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发展的终极判断尺度在于生产力标准，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形成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新动能的重要突破口。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提出：“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新质生产力命题的提出为如何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新质生产力的生成及其发展在路径上具有共性，也具有不同时代的时代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要“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这一科学论断立足当代现实，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进行了时代化阐释，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生成的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

“新质生产力”作为理论范畴，是在动态视角下由生产力发展衍生而来的。它坚持了唯物史观中的一个核心命题，即历史地、辩证地看待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决定性作用。众所周知，生产力概念并不是马克思的首创，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是在借用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语言的基础上形成的。但马克思从来都没有将“生产力”作为不变的范畴，恰恰相反，他的理论贡献在于揭示了“新的生产力”及其影响。虽然马克思的著作并没有系统完整的“新的生产力”理论，但其相关思想却贯穿于诸多论述之中。

（一）共同体本身衍生的“新的生产力”

“新的生产力”应当被置于历史视野中来分析。毋庸置疑，生产力与人们所拥有的生产或劳动能力直接相关。然而，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在最初只能作为个体的生产力而存在，在历史早期，其发展过程是异常缓慢的。生产力之所以快速发展，与社会分工的发展和协作组织的产生有较大的关系。

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明确指出：“共同体本身作为第一个伟大的生产力而出现。”在共同体中，人类社会的生产力不仅来源于个体生产力，还来自于集体力。因此，在其著作中，马克思常常将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相等同。对于劳动者来讲，人们生活于其中的共同体，不仅是人们生活中互相联系的组织形式，更重要的在于共同体会给个人的劳动能力及其属性带来质变，从而推动生产力的最初生成和不断演进。尽管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了分工在促进社会生产中的作用，但他们仅仅将其归于一般生产力，忽视了共同体发展演化所带来的社会生产力。

共同体作为生产力的界定，蕴含着极其重要的经济学含义。首先，生产力因共同体而生成的历史过程意味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和深化。分工最初以生理分工为起点，随着生产的扩大不断推动劳动分工在更大程度上发展。因此，生产的社会性构成了“新的生产力”的一个要素。

其次，共同体本身的发展意味着交换范围的扩大。交换扩大则推动社会分工在更大范围内进行，“交换没有造成生产领域之间的差别，而是使不同的生产领域发生关系，从而使它们转化为社会总生产的多少互相依赖的部门。在这里，社会分工是由原来不同而又互不依赖的生产领域之间的交换产生的”。交换因其对共同体的影响而对生产力的形成产生影响。在相反的情况下，如果生产在整体上能够自给自足，与以商品交换为中介的分工毫无关系，则协作无从发展，生产力也就难以提高。正如马克思对印度“这种公社的简单的生产有机体”的分析：“如果人口增长了，就在未开垦的土地上按照旧公社的样子建立一个新的公社。公社的机构显示了有计划的分工，但是它不可能有工场手工业分工，因为对铁匠、木匠等等来说市场是不变的，至多根据村庄的大小，铁匠、陶工等等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或三个。”

再次，共同体本身的演化发展所带来的生产力在历史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特点。尽管分工和交换对共同体意义重大，但从共同体内部来说，生产的物质条件与人力条件的结合形式却起着重要作用。在生产物质条件与人力条件直接结合的情形下，行会规章会竭力禁止各种手工业在一个工场内实现联合，这种对共同体的“阉割”实际上阻碍着新的生产力的生成。反之，如果生产资料与工人相分离，工人被禁锢于特定工序之中并被视同劳动工具，那么这种以劳动力为起点的生产形式会深化社会分工并促进生产发展。不同劳动部门的产品买卖作为交换过程，推动着特有分工即工场手工业分工的形成，从而产生了资本主义早期的新的生产力。可见，“整个社会内的分工，不论是否以商品交换为媒介，是各种社会经济形态所共有的，而工场手工业分工却完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创造”。随着工人劳动技巧的极端片面发展，机器大规模使用就成为可能，以机器这一物质为基础利用自然力的生产力得到了快速发展。

最后，共同体的解体和变革与生产力的发展相互关联。马克思指出：“共同体以主体与其生产条件有着一定的客观统一为前提的，或者说，主体的一定的存在以作为生产条件的共同体本身为前提的所有一切形式，必然地只和有限的而且是原则上有限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使这些形式解体，而它们的解体本身又是人类生产力的发展。”在机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社会分工和共同体范围的扩大导致工场手工业的解体，分工成为生产力急剧提升的有力杠杆。在后工业社会中，以信息、数字等技术产业为起点，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和交往形式得到空前的变革，社会化程度在各个层面得到拓展，必然为生产力发展打开更广阔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提出的社会所有制无疑是其共同体思想范围的进一步扩大。在未来社会中，这显然应当成为“新的生产力”生成的重要路径。

（二）自然力利用和劳动能力发展生成的“新的生产力”

新的生产力之所以重要，其本质在于新的生产力改变了人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不仅是人本身解放的尺度，也是社会变革的尺度。不同于前人的地方在于，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的范畴和概念转化不过是现实世界发展变化的反映而已。唯其如此，“新的生产力”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命题才能进入人们的视野。

在马克思之前，重农学派单纯地将生产力归结为土地的产出能力，而资产阶级学者则是将生产力庸俗化地看作是资本的生产能力。与此不同，马克思更看重将社会生产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所拥有的产出能力。在这一系统中，生产力既依赖于自然力，也来自于处于历史活动过程的个人能力的发展，两者是统一在一起的。首先，马克思认为，“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马克思将生产力看作是人类活动的既得成果，揭示了生产力发展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由人们的活动发展而来。就共同体而言，作为主体的劳动者在生产力形成中发挥作用，同时受到共同体内部之间和外部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制约。“劳动主体所组成的共同体，以及以此共同体为基础的所有制，归根到底归结为劳动主体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而和该阶段相适应的是劳动主体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和他们对自然的一定关系。”

其次，就人们以往活动的产物而言，马克思在论述财富的形式时又指出，“财富岂不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发展吗”？在这段论述中，人对自然力的统治成为衡量人们活动能力的一个天然尺度。一方面，处于人本身之外的自然力如果被人类所利用，就可以直接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如人类对太阳能、风能和潮汐能的利用就是如此。另一方面，人本身的能力在属性上也是一种自然力，同样构成生产力的内容，而人的自身能力特别是劳动能力的开发与发展过程，也就是生产力生成和发展的过程。

最后，在社会化生产中，生产力常常直接体现为劳动的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和提高劳动生产力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劳动生产力涉及的因素很多，它“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在这里，自然力同样构成劳动生产力的内容。而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对新的生产力的生成有着重要影响，生产资料效能除了其利用程度外，更重要的是技术含量，其具体的衡量标准是机器体系对人类劳动的替代情况。一方面，建立在劳动时间节约上的生产才是更先进的生产，其代表的劳动生产力更高；另一方面，导致原有劳动资料被节约使用的或所生产出的产品在价格上变得更便宜的方法，成为发展劳动生产力的途径。“像其他一切发展劳动生产力的方法一样，机器是要使商品便宜，是要缩短工人为自己花费的工作日部分，以便延长他无偿地给予资本家的工作日部分。”当然，单纯从人的劳动能力本身看，人的素质包括技术水平、训练情况和组织情况都对生产力发展发挥作用。

（三）社会系统化创造产生的“新的生产力”

系统观是考察生产力的一个重要理论维度。生产力不仅是生产活动的产物，还与生活方式具有紧密的联系。换言之，共同生活方式在某种意义上也可催生新的生产力。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

共同生活方式之所以重要，之所以能够直接体现为生产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在唯物史观下，以物质为基础的经济生活是人类共同生活方式的基础和核心，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既体现为人与自然物质交换的过程，也体现为其相互协作共同生产并进行物质交换的过程。共同生活方式不同，生产力也必然会产生相应的差别。二是，人们从旧的共同生活方式转向新的生活方式需要具备一系列的条件，这本身就意味着人的能力的变化。“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尽管生产力变动反映了人们在体力和脑力上的进化和进步，但这种变化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人的能力始终是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下的能力。三是，在获得新的生产力之前，人们的共同生活方式本身就构成生产力的内容，只有生产力达到一定程度的质变，共同生活方式才有可能发生彻底变革。“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正如社会需要的是生产力最初发展的动力一样，共同的生活方式也是先于新生产方式的社会存在，它是维持生产力稳定并得以传承的一个重要因素。

基于上述原因，马克思始终从辩证的维度来确立新的生产力的生成逻辑。由于一定的社会形式对生产力的生成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生产力的生成过程必然是一个社会系统进化的过程。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也不是从空中，又不是从自己产生自己的那种观念的母胎中发展起来的……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有机体制在历史上就是这样向总体发展的。它变成这种总体是它的过程即它的发展的一个要素。”新的生产力只有在社会化的创造过程中才能产生，而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的一切要素均可能对生产力的产生发挥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新的生产力的生成路径就是使社会的要素特别是新的要素不断从属于新的社会共同生活方式。从机器大工业的生成和发展看，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

需要指出的是，在数字经济条件下，现代生产力的发展路径遵循了一条与机器大工业发展相反的道路，在某种意义上类似向工场手工业的复归。这是因为数字经济的核心资源，如数据、信息、数字处理技术等现代生产资料，如果以分散的形式存在，就难以发挥其功能与作用。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为了商品化生产而实行的社会分工层面的生产资料分散化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竞争等市场化行为对生产效率和效能的影响反倒退居其次。“工场手工业内部各局部劳动之间的联系，以不同的劳动力出卖给同一个资本家，而这个资本家把它们作为一个结合劳动力来使用为中介。工场手工业分工以生产资料集中在一个资本家手中为前提；社会分工则以生产资料分散在许多互不依赖的商品生产者中间为前提。”以智能汽车为例，人工智能训练必须占有大量的数据和数字资源，智能驾驶才成为可能。显然，从共同生活的社会形式出发，新的生产力的产生在不同情形下具有不同的特点。历史的具体情况需要具体分析，这是当前正确看待新质生产力生成路径需要坚持的一个原则。

当前，我国提出的新质生产力与马克思所说的“新的生产力”既具有一致性，也存在区别。相对而言，马克思更关注在社会形式质变的意义上讨论新的生产力，而当前我国更注重从构建发展动能及其影响上谈论新质生产力，但两者在其生成要素和条件上是相通的。新质生产力的生成需要诸多因素的积累，需要客观条件的发展与成熟。理解这一点，对于当前加快形成与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新质生产力包含的要素及其条件主要体现在经验和知识的积累与突破、生产要素的拓展与利用、劳动资料或固定资本的更新、生产组织制度的变革等方面。

（一）知识、经验的积累与科技的突破

从生产力的发展规律看，关于生产力的生成要素，首先从简单要素说起。马克思指出：“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它们就必须结合起来。”劳动者的经验和关于生产资料的知识对生产力的“质态”具有决定性意义。历史上每次技术革新推动的生产力革命都与这两者的互动直接相关。例如，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蒸汽机的发明与应用建立在经验物理学知识的基础之上，开辟了热能动力推动工作机器进而替代人们体力劳动的新时代。第二次工业革命建立在现代物理学基础上的电机发明和电气应用，使新生产要素跨越空间、驱动更多生产要素成为可能，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发展。信息技术革命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也是如此，不仅带动了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还推动了共同生活方式的巨大变革，使人类社会步入信息化时代。

历史经验表明，人类在对自然界认知水平上取得的突破和科技创新是产业革命的必要条件。其中，人作为主体占据重要地位。马克思指出：“生产力……既包括表现为个人特性的主体的生产力，也包括客体的生产力。”主体的生产力既包括人的体力和脑力付出带来的劳动效率，也包括人的创造力，例如对科学知识的生产性应用。有了新的科学理论基础，就能够催生出新的劳动资料和生产工具，进而形成新的分工岗位和新产业，构成新生要素或产业的形成条件，生成新的生产力。

在唯物史观中，工艺学或技艺的进步更值得引起人们的重视，它们是人对自然之关系的能动性的体现。而技术革新也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换言之，技术不能被还原为某种独特的实体性要素，似乎更应该被当作整个系统的中介和桥梁来看待。哈维指出：“技术是劳动过程的物质形式，基础性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便是通过它得到体现的。把技术等同于生产力就如把货币——作为价值形式——与价值本身等同起来，或者把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整成一回事。”在这里，人们需要将技术抽象与技术的具体形式区分开来。实际上，如果社会生产生活的整个系统发生改变，那么技术的形式也会发生改变。

进一步说，技术与科学之间存在着一条界线，即生产性运用的界线。技术之所以能够作为直接的生产力，关键在于它是物化的知识力量，而科学只是知识力量。马克思指出：“自然界没有造出任何机器，没有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自动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说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机器就是物化的知识力量的代表。如果没有科学上的创新与发展，技术进步也就不可能发生。特别是现代社会，单纯依靠经验积累已经不可能再推动技术进步了。因此，在新的生产力形成过程中，科技创新特别是基础性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无可替代。

（二）生产要素的拓展与利用

新的生产力在其内涵上首先表现为“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在生产要素中，自然要素发挥着重要作用，且科技因素更多地来自于对自然要素的利用。尽管生产力在终极意义上取决于劳动者和劳动资料两个简单的要素，但就后者而言，无论其形式如何，人们发现与否，最终要来自于自然界。自然要素是人类的财富，更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起点。马克思指出：“作为要素加入生产但无须付代价的自然要素，不论在生产中起什么作用，都不是作为资本的组成部分加入生产，而是作为资本的无偿的自然力，也就是，作为劳动的无偿的自然生产力加入生产的。”

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生产要素并非一成不变的，特别是起主导作用的生产要素更是变化的主体。材料的变革要先于劳动工具，劳动工具的变革则让位于机器体系。铁器对铜器和石器工具的取代，本身就是一部新生产力的生成史。在当代，数字化体系越来越凌驾于机器体系之上，成为取代人类脑力劳动、控制生产过程的核心因素。在这一进化过程中，科学技术起到决定性作用，日益成为生产力的第一源泉。

需要指出的是，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它的作用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更多地借助于自然要素来实现的。一般而言，科学技术渗透于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之中，使后者产生变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因。劳动者、生产工具、劳动对象均会因科技进步而改进，并促进生产力发展。在科技创新中，人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是科技革命的核心因素。从事科学发明和技术创新的人才是新质生产力的直接推动者，掌握现代技术的新型劳动者也是新质生产力的承担者。在劳动资料方面，颠覆旧技术所产生的新生产工具，往往标志着新生产力的诞生。云计算平台、大数据处理机器、区块链与人工智能设备等作为新型工具，更快地催生了新质生产力。劳动对象的变化也是生产要素拓展的结果。量子、微粒子成为生产加工的对象，数据要素被融入生产过程，它们在现代社会生产各领域里不断占据新的主导地位。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资源。在这些方面，科技的生产力作用直接体现为它催生并合并利用了新的生产要素。由于劳动对象的变革，现代社会的生产边界被大大拓展，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三）机器体系的发展和固定资本的更新

机器体系在新质生产力形成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发展新的机器体系有赖于固定资本的更新。“组织共同的家庭经济的前提是发展机器，利用自然力和许多其他的生产力，例如自来水、煤气照明、蒸汽采暖等，以及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没有这些条件，共同的经济本身将不会再成为新生产力，将没有任何物质基础。”在一定意义上，机器体系本身就是生产力，打造新机器体系的过程就是新质生产力的生成过程。

机器体系的发展对于生产要素的最新利用具有重要意义。“劳动资料发展为机器体系，对资本来说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使传统的继承下来的劳动资料适合于资本要求的历史性变革。因此，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就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在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更明确些说，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只要后者是作为真正的生产资料加入生产过程。”从现实生活看，新的生产要素被发现，往往伴随着新的机器体系的产生，而新的机器体系的发明和应用又可以促进新的生产要素的发现，从而产生新质态的生产力。

机器体系还有一种作用，就是它在改良过程中可以吸附和挖掘原来不可利用的自然要素，通过对物质的开发性利用增强自身的生产力。马克思指出：“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态。”例如，数字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可以加快产业的迭代升级，且能够因信息共享，克服传统产业模式下自然物质资源的排他性消耗。依托新能源、3D打印、网络、传感器等技术，数字机器体系可以实时采集生产数据，并进行智能分析和决策优化，实现自然物质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打造全新的技术经济生态圈。在信息网络体系下，劳动者对机器的掌控、生产信息的互通互联、生产的协同以及智能工具对产品的监测等均可通过数字化通信互联和机器操控来实现，从而形成新质态的生产力。

（四）生产组织制度的变革

物质生产的技术规律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并改变着现代社会的结构，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思想。从这一点延伸下去，社会的生产组织制度并不是可有可无的，改变社会结构意味着对旧组织制度的破坏。马克思指出：“由于最重要的是不使文明的果实——已经获得的生产力被剥夺，所以必须粉碎生产力在其中产生的那些传统形式。”

生产组织制度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它能够促进新生产力技术形式的生成，还体现在它要保证其在社会生活中取得支配性地位。因此，生产组织制度必然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点，马克思本人就特别重视现代工厂制度在机器大工业中的作用。仅仅理解机器体系对新的生产力的影响是不够的，“机器正像拖犁的牛一样，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才是社会生产关系，才是经济范畴”。新的生产力会在形成以后再失去，现代的生产力只有现代生产关系才能予以维护。发展新质生产力，在生产组织制度层面体现的新型生产关系同样重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在当代社会，随着新型数字技术的运用，零工经济、居家办公、灵活就业等新业态不断出现，生产组织制度日益多元化。生产过程之中的管理和控制制度发生了根本性改变，需要一套新的与之相适应的管理模式来适应，才能更好地促进新的生产组织的成长。此外，生产活动与消费行为的界限被打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消费领域的生产要素所有者间的关系发生改变。交换和分配关系的调整也对新质生产力的生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随着各种新型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社会分配制度随之发生变化，甚至会加剧收入分配的失衡。在新产业新领域甚至会出现垄断、欺诈以及其他不合理行为，需要加以规范和防范。

立足马克思主义“新的生产力”的思想，加快形成与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使命。加快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必须积极推进技术的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和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积极推动生产组织制度和管理制度的创新，构建好新型生产关系。

（一）积极推动技术革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技术的革命性突破首先来自于科学知识的生产性运用，其次源于科学发明向技术的转化。当前，全球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交汇期，以数据等为标志的新型生产要素，以算力、算法、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革命，以数字化、智能化为中心的新型产业、新型业态，正快速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成为新的生产力质态。只有以科学理论及发明为标志的潜在生产力尽快转变为以机器、工具和生产技术为标志的现实生产力，技术革命才能成为催生新质生产力的真正动力。

技术的革命性突破来自于物质要素的新的生产性利用，使物质要素能够在更大程度上被并入生产力。马克思指出：“大生产——应用机器的大规模协作——第一次使自然力，即风、水、蒸汽、电大规模地从属于直接的生产过程，使自然力变成社会劳动的因素。这些自然力本身没有价值。它们不是人类劳动的产物。但是，只有借助机器才能占有自然力，而机器是有价值的，它本身是过去劳动的产物。因此，自然力作为劳动过程的因素，只有借助机器才能占有，并且只有机器的主人才能占有。”新质态的机器体系的发展同样会使自然力被人们所占有，从而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技术革命性突破的重点是加快生产要素的拓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对传统生产方式变革具有重大影响。”在现代社会生产中，芯片、编码、程序、数据、信息等构成了新型劳动过程的核心要素。数据搜集、数据挖掘、数据分析、数据产品加工、数据营销等通过互联网构成了数据再生产过程，进而驾驭和改变传统生产要素投入和产出的方向、规模和结构。特别是数据处理技术系统作为新的劳动资料不仅改变了劳动的质态，还大大地改变了数字社会条件下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可见，数据、信息和网络等对传统生产要素的整合，既挖掘了传统生产要素的新能力，又能够形成数字化生产的新生产力。

实现技术的革命性突破需要一些保障性措施。一方面，要开展国家层面的联合攻关。当前，我国在一些前沿领域和尖端科技上取得了重大进展，通过实施国家科技计划，攻克了航天、高铁、特高压输送电、5G网络、锂电子电池、核能、人工智能、太阳能、风电等难关，未来还要加大对关键技术和核心环节的攻关。另一方面，要始终将科技人才放在首位，积极培育新型劳动者。不仅要优化学科设置、改革人才培养模式，还要立足教育、科技、产业人才的良性循环，完善科技人才流动、使用和激励政策，特别是要尽快培养具有国际水平的科技领军人才，加快建设高水平创新团队。

（二）创新配置生产要素，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

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的根本立足点是遵循客观经济规律，打通生产过程内部各环节之间的联系。首先是要加强科技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打破科研院所和企业在科技人才方面开展技术合作、联合攻关的障碍，出台科技人才流动、灵活使用方面的鼓励和激励政策。

创新配置生产要素，要打通数据、信息、平台、网络及信息主体之间的交流与交换渠道，提升信息收集、数据处理、数据运用、数字控制、数字交互等系统集成能力。创新配置生产要素，要立足算力、算法的改进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促进数字数据处理技术、信息交互技术和基因技术、生态技术等新型技术的融合发展，加快芯片、处理器、人工智能大模型等关键核心数字设施设备的突破速度，重视量子、微粒子等新型物质要素的研究以及新材料新能源的开发，使之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合并到新质生产力范畴中。

创新配置生产要素，要开放市场，建设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马克思曾指出：“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新质生产力的生成与发展，需要市场交换的扩大和良好的体制环境。一国经济循环畅通、对外高水平开放的发展格局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只有建设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在更大范围、更多领域和更高层次上更好地促进社会分工和协作，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开辟未来空间。

创新性配置生产要素，要重视挖掘和利用已有和新生要素，发挥社会协作的作用。在新质生产力的诸要素中，作为劳动资料的机器，“只有通过直接社会化的或共同的劳动才能发生作用。因此，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现在成了由劳动资料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技术上的必要了”。协作生产力的核心是赋能，即生产技术和劳动过程融合带来的新生产力。

当前，人口数量和经济活动规模产生的宏大数据资源使我国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时具备了充足的要素基础，占据了有利的发展条件。卫星导航、电子消费、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等领域的市场规模直接决定了我国移动出行、数据交互、虚拟交往、数字医疗等领域生产力水平的领先地位。这也是我国制造业规模位居世界第一、机器设备台数存量位居世界第一、工业机器人保有量占世界的1/3、工业互联网快速兴起的重要原因。同样，凭借稀土资源自然要素优势，我国在锂电池、光伏、新材料领域发展迅速。地理空间落差大的特点使我国在水电、太阳能储电等新能源领域占据天然的有利条件。这些新生产要素的开发是新质生产力生成过程中不可缺少的。

（三）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加快形成现实生产力

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现实存在形式，是新质生产力的客观载体。从承载新质生产力的机器体系要求出发，加快产业深度转型升级，需要加大对新兴战略性产业和新兴支柱性产业的固定资本投资。马克思指出：“机器体系随着社会知识的积累、整个生产力的积累而发展……社会的生产力是用固定资本来衡量的，它以物的形式存在于固定资本中。”在现代社会中，由于人工智能、基因技术、数字经济等的快速发展，机器体系的具体内容发生了改变，但其背后的发展逻辑与大工业时代仍有相同之处。只有加大对数字经济、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的固定资本投资，新兴产业才能发展，进而带动新质生产力的孕育和生长。

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一方面要促进产业体系的完整性，立足生产率标准，加快对老产业的改造和对落后产业的淘汰速度，加大对节能产业的开发和利用的力度，补足产业领域的短板，特别是要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加大投资，在新一代电子信息、智能产业、量子通信、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加快发展，发挥产业间的协作和合力作用。另一方面，要增强战略性产业特别是新型产业供给体系的配套性，在基础能源、技术服务、产能优化、人才培养使用等方面相互协调，发挥产业的供给优势，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活力。

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既不能脱离实际，也不能对所有产业部门搞一刀切，而应注重顶层设计，鼓励有序竞争，做好产业发展规划，特别是要注重产业调整过程中的就业问题和利益分配问题。

（四）加快组织创新与管理创新，发挥新型生产关系对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新型生产关系的支撑。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客观要求，后者又可以为前者创造有利条件，“那些使一定的生产力能够得到利用的条件，是社会的一定阶级实行统治的条件”。公有制的共同体基因及其优势更加有利于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发展。因此，要加大国有资本对新机器体系的固定资产投资。例如，在数字和人工智能产业方面，要保证大型数字平台必须由国有资本来控股。公有资本主导和科学管理是当前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方向。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者的角色及其关系，从而使不同劳动者之间的生产关系呈现出新的特点。在数字经济条件下，数字化劳动与数字资本的关系亟须加以规范。新型生产关系不是被动地适应新质生产力，它能够对新质生产力的生成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其中，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的影响尤其明显。例如，在数据、数字等新型要素的交换关系中，数据是以商品的形态独立出来的，大数据生成和使用的规模性和多样性导致信息交换行为在形式上的发展以及交换市场的扩大。“流通本身是交换的一定要素，或者也就是从交换总体上看的交换。既然交换只是生产和由生产决定的分配一方同消费一方之间的中介要素，而消费本身又表现为生产的一个要素，交换显然也就作为生产要素包含在生产之内。”随着新型要素和新商品形式的交换急剧扩大，确保交换过程的公平性显然是必要的。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推进组织创新与管理变革。只有完善新的收入分配机制，促进信息、数据、数字处理技术等新要素按其贡献参与分配，才能更好地调动相关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鼓励形成混合所有制的新经营主体，使之适应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的特点和要求，推动新组织、新业态和新模式的形成。因此，政府部门有必要理顺新兴产业、新型生产要素间的权责和利益关系，加强对新质生产力主体即劳动者的保障和保护，保障各新型要素和新质生产力承载方的合理利益，对侵蚀新质生产力各参与主体利益的行为加以规范。要尽快出台和完善针对新领域、新产业与新业态中劳资关系的规范性法规；完善新的收入分配机制，促进信息、数据、数字处理技术等新要素按其贡献参与分配。只有积极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健全新要素、新产业、新组织质态和新业态参与收入分配的机制，才能加快资源向新质生产力的汇集，促进其形成与发展。