国全球战略设计者的眼中，中国是美国的“竞争对手”。通过对华文化渗透来影响中国的政治发展进程是美国战后历届政府对华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

　　为了达到“西化”“分化”以及“和平演变”中国的目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专门制订了对华文化渗透的“指导意见”，强调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传播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播，提出只要中国的民众向往美国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方式，就是成功一半。该“指导意见”还提出要把民众的注意力从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要利用所有的资源破坏中国民众的传统价值观。

　　显然，一些农村的宗教活动并非正宗，传教布道者用心相当险恶。

　　农村处于意识形态领域里斗争的“一线阵地”，农民群众能否经受住这一严峻的考验和挑战，直接关乎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历史教训表明，邪教盛行，最终导致社会动乱，甚至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新时期，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境外敌对势力加紧利用宗教对我国农村进行渗透，手段层出不穷。

　　其基本特征是，运用宗教语言否定中华传统文化，传播攻击我党和政府的言论，诋毁社会主义制度，宣扬西方价值观念，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弱化国家政治认同，鼓吹中国贫弱是因为不信宗教所致，中国只有跟随西方才有出路；用“听神的，不听人的”经文来鼓动信徒对抗国家政策法令；扶持地下宗教势力，干预农村公共事务；煽动宗教狂热，鼓吹宗教极端主义。在部分农村更有取代传统的佛、道教和民间信仰的势头。

　　信徒的人数增多，教徒成分复杂。青年信徒比例在上升，成为宗教扩大影响的潜在的社会基础。一些宗教势力开始影响人们的社会心理，并逐步影响党的政策在基层的贯彻落实。在一些地区，非法宗教势力与农村基层组织的较量一直存在，存在着村级组织政权被宗教头面人物把持的危险。

　　吉林省磐石市磐郊乡邱家岭村党支部，在对一非法传教人员的传教活动进行制止时，活动组织者公开叫嚣说：“现在你们管我，以后还不一定是谁管谁呢！”气焰嚣张至极。过去，在吉林延边人中流传一句颇感自豪的话：“山山金达莱，村村烈士墓”，如今又添上了“屯屯有教堂”。据调查，多种宗教都在延边地区进行传教布道活动，以延边为基地向东北地区辐射，建立组织，发展信徒，开展非法活动。由于受家长及亲戚的影响，一些农村青少年被强迫接受宗教思想。

　　苍蝇不叮无缝蛋。堡垒往往最先从内部攻破。我国在总结前苏联解体和苏共灭亡的教训时，普遍结论是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一些苏共领导人却认为，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苏联政治制度的内部原因。这一分析判断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事物的变化外因只起次要或辅助作用，内因才起根本或决定性作用。苏联解体是内因与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内因是苏联国内各种矛盾的发展和激化，外因是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战略的影响。“和平演变”之所以奏效，关键原因还是苏联内部出了问题。

　　一些在我国农村宗教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固然与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以及“和平演变”战略相关，但根本原因还是我们内部存在的问题。广大农村地区经济、科技、文化、教育一直比较落后，精神文化生活比较贫乏、单调。贫困、愚昧既是宗教存在和发展的主要社会根源，也为邪教的滋生和境外宗教渗透提供了土壤；农村社会基本保障制度不完善、落实不到位。

　　尽管我国社会基本保障制度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依然存在不够完善、落实不到位的问题，农民基本医疗关怀、养老关怀等一些社会兜底工程仍不尽如人意，沉重的经济压力令人焦虑和迷惘，转向在唯心上寻找精神寄托。

　　有些人得不到社会的基本关怀，却得到了宗教势力的拉拢与安慰，甚至倒向极端宗教一边。特别是一些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久拖不决，或者漠不关心，使得“一切都是靠神的恩赐”，“信主可以免灾，祷告可以治病”等歪理邪说不断拓展市场，将群众和阵地拱手相让，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是农村宗教非正常发展的最大帮凶；在“宗教热”的推动下，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和党员干部秉持“宗教搭台，经济唱戏”的立场，修建、扩建寺院、宫观、教堂屡禁不止，放任非法宗教思想传扬，在客观上推动了宗教的超常发展；有的地方该开放的宗教活动场所不开放，迫使本地的信教群众同一时间汇集到外地从事宗教活动，在无形中助推了传教场所的人气指数和吸引力；一些政府部门疏于管理，放任自流，基层党员干部宗教政策观念差，甚至加入宗教活动之中，为非法宗教活动提供了可乘之机。吉林省梅河口市曙光镇六八石村的原村长金在善，1971年入党，1993年开始信教，1994年退党加入宗教组织，在其居住的附近颇有影响力，发展了许多群众信教。

　　上述问题，已不仅仅是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的灵魂。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文化安全的主要内容。它要求要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要有共同的法律和秩序意识。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和实践性的特征决定了它是当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斗争的主要阵地。宗教意识蕴涵在一定的文化形式中，并通过它表现出来。宗教意识虽有其一定的合理的成分，但毕竟是与辩证唯物论背道而驰的，与科学相背离的。

　　境外宗教势力对我国农村的渗透，其根本目的并不在于发展更多的信徒，而是要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价值观念与精神信仰，消解主流社会价值体系，从根本上整体性地动摇中国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取向，最终用宗教思想和西方价值观来取代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控制农民的思想、意志、价值观念，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治向心力和民族凝聚力，动摇党和政府在基层的执政基础，弱化执政能力。

　　如今，境外宗教全方位的渗透愈演愈烈，已对国家意识形态构成威胁，给我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和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重大问题。所以，我们应该站在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战略的高度来看待宗教渗透的问题，高度重视做好乡村宗教活动规范和治理工作，抵制宗教渗透，遏止宗教渗透蔓延趋势。

　　无论信教的公民，还是不信教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享有和承担宪法赋予的同等权利和义务，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都不得加以歧视；国家保护在宪法、法律和政策允许范围内的正常的宗教活动；宗教不得干预国家的行政、司法、学校教育和社会公共事务，不允许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更不允许利用宗教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国家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中国各宗教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在相互尊重、平等友好的基础上，开展与各国宗教组织和宗教界人士友好交往活动，但同时要警惕和反对外国宗教敌对势力干涉我国宗教的内部事务和重新控制我国宗教的图谋。

　　显而易见，我国法律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但对非法宗教活动、异端神学及邪教则采取坚决制止和打击的措施，更不允许宗教活动破坏党的领导，干涉地方内政，危害公共安全，必须严肃处理和打击；要教育争取受蒙蔽的群众，惩处首恶分子和经教育不改的骨干分子；要切实加强对宗教场所的审核登记工作，对不符合登记条件的要坚决予以合并、解散和取缔；要坚决制止滥建寺庙、教堂和露天佛像的行为。

　　这次党中央决定加大对农村非法宗教活动的打击力度，正是要清除这些害群之马，与此同时规范和治理宗教活动也将有利于宗教教派的正常发展。

　　纵观非法宗教活动和境外渗透活动的显著特征，就是方法手段日益诡秘狡诈，欺骗性和隐蔽性越来越强。因此，具体工作中，必须在强根固本上下大气力、用实功夫：

　　一是国家掌握意识形态的能力要增强。要坚持一以贯之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党员、教育农民，从战略上高度重视宗教迅猛扩张蔓延对我国宗教事务、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潜在影响，采取切实可行的应对之法，解决好政治警惕性和工作实效性不强的问题，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潮，增强国家对意识形态的掌握能力；要改善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手段，深入挖掘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大力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发挥其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提高农民对宗教文化入侵的抵制能力，将有倾向到宗教中去寻找寄托和救助的困难群体凝聚到主流文化中来；要编织起缜密的反渗透网络，有关部门要分工负责、各司其职、密切配合。

　　二是基层党组织要坚强。要切实加强乡村两级党组织的自身建设，增强村党支部、村委会在群众中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提高做好农村宗教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下大力气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最大限度地减少群众因无助、因病信教的现象。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定期进行分析和研究宗教工作，密切了解群众动态，熟悉情况，掌握政策，切实负起责任。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努力成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党的宗教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的“明白人”，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提高宗教工作管理水平。党支部要认真落实“三会一课”制度，加强对党员的管理和监督，教育党员不能信仰宗教。

　　三是宗教政策宣传教育要高效。信仰是一种需求，也是老百姓的供求市场。当今中国社会思潮的多元化，必然对文化和宗教有着极大的需求市场，当主流文化和传统信仰活力不够时，宗教或一些打着宗教旗号的异端邪说就会乘虚而入、粉墨登场。因此，要开展广泛、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向信教群众宣传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进行正确引导，使之心中有方寸，言行有底线。要增强识别和抵御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控制活动的能力。通过采取灵活的形式、把握适应尺度，潜移默化地向信教群众宣传科学的理论、普及科学知识，适时争取其中的先进分子转化思想，进而争取更多的人不信教。对信教群众尤其是贫困教民要进行扶持，提高其致富本领。

　　四是乡村内部环境要优化。乡风文明有利于健康心理氛围的形成。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农民增收，推动农村基础设施提挡升级，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推进健康乡村建设，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确保境外渗透活动打不开缺口。

　　五是农村经济要大发展。一穷生百患，贫穷落后为非法宗教活动和境外渗透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农村宗教信仰者中，女性信徒数量之所以大大多于男性信徒，经济上收入较低、家庭生活贫困、经济地位不独立是重要原因，她们信教目的具有盲目性和功利性。因此，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关心群众生活。健全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农民工多渠道转移就业，提高就业质量。加强扶持引导服务，实施乡村就业创业促进行动，大力发展文化、科技、旅游、生态等乡村特色产业，振兴传统工艺。针对妇女信教人数偏多的实际情况，应积极扶持和推广庭院经济的发展，培育一批家庭工场、手工作坊、乡村车间，鼓励在乡村地区兴办环境友好型企业，实现乡村经济多元化，提供更多就业岗位。拓宽农民增收渠道，鼓励农民勤劳守法致富，增加农村低收入者收入，扩大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特别是在那些比较贫困的地方，党的基层组织要千方百计地增加农民收入，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使他们切身感受到，只有靠自己、靠党和政府才能摆脱贫困，信教脱贫是靠不住的，尽而达到制约宗教势力发展的目的。

　　文化建设缺失，必然带来农村发展畸形。切实增强国家对意识形态的掌握能力，强化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宣传的功能，坚守传统信仰信念，引导农村宗教与乡村振兴战略相适应，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资源，才能开创宗教与新农村建设和谐发展的新局面，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